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九：陀氏研究结果

　　第九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们

　　19世纪我们的精神与智力的历史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现象为一个分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现象意味着，在俄罗斯诞生了新的灵魂。在40年代的斯拉夫主义和浪漫主义与20世纪初的精神潮流之间有一个精神上的转折，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内在的悲剧性把我们与40年代分开。我们走进了另一些精神维度，它们是那个较为安静和幸福的时代的人们所未知的世界。我们不仅属于另一个历史时代，也属于另一个精神时代。我们的世界观成为一种悲剧的世界观。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种给我们的。基里耶夫斯基①们、霍米亚科夫们、阿克萨科夫②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还有我们与他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信仰和思想，但他们还都没有那样一种悲剧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后来甚至侵蚀了那些相对平和、坚定的人们，比如E．H．特鲁别兹科伊公爵③。40年代的人们还生活在日常的节奏之中，他们还能感觉到自己脚下坚实的土地，还具有那样一种情怀，即，人们还信奉着充满幻想的、浪漫的理想主义。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还没有形成断裂。奥多耶夫斯基④和斯坦凯维奇⑤，与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很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人们有相似之处。甚至相互敌视、争吵的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也比那个时代的人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辟的时代之后的人们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一个人可以信仰上帝，另一个人可以不信仰上帝；一个人可以是俄罗斯热爱者，另一个人可以是欧洲热爱者，可是，这个或那个终究属于同一种心灵结构，有着同样的心灵组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那些追随他的精神的人们，心灵结构改变了。经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灵魂，开始转向未知的、可怕的未来。这些灵魂渗透着启示录的情绪，完成着从心灵的中间地带向心灵的边际地带、向两极的过渡。这些灵魂经历着40年代的人们所不知道的分裂；他们还更为和谐，虽然懂得悲伤和痛苦，但还不曾遭遇过双重人——他们那里还没有出现魔鬼，他们还没有思考反基督的问题。40年代的人们，还有60年代的人们，还没有生活在启示录的氛围之中，他们还没有达到最后与极限，也不曾思考所有事物的终结问题，“启示录”一词是在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同时，是被那些排斥它的宗教教条意义的人所接受的。没有人能够否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一切都陷入了启示录的氛围之中，如果愿意实事求是地描述这一氛围的话。就是在这一氛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俄罗斯精神某种根本性特征。

　　〖注释〗①  基里耶夫斯基(1806—1856)，俄国哲宗教学家〔宗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政论作家，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

　　〖注释〗②  阿克萨科夫(1817—1860)，俄国政论家，批评家，斯拉夫思想家。

　　〖注释〗③  E．H．特鲁别兹科伊（1862—1905），俄国哲学家。

　　〖注释〗④  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公爵，俄罗斯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被西欧誉为“俄罗斯的霍夫曼”。

　　〖注释〗②  H．B．斯坦凯维奇(1813--1840)，俄罗斯19世纪的“西欧派”，“斯坦凯维奇小组”创始人。〖注释结束〗

　　40年代的人们是富于理想主义情绪的人道主义者。就是在斯拉夫主义者的东正教中，也可以感觉到非常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当然，霍米亚科夫在自己卓越的教会思想体系中，是一位基督教人道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了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危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具有俄罗斯意义，也具有世界性意义。从此，对待人的问题的态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如果说人道主义认为，人是三维的存在，那么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已经是四维的存在。正是在这新的一维中发现了非理性本原，它们推翻了人道主义的真理。在人身上打开了新的世界，于是所有的对未来的展望都改观了。人道主义未能洞察人性的整个深度，不仅肤浅的唯物主义人道主义，而且较为深刻的唯心主义人道主义，甚至基督教人道主义都未能洞察这一深度。在人道主义中，有太多的自满和乐观。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爱说的，人性的现实，更多的是悲剧性，其中包含着比人道主义意识所能想像的要巨大得多、要多得多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已经不可能再是原有词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了，已经不可能再是“席勒们”了。我们注定成为悲剧式的现实主义者形象。这一悲剧式的现实主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来临的时代的精神的典型特征。这赋予此后一代代人难以担当的沉重的责任。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关于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的问题，这些“该死的问题”成为太活生生的、太现实的问题。一切都变得过于严肃。如果20世纪初反映精神探索和精神潮流的一代文学没有能够站在应有的精神高度，如果有时其中道德性格的缺陷让人震惊，正是因为，一切都变得过于严肃了，过于现实（在其本体论的词义上）了。对40年代的作家和思想家还没有提出如此严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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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新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思潮，它们与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的实证论与唯物主义的传统思想分道扬镳，这时，他们都站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旗帜下，罗赞诺夫①，梅列日科夫斯基，《新路》杂志圈子，新基督教信奉者，布尔加柯夫②，新唯心主义者，列·舍斯托夫①，安·别雷②，维·伊万诺夫③——所有这些人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是在他的精神中孕育诞生的，解决着他所提出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发现了具有新精神的人，发现了一个对前辈们来说被遮蔽的、巨大的新世界。在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文学中开始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比托尔斯泰的影响更为强大和深刻，尽管也许托尔斯泰的影响表面看更抢眼。托尔斯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容易接纳得多，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更快地成为人们的导师。他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一位道德说教者。但俄罗斯最为复杂的、精细的整个形而上学思想是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铺设的轨道发展的，一切思想皆由他而来。我们可以建立起两种心灵结构、两种类型的灵魂，一种是能很好地领会托尔斯泰的精神，一种是能很好地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而且，那些非常热爱托尔斯泰的精神财富和托尔斯泰道路的人，是一些很难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托尔斯泰类型的人经常表现出，不仅不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真正地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亲近和谐的托尔斯泰的一元论和纯理性主义的灵魂，不能理解悲剧的、矛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使他们惊恐，对于他们来说，他不是基督教的，甚至是反基督教的。而正是那位赎罪思想本身对他比对任何人都更格格不入的托尔斯泰，正是那位完全失去了内在的对基督的感情的托尔斯泰，被认为是真正的基督徒，忠实于《福音书》的遗训。具有一种独特的对基督的感情和对基督的爱、整个地献身于赎罪的秘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认为是黑暗的、可怕的、敞开了撒旦深渊的非基督教的作家。这里，争论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是两种选择的意志、两种对存在的基本感觉的冲突。但无论怎样，就创造性的宗教思想讲，托尔斯泰一无建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异乎寻常地硕果累累。所有这些沙托夫们、基里洛夫们、彼·韦尔霍文斯基们、斯塔夫罗金们、伊万·卡拉马佐夫们都已经出现在了20世纪，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时代，他们还不是真实的实际存在，只足一种预见、 一种预言。在第一次、小规模的俄罗斯革命中，在第二次、大规模的俄罗斯革命中，那些在70年代还被遮蔽的、未显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情节都展开了，显露出了俄罗斯革命，非政治性的俄罗斯革命的所有宗教极限。俄罗斯革命使我们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当其他大部分俄罗斯作家成为革命前时代的作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被认为是革命时代的作家。他一生写的都是作为精神现象的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精神现象，这一现象预示着俄罗斯正飞向深渊。在他本人身上也有一个吸引和诱惑的深渊。从他那里开始了一个“该死的问题”的时代，一个更深刻的“心理学”时代，一个地下的、造反的、割断与稳定的日常生活的一切联系的个人主义时代和被他预见的与此对立的另一极——造反的、没有个性的集体主义时代。所有这一切都在革命潮流内部本身得以揭示，在其中到处可以碰到沙托夫和彼·韦尔霍文斯基，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伊万·卡拉马佐夫和维尔西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并塑造了极好的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从来没有停留在心灵—肉体生命的表面。在狭义的、准确的意义上讲，托尔斯泰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出色得多的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灵者，他的“心理学”总是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心灵生活的深处，深入到上帝和魔鬼相遇的地方。我们早巳步入了那样一个时代——不是对“心理学”问题感兴趣，而是对上帝和魔鬼问题、对终极的问题感兴趣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革命的命运都以上帝和魔鬼问题的解决为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开创了一个“心理学”的时代——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面的特征，他还带我们走出心理主义的没有出路的怪圈，引导我们的意识走向最后的问题。列·舍斯托夫想要论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独特的“地下人”心理学家也是错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心理学只是人的精神道路上的一个瞬间。他没有把我们留在没有出路的“地下人”心理学怪圈中，而是引领我们走出这一怪圈。

　　〖注释〗①  罗赞诺夫(1856—1919)，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政论家。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一书享有盛誉。

　　〖注释〗②  布尔加柯夫(1871—1944)，俄罗斯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政治经济学教授。与别尔嘉耶夫等一起，是20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作为一种哲学的伊万·卡拉马佐夫》。

　　〖注释〗③  列·舍斯托夫(1866—1938)，俄罗斯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与别尔嘉耶夫等一起，是20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的哲学》。(www.chuimin.cn)

　　〖注释〗④  安·别雷(1880—1934)，俄罗斯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哲学家，语言学家，象征主义理论家。

　　〖注释〗⑤  维·伊万诺夫(1866—1949)，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神话·神秘主义》。〖注释结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只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心理学家，不应当仅从这方面寻找他所创造的形象的独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一点我试图在我的整部书中加以揭示。他是最伟大的俄罗斯形而上学者，并且我们所有的形而上学思想都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生活在激烈的火一般的思想氛围中。他用这些思想感染人们，吸引着那个圈子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面包，没有它们就不能存活。不解决上帝和魔鬼的问题、不死的问题、自由问题、恶的问题、人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就不能存活。这不是奢侈，而是必须。如果不存在不死，就不值得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思想。在他那里，思想是活生生的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形而上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教会了我们思想的这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必需的特征，我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孩子。但愿我们能以那种“精神”提出和解决那些“形而上的”问题，他曾以那样一种精神提出并解决它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学”比弗·索洛维约夫的“形而上学”对我们更亲近。也许，“形而上学”所能蕴涵的唯一意义，就是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所具有的意义。弗·索洛维约夫过于沉迷于驳倒他所沉迷的形而上学，而没能达到真理的具体性。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亲近的，在某一点上与陀氏发生了隐秘的碰撞，也许，最有可能是他的《反基督的故事》，但他与陀氏是一个并列的现象，他不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中诞生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创造性的想像力中诞生了B．罗赞诺夫，罗赞诺夫也许是最近十年中最杰出的俄罗斯作家。甚至B．罗赞诺夫迷人的风格也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人物的风格。在B．罗赞诺夫那里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形而上学的具体性和必要的鲜活性。他解决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但B．罗赞诺夫现象也说明了隐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中的危险性。有时B．罗赞诺夫的话语就是充满天才的、激情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本人高谈阔论的那些话语的哲学化表达。B．罗赞诺夫完全缺乏任何精神的自我约束，这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也许正在使人变得衰弱无力。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思想体系也诞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思想体系已经孕育在《加利利的迦拿》一章和陀氏关于神人与人神的思想中。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帮助梅列日科夫斯基找到区分基督与反基督的尺度。他①本人就陷于双重思想之中。这也提出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不能成为导师？

　　〖注释〗①  指梅列日科夫斯基。〖注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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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教会了我们许多，为我们揭示了许多。我们现在正消化吸收着他的精神遗产。但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活的老师。不能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道路，不能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方式生活。很难从他身上获取生活之路的知识和技能。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中不仅隐藏了伟大的精神财富，而且也隐藏了巨大的精神危险。在俄罗斯灵魂中存在着自焚的渴望，存在着危险的对死亡的狂喜和迷恋。其中精神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很弱。我们决不能提倡悲剧，不能把悲剧作为必由之路来宣扬，不能传授经历分裂和黑暗的经验。可以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揭示的人的悲剧，并以此感受丰富我们自己，但把它作为生活的必经之路而教导人们去经历这一悲剧，是万万不可的。可以产生悲剧的迷狂的狄奥尼索斯天性，应当被作为一种原始的客观存在、一种存在的本原、一种人之命运得以完成的环境来接受。但不能提倡狄奥尼索斯天性，不能赋予它以正常的特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正常来谈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这一点在我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的问题时就已经指出了。确立一种应有的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相当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仅说明，俄罗斯民族中蕴涵着最伟大的精神可能性，也同样说明，这一民族是一个精神病态的民族。这一精神上极具天赋的民族，非常难于约束自己的精神，比西方民族要困难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指出精神的自我约束之路、心灵自然力量的成型之路、培养女性化的民族心灵的男性精神之路。俄罗斯人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这应当被认为是我们民族的缺陷。培养道德性格，培养男性精神品质，这是我们主要的生活任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有助于这一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有助于培养我们真正的精神自主，使我们摆脱一切奴役？我力图证明，自由的激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的激情。但他并没有教会人们怎样获取自己的精神自由、怎样获取道德的和精神的自主、怎样使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摆脱低级的自发力量的控制；他不是“自由”这门课的老师，虽然他教导自由是生活的根基。狄奥尼索斯悲剧、分裂、深渊仿佛成了人唯一的道路；通向光明之路必须经由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在于，他指出了怎样在黑暗之中燃起光明。但俄罗斯灵魂倾向于沉浸在自发力量的黑暗之中，并且如果可以的话，会听任在其中待到地老天荒。它很难走出这一自发力量的黑暗，很难控制自己激烈的自然本性。俄罗斯人还具有独特的个性感和个人命运感，但又无力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被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所瓦解，无力使个性成为一种坚固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俄罗斯精神和人类精神的伟大发现。但当精神被心灵混乱无序的自发力量所控制时，他没有表现出那种成熟的男性精神以约束它，使它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目标。在俄罗斯，精神依然在心灵的自发力量中游荡。这也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在我们民族精神最伟大的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我们依然没有健康的、成熟的民族意识，我们依然没有完成费希特及拥有其精神的人们为德意志民族所完成的事情。这以一种致命的形式反映在俄罗斯革命的进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致命的双重性。一方面，他赋予个性本原以独特的意义，是“个性原则宗教”狂，这是他最有力的一面。另一方面，“共同性”与集体主义在他那里又起着巨大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民粹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诱惑，它与个人责任原则、个人精神原则并行。俄罗斯人的宗教“共同性”思想常常是一种虚假的幻想、想像，它把俄罗斯人民理想化，把人民集体理想化为精神的载体。但俄罗斯人民最需要的是个人责任思想、自我约束的思想、个人精神自主的思想。只有在这方面进行精神革命才能使俄罗斯人民健康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一半是面向这一任务的，有助于它的实现；另一半，受惑于俄罗斯的民粹主义和俄罗斯集体主义，亦即妨碍着这一任务的实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的形象中，俄罗斯不喜欢中间地带文化的特征找到了自己的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俄罗斯文化的伟大现象，是它的顶峰。但他也意味着世界文化的危机。诞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那些思潮，都处于文化危机之中，处于对近代文化成就的不满中。这一危机、这一不满必定在文化的顶峰中被异常尖锐地感觉到。文化最伟大的、全部的价值在于它是中间地带，它的成就没有终极和极限。文化不能达到、不能实现存在本体。文化不是本体，它只是象征，是符号。文化的危机，是文化象征主义的危机，它①正是在象征主义者那里已经到达了它力量的最大极限。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悖论：象征主义是克服象征意义的渴望，是把象征性文化转化为本体性文化，其中，达到的不是终极现实的象征，而是终极现实本身。结果，这些文化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天真地待在文化的象征意义里，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象征意义，并相信所有文化成就的现实性——却不是象征主义者，不是象征意义的克服者。文化的危机还意味着，渴望从中间地带走向某个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的终结。在文化危机中有某种启示录的目的。它在尼采那儿存在，在更高意义上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也存在。但启示录情绪，向往终结，怀疑和敌视一切中间地带文化的态度，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须在俄罗斯精神气质的这些特征中寻找我们的精神特质的根源和我们精神疾病的根源。否定中间地带文化，是俄罗斯人身上危险的特点，这也是虚无主义的特点。如果文化危机发生在世界文化的顶峰上，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那么，这一危机就具有了与在另一处发生的危机——在俄罗斯民众那里发生的危机（他们还不具有真正的文化，处于前文化和半文化之中）——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具有较高的、精致的文化人那里唤醒的是本体意识，唤醒的是从创造象征性文化价值转向创造真正的存在的渴望；而在具有较低文化的俄罗斯民众那里，他可以使对文化的爱好和对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两种情况并行不悖。启示录主义与虚无主义在我们这里总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遇。它们本来是可以更为准确和明晰地区分开来的。俄罗斯人非常乐意从自己身上扯去一切文化外衣，在赤裸中表现存在本体。但存在本体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文化的价值反而被击碎。因此，我们尤其需要建立一种意识：文化是通向存在本体之路，神性生活本身是最高的精神文化。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托尔斯泰的影响对于俄罗斯是致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是双重的。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命运。但毕竟应当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化危机，但他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是文化的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示录向往是与承认历史、历史遗产、历史价值和历史继承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应当感到我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继承人。

　　〖注释〗①  即文化象征主义。〖注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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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够担当精神训练和精神道路的导师，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就像我们的心理主义那样，应当在我们身上被克服的话，那么，有一点他仍然是导师，即他教导经由基督发现黑暗之中的光明，发现最堕落的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教导爱人，并尊重人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引领我们穿越黑暗，但他的最后一个词语不是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完全不是阴郁的、没有出路的悲观主义。在他那里，黑暗本身携带着光明，基督之光将战胜世界，照亮所有的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本身，不是阴郁的基督教。这是一—白昼的、约翰的基督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未来的基督教、给永恒的福音——自由与爱的宗教之庆典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在基督教中，有许多东西死掉了，它产生了许多死尸的毒素，毒害着生命的精神源泉。基督教的许多东西，已经不像活的机质，而像矿石。出现了尸体般的僵化。我们僵死的嘴说着僵死的话，话语中，精神已经飞离而去。精神是自由的呼吸，但它不想在宗教上已经死亡、死尸般僵化的灵魂中呼吸。灵魂应当被融化开，应当经受第二次火的洗礼，以便让精神在其中重新开始自由地呼吸。反基督精神在世界的胜利，信仰的丧失，唯物主义的生长——所有这一切都是基督教内部、宗教生活内部正·在·来·临·的死亡和僵化的再度后果。日益成为僵化的经院哲学的基督教、成为死气沉沉的、拘泥于形式的说教的基督教、陷入教权主义的蜕化的基督教不可能成为复兴的力量。在基督教内部应该进行一次精神的更新与复兴。如果基督教是永恒的宗教，它就应当成为正在来临的新时代的宗教。基督教应当开始一场创造性运动。这样的运动已经久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融化了僵死的灵魂，将带它们经历一场火的洗礼。他为精神创造性地复兴、为其中必将诞生新的和永恒的、活生生的基督教的宗教运动扫清了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堪称宗教改革家。托尔斯泰粉碎基督教的一切遗产和价值，并试图发明自己的宗教。如果他的功绩可以被承认的话，那么，这些功绩是否定性的和批判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发明新的宗教，他依然信仰永恒的真·理·、永恒的基督教传统。但他在基督教中唤醒了一种新的精神，唤起了不毁坏、不取消任何东西的创造性运动。他甚至准备承认一切旧有的公式，但在其中注入新的精神。他面向未来，面向基督教以极其独特的旧有的方式存在的时代。他使人们重新想起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只成了一个僵死的符号的《启示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更高的意义上是基督教复兴的富有成效的成果。它们是一种预言现象，指出了伟大的精神的可能性。但在这些伟大的创作中深深地烙上了俄罗斯性格的双重性，其中给出了俄罗斯巨大的可能性，也给出了俄罗斯巨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应当从精神层面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从内部认清和净化他所呈现的经验。

　　现在已经进入灾难性历史进程的西欧转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由于命运的支配，西欧走出了资产阶级的自满状态，在世界战争的灾难之际西欧曾指望永久地栖息其中。欧洲社会长期以来固守在存在的表层，并自满于表面的生活方式，它希望就这样世世代代地居于大地表面。但就在那里，在“资产阶级”已经很巩固的欧洲却看到了地下的火山岩层，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欧洲民族的精神深渊。到处都会发生由表层向深渊的运动，尽管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向地面、向外的运动，比如战争和革命。就在这灾难和震荡中，听到了精神深渊的呼唤，西欧民族带着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巨大的内在需求走向了这位既是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天才，他是人精神深渊的发现者，他预见了不可避免的世界灾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价值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存在向世界宣告了俄罗斯民族的存在，并将在各民族接受末·日·审·判·的时候为自己的同胞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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