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灵魂

　　第七章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骨子里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作家。不可能想像他在俄罗斯之外。根据他可以猜透俄罗斯的灵魂。他自己本身就是俄罗斯天性的一个谜。他在自己身上糅合了这一天性所有的矛盾性。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人可以了解俄罗斯。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反映了俄罗斯的精神结构并认识了它，而且他还是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自觉的代言人。在他身上反映出了我们民族自我意识所有的悖论和所有的疾病。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罗斯思想的宣扬者，在他身上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俄罗斯人的恭顺和俄罗斯人的自负，俄罗斯的全人类性与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在他著名的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俄罗斯人，说道：“恭顺吧，骄傲的人！”不过，他倡导的恭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恭顺。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最恭顺的民族，但他以这一恭顺为骄傲，以这一恭顺为骄傲的俄罗斯人并不罕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神意的载体”的民族，唯一的“神意的载体”的民族。这种独特的弥赛亚意识不可能被认为是恭顺的意识，这是犹太民族古老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欧洲的态度也是双重的和矛盾的。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欧洲及其伟大的历史遗产的真正的热爱者。他说出了关于欧洲的惊人话语，而这些话语从来没有一个西方人说过。在他对欧洲的态度中说明了俄罗斯精神的全人类性，说明了俄罗斯人就像感受自己的祖国一样感受世界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能力。但还是他，否定了欧洲民族是基督教的民族，是他给欧洲下了一个致命的判决。他关于其他民族，如法兰西、波兰、犹太民族的评判中，有许多不公正。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总是这样：要么狂热地否定整个俄罗斯，完全摒弃家园和故土；要么狂热地肯定整个俄罗斯的特权地位，而这时，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就都属于低等民族。在我们民族的意识中，从来就没有一个“度”，从来就没有平静的、非狂热的、非歇斯底里的信心和坚定。在我们最伟大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也没有这种坚定性，缺乏完全发育成熟的、男性精神的民族意识；在他身上感觉到的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病态。

　　俄罗斯的精神结构十分独特，与西方人的精神结构有很大区别。在俄罗斯—东方揭示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它可能是与整个西方世界、整个欧洲民族完全对立的世界。西方敏锐的人们也很好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俄罗斯—东方之谜吸引着他们。俄罗斯有着辽阔的平原，无限的远方。在俄罗斯地貌上，没有十分鲜明的形态和疆界；在俄罗斯大地的构造中，没有多样复杂的高山和盆地；没有可以标示出每一部分形态的分界线。俄罗斯的大自然到处是一马平川，总是通向无限的远方。俄罗斯的精神地理与俄罗斯的自然地理十分吻合。民族的地貌结构、自然地理总是民族的精神结构、精神地理的象征表达。一切外表的东西总是内在的东西的表达，是精神的象征。俄罗斯大地的平坦辽阔、没有界限、没有尽头、没有形态，只是俄罗斯灵魂辽远无边、没有分界，民族天性不受形式限制的表达。所有这些只是俄罗斯人天性的象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白白生活在这片或那片大自然中，生长于这块儿或那块儿土地。这里有着内在的联系。自然本身、土地本身决定了民族精神的基本取向。俄罗斯的平川，俄罗斯的峡谷，都是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在俄罗斯大地的结构中可以感受到，人很难控制这片土地、赋予它形式，并以某种文化征服它。俄罗斯人受制于自己的自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本能力量。这意味着，在俄罗斯人的精神结构中，形式不能制约内容，精神不能制约肉体。在俄罗斯大地的结构中还可以感受到，俄罗斯人很难形成精神的自我约束。灵魂在无边的旷野上游荡，走向无尽的远方。没有尽头的远方吸引着俄罗斯灵魂。它不可能生活在界限与形式之中、生活在分化的文化之中。这个灵魂渴望终点和极限。因为在自己大地的结构中、在自己的自然中，它不知道什么叫生活的界限和形式，也从没有遇见过有条理的轮廓和分界。就其基本的情绪和渴望讲，这是一个启示录的灵魂。这个灵魂对神秘的和启示录的气息异常敏感，它不会像欧洲人的灵魂那样成为稳固的东西，也不会戴上宗教与文化的枷锁。这个灵魂向所有的远方敞开，渴望历史终结的远方。它很容易挣脱一切根基，在自发力量的风暴中飞驰而去，到达无限的远方。它迷恋在俄罗斯大地无边的旷野上流浪。形式的缺失，约束的无力，使得俄罗斯人没有真正的自我保存的本能，他轻易地就毁灭自我，燃烧自我，消失在旷野。安·别雷在自己献给俄罗斯的诗歌中有这样精彩的诗句：

　　　　消失在旷野中，消失了，

　　　　俄罗斯，我的俄罗斯！①

　　〖注释〗①  引自安·别雷的诗《悲伤》(1908)。〖注释结束〗

　　俄罗斯灵魂可以达到陶醉于死亡的境界。它很少珍视什么，很少持久地眷恋于什么，它不像西欧人那样，与文化存在着联系，受制于传统和习俗。俄罗斯人在还没有认识当下的文化形态时，可以异常轻易地经受文化危机。俄罗斯人典型的虚无主义就由此而来。他很容易拒绝科学和艺术，拒绝国家和经济，反抗那些既有的联系，而向往未知的王国、未知的远方。俄罗斯灵魂能够担当极端激进的试验，这是过于拘泥于形式、过于条分缕析、过于局限在藩篱之中、过于紧密地与自己种族的传统和习俗捆绑在一起的欧洲灵魂所不能担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进行的这些精神试验只有俄罗斯灵魂可以担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察了人类灵魂的无限可能性。西欧灵魂的形式和界限、它的文化联系、它的理性的僵化对于这种考察都形成障碍。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可能存在于俄罗斯，只有俄罗斯灵魂可以成为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现的考察材料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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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独特的民粹主义者。他信奉和宣扬宗教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俄罗斯本土的精神产物。在西方没有民粹主义。这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只有在俄罗斯才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和“人民”永恒的对立，才可以看到把“人民”理想化，对他们顶礼膜拜，在“人民”中寻找真理和上帝。民粹主义永远是俄罗斯文化阶层软弱的标志，它缺乏健全的使命意识。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灰暗的、庄稼汉的王国，它被沙皇统治着，其中，各社会阶层的发展极其微弱，高高在上的文化阶层的人数不多且相对弱小，但俄罗斯却有着过于庞大的保卫国家的机器。俄罗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迥异于欧洲社会，结果导致，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文化阶层面对人民的自发力量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面对茫茫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感到了一种被大海吞灭的危险。而文化阶层却是由于沙皇政权对人民有过分高的文化要求而被支撑着、存在着。在人民的意识中被认为是宗教上合法的沙皇政权，既保护文化阶层远离人民的愚昧，又驱逐文化阶层。于是文化阶层感到自己是在钳夹之中。19世纪的文化阶层——从那一著名的时期起开始称自己为“知识分子”——的意识是悲剧式的。这一意识是病态的，其中没有一种健康的力量。高高在上的文化阶层，在俄罗斯历史中没有牢固的文化传统，感觉不到自己与分化的社会，与那些强有力的、以自己光荣历史的往昔为骄傲的阶层的联系，这一阶层被置于俄罗斯历史两种隐秘的自发力量之间——沙皇政权的力量与人民生活的力量之间。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本能，该阶层开始时而把这一元素理想化，时而把那一元素理想化，时而把两者一起理想化，在它们当中寻找支撑点。面对人民像大海一样的、黑暗的、无底的深渊，文化阶层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无助和被这深渊吞没的可怕的危险。于是，文化阶层——在“平民知识分子”加入进来之后开始被称为“知识分子”——向人民的自发力量妥协，开始屈从于这一对它造成威胁的、要吞没它的自发力量。“人民”被“知识分子”想像为一种神秘的、异己的、极具吸引的力量。在人民中隐藏着真正的生活的秘密，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真理，存在着被文化阶层丢失的上帝。“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不是俄罗斯生活的有机阶层，失去了整体性，失去了自己的根。整体性保存在“人民”中，“人民”过着有机的生活，他们知道某种直接的生活的真理。文化阶层在人民面前无力承认自己的文化使命，无力承认自己为人民自发力量的黑夜送来光明的责任。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光辉，不相信自己的真理，质疑文化的绝对价值。出现在我们文化阶层的这样一种对待文化的态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使命。在这里，文化的真理遭到宗教的、道德的和社会的怀疑。他们认为，文化产生于非真理，为它付出了太昂贵的代价；文化意味着与人民生活的断裂、意味着破坏有机的整体性；文化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它远离人民，漠视人民。这一罪孽感在整个19世纪折磨着俄罗斯知识分子，损害着文化的创造力。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完全没有意识到文化的绝对价值和创造这些价值的绝对意义。文化的价值遭到了道德的质疑。这对于俄罗斯民粹主义是十分典型的。他们认为，真理不应该在文化中、在它客观的成就中，而是在人民中、在有机的自发的生活中寻找；宗教文化、精神文化不是宗教生活，有机的、自发的生活习俗才是宗教生活。这就是我给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总体评价，其中不考虑它的各种倾向性和它们的细微差别。事实上，我们这里民粹主义首先分为宗教的和唯物主义的，但即使是在唯物主义的民粹主义中——这是我们的文化阶层的蜕化——也显露出宗教民粹主义的精神特征。俄罗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与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者有着相似的特点：同样把人民理想化，同样怀疑文化的价值。在我们的极“左”和极“右”派中，有时有着惊人相似的特点，隐藏着同样的敌视文化的“极端反动”的自发力量，在对立的两极表现出同样的我们民族精神的疾病，即，同样的未被揭示和未发育的个性原则、个性的文化、个性责任的文化、个人人格的文化；同样的精神上不能自律，没有耐性，不是在自身而是在自身之外寻找真理。俄罗斯历史中骑士精神的缺乏给我们的道德文化带来致命的后果。俄罗斯的“集体主义”和俄罗斯的“共同性”被奉为俄罗斯人民伟大的优点，是它使俄罗斯人民远远高于欧洲人民。但事实上，这意味着个性、个性精神在俄罗斯人民身上还没有完全苏醒，意味着个性还处在人民生活本性的自发力量的重压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的意识能够感到真理和上帝不在个性之中，而在人民之中。

　　什么是民粹主义意识的“人民”？这一隐秘的力量是什么？首先，“人民”这一概念本身至今还是模糊不清、含糊其辞的。民粹主义意识的“人民”在主要形式上，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一个整体的组织，不是所有阶级、所有社会阶层、所有宗族都包括在其中的一个组织，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和贵族，也有农民，既有商人和市民，也有工人。“人民”一词在民粹主义意识那里不是这一本体论的和唯一合理的含义，它首先具有社会—阶级的含义。他们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和工人，处在社会最底层，靠体力劳作为生。因此，贵族，工厂主或商人，学者，作家或艺术家——不是“人民”，不是“人民”的有机部分，这些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而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在我们“左”的革命的唯物主义的民粹主义中，最终占上风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阶级的“人民”概念。但奇怪的是，在宗教的民粹主义中，在斯拉夫主义中，同样是这一社会—阶级的“人民”概念，而这是与斯拉夫主义意识的本质倾向尖锐对立的。对于斯拉夫主义也好，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人民”首先是平民、农民、庄稼汉。对于他们来说，文化阶层脱离了“人民”并成为“人民”和人民真理的对立面。真理在庄稼汉中，而不在贵族中，不在知识分子中。庄稼汉保持着真正的信仰。具有较高文化的阶层已经被剥夺了感觉自己是人民的有机部分、在自己的深处发现人民的本性的权利。如果我是贵族或商人，如果我是学者或作家、工程师或医生，那么，我就不能感觉我是“人民”，我应当觉得“人民”是与自己对立的隐秘的力量，在它面前，应当把它当作最高真理的拥有者垂首膜拜。这样，内在地对待“人民和人民的东西”就成为不可能，因为，这依然是超验的态度。“人民”首先是“非—我”，是在我对面的，是我顶礼膜拜的，在它身上蕴涵着我身上所没有的真理，在它面前我是有罪的。但这是奴隶的意识，其中没有精神的自由、没有个人精神价值的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荒谬的“民粹主义”与他让维尔西洛夫说出的关于贵族的精彩的话语相矛盾：“我不能不尊敬我的贵族身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创造了任何地方还不曾有过的高级的文化类型，这是整个世界还没有的类型——这是为所有人忧虑的全宇宙文化类型，这是俄罗斯的类型，但因为它是被俄罗斯人民的高文化阶层所创造，所以我也拥有一份属于它的光荣。它在自身中蕴涵着俄罗斯的未来。也许我们总共就一千人——或多些，或少些，但整个俄罗斯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孕育这一千个人。”

　　那些最伟大的俄罗斯天才在自己精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峰顶，感到“高处不胜寒”了，承受不了高处的感觉和高山上的精神自由了，他们害怕孤独，狂奔下去，投到低处人民生活的怀抱，并期望从与这一自发力量的结合中获得更高的真理。这些卓越的俄罗斯人没有源于高山的激情。他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害怕寒冷，从而在人民集体的生活中寻找温暖。这一点，俄罗斯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欧洲的天才尼采的。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高处不胜寒”，奔下山来，这股黑色的、巨大的、神秘的人民的自发力量吸引着他们。他们更指望在人民中间找到真理，而不是在高山上。这就是我们民族意识的第一批表达者——斯拉夫主义者。他们站在欧洲文化的顶峰，而自身是文化上的俄罗斯人。他们懂得，文化只能是民族的，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比我们的“西欧派”更似西方人。但他们在庄稼汉的王国面前低下了头，坠落到它神秘的深渊。他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捍卫自己的真理、并把它作为民族的、社会的真理予以深刻揭示的力量，于是误入歧途，把“人民”理解为平民，理解为文化阶层的对立面。而这给我们民族的自我意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左”的反宗教的民粹主义掌握了社会—阶级的“人民”概念这一致命的果实。“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鸿沟加深并合法化了。民族的意识变得不可能了，只有民·粹·的意识成为可能。同时，“人民”就是民族，就是一个神秘机体，这样一种观念奠定了斯拉夫主义的基础。但斯拉夫主义者也成为这一疾病——我们文化阶层的疾病的受害者。也正是这一疾病击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把“人民”分解为阶级的概念，这给民粹主义意识带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它本身也发生了向民粹主义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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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粹主义是独特的民粹主义，是宗教民粹主义。但斯拉夫主义者也信奉宗教民粹主义。科舍廖夫①说，俄罗斯人只有与东正教在一起才是好人，如果没有了东正教，就是坏蛋。斯拉夫主义者相信，俄罗斯民族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世界上唯一的基督教民族。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信仰属于另一个时代。斯拉夫主义者依然感觉自己是牢固地扎根于土地，依然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是坚实的。他们是日常生活的人，只知道日常生活的舒适。在他们身上依然是很强烈的俄罗斯地主的自满，这些地主在自己家园的安乐巢中长大，一生都是这些安乐巢的主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对灾难性的、未知的、启示录的未来的预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完全属于悲观世界观的时代、信奉《启示录》的时代。他的弥赛亚的人民意识是普世的、全世界的，面向整个世界的命运。斯拉夫主义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还是“乡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欧洲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斯拉夫主义者，它无可比拟地更为复杂、更为紧张。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改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不再倾向于把彼得一世以前的罗斯极端理想化。他赋予了彼得堡，俄罗斯历史上的彼得时代以重大意义。他是这一时代的作家。他关注彼得堡人、彼得时代的俄罗斯人的命运，关注这一时期割断了与故土的联系、精神上四处流浪的俄罗斯人复杂的、悲剧式的经验和感受。这一点他追随了普希金。被普希金天才地描绘的彼得堡的幻影深深地吸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莫斯科的地主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完全格格不入。他完全沉迷于研究俄罗斯历史上彼得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整个地处于对未来大灾难的预感之中。他是已经开始了内在革命的时代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斯拉夫主义者，正像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不是斯拉夫主义者一样。这是些新型的人。在斯拉夫主义者身上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激烈的动荡不安。

　　①  A．И．科舍廖夫(1806-1883)，俄国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斯拉夫主义者，185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谈话》杂志的主编。

　　在《作家日记》中我们发现一些对斯拉夫主义者否定的，甚至不总是公正的评价：“斯拉夫主义者罕见地认不出自己人，对现代的现实什么也不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维护“西欧派”，而与斯拉夫派相对立。“似乎在西欧派身上没有斯拉夫派对俄罗斯精神和人民性那样的嗅觉？”“我们只想指出一些斯拉夫主义不切实际的因素，这些因素有时使它到了完全不认识自己人，到了完全与现实不一致的地步。所以，无论怎样，西欧派毕竟比斯拉夫派更现实，尽管它有自己的错误；它毕竟继续往前走，毕竟在自己的方向上向前运动；然而，斯拉夫派经常是原地不动，甚至还把这视为自己伟大的光荣。西欧派勇敢地给自己提出了最后的问题，并不惜疼痛地去解决它；经由自我意识，它毕竟回到了人民的土地上，并承认与人民本原的结合，承认只有在土地之中才能获救。我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指出了这一事实，并坚信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在现阶段的几乎普遍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向‘土地’的现象中，斯拉夫派只有极小的影响或根本没有发生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赏西欧派的经历、他们更为复杂的意识和意志的动态进程。激怒他的是，斯拉夫派老爷们把自己置身于痛苦的生活过程、文学运动之外，从高处俯视所有的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俄罗斯男孩儿”、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俄罗斯精神现象。我们的“西欧派”文学也是俄罗斯精神现象。他站在现实主义，生活的悲剧的现实主义一边，反对斯拉夫派的理想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懂得在俄罗斯进行的这场精神运动。他凭着自己卓越的预见意识揭示了这场运动的性质，指出了它能够达到的可怕的极限。他是站在精神的尝试、必不可少的精神体验的观点上来看待这场运动的。斯拉夫派在它那个时代、它自己的第二代已经停止了理解所有运动，害怕一切尝试。这是完全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土地”要比斯拉夫派的“土地”深厚得多。他在大地最深处的岩层——只有在地震和断裂之后才可以看到的岩层——看到了俄罗斯的“土地”。这不是日常生活的土地，这是本体论的土地，是在日常生活的深处了解人民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欧洲的态度令人惊异。在这一态度中维尔西洛夫的话尤其值得注意，在这些话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放进了自己关于欧洲最温情的思想。他自己的许多思想都是通过维尔西洛夫之口来表达的。俄罗斯人——是世界人、全人类人①，而且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他们（欧洲人）是不自由的，而我们是自由的。那时在欧洲只有我一个人连同我俄罗斯式的悲伤是自由的……任何一个法国人都能够不仅仅属于自己的法国，甚至也属于全人类，但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应当依然是最纯粹的法国人。对于英国人和德国人也是同样。只有俄罗斯人甚至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说，比将来得出普遍结论之前要早得多的时代，就已经能够在他是最纯粹的欧洲人的同时，又是最纯粹的俄罗斯人。这就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在我们这里是这样——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我在法国——就是法国人，我和德国人在一起——我就是德国人，和古希腊人在一起—一就是希腊人，而同时，又是最纯粹的俄罗斯人；同时，我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最属于俄罗斯的人，因为我说出了俄罗斯最重要的思想。”“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就像俄罗斯一样珍贵：她的每一块石头，都是那么亲切和珍贵。欧洲像俄罗斯一样也是我们的祖国。啊，还有，爱俄罗斯没有比我爱她更多的了，但我永远也不能因为威尼斯、罗马、巴黎、它们的科学和艺术财富、它们整个的历史对我比俄罗斯更亲切而责怪我自己。啊，俄罗斯人是多么珍视这些古老的、别国的石头，这些古老的上帝之国的奇迹，这些神圣的奇迹的碎片；甚至我们俄罗斯人比欧洲人自己更珍视它们……一个俄罗斯存在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思想；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即，已经将近一百年了，俄罗斯牢固地存在着，不是为了自己，仅仅是为了一个欧洲。”任何一个斯拉夫主义者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在伊万·卡拉马佐夫那里重复了同样的情形。“我想去欧洲一趟；我知道，我去看的只是一块墓地罢了，但是是最珍贵的墓地，就是这样。那里安息着令我感觉亲切的死者，他们上面的每一块石头都述说着那逝去的沸腾的生活，述说着对自己的功勋、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科学的热烈的信仰；我预先就知道，我会匍匐在地，热吻每一块石头，在它们上面流下热泪——可就在那时整个的心却会确信，这一切早已成为墓地，仅仅是坟墓而已。”在《作家日记》中同样重复道：“欧洲——这是一片危险而神圣的土地。欧洲，啊，你们知道吗，先生们，——这欧洲本身，这‘神圣’的奇迹之国度，对于我们，这些斯拉夫派的幻想家——按你们的说法我们是欧洲的宿敌——是多么珍贵。你们知道吗，这些‘奇迹’对我们是多么珍贵，我们是多么热爱和崇敬它们，我们比热爱和崇敬我们自己的同胞兄弟更热爱和崇敬那些留下了它们的伟大的民族和他们所创造的所有伟大、美好、卓越的东西。你们知道吗，对于我们如此珍贵和亲爱的国度的命运使我们怎样痛苦和不安，使我们怎样热泪横流、撕心裂肺吗？那越来越浓的笼罩了它的天陲的氤氲使我们怎样担惊而忧虑？你们，先生们——我们的欧洲人和西欧派，从来也没有如此热爱欧洲，像我们，这些斯拉夫派的幻想家——按你们的说法我们是欧洲的宿敌——一样地热爱欧洲。”无论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不曾这样说。这儿有一位康·列昂季耶夫，他既不是斯拉夫派也不是西欧派，关于欧洲的过去能够说出类似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列昂季耶夫这样类型的俄罗斯宗教思想家不否定伟大的西欧文化。他们比现代欧洲人更景仰这一文化。他们否定现代欧洲文明、它的“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精神，揭露它对过去欧洲文化的伟大传统和遗训的背叛。

　　〖注释〗①  俄语为：всечеловек。这里别氏是指下面“我在法国——就是法国人，我和德国人在一起——我就是德国人，和古希腊人在一起——就是希腊人，而同时，又是最纯粹的俄罗斯人”的说法，即俄罗斯人可以和许多民族的人融合，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人。〖注释结束〗

　　俄罗斯与欧洲的对立，对于许多俄罗斯作家和空想家来说，只是两种精神、两种文化类型的对立，只是与吞没精神的现代文明趋势进行的精神斗争的形式。其实，所谓的斯拉夫主义、东方主义是特殊的意识的偏差。我们知道，有两种精神在世界上不断地斗争，由于对基督教文化根基的背叛，小市民精神开始取胜。唯物主义精神战胜了宗教精神，对地上幸福的追求遮蔽了天空。这就是现代文明的趋势。它首先在欧洲民族那里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的“落伍”拯救了我们。于是，出现了一种诱惑：认为，这一现代文明的世界趋势没有控制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我们是另一种精神，认为它只是西方、欧洲民族的现象。这样，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文学的宗教倾向都被涂上了一层斯拉夫主义、东方主义色彩。这是一层保护色。德国在19世纪初，在伟大的富于创造的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的上升期，也经历了类似的情绪和类似的自我意识。唯心主义的精神，浪漫主义的情绪，拥有更高的精神趣味，这些被确信为德国精神、德国情绪、德国趣味，与“西方”，与法国、英国的精神倾向相对立，这伴随着德国弥赛亚意识的极度高涨和紧张。但随即德国就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背叛了自己崇高的精神遗训。两种精神的斗争、宗教文明和反宗教文明两种文化类型的斗争永远是西欧本身内部的斗争，它是在整个欧洲大地上进行的。19世纪的法国的浪漫主义者，法国的象征主义者，法国的天主教徒，如巴贝尔·多雷维尔①，维里耶·德·利尔—亚当②，海斯曼斯③，莱昂·布鲁瓦④，他们都以自己整个的存在，以自己整个苦难的生活命运，反抗着在那个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亦即19世纪的欧洲和法国的文明，这一文明使他们之痛心，不亚于使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列昂季耶夫痛心疾首。于是，他们回到中世纪，是把中世纪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回到那里。整个尼采现象连同他对悲剧、对狄奥尼索斯文化的热烈向往，是对正在取胜的欧洲文明的极端的和病态的抗议。这一主题是世界性的，它不可能被理解为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主题。这是两种精神、两种文化类型既在欧洲内部，也在俄罗斯内部，既在西方，也在东方对立的主题。那些卓越的俄罗斯人，伟大的和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和作家在这一主题中比西方人——与其文化历史联系得更为紧密——感到了某种更为尖锐的东西，甚至，赫尔岑在欧洲比1840年代的欧洲人自己更好地感觉到了某种东西。但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这一现代文明的世界趋势、这一反宗教的精神不会在俄罗斯取胜，精神在我们这里不会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了俄罗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⑤。在俄罗斯也发生了两种精神、两种文化类型，或准确地说，衰落的精神与精神的衰落、真正的文化与文明的斗争。在俄罗斯取胜的同样不是精神和文化。精神和文化，我不仅把它们放在一起，而且视为同一，因为，文化就其本质讲永远是精神的；不是精神的东西，只能是文明；文化永远与神圣的传统，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所有人更好、更敏锐地觉察到了未来的两重性和它反基督精神的生长。他揭示了这种精神在俄罗斯，首先是在俄罗斯的运动。而康·列昂季耶夫在晚年感到绝望，因为，在俄罗斯也将不会出现一种与创造了现代欧洲文明相反的文化，一种与往昔繁荣的欧洲文化类似的新型的充满活力的文化。他感到绝望，因为他看到，他所憎恨的世界雷同化、一律化的进程也在俄罗斯取胜，于是他说出了这样的骇人之语：也许，俄罗斯将面临的唯一的宗教弥赛亚——是从反基督的深渊中所诞生的宗教弥赛亚。我们的宗教民粹主义思想自我瓦解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给它带来致命的打击。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也是悲剧的命运。

　　〖注释〗①  巴贝尔·多雷维尔（1808—1889），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文学批评家。后半生在极度贫困中度过。被称为浪漫主义最后的残片。(www.chuimin.cn)

　　〖注释〗②  维里耶·德·利尔—亚当(1838—1889)，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被称为迟到的浪漫主义者。一生赤贫。

　　〖注释〗③  海斯曼斯(1848—1907)，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他皈依天主教后，成为神秘主义者。

　　〖注释〗④  莱昂·布鲁瓦(1846—1917)，一位天主教的神秘小说家。

　　〖注释〗⑤  原文的字号大一号。〖注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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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伟大的民族如果想存在得长久，它就应当相信，在它身上，只在它一个民族身上蕴涵着拯救世界的真理，相信它是为了那一目标而存在，即领导各个民族，使它们在自己这里成为一个整体，引导它们步调一致地走向自己预定的最终目标。”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表述自己对弥赛亚民族意识的要求。在这样的弥赛亚意识中从一开始就没有民族特权、民族割据主义。弥赛亚的民族意识是普世的全宇宙的意识。弥赛亚民族的使命是献身于拯救所有民族、拯救整个世界的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民族，“神意的载体”的民族，提出了这样的普遍拯救的任务。弥赛亚说不是民族主义。弥赛亚说的要求比民族主义的要求多得无可比拟。但其中没有民族特权的自我肯定。斯拉夫主义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他们相信俄罗斯民族是基督教文化的高级形态。但他们却不主张俄罗斯民族应当拯救所有民族和整个世界、揭示全宇宙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中发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全人类性。“普希金身上敏锐地感觉整个世界和完全再现、几乎是完美体现不同民族的才能”使他震惊。“这种才能是完全俄罗斯民族式的才能，并且只有普希金能够与所有民族来分享他的才能。”与斯拉夫主义相反，他说：“我们对欧洲的向往——甚至是带有极端性的完全迷恋——根·据·我·们·自·己·的·理·由·不仅是合理的和明智的，而且也是人民的意愿，完全符合人民精神的向往，而且最终毫无疑问，具有更高的目的。”“俄罗斯灵魂，俄罗斯人民的天才，也许是所有民族中最能胜任将全人类联合、兄弟般爱的思想融合在自己身上的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天才敏锐地发现，俄罗斯人骚动不安的反叛式的流浪、他们的精神朝圣是深刻的民族现象，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现象。“在阿乐哥①身上普希金已经寻得并天才地注意到了在俄罗斯大地上不幸的流浪者，具有历史意义的俄罗斯流浪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创作都献给了这些流浪者未来的命运，他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关注的人。扎根于土地的人，在大地中坚实地成长起来的人，稳定的日常生活的人，不能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俄罗斯的流浪者需要的正是全世界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安心：他们是不会轻易妥协的。”俄罗斯民族的全人类精神就这样在俄罗斯式的流浪现象中、在俄罗斯式的叛逆中被揭示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这里也是二律背反的，而这一二律背反产生于思想的动态过程，他不愿意把任何事物看作是静止的、稳定的。俄罗斯的流浪者脱离了人民的土地，他们的罪孽就在于此，他的创造性生活无果实的原因也在于此。但俄罗斯的流浪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俄罗斯兄弟之爱的产物，并戏称为“gentilhome russe et citoyen du monde”②——是俄罗斯深刻的现象，并且是只有在俄罗斯才可以遇到的现象，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现象之一。较为单一的斯拉夫思想不会在自身融汇“俄罗斯流浪者”这样二律背反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爱俄罗斯流浪者，极其关心他们的命运。他认为脱离了“人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民族现象。理解这一态度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非常重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民粹主义是两种悖论思想的非常复杂的结合。他号召尊崇“人民的真理”，寻找“人民的真理并在人民之中寻找”。他时而把“人民”作为一个伟大的神秘的整体，从而把它理解为一个神秘的机体、民族的灵魂，时而把“人民”理解为主要是“普通”人、庄稼汉。这说明了我们的民粹主义意识通常具有的懵懂与混沌。但也可以别样理解俄罗斯流浪者的使命。他们可以在自身深处发现和认识人民的天性，并且，正因为他们显示出了这一深度，所以他们是人民，因为每一个俄罗斯人的深度都是人民的深度。“人民性”不是外在于“我”，不是在庄稼汉身上，而是内在于“我”，在“我”个体存在的深层，在这一存在中“我”已经不是封闭的单一体。这将是唯一正确的对待“人民”和“人民性”的态度，一种内在的态度。“我”之所以不是“人民”，脱离了“人民”，是因为“我”处于表面，而不在深处。为了成为“人民”，“我”不需要成为什么庄稼汉、什么百姓，“我”只需要回到自身深处。这一点也适合于教会意识。在深处揭示的“人民的真理”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从庄稼汉、从百姓那里借用它，它在经验上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异己的。这一真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深处得到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人民”，比俄罗斯所有农民更人民。“俄罗斯人的使命无可争议地是全欧洲性的和全世界性的。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成为完全的俄罗斯人，也许只意味着成为所有人的兄弟，成为全·人·类·人·。呵，我们整个的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之争只是我们这里一个伟大的误会，尽管这是历史的和必不可少的。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就如同俄罗斯本身一样珍贵；整个伟大的雅利安民族的命运，就如同整个故土的命运一样珍贵，因为我们的命运就是全世界的命运。”这样理解俄罗斯的使命和俄罗斯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的是弗·索洛维约夫，而不是斯拉夫主义者或后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弥赛亚意识中可以发现所有弥赛亚意识的矛盾和危险性。

　　〖注释〗①  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人物。〖注释结束〗

　　〖注释〗②  法语：俄罗斯的贵族和世界公民。〖注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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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赛亚思想是古犹太民族带到世界上来的，救·世·主·应当曾出现在这个上帝拣选的民族中。除了犹太人的弥赛亚说之外不存在任何弥赛亚说。犹太人的弥赛亚说被基督的出现所证实。基督出现之后，在基督教世界里民族性的弥赛亚意识已经成为不可能。整个基督教世界人类都是上帝的选民。各民族有自己的救星，自己的使命。但救星意识不是弥赛亚意识。犹太人的弥赛亚说是建立在宗教的和民族的极其接近与认同的基础上。弥赛亚意识不是民族主义意识，而是普世的意识，民族主义意识总是割据主义的。犹太民族不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而是唯一的上帝的民族，其使命是进行拯救世界的事业，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基督教世界中的弥赛亚意识永远是基督教的重新犹太化，是回到古犹太人的全宇宙宗教与其民族的宗教之间的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俄罗斯是第三罗马”这一古罗斯主张，无可置疑地是犹太教元素在基督教土壤里的生长。在波兰的弥赛亚说中可以发现这一犹太教的更为清晰的形态。从“第三罗马”思想走来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过了整个19世纪，在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和作家那里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到了20世纪，俄罗斯弥赛亚思想显示出了其悲剧性命运。沙皇的俄罗斯很少像第三罗马，在这里，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教会瘫痪了”，完全丧失尊严地听命于恺撒。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者开始向往未·来·王·国·，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王国，于是期望在俄罗斯出现一个新王国，基督的千年王国。果然，沙皇的俄罗斯倾覆了，发生了革命，俄罗斯教会与俄罗斯国家之间牢固的铁链断开了。俄罗斯人民进行了一场实现地上新王国的实验。但代替第三罗马实现的是第三国际。实现第三国际的人的意识也是一种他们自己的弥赛亚意识。他们发觉自己是东方之光的拥有者，应当照亮处于“资产阶级”黑暗之中的西方民族。这就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命运。这种弥赛亚意识，不仅费洛菲伊修士①那里有，巴枯宁②那里也有。但这表明，在这一弥赛亚意识的根基之中融入了宗教谎言，宗教与人民关系的谎言。这一弥赛亚意识的基础是“人民崇拜”。

　　〖注释〗①  费洛菲伊，普斯科夫的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于1510—1511年向瓦西里三世提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学说。

　　〖注释〗②  巴枯宁(1814—1876)，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注释结束〗

　　在沙托夫的形象中表现了俄罗斯弥赛亚思想的矛盾、诱惑和罪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否完全摆脱了沙托夫？当然，他不是沙托夫，但他爱沙托夫，并且沙托夫的某些东西就在他本人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人物都是他个人灵魂的一部分，是他的道路的片段。沙托夫对斯塔夫罗金讲：“您知道吗，现在整个地球上唯有哪个民族是‘神意的载体’，它在未来以新上帝的名义更新世界、拯救世界？唯有谁被赐予新生活和新话语的钥匙？”“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拥有自己独特的上帝，毫不妥协地排除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上帝时，才是一个民族。”这是回到了异教的割据主义上。但接着沙托夫又彻底转到了普世的犹太教。“如果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唯有它拥有真理，不相信唯有它有能力有使命使一切复活并拯救自己的真理，那么它立即就会变成人种学的材料，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真理只有一个，众多民族中只有一个民族可以拥有上帝的真理，尽管其他民族也拥有自己独特的和伟大的上帝。唯一的‘神意的载体’的民族是俄罗斯民族。”于是斯塔夫罗金向沙托夫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您本人是否信仰上帝呢？”沙托夫狂暴地嚷道：“我信仰俄罗斯，我信仰它的东正教……我信仰基督的圣体……我相信基督再临将发生在俄罗斯……”“那上帝呢？上帝呢？”斯塔夫罗金坚持问道。“我……我会信仰上帝的。”在这精彩的对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宗教民粹主义、宗教的人民崇拜的谎言，揭露了民粹主义弥赛亚意识的危险性。许多俄罗斯人信仰人民先于信仰上帝，信仰人民多于信仰上帝，并希望通过人民走向上帝。崇拜人民的诱惑是俄罗斯的诱惑。在俄罗斯的意识中宗教与人民是如此之混淆，以至于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在俄罗斯的东正教中这种混淆有时到达了将宗教与人民视为同一种东西的地步。俄罗斯人民信仰俄罗斯的基督。这里，基督是人民的上帝，是俄罗斯农民的上帝，这个基督在自己的形象中带着俄罗斯的特征。这同样是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异教倾向。民族宗教的封闭性和特权性，与西方基督教的疏远，对待西方基督教极端的否定态度，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与基督教的全宇宙精神的鲜明对立之中。每一个民族，正如每一个个性，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和表达基督教。俄罗斯民族的基督教也应当是自己独特的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这与基督教的全宇宙性一点也不矛盾，因为基督教的全世界联合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联合。但在俄罗斯的基督教中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人民的自发力量战胜普遍的逻各斯，女性本原战胜男性本原，精神战胜灵魂。这种危险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同样可以感觉到。他经常宣扬俄罗斯的而不是全世界的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褊狭是他的宗教信仰中的犹太教特征。沙托夫形象的出色在于，在他身上融合了革命的和“黑帮分子”两股力量，他显示了这两种精神的亲缘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俄罗斯的“黑帮分子”经常是无法分辨，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同样地受惑于“人民崇拜”。人民的自发力量折磨着他们的理智，损害和瓦解着他们的个性。革命家和“黑帮分子”——都着了魔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既感觉到了革命的元素，也感觉到了“黑帮分子”的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人民身上发现了我们的民粹派作家所没有发现的惊心动魄的、无比强烈的性欲①的自发力量。在俄罗斯人民内部产生出鞭身教派这一非常民族的、典型的俄罗斯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中混杂了俄罗斯东正教、自古以来的俄罗斯异教和人民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俄罗斯的宗教信仰，当它采取了迷狂的形式时，几乎总是显示出鞭身教派的倾向。人民的自发力量比逻各斯的普世光辉更强大。

　　〖注释〗①  指作者在上文中阐述的其形而上的意义。〖注释结束〗

　　在俄罗斯人民中，应有的男性本原与女性本原之间、精神与灵魂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这也是我们宗教和民族意识所有疾病的根源。安·别雷的小说《银鸽》以其惊人的直觉的穿透力展示了俄罗斯人民的可怕的自发力量。俄罗斯不是西方，但也不是东方。她是东—西方，是东方的与西方的元素的碰撞与相互作用。俄罗斯的复杂性与神秘性就在于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预言的天才。这一天才被历史所证实。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主要是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预言得到了证实。《群魔》是一部预言式小说。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但充满了《作家日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正面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那些关于俄罗斯的君士坦丁堡，关于贤明的沙皇，关于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特殊的唯一的基督教民族的章节，现在读来令人痛苦。有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于是成了一个蹩脚的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知识分子被传染了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他却相信人民依然信仰基督的真理。这是民粹主义意识的谬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民粹主义削弱了他的天赋。俄罗斯革命反驳了俄罗斯的宗教民粹主义，揭露了民粹主义意识的错觉和欺骗性。实际情况是，“人民”背叛了基督教，而“知识分子”开始回到基督教。现在最主要的是，应当摆脱民族宗教生活中一切阶级的观点。斯拉夫主义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完全摆脱这一点。应当回到个性，在个性的精神深处寻求拯救。这一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精神的基本倾向更为一致。斯拉夫主义终结了，西方主义终结了。任何形式的俄罗斯民粹主义都已经成为不可能。我们已经步入了存在的一个新的维度。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新的、精神上更为强有力的宗教和民族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为建立这一新的意识做了许多事情，但我们就是要在他的身上研究我们的诱惑和我们的罪孽。在通往新生活、通往精神复活的路上，俄罗斯民族将面临的是从纯朴的恭顺走向忏悔、走向严格的精神自律。只有这样，精神的力量才会回到俄罗斯民族身上。要放弃弥赛亚的追求，就需要牢固俄罗斯的民族使命；要战胜民粹主义，就需要坚固个性并还以精神—文化使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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