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之九：揭示革命社会主义的奥秘

　　第六章  革命。社会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样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在这个时代开始了内在的革命、人精神的革命、人民精神的革命，虽然表面上依然是旧有的生活秩序。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这一生活秩序试图最后一次使人们相信它依然完美无缺。但内在的一切都已经处于狂风暴雨般的运动之中。身处其中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们本身也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正在完成的这一过程的性质。不是他们创造了这个过程，而是这个过程创造了他们。表面上，他们的行动是积极的，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却是被动的，处于静止的精神之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并且清楚这将走向何方。他以天才的洞察力嗅出了未来俄罗斯革命、也许是世界革命的思想基础和革命性质。他是预言家一词最无争议的意义上的俄罗斯革命的预言家。俄罗斯革命是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完成的。他揭示了它的思想基础、它的内在的辩证法和它的样式。他是从精神的深处、从内在的过程，而不是从他周围经验的现实的表面事件来理解俄罗斯革命的性质。《群魔》写的不是当时，而是未来。在俄罗斯60—70年代的现实中，既没有斯塔夫罗金，也没有基里洛夫，既没有沙托夫，也没有希加廖夫。这些人出现在我们这里要晚得多，已经是到了20世纪，这时我们这里已经有了深厚的土壤，并兴起了宗教思潮。借以虚构《群魔》情节的涅恰耶夫事件①所显示出的经验性的东西，与《群魔》中所揭示的东西并不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的是深层，表现的是最根本的因素，他对表面的东西不感兴趣。而深层与根本的因素必定是在未来才能被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就是面向未来的，这一未来诞生于他所预感到的激烈的内部运动。他艺术天才的最显著的特点应当被称为预言的天才。他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极其悖论的。他揭露了在革命中起作用的那种精神的谎言性和非真理性，预言了未来反基督精神、人神精神的生长。但决不能在通常的、庸俗的意义上称他是保守分子或反动分子。他是某种更深刻意义上的精神革命家。对于他来说，不是要回到稳定的、静止的肉体—心灵的日常状态，回到精神革命开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强烈的启示录的和末世论的思想情绪，以至于根本无法想像什么回归，什么恢复到旧的静止的生活。他是最早的觉察者之一，觉察到世界的一切都加速运动，一切都走向终结。“世界的终结来临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情绪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保守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的敌视，不是普通人的、维护某种旧的生活制度的利益的敌视，而是一个启示录式的人、在基督与反基督的斗争中站到基督一边的人的敌视。但一个未来的人，而不是过去的人，可以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基督并在时代终结时的最后斗争中站到基督一边的人，也可以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反基督并在最后斗争中站到反基督一边的人。通常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发生在表面。在这一斗争中，发生冲突的是各种利益，是那些已经走入过去、退出生活的人与那些替代他们的首要位置、进入生活盛宴的人的利益的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置身于争取尘世生活的首要位置的斗争之外。大写的人，精神的人，通常站在那样的斗争之外，不能把他们划入某个阵营。卡莱尔②或尼采是属于“革命”的阵营还是“反革命”的阵营？从革命平民的观点、从革命宣传的观点来看，也许，他们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应当是“反革命”的，但这只是因为一切精神都与表面被称为“革命”的东西相对立，是因为精神的革命通常否定革命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那样一位末日的启示者。旧世界“革命”或“反革命”的庸俗陈腐的标准不可能适合他。对于他来说，革命是彻底反动的。

　　〖注释〗①  涅恰耶夫(1847-1882)，曾经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参加过1869年春天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之后赴瑞士，在日内瓦参见了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组织“人民惩治会”。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因为试图退出该组织而惨遭杀害。史称此事件为“涅恰耶夫事件”。

　　〖注释〗②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哲学家。著有《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1841)。〖注释结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转化为自我意志的自由之路，必定走向造反和革命。革命是那些脱离上帝本原的人、把自己的自由理解为那种空洞的、造反的自我意志的人的劫运。革命不是被外部原因或条件所规定，它是被内部所规定。它意味着人对上帝、对世界、对人类根本态度的彻底转变。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考察了那条引导人走向革命的道路，揭示了这一道路危险的内在辩证法。这是人学式地研究人性的界限，研究人类生活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个人的命运中所发现的东西，他在民族的命运中、在社会的命运中同样也发现了。“一切都是允许的吗？”这一问题摆在个人面前，也摆在了整个社会面前。把单个的个人引向犯罪的道路会把整个社会引向革命。这是命运中类似的经验、相同的时刻。像在自我意志中越过了允许的范围的人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一样，在自我意志中越过了允许的范围的民族也同样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由转化为强权和奴役。“没有上帝”的自由扼杀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般地预言了在革命中将失去自由这一致命的过程，预言了革命将转化为空前的奴役，并且，他天才般地揭示了它所有的曲折。他不喜欢“革命”，是因为它导致对人的奴役，导致对精神自由的否定，——这是他思想的主旋律。出于对自由的爱，他从思想上反对“革命”，揭露它必定导致奴役的本质。同样，“革命”必定导致否定人们的平等与兄弟友爱，导致空前的不平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革命”的欺骗性质。它从来没有达到它用以诱惑人的东西。在“革命”中，反基督取代了基督，人们不想自由地联合在基督之中，因此，他们不得不联合在反基督之中。[……]

　　〔/“革命”的性质的问题，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首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问题总是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的中心。在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他的思想最为深刻。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宗教问题，是关于上帝和不死的问题。“社会主义不仅是工人的问题，或所谓的第四阶层的问题，而主要是反宗教的问题，是现代无神论具体体现的问题，是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别塔的问题——建造巴别塔不是为了从地上到达天堂，而是为了告知地上关于天堂的消息。” 社会主义解决的是自古以来的关于全世界人的联合、建设地上王国的终极问题。社会主义的宗教性质，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中尤其突出。俄罗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解决 历史终结时的一切问题的《启示录》的问题。俄罗斯革命的社会主义，从来也不是作为社会进程中相对的过渡的状态、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暂时形式而被思考的。它总是被作为最终的和绝对的状态、作为解决人类的命运、作为上帝的王国降临到地上而被思考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要知道，直到现在那些俄罗斯男孩儿，我是说其中一些人，还在干些什么？比方说，这个肮脏的小酒馆，他们聚到这里，坐到一个角落。此前他们谁也不认识谁，而一出门，又是40年不见面。不过这有什么，当他们在这小酒馆里相遇了，待的时间也不长，你看他们会谈论些什么？谈论的不是别的，而是世界性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而那些不信上帝的，就会谈起社会主义，谈起无政府主义，谈起按照新方案改造全人类，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同样一个鬼玩意儿，是同样一些问题，只不过是从另一面来讲的。”这里显示了“俄罗斯男孩儿”的启示录的禀性，从“俄罗斯男孩儿”在肮脏的小酒馆的谈话中就开始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俄罗斯的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了这些谈话必然导致什么。“希加廖夫这样期待着，仿佛等待着世界的毁灭，不是等待如预言所说的世界的毁灭，因为预言也许不会成真；而是完全确定一定会是这样，就像是在后天早上，十一点二十五分整。”所有的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类型的革命者都是这样期待着，像希加廖夫一样。这是启示录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目光，他们否定历史之路，否定不断进步的文化成果。这种敌视文化的价值和历史遗产的虚无主义的品性构成了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基础。但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最极端的社会主义中，比在欧洲较为温和的、文明的社会主义中，更容易发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作为自古以来的一个原则的社会主义，作为一整套解决人类社会命运问题的社会主义，不是某种经济组织。社会主义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希望言说的是终极，而非终极之前。它希望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回答人的宗教问题。社会主义代替的完全不是资本主义，正相反，它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基础之上，与资本主义血肉相连。社会主义代替的是基督教，它想以自己偷换基督教。它同样渗透了弥赛亚的激情并自以为会带来拯救人类脱离贫穷与苦难的福音。社会主义产生在受苦受难的土壤中，它是古犹太人的“千年王国”说世俗化了的形式，是对以色列可感的地上王国和地上幸福的憧憬。不要忘记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满怀着对未来的弥赛亚现象的憧憬，它是基督的反面，是犹太民族所拒绝的。但上帝的选民、弥赛亚的民族，对于他来说就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被他赋予了上帝的选民、弥赛亚的民族的属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识马克思，他也没有亲眼见到过理论上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形态。他只知道法国社会主义。但他以天才的洞察力在社会主义中觉察到了后来在马克思身上、在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运动中所暴露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整个构建正好与基督教相反。它们之间是相反的两个极的吻合。但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自觉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性质，它自己也不知道它本身的精神是什么，因为它依然停留在表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极其深远地揭露了社会主义最隐秘的性质。他在革命的、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揭示出了反基督原则和反基督精神。这完全不是因为他是站在某种“资产阶级”的原则与基础之上，而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比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精神具有更极端的敌视，而社会主义者则完全成为这种“资产阶级”精神的俘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独特的基督教的、东正教的社会主义者，但这一基督教社会主义完全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相对立，他面向未来的上帝之国，而不是要建设一个巴别塔。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只能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与之作精神上的斗争。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不可能战胜它，因为在社会主义中也存在着与“资产阶级”利益的真实联系。〕

　　〔/社会主义的内在基础是不信仰上帝、不信仰永生和人精神的自由。因此，社会主义宗教接受了基督在旷野中受到的三种诱惑。它接受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诱惑，接受社会奇迹的诱惑，接受此世王国的诱惑。社会主义宗教不是自由的上帝之子的宗教，它否定人精神的优先地位，它是必然性的奴隶的宗教，是卑微之子的宗教。因为没有了生活的意义，没有了永生，因此，人们只好像在维尔西洛夫的乌托邦里那样相互依偎，建造地上的幸福。社会主义宗教说着大法官的话：“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幸福的人，所有的千百万人。”“我们强迫他们劳作，但是，我们要把他们劳作之余的闲暇生活安排得像孩子的游戏一样，有孩子般的歌声，有众人的合唱，有欢快的舞蹈。呵，我们还允许他们犯罪，因为他们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将给他们以软弱无力的生物的幸福，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那样的生物。” 社会主义宗教对基督的宗教说：“你以自己拣选的人为骄傲，但你那里只有被拣选的人，而我们安慰所有的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将是幸福的……我们将使他们信服，只有那时，即他们拒绝自己的自由时，他们才是自由的。”天上的面包的宗教，是贵族的宗教，是被拣选的人的宗教，是“几万伟大而有力的人”的宗教。“其余的千百万的、像大海里的沙子似的不计其数的软弱的人”的宗教，是地上的面包的宗教。这一宗教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先给食物，再问他们道德。”于是，受社会主义宗教诱惑的人就因地上的面包的诱惑而出卖了自己的自由。社会主义宗教的代表“为自己、也为自己人建立了一个功勋：他们终于战胜了自由，使人们得到了幸福”。“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忍受的东西了。你看见这炽热的、不毛之地的沙漠上的石头么？你只要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一群感恩温顺的牲畜一样跟着你跑，尽管永远是胆战心惊。” 社会主义宗教还对基督说：“你拒绝了唯一的、绝对地属于你的旗帜——地上的面包的旗帜，它可以使一切人无可争辩地崇拜你；而且你是以自由的名义和天上的面包的名义拒绝的……我告诉你，人没有什么比这件心事更折磨他的了，即要找到一个什么人，好赶快把这个不幸的存在与生俱来的自由之礼物托付给他。”社会主义宗教给自己提出的首要目的是战胜自由，人精神的自由，因为是它造就了非理性的生命，带来了无数的生活的苦难。社会主义宗教要使生命一个不剩地理性化，使他们屈从于集体的理智。为此必须要消灭自由。石头变成面包的诱惑可以使人放弃自由。人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的，因为他被赋予了自由的精神。用地上的面包的诱惑征服他，使他放弃这个不幸的自由；用地上的面包的诱惑征服他，就可以建立起人们地上的幸福。在《地下室手记》中“一副反动、嘲笑神情的绅士”就是人类生活非理性因素的代表，正是它妨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与社会主义幸福。在这位绅士身上，人原始的自由，对人来说，比幸福、比迫切的面包更珍贵的自由起来造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会哲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人的苦难，甚至许多人缺少必须的面包，这些情况的发生，不是因为像社会主义宗教所说的那样，人剥削人，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而是因为人天生是自由的存在，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存在宁愿受苦受难，宁愿没有必须的面包，也不愿失去自由，不愿被地上的面包所奴役。人精神的自由必须以选择的自由、善的自由、恶的自由，还必然以不可避免的生活的苦难，以生命的非理性、生命的悲剧为前提。像以往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揭示出了一个神秘的思想的辩证法。人精神的自由，不仅是善的自由，还是恶的自由。但恶的自由导致自我意志和自我肯定；自我意志产生造反，反抗精神自由的本原。无限制的自我意志否定自由，摒弃自由。自由是重负，自由之路是背负十字架的苦难之路。因此，人在自己软弱无力的造反中，反抗自由的重负。自由转变为奴役，转变为强制。社会主义是人类自我肯定、自我意志的产物，但它也结束了人的自由。怎样走出这一悖论，走出这一矛盾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知道一个出路，就是基督。在基督之中，自由是完美，自由与无限的爱联系在一起，自由已经不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不会转化为恶的强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创作中，社会幸福与社会完善的乌托邦消灭人的自由，要求制约自由。在希加廖夫的和彼·韦尔霍文斯基的构想中是这样，在宗教大法官的学说中也是这样，因为宗教大法官是在天主教的面具下鼓吹社会主义宗教，鼓吹地上的面包的宗教、社会蚂蚁窝的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会幸福论强有力的批判者，是它对自由的危害性的揭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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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思想主题，他经常回到这一主题上，即社会主义与天主教的关系问题。他在天主教中，在罗马教皇的神权政治中，看到了与在社会主义中一样的诱惑。社会主义只是世俗化了的天主教。因此《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我们还将回到它的个别章节）写的既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也是反对天主教的。我甚至倾向于认为，它写的更多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关于天主教的。大法官的思想与彼·韦尔霍文斯基、希加廖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惊人地吻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教皇最终要走向共产主义，因为天主教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同样的强制建立地上王国的思想。天主教和社会主义宗教同样否定人良心的自由。天主教接受了恺撒的剑，被地上王国、地上的强盛所诱惑。正是天主教推动了欧洲人民走向那条必定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无论是国民公会的革命者的法国，还是无神论者的法国；是社会主义的法国，还是现在的巴黎公社社员的法国——在更高意义上，都是并将继续是完全彻底的天主教国家，无论从精神还是字面意义上讲，法兰西整个浸染着天主教精神；法国十足的无神论者宣扬的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 — ou la mort ，毫厘不爽地，仿佛正如罗马教皇本人宣称的信条，尽管他只是被迫地宣称和表述天主教的liberte, egalite, faternite，——它的精神，连它的音节，都正是中世纪罗马教皇的纯正的音节和精神。现在的法国社会主义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忠实的、丝毫也没有偏离的天主教思想的继续，是它完全彻底的实现，是几个世纪培育出来的命中注定的后果。因为法国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强制的人的一致——这也是一个来自古罗马的思想——一个当时盛行后来完全保留在了天主教中的思想。”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天主教是罗马强制的普遍主义、强制的世界一统并安排人们的地上生活的思想的体现者。罗马这一强制的普遍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在这里，人精神的自由都是被否定的。是的，当宣扬地上王国的宗教和地上面包的宗教时，必然会否定人精神的自由。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法国革命是“古罗马世界一统公式的变形和化身”。这个“公式”必然会指导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感和预见到的。在欧洲各地燃起的斗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站在新教的德国一边，为的是要战胜天主教和社会主义，战胜罗马强制的人的联合的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社会主义主要是在法国，他还不知道后来在德国发展起来社会民主，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许多判断过时了。但他预见到了某种非常本质的东西。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天主教是不公正的。不能把伟大的、异常丰富和多样的天主教世界和罗马教皇的神权政治思想的诱惑和倾向混为一谈，因为其中有圣方济各 ，有伟大的圣徒和神秘主义者，有复杂的宗教思想，有真正的天主教生活。在东正教中同样存在拜占廷的恺撒思想的诱惑和倾向，其中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扬的基督教中的精神自由。但在天主教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是对自由的良心的否定，都是极端正统与褊狭的精神，都是强迫的善和道德，都是强制的普遍主义和强制的人的联合，都是一种不允许人自由地发挥其力量的、组织起来的生活。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世俗化的国家，而是宗教化的国家，就像天主教国家一样，其中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在那里只有那些属于这一国家宗教信仰的人才拥有完全的权利，在那里，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掌握唯一的真理，并强行地引导人们走向这一真理，而不给选择的自由。但拜占廷的东正教王国也同样如此。两极是吻合的，对立的两极都否定精神的自由。当地上的目的高于天上的目的时，这一否定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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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希加廖夫现象中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它不可避免的后果。后来在大法官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原则在这里也已经占了上风；只是没有后者浪漫的忧郁，没有后者独特的伟大形象。如果说天主教同样揭示了那些社会主义的原则，那么，则是以一种无比崇高的、美学上更具魅力的形式来揭示的。在革命的希加廖夫主义中显示出来的还是肤浅的、极其浅显的原则。彼·韦尔霍文斯基这样给斯塔夫罗金描述希加廖夫主义的本质：“把山铲平——一个不错的思想，没有什么可笑的。不需要教育；科学也够·了·！即使没有科学，光物质也够用一千年的，但要有顺从……教育的渴望已经是贵族的渴望。哪怕一点点的家庭或爱情什么的，就已经是占有欲之类的愿望了。我们要消灭、整死愿望；我们允许纵酒，允许诽谤，允许告密；我们允许闻所未闻的道德败坏；我们把所有的天才扼杀在摇篮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分母，完全平等……只有必然的才是必需的——这，就是这里——地球上今后的格言。不过，骚乱一下也是需要的，这个，我们，统治者也要考虑〔/。对于奴隶来说统治者是必须的。〕完全的顺从，完全的无个性，不过，希加廖夫让人们三十年一次骚乱一下，所有的人马上就开始互相撕咬起来，疯狂到了极点，不过，这仅仅是为了不让人们感到寂寞。寂寞是贵族的感觉。”“每一个人属于大家，而大家属于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奴隶，在奴役中人人平等〕……首要的事情是降低教育、科学和才智的水平。高水平的科学和才智只有高天赋才能达到，不需要高天赋！”但这个强制的普遍的平等，这个致命的熵（在宇宙中积聚并均等分配热量）的规律的取胜并移植到社会层面，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胜利。也将不会有任何民主的自由。民主永远不会在革命中取胜。在这一强制的普遍的平等与无个性的土地上掌权的将是专制的少数……希加廖夫说：“我的出发点是无限自由，结论是无限专制。但我还要补充一点，除了我这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之外，别无他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狂热地着魔于一个荒谬的思想，这种着魔导致从本质上转变人的个性，导致取消人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察了，俄罗斯革命家、俄罗斯男孩儿极度的社会狂想怎样取消了存在、取消了它所有的丰富性、到了虚无的极限。在这一点上，他是有充分、深刻的根据的。社会狂想——绝非是无害的东西，必须让它负起清醒的严峻的责任。这一革命的狂想是俄罗斯灵魂的疾病。陀思妥耶夫斯基解剖它，诊断它，预测它。那些以人类的自我意志和自我肯定而宣称比上帝更怜悯人、更爱人的人，那些放弃上帝创造的世界，把自己的入场券交还给上帝，想要自己建造一个更好的、没有苦难没有恶的世界的人，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希加廖夫主义的王国。他们仅仅是在这一点上修正了上帝的事业。佐西马长老说：“实在地，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幻想。他们希望建立公正的生活。但是，一旦否定了基督，这一幻想必将以血流遍地而告终。因为必然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如果没有基督的约言，那么，甚至地球上只剩下两个人，也必定会相互残杀。”这是怎样惊人而富有洞察力的话语。(www.chuimin.cn)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是无耻和过分多愁善感。“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得以流行，主要是由于过分多愁善感。” 但过分多愁善感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敏感和带有欺骗性的同情，并且，它常常是以残酷告终。〕彼·韦尔霍文斯基对斯塔夫罗金说：“实质上，我们的学说是否定荣誉。用‘有权公开无耻’的说法就可以轻易地吸引俄罗斯人跟你走。”斯塔夫罗金回答说：“有权无耻——是的，这就足以让所有的人都朝我们跑来，那儿一个也不剩！”彼·韦尔霍文斯基同样发现了费季卡·卡托尔施尼克和“纯洁的骗子们”对革命事业的意义。“这些是好人，有时也很有用，但是，要在他们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对他们需要不懈地监督。”彼·韦尔霍文斯基继续思考革命的要素，说道：“最主要的力量——是能把所有的人都黏在一起的胶泥，这个胶泥就是，人们羞于表达个人意见，这就是力量。这个人这样做，那个‘讨人喜欢的人’也这样做，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里还会剩任何一丁点儿个人的思想了。大家都尊敬这种害羞。”这些革命心理要素说明，从一开始，人的个性，个性的品质，个性的责任，个性的绝对意义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革命的道德不是把个性作为一切道德评价和判断的基础。这是没有个性的道德，它否定个性的道德意义，否定个性品质的道德价值，否定道德自治。它允许像对待简单的工具、简单的物质那样对待所有人的个性，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允许采取一切手段。〔/因此，革命的道德是道德的否定，革命的本质是不道德的，它站到了善和恶的对立面。它与表面上的反革命极其相似。〕为了人个性的尊严，为了维护个性的道德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起来反抗革命和革命的道德。在革命的自发力量中，个性在道德上从来不是积极的、有责任能力的。革命是迷狂，是疯癫。这迷狂和疯癫毁灭个性，瓦解个性的自由和个性的道德责任，最终导致取消个性，使它屈从于无个性和非人性。革命活动家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精神控制着他们，他们看似的积极性，实质上是消极的，他们的精神被他们自己体内的魔鬼所控制。约瑟夫·德·梅斯特尔①在自己天才的著作Consideration sur la France②中根据法国革命论述了革命活动家的消极性和他们的降神说。在革命中失去了人的形象。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人就成为自然精神的奴隶。人是起来造反了，但他不是自主的，他受一个异己的主宰者的支配，受人的支配，受无个性的支配。这就是革命的秘密。他们的非人性由此可以得到说明。人，如果掌握着自己的精神自由，掌握着自己的个性品质具有的创造力，就不会受革命的自发力量的控制。没有个性，没有个人的思想，一些人的专制和另一些人的受奴役——这些皆源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特点是，他把个性原则、个性的品质和绝对价值与革命对立起来，他揭穿了没有个性、没有人性的集体主义的反基督谎言和社会主义宗教虚假的“共同性”③。

　　〖注释〗①  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宗教哲学家。

　　〖注释〗②  法语：《沉思法国》（也有译为《关于法国的想法》）。

　　〖注释〗③  共同性，也译“聚议性”。以下皆同。〖注释结束〗

　　但在革命中取胜的不仅有希加廖夫主义，还有斯麦尔佳科夫主义。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是俄罗斯虚无主义的两种现象，俄罗斯造反的两种形式，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伊万·卡拉马佐夫——是虚无主义造反的高级的哲学上的现象；斯麦尔佳科夫——是虚无主义造反的低级的奴才的现象。伊万·卡拉马佐夫在高级的智力生活中做了斯麦尔佳科夫在低级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斯麦尔佳科夫将会把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无神论的辩证法付诸实现。斯麦尔佳科夫是伊万·卡拉马佐夫内在的惩罚。在各种人群中，在人民群众中，斯麦尔佳科夫比伊万多；在作为群众运动的人数众多的革命中，斯麦尔佳科夫比伊万多。这是斯麦尔佳科夫在把“一切都是允许的”结论付诸实践。伊万在精神中、在思想中完成了犯罪；斯麦尔佳科夫在实践中完成了犯罪，实现了伊万的思想。伊万在思想中实施了弑父，斯麦尔佳科夫在肉体上、在事实上实施了弑父。无神论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实施弑父，它否定父亲，割断儿子与父亲的联系；并且以父亲是罪人、恶人的理由为这一罪行辩护。儿子对父亲这种极端的态度就是斯麦尔佳科夫主义。斯麦尔佳科夫在现实中实施了伊万在思想中完成的、在精神中解决的事情之后，他问伊万：“你当时不是亲口说，一切都是允许的么，而现·在·为什么你自·己·这样一个劲儿使劲哆嗦？”革命的斯麦尔佳科夫们，在实践中实现了伊万“一切都是允许的”原则之后，有理由问革命的伊万们：“现·在·为什么你们自·己·这样一个劲儿使劲哆嗦？”斯麦尔佳科夫痛恨教给他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的伊万。斯麦尔佳科夫与伊万的关系象征着革命中的“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俄罗斯革命的悲剧中揭示了这一点，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预见。斯麦尔佳科夫元素——伊万的低级面必定在革命中取胜。奴才斯麦尔佳科夫起来了，用事实宣告“一切都是允许的”。在我们的祖国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也会说：“我恨整个俄罗斯。”革命否定的不仅是个性，还有与过去的联系、与父辈的联系。〔/它信奉的是杀人的宗教，而不是复活的宗教。〕杀死沙托夫，这是革命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革命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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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世界和谐，关于天堂，关于善的最终取胜，可以有三种解决方案：1）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世界悲剧、没有苦难和创造性劳动的和谐、天堂、善的生活。2）以无数的苦难和眼泪为代价换来的、地上历史终结时刻的和谐、天堂、善的生活，人类一代代遭受死亡的厄运，为的就是未来的、终结时的人的幸福。3）人经由自由和预料之中的苦难而到达的和谐、天堂、善的生活；人人都活着①并痛着走进的和谐、天堂、善的生活；亦即上帝的王国的和谐、天堂、善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摒弃前两者，而接受第三种解决世界和谐和天堂问题的方案。这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世界和谐与进步的思想辩证法的复杂性。不总是轻易地就能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到底站在哪一边。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卓越的思想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接受什么？他对《一个荒唐人的梦》中和维尔西洛夫描述的图景中的天堂到底是什么态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生命不能静止地去理解，在更高层面上讲，它是极富动态的和悖论的。在他那里不能寻找简单的“是”或“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人”和伊万·卡拉马佐夫起来造反、反对未知的世界和谐、反对进步宗教中看到了正面的真理，真理站在他们一边，他本人也是造反者。在其天才的论辩中，他揭示了进步学说的基本矛盾。进步之路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和谐、普遍的幸福和所有人都将登上天堂的顶峰而带来的喜乐。但进步也因此给一代又一代人带来死亡，他们以自己的劳作和苦难为这一和谐铺设道路。从道德上能不能接受以这样的代价换来的和谐？道德的和宗教的良心与进步的思想妥协不妥协？在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话语中回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声音，回响着他自己富有激情的思想：“说到底，我不接受这个上帝的世界，尽管我知道它存在，还是完全不能容忍它。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他创造的世界；我不接受上帝的世界，也不能同意接受。预先声明：我确信，就像个孩子似的确信，痛苦会愈合、会忘却；令人难堪的、滑稽可笑的人类的自相矛盾会消失，就像令人可惜的海市蜃楼、像无力的小孩子的无耻的谎言、像人类的‘欧几里得智慧’的原子；最终，在世界的终点，在永恒和谐的时刻，会发生、会出现某种如此珍贵的东西，它足以满足所有的人心，平息所有人的愤恨，赎所有人的罪，补偿所有人流的血；不仅原谅人干的所有事情，而且宣告他们无罪。——哪怕，哪怕所有这些都会出现，但我·呢·，所有这一切还是不能接受，也不想接受。”“我受苦受难不是为了用我自己、用我自己的罪恶和苦难为某种未来的和谐施肥。”“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受苦受难，为的是用苦难换取未来的和谐，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孩子们呢，孩子们怎么办？请告诉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也必须受苦，为什么他们也不得不用苦难换取和谐？为什么他·们·也得成为物质，好为某个人的和谐施肥？”“我完全拒绝最高的和谐。它不值哪怕只是一个受苦孩子的一滴眼泪，让他的小拳头捶着胸，在一个恶臭的狗窝似的小屋里以其无法补偿的眼泪向‘上帝’祈祷。不值得，因为他的眼泪最终是无法补偿的。它们应该得到补偿，否则，就不可能是和谐。”伊万·卡拉马佐夫拒绝成为人类命运大厦的建筑师，如果为此必须折磨哪怕一个极小的建设者。他也拒绝承认善和恶。“干吗要区分善和恶这鬼玩意儿，如果为它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伊万·卡拉马佐夫把自己进入世界和谐的入场券还给了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完全赞同思想者伊万·卡拉马佐夫？也是，也不是。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辩证法是“欧几里得智慧”的辩证法，是拒绝承认世界生活意义的、无神论者的辩证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要远远高于“欧几里得智慧”的局限性，他相信上帝，相信世界的意义。但在伊万·卡拉马佐夫的造反中有时也揭示真理，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真理。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救赎者和赎罪者，如果历史进程没有意义——它对于“欧几里得智慧”来说是遮蔽着的，那么世界就应当被摒弃，那么就应当拒绝未来的和谐，那么进步就是丑陋的思想。伊万·卡拉马佐夫在自己的造反中比一般的“进步论宗教”倡导者、比革命的〔/社会主义〕宗教倡导者走得更远。因为，他不仅否定上帝，而且否定现存的世界。——这其中有天才的预见。一般地，反宗教意识会走向神化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被非同寻常地认可，正是因为没有上帝，正是因为除了“这个世界”什么也不存在。如果世界上没有了上帝的意·义·，那么人就认为这一意义在未来的世界和谐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挖掘，他揭示了否定上帝的造反的最后极限，揭示了世界的上帝意义。无神论的“欧几里得智慧”必定既否定这个世界，也反对未来的世界和谐，必定抛弃最后的宗教——“进步论宗教”。在造反的极限中，与某种正面的真理有某种契合。此后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通向基督的路。造反的极限是无，是世界灭亡。这表明了革命的“进步论宗教”的空想。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半是站在伊万·卡拉马佐夫一边。通过他的辩证法，他把我们引领到了上帝面前。如果存在“欧几里得智慧”发现不了的上帝的意义，如果存在救赎者，如果此世的生活是赎罪，如果最终的世界和谐是在上帝的王国，而不是在这个世界的王国，那么世界就可以被接受，历史的进步连同它无数的苦难就可以得到辩护。

　　〖注释〗①  按别氏的思想，具有精神的自由是活着，失去精神的自由则意味着死亡。这里“活着”即是此意。〖注释结束〗

　　自我意志和造反之路导致自我否定，它是自杀。自我意志的革命之路通向“进步论宗教”〔/和社会主义宗教〕，但最终它不可避免地否定“进步论宗教”〔/和社会主义宗教〕。反对历史的造反必定转变为反对历史的最终结果、反对历史的最终目的。为了替未来辩护和接受未来，需要替过去辩护和接受过去。未来和过去具有相同的命运。必须战胜愚蠢的对时间的割裂，而把过去、现在、未来连接在永恒之中，只有这样世界进程才可以得到辩护，只有这样才能认可“婴孩的眼泪”。如果存在灵魂不死，世界进程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存在灵魂不死，那么世界进程就应当被摒弃。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思想。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否定给出了一种“进步论宗教”的第二种解决世界和谐问题的方案，并坚决反对它。但第一种方案他同样不能接受。如果没有自由、不辨善恶、世界进步没有历尽悲剧，世界和谐就一文不值。已经失去的天堂没有归途。人应当经由选择的自由，经由自由地战胜恶而达到世界和谐。强迫的世界和谐不会得到辩护，也不需要这样的世界和谐；这与上帝的儿女的尊严也不相称。《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天堂就表明了这一点。人应当彻底接受自由的苦难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揭示了这一道路的最终结果。神化世界和神化人都导致死亡和无，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神之路。在基督身上，人的自由和神的和谐得以融合。解决世界和谐问题的第三种方案的可能性被揭示出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教会解决世界和谐与天堂的问题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有一个神权政治的乌托邦，它不仅与地上的〔/社会主义天堂的〕乌托邦相对立，也与天主教神权政治的乌托邦相对立。教会被用来管理世界。“不是教会变成国家，”佩西神甫①说，“那是罗马和它的梦想。那是魔鬼的第三种诱惑！相反地，是国家变成教会、上升到教会的地位，并将成为整个地球上的教会；是与教皇极权主义、与罗马完全相反的；这才是伟大的正教在地上的使命；是地球从东方闪耀出光辉。”“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哪怕到了千年之后。”教会现在还不是像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天主教教导的那样，是王国，上帝的王国。但在教会中王国必定被揭示，这将是教会之中的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往它，把它作为基督教预言的实现来看待。在作为启示录的民族的俄罗斯民族中，必定揭示这一新的宗教启示；但在这一民族中最终也将显示出无神论的革命〔/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的谎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的新基督教中，必定揭示出非凡的自由和基督的兄弟之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社会之爱与社会之恨相对立。像所有的俄罗斯宗教思想家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对者。他曾是西欧的敌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资产阶级”文明在西欧取得了胜利。在他自己的神权政治乌托邦中，可以找到独特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元素，——与无神论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他对待国家的态度还没有被深入思考。他的君主主义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征。这把我们引向宗教的弥赛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的宗教—社会思想与此相联系；也把我们引向俄罗斯宗教民粹主义。

　　〖注释〗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注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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