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恶、犯罪与罪与罚

　　第四章  恶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与自由主题相联系的是恶与罪的主题。没有自由，恶就是无法解释的；恶出现在自由的道路上。没有与自由的这一联系，就不存在对恶负责的问题。没有自由，上帝就要对恶负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任何人更深刻地明白，恶是自由的孩子；但他同样明白，没有自由就没有善，善同样是自由的孩子。生命的秘密、人命运的秘密就与此相关。自由——是非理性的，正因为如此，它创造善，同时也创造恶。但如果因为它可以产生恶，就拒绝自由，那将意味着产生更大的恶。因为，只有自由的善，才是善；受善诱惑而施行强迫和奴役，是反基督的恶。所有的谜、悖论和秘密就在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为我们提出了诸多的谜，也努力为我们解开它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有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可以诱惑许多人的对待恶的态度。因此，应当从根本上明白，他是怎样提出并解决恶的问题的。自由之路会转化为自我意志，自我意志会导致恶，恶会导致犯罪。犯罪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不仅是人学家，而且是独特的犯罪侦查学家。考察人性的防线和界限引发考察犯罪的本性。在犯罪之中，人突破了这些防线和界限。对犯罪的极大兴趣即来源于此。跨越了允许的界限的人遭遇并忍受着怎样的命运？由此在他的本性中又发生了哪些转变？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着犯罪的本体论的后果。结果表明，转化为自我意志的自由导致恶，恶导致犯罪，犯罪内在地不可避免地导致罚。在人性的最深处，罚注定等待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同对待恶的肤浅的、表面的态度作斗争。他的小说和《作家日记》中的文章充满了各种刑事犯罪的过程。这种对罪与罚的奇异的兴趣取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的精神气质反对以社会环境肤浅表面地解释恶和犯罪，并在此基础上否定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恨这种正面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理论。他在其中看到了对人性深度的否定，对人精神自由以及与自由相关的责任的否定。如果人只是外在社会环境的消极被动的反射，如果他不是一种责任的存在，那么，就不存在人，也不存在上帝；不存在自由，也不存在恶与善。那样一种贬低人、拒绝人的优先地位的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引起的是愤恨。他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论在他的时代相当占优势的这样一种学说。他准备捍卫最严酷的惩罚，把它作为对自由应负有责任的存在之相应的属性。恶根植于人性的深处，根植于人非理性的自由中，根植于人脱离了神性的堕落中。恶有其内在的根源。严酷惩罚的拥护者比否定恶的人道主义者更深刻地看到了犯罪的本性，看到了人普遍的本性。以人的尊严的名义，以人的自由的名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了对各种犯罪的惩罚之不可避免性。这种惩罚需要的不是外在的法律，而是来自人自由的良心的最深处。人自己不能同这些观点妥协：他不对恶和犯罪负责，他不是自由的存在，不是精神，而是社会环境的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愤怒中，在他的残酷中，回荡着捍卫人的尊严、捍卫人的优先地位的声音。卸去人责任的重负，赋予人外在的条件，让他感觉自己是这些外在条件的玩偶，这有损于人作为自由的、负有责任的存在的尊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创作都揭发着这种对人性的污蔑。恶是人具有内在深度的标志。恶与个性联系在一起，只有个性才可以创造恶并对恶负责。无个性的力量不可能对恶负责，不可能成为恶的起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恶的态度与他对待个性的态度，与他的人格论联系在一起。不负责任的人道主义否定恶，因为它否定个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人的名义同人道主义作斗争。如果存在人，存在深度空间的人的个性，那么，恶就有其内在的根源，它就不可能是外在环境偶然条件的产物。认为苦难之路可以赎罪、可以焚烧罪恶，这符合人最高的尊严，符合他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只有通过苦难人才可以上升，这一思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非常本质的特征。苦难是深度的标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恶的态度是极端悖论的。这一态度的复杂性使一些人怀疑这一态度是基督教式的。有一点可以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恶的态度不是教条式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体·验·恶·，在这一点上，他是诺提斯教徒。恶就是恶。恶的本性——是内在的，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外在的、社会的。人，作为自由的存在，对恶负有责任。恶必定显露出自己的毫无价值，恶必定消失。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地揭露恶、焚烧恶。这是他对待恶的态度的一个方面。但恶还是人的道路，人悲剧的道路，是自由人的命运，是同样可以丰富人、带人走向更高的台阶的体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还有对待恶的态度的这另一面——内在地理解恶。自由之子而不是奴隶正是这样感受恶的。对恶的内在体验揭露着它的毫无价值；在这个体验中恶消失了，人走向光明。但这个真理是危险的，它存在于真正自由的和精神的成年人那里，它应当避开幼稚的人。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是一个危险的作家，需要在一种精神解放的氛围中阅读他。终究应当承认，没有一个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强有力地同恶、同黑暗作斗争。教义手册的教条式的道德不可能回答他的那些踏上恶之路的主人公的痛苦。恶不是从外部受惩罚，而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后果。法律对罪的惩罚是罪人内在的命运。所有外在事物只是内在事物的表征。良心的痛苦对于人来说，比外在的国家法律的惩罚更可怕。被良心的痛苦击溃的人等待着惩罚，以此减轻自己的痛苦。国家——这个“冰冷的怪物”，其法律与人的心灵毫无共同之处。在对米卡·卡拉马佐夫的侦查和诉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国家法律的谎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类的心灵比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他是最深刻的基督教徒。但心灵本身却寻求国家之剑，自己把自己置于它的打击之下。罚是心灵内在道路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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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奴隶和幼稚的人才会这样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恶的论题：为了得到新的经验，丰富自己，需要走恶之路。依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不可能建立起恶的进化论理论，按照此理论，恶只是善的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被许多神智学家所捍卫的这样的进化论的乐观主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精神完全对立。他完全不是一个进化论者，对于进化论者来说，恶是善的不足或是善发展的阶段。对他来说，恶就是恶。恶应当在地狱之火中被焚烧，于是，他引领恶穿越这地狱之火。在这里，任何孩子式的游戏或恶的机巧都不可能。认为人可以有意识地走恶之路，为的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满足，而随后可以在善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发疯了。这是完全不正常的意识状态。在这种论证中，没有内在的严肃性。就算悲剧式的恶的经验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使其学识敏锐，就算没有回归到恶的经验之前的肤浅的状态，但一旦走上恶之路、感受到了恶的经验的人开始认为，恶丰富了他，恶只是善的阶段，是他上升的阶段，这时，他就是正在更深地向下坠落，正在瓦解和死亡，正在切断自己通向丰富和上升的道路。那样的人不会从恶的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也已经不会上升。只有揭露恶，只有由恶带来的伟大的痛苦可以把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恶之中的自我满足即是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的正是，心灵怎样地忍受着由恶带来的痛苦，心灵怎样在自身揭示着恶。恶是人的悲剧道路，是人的命运，是人自由的体验。但恶不是善进化的必需的阶段。恶是悖论的。而乐观的进化论对恶的理解，是理性地取消这一悖论。因恶的经验，人可以丰富起来，可以使意识更为敏锐，但为此需要经历磨难，需要经受死亡的恐惧，需要揭示恶，需要让恶经历地狱之火，需要赎自己的罪。恶与痛苦联系在一起，所以必定把人引向赎罪。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苦难之赎罪与复活的力量。对于他来说，生命首先是通过苦难来赎自己的罪。因此，自由不可避免地与赎罪联系在一起。自由把人带到了恶之路上。恶是自由的体验。恶必定带来赎罪。由自由产生的恶毁灭了自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赎罪恢复人的自由，还人以自由。因此，赎罪者基督就是自由。在自己所有的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引领人走过这个精神过程，走过自由、恶和赎罪。佐西马长老和阿廖沙被他塑造成认识了恶并走向更高境界的人。在阿廖沙身上有着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元素，哥哥伊万在他身上看出了这一点，格鲁申卡也看出了这一点。他本人在自己身上也感觉到了它们。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阿廖沙应该是一个经过了自由体验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理解人的命运的。罪的问题是是否一切都允许的问题。一切都允许吗？这一问题总是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问题在他面前呈现出层出不穷的新的形式。《罪与罚》写的是这一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写的也是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又成为人的自由体验的问题。当人走上自由之路，一个问题就摆在了人的面前：人的天性中有没有道德界限，人是否敢于做任何事情。而已经转化为自我意志的自由已经不想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任何限制。可是，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人本身就是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于是，人体验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强大、自己成为人神的使命。人被某种“思想”所控制，在这种控制中他的自由开始消失，他成为某种异己的力量的奴隶。这一过程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地表现出来。在自己的自我意志中不知道自由界限的人就会失去自由，就会成为被“思想”控制、受它奴役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给人的印象完全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一个狂人，着迷于虚假的“思想”。他没有道德自律，因为道德自律使人自我净化、自我解放。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体验着自己本性的限度、普遍人性的限度。他认为自己是人类中被拣选的那部分人，而不是普通的人，他属于优秀人物，肩负着使人类幸福的使命。他认为，一切都可以做。于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这样，在具有这一意识——这种意识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简化为最简单的原则——的人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道德提问：不平凡的人，肩负着为人类服务的使命的人，可不可以杀死最无足轻重、最丑陋的人类存在、可憎的老太婆、高利贷者——她除了恶，什么也不能给人带来，为的是以此为自己开辟通向未来的、使全人类幸福的道路。这允许吗？《罪与罚》以惊人的力量表明，这是不允许的，这样的人从精神上杀死了自己。在经历了内在的艰难体验后，经验表明，不是一切都允许的，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具有绝对的意义。人具有的精神性不允许以自我意志杀死哪怕最坏的、最罪恶的人。人以自我意志消灭另一个人，他也就消灭了自己；他就不复是人，就失去了自己人的形象，他的个性就开始瓦解。任何“思想”，任何“崇高的”目的都不能为对待即使最罪恶的人的那样一种态度辩护。“眼前的”比“遥远的”更珍贵；所有的人类生命，所有的人类心灵比未来人类的幸福，比抽象的“思想”更珍贵。这就是基督教的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这一点。一个自认为自己是拿破仑、是伟大的人、是人神的人，在越过了具有类上帝的人性所允许的界限之后，却坠落到深渊；结果，他确信他不是超人，而只是一个无力的、低级的、心脏会跳动的生物。拉斯柯尔尼科夫意识到了自己的完全无力，自己的微不足道。体验自己自由的极限和自己的力量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的不是微不足道和罪恶的老太婆，而是自己。“犯罪”之后——这本是一次纯洁的实验——他失去了自由，被自己的无力压垮。他已经没有了骄傲的意识。他明白了，杀死一个人轻而易举，这个实验并不困难，但它不能给人以任何力量，反而使人失去精神力量。任何“伟大的”、“非凡的”世界的意义（按照他的说法）也没有因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产生。他被发生的微不足道的事件所击溃。永恒的法，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他受到了它的制裁。基督来不是破坏，而是执行法律。《新约》带来的自由，不是反抗《旧约》，而是打开一个更高的世界。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必定受不可更改的旧约法典效力的约束。那些曾是真正伟大的和天才的人，那些为整个人类作出了伟大业绩的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切都被许可的超人，他们献祭般地为超人服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给予人类更多东西。拉斯柯尔尼科夫首先是一个分裂的人、内省的人。他的自由已经被内在的疾病所战胜。真正伟大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具有完整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表明了超人类的奢望的虚伪。

　　可以看出，虚伪的超人类思想杀死了人，对无限力量的奢望是软弱和无能的表现。所有这些现代人的对超人的强大的奢望都是毫无意义和可怜的，这些奢望把人抛进非人的软弱之中，并以此告终。道德和宗教良心的本性是永恒的。良心的痛苦不仅可以减轻罪行，而且可以减轻人在他虚伪地奢望强大上显示出来的软弱无力。拉斯柯尔尼科夫良心的痛苦不仅表明，他僭越了允许的界限，而且表明了他的软弱和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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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柯尔尼科夫主题已经标志着人道主义的危机、人道主义道德的终结危机和人的自我肯定导致的人的毁灭。希望成为超人和超人类，希望有更高级的人的道德，这意味着人道主义的过时和终结。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不存在人道，他对待人的态度残忍而无情。人，活生生的、受苦受难的具体的人的存在，必定成为超人“思想”的牺牲品。以“遥远的”名义，非人的“遥远的”的名义，可以对“眼前的”，对人为所欲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信奉对“眼前的”爱的宗教，揭露对“遥远的”、非人的、超人的爱的宗教的谎言。是有一个“遥远的”存在，他留遗训教导爱“眼前的”，这是上帝。但上帝的思想是唯一的不取消人、不把人变成简单的手段和工具的超人的思想。上帝通过自·己·的·儿·子·敞开自己。他·的儿·子·——是完善的上帝和完善的人。神—人，其中完全融合了神的和人的东西。其他各种超人思想都取消人，把人变成手段和工具。人神思想带给人的是死亡。这一点透过尼采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和社会主义宗教的非人的集体主义思想对于人类来说也是致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察人沉迷于其中的人神思想的各种形式——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的致命的后果。这里，人道的王国终结了，这里，将不再有对人的同情。人道曾是基督教关于人的真理的反映。但彻底背弃这一真理，就取消了对人的人道态度。结果，以超人的伟大名义，以未来的遥远的人类幸福的名义，以全世界革命的名义，以一个人的无限自由或所有人的无限平等的名义，可以折磨或扼杀所有的人、不计其数的人，把所有的人变成实现伟大“思想”、伟大目的的简单的工具；以超人的无限的自由（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名义，或以人类的无限的平等（极端的集体主义）的名义，一切都被许可了。“人的自我意志”应当享有，按它的说法，实现人类生活平等的权力和支配人类自己的权力。人的生命不属于上帝，对人的最后裁判不属于上帝。自命拥有超人“思想”的人肩负起了这一切，但他的裁判没有怜悯，没有神性，也没有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考察了以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集体主义为形式的这一致命的人的自我意志的道路，并揭露了他们迷人的谎言。拉斯柯尔尼科夫——沉迷于这样的虚假的思想的人之一。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臆断，他自行解决能否以自己“思想”的名义杀死哪怕最坏的人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属于人，而属于上帝。上帝是唯一最高的“思想”。不服从于最·高·意·志·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就会杀死他人，同时也杀死自己。《罪与罚》的意义就在于此。(www.chuimin.cn)

　　接着，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入地考察了人的具有犯罪倾向的自我意志的道路。在那里揭示了人沉迷于无神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无神论的集体主义思想的严重后果。彼·韦尔霍文斯基由于沉迷于虚假的思想而失去了人的形象。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相比，这里人的毁灭已经走得更远了。彼·韦尔霍文斯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认为，以自己“思想”的名义，一切都是允许的。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人，他自己也不再是人。我们已经从人的王国走进了一个骇人的、非人的环境。〔/沉迷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神论思想，最终的结果是走向暴虐残酷。〕人性中产生了道德上的白痴，失去了善与恶的一切标准。形成了一种骇人的氛围，充满了血腥和杀戮。沙托夫的被杀令人震惊。在《群魔》展示的画面中有某种先知的、预言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个洞悉了那种众所周知的思想必然带来的后果。他比弗·索洛维约夫的洞见更为深刻。弗·索洛维约夫曾尖锐地分析了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并给出了一个公式：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因而我们将彼此相爱。不，如果人不是上帝的形象，而是猴子的形象，那么将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杀戮，将允许自己所有的杀人行为、所有的残酷。那时一切都将被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思想”本身、最终目的本身的转化和蜕变，而它们最初都是多么崇高而迷人。这一“思想”是丑陋的、无意义的、残无人性的，其中自由转化为极端专制，平等转化为可怕的不平等，人的神化转化为消灭人性。彼·韦尔霍文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最丑陋的形象之一，在他身上，人的良心——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还存在的良心，已经彻底粉碎。他已经不会忏悔，已经疯狂到了极点。因此，他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一类形象，这些人已经不再有未来的人的命运，这些人已经从人的王国坠落到虚无。这是——麦秸。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斯麦尔佳科夫、永久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人。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维尔西洛夫、伊万·卡拉马佐夫还有未来，尽管从经验上讲他们已经死亡，但他们还有人的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察和揭示了至今还没有洞悉的深处中的良心的痛苦和忏悔。他发现了在人的最深处，在人隐秘的念头中倾向于犯罪的意志；而良心的痛苦，就是在人没有犯任何看得见的罪行的时候，也折磨着人的心灵。人时常揭发自己，即便犯罪的意志并没有转变为任何行动。不仅国家的法律，就是社会舆论的道德法庭也没有触及到人犯罪的最深层。而人了解自己更可怕的东西，认为自己理应受到更严酷的惩罚。人的良心比冰冷的国家的法律更为无情，它要求于人的更多。我们不只是在用枪炮或冰冷的武器结束人的肉体生命时才是杀死我们的同类。其实，很少被我们意识到的那些隐秘的念头一一倾向于否定我们同类的存在的隐秘的念头，这已经是在精神中杀人。人要为此负责；还有，所有的仇恨已经是杀人。所以，我们都是杀人犯和罪人，尽管国家法律和社会舆论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无可指责，不应受到任何惩罚。但尽管我们从内心深处、从潜意识层面多少次为这种行凶赎罪，可我们的意志又是怎样经常地倾向于诽谤和消灭我们同类的生命。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自己隐秘的心灵中都曾希望自己的同类死亡。犯罪就始于这些隐秘的念头和愿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良心的活动被表现得异常深刻而细腻，它揭发着逃脱了国家的和人类的法庭的各种惩罚的罪行。伊万·卡拉马佐夫并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杀死他的是斯麦尔佳科夫。但伊万·卡拉马佐夫却为杀死父亲的罪行而惩罚自己。良心的痛苦使他疯了。他达到了个性分裂的极限。他内在的恶出现在他面前，就像他的另一个“我”，折磨着他。在自己隐秘的念头中，在潜意识层面，伊万希望自己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个不道德的、丑陋的人死。他本人也总是谈论“一切都是允许的”。怂恿斯麦尔佳科夫，鼓励他的犯罪意志，坚定了它。他—一是父亲被杀的精神肇事者。斯麦尔佳科夫——是伊万第二，是他最低级的“我”。无论是国家的法庭，还是社会舆论的法庭，在任何方面也没有怀疑伊万，没有判伊万有罪，它们还没有达到如此的深度。但他自己却备受良心痛苦的煎熬，心灵因此在地狱之火中燃烧，其心智受尽折磨。虚假的、不信上帝的“思想”把他引向那些隐秘的思想，它们为杀害父亲寻找各种理由辩护。如果他是还有自己命运的人，那么，他必定经历激烈的忏悔，经历疯癫。还有米卡·卡拉马佐夫，他没有杀害自己的父亲，也陷入了残酷的不公正的人类法庭的审判中。但他也说：“那样的人活着干什么？”他是以这种方式在自己精神深处完成了弑父。于是，他接受了不应有的、不公正的、冷酷的法律的惩罚，借此赎自己的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有心理上的弑父都有极其深刻的、浓缩的象征意义。人不信上帝的自我意志必定导致弑父，导致否定父名。革命永远是弑父。伊万·卡拉马佐夫与他的另一个低级的“我”——斯麦尔佳科夫之间关系的塑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天才的篇章。自我意志之路，拒绝敬仰超人之路必然导致出现斯麦尔佳科夫这一形象。斯麦尔佳科夫的结局就是等待着人的可怕的惩罚。骇人的、丑陋的斯麦尔佳科夫之漫画就是成为人神之希望破灭的象征。在这条路上，斯麦尔佳科夫必定胜利，伊万必定发疯。我们在斯塔夫罗金对待自己的妻子跛脚女人的死的态度中，也看到了对隐秘念头中的犯罪的揭露，尽管这只是一种纵容。费季卡·卡托尔施尼克——跛脚女人之死的肇事者，认为自己是受斯塔夫罗金的怂恿，就像他的代理人。斯塔夫罗金也感到了自己的罪孽。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度上来探讨恶与罪的问题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关于不死这样写道：“没有‘崇高的思想’就不存在人，也不存在民族。而地上崇高的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关于人类灵魂永生的思想，因为生活中所有其他‘崇高的思想’——人之为人的思想，都是从这一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在失去永生的思想时自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只要他自己的水平比牲畜高出一点点。”“永生的思想——对于人类来说，这是生命本身，是活生生的生命，是人类真理和正确意识的最终公式和主要源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即如果不存在永生，一切都是允许的。恶的问题和罪的问题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与永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怎样理解这之间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思想不意味着他关于恶与罪的问题有一个肤浅的、简单的和功利主义的前提。他不是想借此说，人可以因恶和罪得到惩罚而获得永生，可以因善而得到奖赏。那样一种简单的天国的功利主义于他是格格不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说，所有的人和人的生命，只要是一个不死的存在，只要在这一情形下，就具有绝对的意义，就不容许为了某种思想或利益像对待工具那样对待他。否定人的永生，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就等于否定人。要么，人——是不死的精神，具有永恒的命运，要么，人—一是一个短暂的经验的现象，自然和社会环境消极的产物。在第二种情形下，人不具有绝对的价值，不存在恶与罪。陀思妥耶夫斯基捍卫人不死的灵魂。不死的灵魂，同样也是自由的灵魂，具有永恒的绝对的价值。但它同样是负有责任的灵魂。承认内在恶的存在和对恶的责任，就意味着承认存在人真正的个性。恶与个体存在、与人的个性联系在一起。但个体存在是永生的存在。毁灭永生的个体存在是恶。肯定永生的个体存在是善。否定永生就是否定存在着善与恶。如果人不是永生的和自由的个体存在，一切就都是允许的，那样，人就不具有绝对意义；那样，人就对恶不负有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观的核心，是承认所有人存在的绝对意义。最罪恶的人的生命及其命运在永恒面前也具有绝对的意义，这同样是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命运。因此，毁灭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应该受到惩罚。在每一个人的存在中，都应该尊重上帝的形象。就是在最堕落的人的存在中依然保留着上帝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激情就在于此。不仅“遥远的”——崇高的“思想”，不仅“超凡的”人们，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具有绝对的意义，而且“眼前的”，如马美拉多夫、列比亚德金、斯涅吉辽夫，或者是令人厌恶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都具有绝对的意义。杀人的人也杀死了自己，否定别人的不死和永恒的人，也否定了自己的不死和永恒。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的辩证法，无可辩驳的纯粹基督教的辩证法。不是功利主义的对惩罚的恐惧必然阻止犯罪和杀戮，而是人的不死的本质否定犯罪和杀戮。人类的良心是人永生的标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苦难的态度是双重性的。这个双重性，不是一下子可以理解的，它使两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最具同情心的作家和最残酷的作家——都找到了证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渗透着对人无限的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教导人们怜悯和同情。在这一点上，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没有一个人如此为人类无尽的苦难而悲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永远滴着血。他曾经有机会了解苦役，生活在苦役犯中间，因此，他一生都在上帝面前为人鸣不平。无辜孩子的苦难比一切都更震惊和刺痛他的良心。为婴孩的眼泪辩护，对于他来说，使人正论成为可能。他深刻地理解人对世界秩序的反抗，这一世界秩序是以可怕的痛苦、孩子们无辜痛苦的眼泪为代价换来的。他整个就是从无限的同情中走来的。通过阿廖沙之口他回答了伊万的问题：他是否同意“建造那样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其目的是使人最终得到幸福，给他们以和平与安宁，如果为此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使那么小的一个小人儿、那个最小的婴孩小拳头捶着胸地痛苦，在他擦不干的眼泪上建造这座大厦”。“不，要是那样，是不会同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问，就像米卡在梦中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遭火灾的母亲无家可归？为什么人们这么贫穷？为什么娃娃们如此不幸？为什么草原上一片荒芜？为什么他们不拥抱亲吻？为什么人们不唱欢乐的歌？为什么他们遭灾之后脸色阴暗？为什么他们不哺乳娃娃？”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是所谓的多愁善感、过分殷勤和异常软弱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鼓吹同情，还鼓吹苦难。他号召人们去经受苦难，并相信苦难的赎罪的力量。人——是负有责任的存在。所以人的苦难不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苦难与恶联系在一起。而恶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因此自由导致苦难。自由之路就是苦难之路。于是总是有那么一种诱惑，剥夺人的自由，以解脱人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自由的卫士，因此他宁愿把人的苦难作为自由不可避免的后果来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残酷就是与这彻底地接受自由联系在一起。大法官的话也可以用在他本人的身上：“你拿了那些不同寻常、捉摸不定、含糊不清的东西来，拿了那些人们担当不了的东西来，因此，你这样做，似乎你根本就不爱他们。”这个“不同寻常、捉摸不定、含糊不清的东西”与人非理性的自由相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难中看到了人更高的价值，看到了自由的存在。苦难是恶的后果，但在苦难之中焚烧着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创作中引领人走过炼狱和地狱，把人领到天堂的门前。但天堂没有像地狱那样被有力地揭示。

　　自由之路引导人走上恶之路。恶之路使人分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表现分裂的天才大师。正是在这里，他有真正的发现。这些发现令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为之震惊。伟大的艺术家比学者的发现更多，更早。无限的、空虚的、转化为自我意志的自由，丑陋的、无神论的自由不能完成拣选之举，它走向了反面。因此人一分为二了，形成了两个“我”，个性分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都是这样双重的、分裂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维尔西洛夫，伊万·卡拉马佐夫。他们失去了个性的价值，他们的行动像两个生命。在分裂的极点，人的另一个“我”，他内在的恶，像魔鬼，被分离出来，被人格化。这个分裂的极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噩梦中，在他与魔鬼的对话中，以惊人的天才表现出来。伊万对魔鬼说：“你是我的化身，不过，只是我的一面……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的一面，而且是最龌龊、最愚蠢的一面。”“你——就是我本人，那个我，只是带着另一副面具。”“你不是你自己，你——是我，你就是我，别的什么也不是。你——是败类，你——是我的幻想。”这里，陀思妥耶大斯基的鬼已经不是一双火红色的翅膀闪着红光、雷鸣电闪地、非常美丽的、诱惑人的恶魔。这是一个阴暗的、鄙俗的先生，有一颗奴才的心，希望变成“七普特重的商人太太”。这是一个无个性的灵魂，窥视着人。恶的最后极限——鄙俗下流，精神贫乏，无个性。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的恶是斯麦尔佳科夫的原点。清醒的思想妨碍魔鬼接受基督并高喊“和散那”。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欧几里得的智慧”非常类似这个清醒的思想。“欧几里得的智慧”的论点也与魔鬼的论点吻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分裂的人身上都有这个魔鬼，尽管在他们身上没有在伊万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分裂的人的第二个“我”是无个性的灵魂，是他们个体存在的死亡。在这个第二个“我”中揭示着空虚的、无目的的自由，无个性的自由。“索多玛”的理想是“生命的幻影”，是无个性的诱惑。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完全献身于索多玛的理想，成为彻底的幻影。作为个体，他已经不存在，他显示了恶的内在的精神贫乏。只有在完美的第二自由中，在真理的自由中，在基督的自由中才可以拯救分裂。为了不再分裂，为了魔鬼的噩梦消失，需要完成最终的拣选，拣选真正的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爱也经历了这一分裂。这一元素在爱中也被揭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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