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创新视角研究成果

第一节　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多数是通过实证方法检验各国FDI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有些学者还通过经验研究进一步探讨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以及FDI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本文沿着国内外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发展的脉络，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使之成为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并就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和提升，为进一步研究FDI溢出机制打下基础。

一、FDI溢出效应的理论内涵与理论基础

FDI溢出效应（Spillover）的概念最初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在研究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时，提出了“溢出效应”概念，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逐步延伸的过程。Meier（1976）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效应。Magnus Blomstrom（1996）将FDI的溢出效应定义为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引起东道国技术进步，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全部收益时，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东道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目前，FDI的溢出效应一般可以描述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使得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或行业获取的劳动生产效率或产出水平的提高。学者们一般把本土企业或行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联系起来建立计量模型，通过企业或行业数据来检验FDI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当本土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正相关时，就认为溢出效应存在，其基本数学模型为：Lp=f（FDI，X₁，X₂，…），被解释变量Lp表示东道国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解释变量，最主要的变量是FDI，FDI表示外资参与程度，X₁，X₂，…表示其他解释变量。国际上最常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东道国本土企业或行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或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道国企业效率的提高，效率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¹⁾，溢出效应的被解释变量还可以是东道国本土企业或行业的人均产出水平或其他指标。同时，计量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范围也逐渐扩大，最初的解释变量多是指外国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然后进一步考虑行业的技术特点、内外资的技术差距以及东道国的政策环境等，学者们还从东道国的角度考虑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把东道国的吸收力纳入溢出效应的解释变量。学者们还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FDI的增量进行检验，对基本方程模型Y=AL^αK^β取对数后为LnY=λ+αLnL+βLnK+ηFDI+ε，被解释变量Y表示企业产出水平或企业的销售总收入，解释变量中，变量FDI为行业内FDI参与程度，L为国内企业行业平均雇员数，K为国内企业行业平均固定资产净值。虽然不同的计量模型实证得出的结论还比较分散，但至少人们开始认识到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溢出效应的产生，为进一步研究FDI溢出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FDI溢出效应最终目的是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这就涉及经济增长理论，所以经济增长理论是探讨FDI溢出效应的一个理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即古典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其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决定于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将经济增长看成经济和谐运行的必然结果，认为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也是不必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Solow（1956）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是生产函数计量模型，一般性假设是技术水平持续不变，考虑生产函数中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并且假设储蓄率和劳动供给外生。Solow模型的一个预测是在缺乏技术连续进步的情况下人均增长将最终停止，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设技术水平持续不变，这对解释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以P.Romer和R.Lucas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并逐步建立了“新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该理论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结论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Romer（1990）构造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强调了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技术进步按来源划分，可以分为自由创新和技术引进模仿等。Lucas（1988）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要素，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企业能获得知识的多少不依赖于总资本存量，而依赖于经济的人均资本。Lucas假设学习和外溢涉及人力资本，且每一个生产者都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而非人力资本的总量。Arrow（1962）认为技术的进步取决于人们的“干中学”，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技术进步是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经验对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

FDI属于国际投资，所以国际投资理论也是研究FDI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国际投资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垄断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金润圭，1999），这两个理论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理论支持。垄断优势理论的开创者是Hymer，Hymer（1976）指出一家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其具有特定优势，这个优势是由于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全竞争产生的，实质上就是垄断优势，国际企业就是借此获取更多利润的。Hymer认为，企业对外投资会增加经营成本，如通信运输成本，因文化、法律、语言环境的不同等发生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跨国经营的成功，企业必须具有厂商特有优势和行业特有优势。厂商特有优势主要表现为跨国企业的生产技术、组织管理、营销组合方面的优势；行业特有优势主要表现为对外投资企业所在的行业具有的优势，如高科技和规模经济等。国际企业进行国际投资主要是利用其专有的知识和技能在不同国家的市场控制生产和营销，从而在东道国获取高额利润。Dunning（1980）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投资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条件，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是企业拥有而别国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以及所有权；区位优势指国际企业利用东道国的当地优势进行生产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内部化优势指通过内部化市场要比通过外部市场交易获得更大的收益，国际企业通过在东道国进行上、下游企业并购，从而降低交易费用，获得企业利益最大化。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国际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溢出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国际投资理论指出国际企业进行跨国投资过程中，可以提供垄断优势，包括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理念和管理等，而内生增长理论突破性地把技术进步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来，认为技术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对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也对FDI溢出效应的产生途径提供佐证。人们开始注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开始深入研究技术溢出效应。

二、FDI溢出效应研究的主要结论

对于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FDI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和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基本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研究的。

（一）关于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问题的主要研究结论

按照对FDI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发展历程，一般认为最早的实证研究者是哈佛大学的Caves（1974）教授，他实证检验了澳大利亚的FDI溢出效应，选取的是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实证结果发现，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本行业吸收的FDI均呈现正相关，该国的FDI存在溢出效应。随后，纽约大学的Globerman（1979）对加拿大制造业进行实证，他选取的是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实证结果发现，这个国家吸收的FDI也存在溢出效应。此后更多的学者在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进一步实证其他国家溢出效应的情况。Magnus Blomstrom等人（1983）选取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实证得出FDI存在溢出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和日本的双向投资进行实证研究，检验结果发现，双方存在明显的双向外溢效应。但是，同时也存在相反的经验研究结论，Aitken Harrison（1999）选取委内瑞拉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对行业差别进行控制的情况下，FDI对该国并没有产生溢出效应，相反，FDI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是负面效应。Djankov和Hoekan（2000）分析捷克制造业1993～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FDI对该国也是主要产生负面效应。(www.chuimin.cn)

为什么实证的结果不集中，有时还出现相反的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讨其原因，实证研究的模型、方法、数据选择和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异性因素可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对解释变量考虑不全面导致实证结论的不稳定。有些学者发现对有关条件调整以后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Aitken and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的溢出效应实证发现，如果不考虑FDI偏好于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这一事实，实证结果能得到正的溢出效应结论，如果在回归过程中对行业差别进行控制，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

（二）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问题的主要研究结论

许多学者对FDI给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开放本身并不能保证FDI能产生溢出效应，也就是FDI溢出效应的产生不是必然的，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而且存在某些因素可以促进或制约溢出效应的发生。本书主要分析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东道国吸收创新能力以及行业特征等因素。

首先，学者们通过实证发现，FDI溢出效应的产生受东道国与外国直接投资国之间能力差距的影响。对于东道国与外国直接投资国之间能力差距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技术能力差距越大，赶超效应越明显，溢出效应也越大。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R.Findlay（1974）构建了一个内生动态化模型，检验了技术差距和外资份额等静态特征对技术外溢的影响，该模型的假设使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对东道主国家进行技术扩散，他通过研究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异越大，技术扩散率越高，外资在当地的资本份额越高，扩散的速度越快⁽²⁾。同时，他认为对东道主国家来说，可模仿的技术空间越大，模仿带来的回报率越大。新增长理论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假设是技术模仿成本远远小于技术创新成本，模仿成本与可供模仿的技术选择集成反比，所以得出结论，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越大，可供选择的技术越多，较低的模仿成本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率，因此溢出效应越大。根据新增长理论，Barro等人（1995）提出技术外溢效果与发展中国家的初始技术之间成正向关系，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行赶超，最终达到技术的收敛效应。

但更多学者的实证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许多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发现，FDI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当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技术等水平相差较小时，溢出效应多数情况下比较明显；反之，差距大时，后者难以吸收，溢出效应反而不明显，有时还会出现负效应。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Lapan（1973）实证发现溢出效应与技术水平差距呈负相关的关系。后来不少学者证明了该结论：Haddad和Harrsion（1993）对摩洛哥的实证研究发现，总样本FDI溢出效应不明显，但对样本按行业技术水平分组，技术水平较低的一组，FDI溢出效应反而较为显著；Kokko（1994）选取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只有国际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技术差距较小时，溢出效应才比较明显；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发现，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不明显；Keller（2001）发现1983～1995年七国集团之间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反的结论呢⁽³⁾？探究其原因，主要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条件、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力状况等决定着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当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在一定范围内，东道国企业具有吸收与创新能力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能力差距越大，FDI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空间也越大；而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过大时，东道国吸收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能力的缺乏，使FDI的溢出效应难以产生。

Cohen和Levinthal（1989）指出，技术差距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具有双重效应，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虽然可供模仿、学习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内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比较大，东道国没有能力吸收外来技术，溢出效应反而不明显。Verspagen（1992）认为新增长理论提出的技术扩散的收敛效应成立必须依赖别的条件，即所谓技术的条件收敛，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对外来技术具备较强的吸收能力。根据垄断优势理论，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一般只有具备某些竞争优势的投资者才能进入东道国，所以要进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一般都带来具有先进水平的技术，否则无法进入该国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由于经济水平较低，技术水平可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进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带来的可能是已经相对落后的技术，有时先进的技术反而因为成本太高而不能打开该国市场。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有限，研发实力薄弱，对外国直接投资者的学习能力较弱，再加上投资国可能向东道国技术保密，东道国无法获取国际企业的先进技术，所以溢出效应往往不明显。而对较为发达的东道国来说，其技术水平本身就比较高，本国经济实力雄厚，人力资本投入大，研发能力较强，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大，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投资国向东道国技术保密的难度加大。

陈涛涛（2003）对中国制造业经验研究提出进一步的结论，认为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规模差距、内外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差距和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反映的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差距是影响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能力差距小的企业之间容易发生溢出效应，而能力差距大的企业之间不容易产生溢出效应。这个结论实际上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资本实力、管理方法、技术水平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很多本国企业被挤出市场，而且竞争能力的悬殊，使本国企业没有资金和能力吸收消化新技术，反而阻碍了FDI的溢出效应。

其次，学者们还从东道国企业自身吸收能力角度探讨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对外来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吸收能力往往取决于东道国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可以增强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促进外部技术扩散。Haddad，Harrsion（1993）和Kokko（1994，1996）等人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决定着溢出效应能否产生或产生的程度，对东道国吸收能力的研究开创了溢出效应研究的新视角。扩展开来，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条件、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力状况等决定着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⁴⁾。

一般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该国自主研发水平、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外贸易的开放规模以及其他因素。新增长理论的技术绝对收敛观点认为，初始技术差距和技术扩散效果的关系是一种技术扩散的绝对收敛，该命题只考虑了模仿知识产品的选择集，而忽视了收敛的条件。基于这个问题，Cohen和Levinthal（1989）首次提出“吸收能力”的概念，他们指出知识产品本身具有较强的自我积累性和路径依赖特征，任何新知识都是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的存量越大，研发能力越强，这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会产生更多的新知识产品；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吸收和学习能力。他们认为，对外来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吸收能力往往取决于东道国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可以增强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在此基础上，Verspagen（1992）进一步指出，技术趋同假说的成立必须依赖某些条件，而其认为技术的“条件收敛”能够更好地解释国际技术的扩散效应。Abramowitz（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也认为，要获取外来技术成果，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等基本条件。

在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被看做衡量技术的重要指标，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Borensztein等人（1998）实证了69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情况，他们收集1970～1989年各国的样本数据，结果发现FDI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产生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临界值影响，只有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充裕的，才能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技术，这说明东道国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能力也影响着FDI的溢出效应。M.Lankhuizen（2001）从东道国人力资本结构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入手进行研究，他把研究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看做东道国人力资本的绝对水平，把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研发人员占全部研发人员的比重看做衡量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实证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结构比人力资本的绝对水平更能有效地反映一个国家的吸收能力，因此，东道国更应该强化企业的研发活动。赵江林（2004）对中国的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进行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对利用和吸收外资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另外，Wang（1990）、何洁（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贸易开放的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对外贸易开放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主要机理是通过对外贸易开放扩大，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更多的设备、仪器和新产品等，使东道国企业有更多模仿和学习的机会，同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促使东道国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

再次，学者们研究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还较多地体现在行业特征方面。反映行业特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行业资本密集度、行业集中度、行业内外资技术差距、行业中企业平均规模等因素。行业资本密集度一般用人均资本K/L表示，包括所有内外资企业在内的行业资本密集度。行业集中度一般用Herfindalh指数表示，通过行业中前4名销售收入最大的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均和来测算。行业内外资技术差距可以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两类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差距tech-gap来衡量。行业中企业平均规模指含内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资产总量的平均值scale表示。基于FDI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因素研究基本形成共识，一般认为行业特征是影响FDI溢出效应重要因素，而且不同的行业特征影响FDI溢出效应的程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