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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何媚的来历及其与《异苑》的关系

【摘要】:[10]四、宋元时期何媚的来历笔者在《紫姑考释》一文已经指出,宋元以后何媚的形象与故事来源于刘宋时期刘敬叔撰写的神异小说《异苑》中的紫姑。

《紫姑考释》补说(2)

焦 杰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20世纪90年代,笔者为了庆祝已故尊师黄永年先生的七十大寿,曾作了一篇题名为《紫姑考释》的文章,发表于《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三期。[1]在这篇文章里,我用了大约八千字的篇幅对紫姑的起源和嬗变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述。然而由于当时成文仓促,加之所见资料有限,落笔之后颇有言犹未尽之憾,故而借着进行教育部人文社会基金项目《唐代女性与宗教》研究的机会,又撰此文进一步释说。

一、紫姑与丁姑的渊源

笔者在《紫姑考释》一文中认为,《异苑》中的紫姑与《搜神记》中的丁姑有一定的渊源,这从近代厦门地区流行的Don Sweea娘娘的传说可以得到证实。[2]无独有偶,近代湖北某地流传的紫姑故事与《搜神记》所载丁姑的传说更为接近。《龙门阵》1995年第六期载陈宛茵的《紫姑·狐仙·乩神》一文说道:

“紫姑”,鄂人俗称“七姑”,是民间传说的一位女性小神。据说:当初她是人家的童养媳,为不堪婆母的虐待,自缢于猪栏而死。大约后世怜悯她的善良无辜,便祀之为神,称为“紫姑”。[3]

湖北民间流传的紫姑故事既承继了《搜神记》中丁姑的媳妇身份和自缢而死的结局,同时也继承了宋元以后的厕神何媚死于厕间(古时猪栏与厕间在一处)的说法,而且这个故事的流传地区又与紫姑和丁姑流传的地区相同,因而比厦门一带传说的Don Sweea娘娘更能证明紫姑与丁姑的渊源关系。

二、宋元时期紫姑又称三姑

在《紫姑考释》一文中,指出:宋代的时候紫姑神还被称作三姑可能与《三仙杂记》所迎请的排行第三的仙女紫姑有关,这可在南北朝时的帝喾之女死后神游人间的神话中找到端倪。但南北朝与宋代相隔数百年,从帝喾之女到天帝第三女应该还有演变的痕迹。这就是各类神异小说中天帝之女下凡民间的故事。笔者曾在《从〈太平广记〉中的仙女下凡故事看唐代的道教观念》和《仙女下凡——寄托唐代男子理想的文化现象》两文中分析了很多唐代女仙的故事[4],其中王母娘三女织女、婺女和须女和玉卮三娘子下凡人间最具有代表性。前者见于《太平广记》卷六五“姚氏三子”条,后者见于同书卷六三“崔书生”条。这些民间传说故事是否都为宋时的紫姑贵为天帝之女的奠定了基础呢?事实是肯定的。《全宋词》收有一无名氏著的《贺生第三女》词,注云:“全用三女事。”其词云:“家近闽南。三姑姊妹,秀揖仙岩。须女精神中条夫人第三女,玉卮标格王母第三女,谪下尘凡。他时佳婿成双,红丝应牵第三郭元振第三女。倚看樽前,团栾六子,三女三男易系辞。”[5]显然宋代民间也有玉卮三娘子是天帝第三女的说法,看来《三仙杂记》中借紫姑而降的仙女很可能便是玉卮三娘子。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紫姑到了宋代又有了三姑的说法。

另外,紫姑之谓三姑可能与唐代的三姑山信仰也有很大的关系。《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引《舆地志》曰:“黟县东有灵山,山有三峰,名为三姑山。三年一遇野火自烧;百姓放火,辄降雨不燃。已上歙州。”[6]又《太平御览》卷四六“灵山”条引《郡国志》曰:“歙县有灵山,天欲雨,先闻鼓角声。此山上有圆石如车盖,县以鼓鸣为候,一鸣令迁,不鸣令不去。山一名三姑山,三年一野火,烧数未满,人烧之即雨。”[7]按《旧唐书·地理志》载:唐代歙州在汉时为歙县,隋为新安郡,武德年间改歙州;黟县是歙州所辖,在汉与歙县同为丹阳郡。[8]则两书所记三姑山是一座山。歙州与寿阳既同为安徽之地,据此可以推断这一民间传说对宋以后紫姑又被称作三姑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尽管并无材料证明三姑山与紫姑有直接的关系。

三、紫姑重为蚕桑之神

《紫姑考释》一文还指出:唐宋之际,因为文人士大夫热衷于功名利禄和吟诗作对,因而忽略了紫姑蚕桑之神的原始职能。但是可能由于民间依然保持这种信仰,故而从元代开始,紫姑重新被赋予的蚕桑之神的职掌而受到民间的尊奉。这个结论无疑是准确的,但由于当时所见资料不足,故而仅是作为推断性的结论而提出来的。后来笔者在从事文史工作的研究中偶尔看到了一条史料,恰好可以作为这条结论强有力的论据。这个资料见于金人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卷三“三姑庙龙见”条:“大明蚕神三姑庙旁近龙见,横卧三草舍上,观者数百人……时己酉岁七八月间也。”[9]这条记载说明在金人统治时期,北方民间一直存在着奉紫姑为蚕桑之神的信仰风俗。这正好解释了当元明清扶箕迷信盛行以后,紫姑在封建士大夫阶层失了势,为什么却能在民间重新恢复了蚕桑之神的本来面目的原因。

另外《紫姑考释》一文在引用《续子不语》卷一○“紫姑神”条后说道:“按历代记紫姑事者从未见到紫姑立庙的记载,当是小说家言。”从《续夷坚志》所载来看,当时北方民间是为紫姑立有庙宇的,显然笔者在前文判断这个问题时失之武断。不过在明清时代,有的三姑庙并不见得就是紫姑庙,而是由三孤庙讹传来的。如明代学者陆容在《菽园杂记》卷六考辨民间相传的唐代张巡为掌疫疠之鬼即认为是民间以讹传讹的结果,并且还列举了几个相似的例子,其中就有三姑庙,其云:“吴中羽林将军庙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庙为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岭,盖尧子封域也,乃凿一猪形以丹涂之。世俗传可笑,大率类此。”[10]

四、宋元时期何媚的来历

笔者在《紫姑考释》一文已经指出,宋元以后何媚的形象与故事来源于刘宋时期刘敬叔撰写的神异小说《异苑》中的紫姑。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何媚与紫姑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何媚死于厕间,而紫姑只是感愤而死;二是何媚出身于富商之家,精于音律诗书,初为伶人之妻,后来才做了刺史的小妾,而紫姑是农家女儿,一开始就是别人的侍妾。因为有着这两点不同,所以我认为何媚的形象及故事的最后定型,除了得益于紫姑这个原型外,还应有其他来源。目前能够看到的刘宋以后到北宋以前有关紫姑的资料中,没有何媚的丝毫记录,姑置史料佚失的可能性不论,极有可能是类似紫姑的人物和故事被附会进去而形成何媚这一形象。翻阅有关史料,确实可以找到此类记载。这便是初唐张img199的《朝野佥载》卷二所载:

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其婢,厥妻杨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绐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而卒。[11]

按:此文与何媚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时代接近:苏轼《子姑神记》载其事在唐垂拱年间,元刻本《搜神广记后集》云在唐垂拱三年,而《朝野佥载》所记大多为高宗武则天时事,其时妇女的悍妒之风十分盛行,婢妾被主妇迫害而死之事屡见不鲜。如果唐代有何媚故事的原型,那么极大的可能也发生于此时。二是死亡经历相同:《子姑神记》云何媚“见杀于厕”,《朝野佥载》云“杀婢,投之于厕”。三是男主角名字相似:《搜神广记后集》云何媚之夫名李景,与《朝野佥载》所载张景仅一字之差,而李、张同为习见之姓,辗转传说过程中将张景误为李景也完全可能。四是事发地点比较靠近:《子姑神记》与《搜神广记后集》都说事发寿阳。按:唐代有二寿阳,一是太原府寿阳县,一是寿春即寿州。李景既官为刺史,当是寿州无疑,即今安徽凤阳。《朝野佥载》说是荆州枝江,即江陵枝江,今湖北枝江。两者虽非一地,却同属鬼神迷信盛行的荆楚之地。由荆州枝江附会为寿阳也不无可能。所以,何媚形象的最后定型与张景之婢的悲惨故事应有一定的关系。(www.chuimin.cn)

不过仅此一条,还不足以促使何媚的形象最后定形。何媚的名字、出身及她的知书达理,通晓音律,并且被刺史强夺为妾的事迹也应当另有所本,可惜因为史料的散失,暂时或者是可能也永远无法找到确切的材料来源,不过从有关唐代社会生活的诸多资料中却可以推断出这一点。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唐代士大夫纳姬蓄妾的现象十分严重,豪门贵族的姬妾多则数百,少则数十,中下层官吏及富裕商贾拥有姬妾的人亦复不少。这些姬妾除了拥有年轻美貌特点外,往往还精擅音律丝竹、能歌擅舞,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熟知诗文、工于书画。这类资料不但在野史中比比皆是,而且在正史中也不乏记载。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唐代姬妾蓄养及其社会地位》一文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12]官僚权贵强夺他人妻妾之事也史不绝书,《太平广记》卷二七○“歌者妇”条所载与何媚经历有几分相似: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然颇恣横。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碜有容色,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而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12]

何媚的故事在唐代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可以肯定地说,何媚形象的出现就是唐代众多姬妾悲惨命运凝缩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2] 陈延进《厦门之新年风俗》,1930年4月载《民俗》第53、54合期。

[3] 陈宛茵《紫姑·狐仙·乩神》,《龙门阵》1995年第6期。

[4] 两文分别刊于《唐史论丛》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和台湾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5]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96年,第3777页。

[6] 徐坚《初学记》卷八“州郡部”,中华书局,2004年,第186页。

[7] 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六“灵山”条,中华书局缩印本,1985年,第222页。

[8] 刘昫《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594页。

[9] 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中华书局古体小说丛刊本,2006年,第53页。

[10] 陆容《菽园杂记》卷六,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从刊·元明史料笔记》,1997年,第67页。

[11] 张img200《朝野佥载》卷二,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从刊·唐宋史料笔记》,1997年,第42页。

[12] 该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3]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七○“歌者妇”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