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对王维山水诗的积极影响

试论佛禅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积极影响⁽⁸⁾

杨晓慧

（西安文理学院　基础教育学院　副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诗歌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一方面，僧人禅师常染指诗画，另一方面，诗画家也多涉足佛教；佛教经常利用诗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诗画也常以佛教来丰富自己的内容。隋唐以后，佛理禅趣更大量融入诗画之中，诗坛画苑处处流露着禅机佛意。王维亦深受影响。

在唐代，儒、释、道“三教”调和的思想和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这种现象对诗人王维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影响。他不仅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也深受佛禅思想的影响。“王维所接受的道家思想、理论多具有与佛教的思想、理论接近或可以相通的特点”^[1]。可以说，他的仕进思想和“苍生谋”等儒家观念至老不变。与此同时，受家庭、社会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佛禅和道家思想，也是终其一生如影随形。

中国佛教虽然流传广泛、宗派林立，但隋唐之后，人们常把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王维的信仰佛教，最初跟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王维生长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的家庭，其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其母的熏陶下，王维年轻时即信奉佛教，但儒家的仁政学说和积极用世精神仍在其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历经一系列政治上的失意与挫折后，佛禅理念在他的信仰中终于占据了支配地位。对于佛禅的修习，王维自己在诗文中也经常谈到，在时文及史传中都有清楚的记载。《全唐文》卷一二九苑咸《酬王维》诗序中说：“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2]《旧唐书·王维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3]因此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笃志奉佛后，王维在禅诵中寻找寄托，在大自然中获得解脱，以禅诵和游乐山水来摆脱恶浊的政治，排遣内心的郁闷，保持心灵的澄静。又以澄净的心灵去体悟自然，从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这其中佛教禅宗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本文拟以诗歌为例，探讨禅宗对其创作的积极影响。

一

佛禅对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贡献首先在于培养了诗人一种安详的心境。“‘安详’是禅的生命。”^[4]中国的禅宗源于印度的“禅那”，又叫禅定，中文意为“思维修”或“静虑”。意思是收摄散心，系于一境，不令动摇，进而达到三昧的境界。中国的禅与印度的禅定虽有层次上的不同，但关系密切。没有禅定的修持基础，绝大多数人都很难达到禅所体证的悟境。在禅定的过程中，安详的心境才能产生，长期的禅定能培养出一种安详的习惯心理。佛教讲空、寂、闲、静，以达心境的明澈。只有安详的心境才会生出空、寂、闲、静之情。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与禅定的心理状态非常契合。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他们各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正如苏东坡诗《送参廖师》所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5]这自得的、自由的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

王维诗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山水田园诗，而他的“山水田园之作多写于天宝年间，那时他无心仕进，恋慕隐逸，流连山水，加上深受佛学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他的洁身自处、高雅脱俗、恬淡闲适、宁静和平的情趣与心境”^[6]。这种心境正是一种安详的心境，没有这种心境，就没有王维的山水田园佳作。而这种心境更多来源于王维此时的笃志奉佛，当然也有道家思想，而王维所吸收的道家思想多是与佛禅思想相通的部分。在此之前与之后，王维也曾隐逸与学佛，但却没有如此美妙的山水田园诗，原因何在？窃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艺术创作力需要积累，这是王维早期作品总体不如天宝年间作品的原因之一。

其次，早期没有天宝年间笃志奉佛后安详的心境。王维早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充满了强烈的进取之心。与此对应的是其前期的绚烂诗风，这种绚烂，正如皮述民所说：“绝不是仅指词采‘绚烂’夺目，较广义的包括其学识、技巧、见解、思想的展现与逞露，甚至几近于卖弄，都可谓之‘绚烂’。”^[7]这种“绚烂”，是肇源于其早期强烈的进取之心的。如他早期的《哭祖六自虚》，是哀悼人品俱佳而英年早逝的亡友的，其心情悲痛而写诗悼念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选择了用长篇排律方式来表达，极力铺排夸张，就不免有逞才使气之意图了。王维四十岁时，有诗哭孟浩然，用五绝二十字，以尽朋友哀悼之意，何以如此惜墨？因为他已没有了让人“刮目”的动机，无心仕途，恋慕山林，倾心侍佛。而这种逞才之作，正是其积极进取的一种表现。

王维前期虽然也几次崇道而隐居，虽然也受奉佛之母的影响，但仍以儒家思想为主，羼杂着受挫后矛盾的隐逸心理。之所以说“矛盾的隐逸心理”，是因为他早期的隐逸往往是于仕途不得意之后才有的举动，有时甚至夹杂着“终南捷径”的期许与等待。这从他写给张九龄希望得到拔擢的诗中可以清楚看到。如他的《上张令公诗》，用了很多典故，作委婉的歌颂并希求援引。而他的《献始兴公》：“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食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也深切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感激与钦佩，并且希望追随这位执政者有一番作为。这自然难以达到笃志奉佛后恬淡娴静的安详心境。所以即便是在前期归隐山林之时，也少见后期的山水田园佳作。

再次，“安史之乱”后，王维也不再有山水田园佳作。因为此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惭愧与对肃宗皇帝宽宥的感恩戴德。而越是惭愧，就越是感恩；越是感恩，就越觉惭愧，越难心安。禅宗认为求法的目的就是求“心安”。禅宗典籍里，二祖见初祖时最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就是“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而短时间内，王维难以克服惭愧之念，是带着深沉的惭愧之心而参禅，其本质是强烈地想通过更加殷勤的侍佛来“安心”。此时的殷勤侍佛正是他心乱如麻的体现与必然选择。因而并没有真正进入佛禅的自由安详境界，空、寂、闲、静的心境至少暂时难以恢复。诗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无有源泉哪得活水。因而王维在《偶然作六首》第六首中自称：“老来懒赋诗”，恐怕不仅仅是一个“懒”的原因。

王维从信奉佛禅中培养出“空”“寂”“闲”“静”的安详心境后，长期作用于他的诗歌创作。一方面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专注地感悟自然，体悟佛理，因而对自然景物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感受和体验，这就使他的一部分诗歌对自然景物的刻画细致精美，如“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春园即事》）等，尤其在色彩和音响上感受特别灵敏，因而表现得生动传神，特别显示出澄澹精致来。另一方面，这种明净澄澈的心境，使他神思飞越，能够统摄包容极为广阔的空间，写出一些在视境或听觉上都超越常理的诗，如“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新晴野望》）、“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等，展示出灵魂的极度自由和心灵的莹洁剔透，尤其显得超迈清远，心灵澄澈明净，神思澡雪，正如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言的“故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8]。

二

佛禅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又一积极影响，是开启了山水诗寓有禅意的新境界。这也是王维对山水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之一。

王维笃志奉佛，对禅宗各派的思想广泛吸收。一般上把礼赞高僧、寺庙、阐释和弘扬佛法、佛理等的诗篇统称为佛诗或禅诗，然而对王维而言，却不宜如此一概而论，他的诗既有说教或夸张佛法无边的佛理诗，如《游感化寺》《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秋夜独坐》等，这类诗在王维前就有人做，王维之后做的人就更多，其有佛理而少诗味，类似偈颂，历来不受重视。而《辋川集》《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终南别业》等山水田园作品则是冲淡空灵具有禅宗意趣的禅意诗。对这一点，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徐增《而庵诗话》说：“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说：“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这种禅意诗是自王维才有的，他们融合禅意于自然，也创新了禅意的表达与自然诗的内涵，具有开拓性价值与深远影响。

那么，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究竟是什么？

古人对此说得都较笼统。今人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则力图揭示出其诗中所寓禅意的具体内容。他们大多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寓有禅意，但对于某一诗歌隐寓着的禅意的具体内容，则往往看法各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来也符合文学接受的规律，但有些过于坐实，反而显得牵强。

禅宗南宗看重因物悟道，那么我们对于王维山水田园诗中隐寓着的禅意的理解，也就不应过于坐实了。钱振锽《诗话》中云：“禅语者，活泼泼之谓也。何谓活泼？不拘泥之谓也……天下有拘泥不活泼而谓知禅理者耶？”我们知道，禅家主张自悟，而所谓“悟”，又主要靠个体的神秘直觉，所以不仅如何悟，因人而异，毫无定法，而且所悟到的理，也是不可言传、难以捉摸的。甚至连什么是“悟”，也无一定标准(得师印可，即谓之“悟”，否则，即是不悟)。因此，对于王维的因物悟道及其山水田园诗中寄寓的禅意，就不宜过于拘泥、过于坐实。

那么，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究竟表现在哪里呢？窃以为集中地表现为追求空淡、静寂、绝俗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圆融。是禅心与禅境的妙合无垠。

境界一词源自佛教，后来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核心性范畴，是潜藏在中国文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极致性的美学追求。它的核心和要义在于“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艺术氛围的营造。刘勰之“神与物游”、苏轼的“境与意会”、王世贞的“神与境合”、《二十四诗品》的“思与境谐”等，都是要求主体感性世界与客体世界的相通、契合，强调由心灵的“意”造成和谐融通的境界。

仔细考察王维的某些禅意诗，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意绪，这种意绪超越了喜乐的扰动，不苦不乐，是心灵在一种极深的寂静、绝俗状态下，如明镜止水，不粘不著，达到了一种超越喜乐的境界。这与定心四禅所达到的境界是相通的。由此我们可以探究王维诗中禅意的由来及其本质。

佛禅修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除烦恼、得快乐。令修习者享受到常人无法享受到的“禅悦”或“三昧乐”，是佛教所说定心的一大功用。《维摩经》卷一云：“禅悦以为食。”意谓由禅定所得的喜乐能提供滋养人的食粮，使人身心健康幸福，是一种高级精神营养品。《杂阿含经》中佛将初获禅悦名为“现法乐住”^[9]“现法喜乐”^[10]——现前享受到幸福安乐。禅籍中所说初得奢摩他时得身心轻安，即有心情安乐轻快之意。随着禅定功夫的深入，禅悦会愈益深细。

初禅、二禅皆以“喜”“乐”为主要的两种功德。喜与乐的区别：乐属受蕴，是内心的一种享受或情绪；喜则属行蕴，是因为获得未曾有过的愉悦而生的激动，喻如在沙漠跋涉中渴乏不堪之人，听说、看见前面有树林泉水时所起的激动为喜，走进树林中尽情饮用泉水时为乐。二禅之乐，更胜初禅。三禅之乐，被称为“世间第一，乐中之上”^[11]，离二禅喜的扰动，其乐与定心同时生起：“譬如石中之泉，从内涌出，盈流于外，遍满沟渠，三禅之乐，亦复如是”。^[12]

《杂阿含经》中佛陀开示说，世间由五欲的满足而生的诸喜乐，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条件，为某种匮乏的满足，如人饥饿时得到饮食，饱餐痛饮而乐，故名“有食乐”；修定者进入第二禅时，无觉无观，定生喜乐，此乐不凭借任何条件，唯从内心自然生起，故名“无食乐”；当进入第四禅时，离喜乐的扰动而住于安乐的舍心正念中，这种平静的安乐名“无食无食乐”，即连“乐”也不需要凭借的乐。^[13]

四禅以上，超越了喜乐的扰动，不苦不乐，心如明镜止水，实际上心灵处于一种极深的寂静、绝俗状态，是一种超越喜乐的快乐。因为进入正定者能享受到远远超过世间依赖物质条件等刺激而得的粗劣的五欲之乐，才能使他们自然不追求世间的五欲，不被声色货利所惑，暂时制伏欲界的贪嗔等烦恼而不起现行。

反观王维的一些山水田园诗，其空寂、淡静、超尘的境界与定心四禅超越了喜乐的扰动，不苦不乐，心如明镜止水的境界何其相似。其心灵都处于一种极深的寂静、绝俗状态。

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描写辛夷花初发红萼，像芙蓉一样美丽，然而它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它自开自落，超凡绝俗。这里只有一片自然而然的静寂，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不相干。诗人的心境，亦复如是。辛夷花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平淡自然，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而对这花开花落，诗人好像完全无动于衷，既不乐其怒放，亦不伤其凋零。真可谓“对境无心”，只是“如所存而显之”^[14]，不粘不著，心如明镜止水。胡应麟说，此诗与《鸟鸣涧》，“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再看《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www.chuimin.cn)

竹林幽深，主人独坐，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唯有明月为伴。这个境界，可谓幽清寂静至极。佛教是引人出世的，在这个境界中，我们即可以感受到一种离尘绝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深林月夜，万籁俱寂，但是，诗人并不感到孤独、寂寞，他弹琴长啸，怡然自得。《饭覆釜山僧》云：“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此时诗人确乎闲淡自在，沉浸在寂静的快乐之中。佛教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均为苦，造成苦的直接根源是烦恼(一切世俗欲求、情绪和思想活动的总称)，彻底断灭一切烦恼，即可得到快乐。诗人置身于远离尘嚣的寂静境界，感到身上没有俗事拘牵，心中没有尘念萦绕，因而体验到了寂静之乐。《鹿砦》一诗，其所创造的境界以及蕴含的禅意，也和《竹里馆》接近。又《鸟鸣涧》一诗，前两句写夜静山空，幽人清闲无事，看见了桂花悄然飘落，两句话已点染出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后两句写月出鸟惊，山鸟的几声鸣叫，更衬托出春山的幽寂。在这里，“静穆的关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15]。正是这种禅的心灵状态，使他的诗充满了禅意。清黄周星《唐诗快》卷一四评此诗云：“此何境界也，对此有不令人生道心者乎!”所谓“道心”，无非指出世之念。从这些诗的境界中，我们确实可以体味到诗人的禅心，体味到心灵与自然在空寂、淡静、绝俗中的和谐圆融。这正是王维诗禅意的根本所在。

三

王维的一些山水田园诗，还常常流露出一种超脱尘世、亲近自然的意趣和“随缘任运”的思想，这无疑也与佛禅思想的浸润有关。如《戏赠张五弟诬三首》其三：

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
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
云霞成伴侣，虚白侍衣巾。

诗人甚至连自身的存在都给忘了，更何况人世!他与鸟兽同群，和云霞做伴，获得了亲近大自然的乐趣。又如《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诗人喜好寂静，沉溺山水，任性逍遥，闲适自在。在摆脱诸多尘事之后，感到快乐和自由。再如《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诗人玉屑》卷一五云：“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王摩诘诗，顾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黄庭坚谓王维对林泉山水的热爱，已到达“病入膏肓”的程度。诗人追赏自然风光的雅兴和超然出尘的情致，在这首诗中，确实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诗人隐居山林，悠然自得。兴来则独往游赏，但求适意。他任兴所之，非有期必。“行到水穷处”，去不得了，就坐下看云。偶遇林叟，便与谈笑，何时回家呢，连自己也不晓得。总之，一切任其自然，一切都不放在心上，无思无虑，无牵无挂，就像云飞水流那样，这种生活态度、作风，就是佛教所宣扬的“随缘任运”。

的确，王维因心灵的煎熬而去修禅，他不仅收获了安详的禅心，也因此而开拓了诗歌的禅意、禅境。其诗中的那种“澄澈精致”“深厚闲雅”的艺术特色正得力于他的佛禅修养。禅境与诗境在他的笔下达到了美学层次上的统一，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6]　陈铁民.王维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31，336.

[2]　[清]曹寅等.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2.

[3]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52.

[4]　张志清等.名师谈禅[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69.

[5]　苏轼，黄庭坚.东坡诗山谷诗[M].长沙:岳麓书社，1992，389.

[7]　皮述民.王维探论[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56.

[8]　鲁迅.鲁迅全集（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6.

[9][10][13]　《杂阿含经》卷十七，卷四，卷十七，《大正藏》卷二，117b，23c，123b。

[11][12]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七，514c，514c。

[14]　王夫之评选，张国星校点.古诗评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489.

[15]　宗白华.天光云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4.

【注释】

(1)崔颢开元十一年（723）及第，卒于天宝十三载（754）。生年无考，闻一多《唐诗大系》推测约为长安四年（704），万竟君《崔颢诗注》则上推至700年左右，因为20岁左右中进士已很年轻，18岁中进士未免小了一些。又据诗末“少年去去莫停鞭”，回应篇首“暮行逢见一妇人”，那么此“少年”则指作者无疑。若生年依准704年，则作此诗时为20岁，就此诗看，闻先生的推断是有道理的。

(2)见万竟君《崔颢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注一。又见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

(3)宇文所安《初唐诗》说：“崔颢的无礼，并不在于写这样的诗，而在于把它献给重要人物。此外，崔颢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礼节，因此这一事件与其说是不检点，不如说是恶作剧。”三联书店2004年版，73页。

(4)唐《汇编唐诗十集》：“不至读诗，命题便见轻薄，北海安得不骂！”

(5)在《相逢行》里炫耀一家之官职，应当是一种夸张。

(6)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六《艺文三》载：“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之语，笔者赞同其“和凝艳词嫁名于韩”的观点。至少，其中含有“和凝”的作品。

(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A770039.

(8)本论文获西安文理学院人文社科中青年项目科研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