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现代主义的正常发展无疑是一个制约性的力量。这期间,1989年和1992年是两个带有标志性的转折年份!这一点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值得参照的提问角度。......
2023-11-30
耿冠静 焦杰(7)
目前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观音信仰的研究集中于形成、演变与传播方面以及某种特殊形态的观音信仰、观音形象、观音教义、观音道场的兴起与变化等。就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来研究观音信仰状况的文章还比较少见,而对研究中国佛教发展极为重要的武则天时期(650—704)观音信仰的文章几乎没有。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观音信仰做一深入分析。
一、观音造像的流行与“男身女相”造型
姚秦鸠摩罗什的《妙法莲华经》译出之后不久,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即有以“观音经”名单本别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国力强盛,文化上兼容并包,外来佛经大量被译注,各种以“观音”为名的经典纷纷现世。由于观音能帮助世人消除现世生活中的灾难,因此成为上至皇室,下至百姓最受欢迎的菩萨。
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又进入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寺庙大量增加,僧尼越来越多,开石窟造佛像也形成了一个热潮。除了寺庙僧尼建造各种造像以外,广大信徒也出于各种原因修建佛像,观音造像成为主要的一种。龙门石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作品完成于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塚本善隆根据龙门造像记中有记名的特定佛像列出的阿弥陀、观世音和救苦观音的数量分别由北魏时期(495—535)的0∶19∶0上升至高宗、武则天时期的110∶34∶11。当时的中国,至少如龙门石窟造像所示,几乎处于谚语所说的“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状况。据万佛洞窟门上的碑文记载,“大唐永隆二年正月二十日,恒州房山县人崔怀俭在军之日,原造观世音佛一区”[1],其目的是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自己在行军打仗中平安无事;又据碑文记载:“北市丝竹像龛李君瓒造像记:李君瓒修紫桂宫□□平安至家,敬造观音菩萨,周□□年六月三十日。”[1]这是工匠李君瓒在西安建完皇宫,平安到家,为感谢观世音菩萨的保佑而专门建造的;上元三年(676)《王婆题记》记载:“不可思宜清信女王婆,为儿宋元庆东行,愿得平安,敬造观音一躯了。上元三年三月日。”[1]这是母亲为祈求儿子东行平安而造;又有《石行果妻王题记》载:“石行果妻王,为男四儿身患,今得除预,愿造救苦观音一躯。”[1]这是儿子病除母亲造观音像还愿。
观音信仰的流行还表现在敦煌遗书中的《观音经》抄写上。敦煌遗书中的《观音经》抄经数目,目前以施萍婷先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的统计较完整,共计为209号。从《观音经》的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关心的不是高深义理和法门的修持,而是如何迅速地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生老病死、爱恨别离等痛苦,抄写《观音经》事实上成为人们表达孝思,祈求观音可以带领亡者往生弥勒净土,呈现出现世与来世解脱的色彩。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敦煌遗书中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许多都是基于中国传统孝道为亲人抄写《观音经》。斯坦因文书“1515号”:大唐上元二年四月廿八日。佛弟子清信女张氏,发心敬造无量寿观经一部及观音经一部。[2]愿以此功德,上资天皇天后,圣化无穷;下及七代父母,并及法界仓生,并超烦恼之门,俱登净妙国土。斯坦因文书“2863号”:文明元年六月五日,弟子索仁节写记,愿七世父母,所产父母,托生西方阿弥陀佛国,并及兄弟妹等,恒发善愿。[3]斯坦因文书“217号”:天册万岁二年正月十五日,清信佛弟子阴嗣□为见存父母,七世父母,并及己身,及以法界仓生,写观音经一卷。[4]世人抄写《观音经》来表达孝思,不仅为在世的父母祈求安康,也为已去世的祖宗祈福,希望在世的和去世的亲人都达到西方的净妙国土。观音菩萨是带领无数苍生飞往西方净土的“接引神”,她能体验人间的疾苦,随叫随到随见效,不仅能解除现实人们的种种痛苦,还能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安宁。
这一时期的观音造像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男身女相”,龙门石窟的观音像龛和敦煌莫高窟中的观音壁画都表现出这个特点。龙门石窟中的单躯造型的观音形象居于主要的地位,主要集中于万佛洞外。最为典型的是万佛洞前庭南壁由许州仪凤寺比丘尼真智在永隆二年(681年)主持所造的观世音菩萨一躯。其造型袒胸、露足,周身饰以璎珞、帔巾、项链、臂钏,左手执净瓶,右手举拂尘;体态丰腴妩媚,身材匀称适度,头部微斜,腰肢扭动,其装饰与形态虽似《簪花仕女图》中的贵妇,但是胸部不突出,体形还无明显的女性特征,呈现出“男身女相”的特点。延载二年,朝廷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修缮和扩建。这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艺术也呈现一派生气勃勃景象。大型经变画《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芳方净土变》《弥勒经变》《华来经变》等已经出现,并成为壁画表现的主要内容。这些大型经变画中都有许多胁侍菩萨和大量的供养菩萨。最具典型的是初唐第57窟南壁说法图中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宝冠,脸为蛋形,细眉长眼,鼻直唇小,身着锦绣短围,裸露前胸,腰系丽裙,身饰项链、璎珞、臂钏、手镯、裙挂流苏,全身上下,微斜,腰胯稍出,神态略显沉思,体态婀娜,表情传神。画在佛陀身边,胸部仍不突出,形体上也无明显的女性特征,依旧呈现出“男身女相”的特点。
二、观音信仰普及和造型呈“男身女相”的原因
武则天时代,无论是龙门石窟的观音像龛,还是敦煌莫高窟中的观音壁画,都是“男身女相”,其服饰打扮有如唐代贵妇,这与以往的观音男性造型是不同的,这种形象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1.武则天的利用与推动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说道:“由于女人一无所有,她也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她本身就是某个男人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最初是她父亲的,后来是她丈夫的。”武则天作为女性也不例外,从最初的唐太宗的才人到唐高宗的昭仪,乃至皇后,她的身份从来没有离开男人而独立出来。即便在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八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5],已处于权力的最高峰阶段,她也无法超越唐高宗而以独立的个体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高宗死后,武则天要称帝,完全行使男人的权力,这是封建礼法所不容的。于是她一方面利用军队和酷吏控制政局,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称帝大造思想舆论。儒家信奉的“牝鸡司晨,唯家之索”,武则天不可能从中找到可以利用的东西;道教已与李唐宗室认为同宗,武则天也不可能得到道教的帮助,于是武则天只能求助于已经本土化的外来佛教,而观音菩萨成为武则天青睐的人选。
观音菩萨在早期大乘净土系的作品中扮演着一个并不太重要的角色。武则天看中他,主要是他能变化女身。《大方等无相大云经》卷四记载佛对净光天女说:“汝于尔时,实是菩萨,现受女身。”《宝雨经》卷一记载佛对东方日月光天子说,你在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6]。武则天正是利用这一点宣称自己是观音菩萨转世,那么称帝是合天意的。龙门石窟观音造像和敦煌石窟中的观音壁画都呈现着“男身女相”特点,正是武则天利用佛教为自己称帝大造舆论的表现。观音取的是唐高宗的“身”,用的是武则天的“相”。这不失为明智的做法,男人的身体是主体,女人的相貌是附属,这让人在心理上能接受,但广大信徒最终记住的还是武则天的“相”!这正应了弗洛伊德的一句话:“女性的特征乃是喜欢完成被动的目的。当然,这一点与被动性并不相同;要达到一个被动消极的目的,也许需要极大的主动积极。”[7]武则天的石窟造像之“男身女相”,实为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将自己与高宗并列,共同被民众瞻仰。
2.观音的慈悲与母性的结合(www.chuimin.cn)
在佛教教义中,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角色,可以为普渡众生脱离苦海而牺牲自己成佛的善果。她富有牺牲精神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母亲的要求非常相似。如释迦才在《净土论序》中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等视众生同一子,宝手接引如慈母,我愿往生头面礼。”[8]“慈”代表母性。母亲的天性是温柔慈爱,悲天悯人,极富同情心和牺牲精神。观音菩萨集母性品质于一身,符合广大人民的崇拜习惯和心理需要。母性爱作为一种实践者的主体意识在它产生、存在的同时,也产生了主人公作为它的接受对象,作为女性神,更能唤起人们对慈祥母亲的回忆,使人感到欣慰和甜蜜。观音能对世人的“悲”感同身受,现身她们中间,如母亲那般耐心倾听人们的痛楚,并极力解除世人的苦恼。观音的神通广大,只要人们遇到困难念观音经或是观音名号,观音菩萨便会现身解除危机,对于世人的良好祈求,观音菩萨均能予以满足。
武则天时代自然灾害的频仍促使了观音大慈大悲超能力的显化,更激发了人们信仰的热情。武周时陈子昂的《上军国利害书》,说当时“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清、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9]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五月《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也说到武周“天册、神功之时,北狄、西戎作梗,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10]。武则天统治时期,狄戎入侵,兵灾,水灾,旱灾,时有发生。天灾人祸,不可避免。具有母性情怀的大慈大悲与神通广大的观音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虽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可是信仰观音至少能得到心理上的安慰,精神上的满足。观音菩萨母性的情怀使得其造像呈“男身女相”的特点成为合理的存在。
综上所述,观音信仰在武则天时期由于受到武则天的推动而非常流行,大量观音经的抄写与观音造像的出现都是明显的表现。而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龙门石窟的观音造像和敦煌莫高窟的观音壁画都呈现“男身女相”特点,服饰打扮似唐朝的贵妇,其原因在于武则天利用观音可以“变幻女身”的神通,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到观音中,为自己替代李唐皇室制造舆论。与此同时,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母性情怀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母亲的要求相吻合,这就使得“男身女相”的观音造型自然更被人易于接受。
[1]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1,文物出版社,1981年。
[2]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334页。
[3]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2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146页。
[4]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295—296页。
[5] [后晋]刘煦《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页。
[6] 转引自黄年红《浅析观世音菩萨女性化的根据》,载于《社科纵横》,2007年第6期,第199页。
[7]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8] [唐]释迦才《净土论序》,《大正藏》第47册,第83页下,转引自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第361页。
[9] [唐]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8《上军国利害书》,商务印书馆,1929年。
[10] 《唐大诏令集》卷111《田农》,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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