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姻礼俗揭露：《障车文》解析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敦煌写本《障车文》看唐代的婚姻礼俗钟书林障车风俗是盛行于唐代的婚姻习俗之一。司空图《障车文》全篇多为称颂和祝愿之词，对再现唐代障车婚俗的原貌意义不大。因此，拙文主要结合敦煌写本中的两篇《障车文》及相关史料，大致勾勒唐代障车婚俗的原貌，以期对了解唐代婚俗能有所帮助。结合这两篇《障车文》来看，唐代的障车婚俗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从敦煌写本《障车文》看唐代的婚姻礼俗

钟书林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　副教授）

障车风俗是盛行于唐代的婚姻习俗之一。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婚礼》说：“障车之俗，盛于唐代，盖新妇车至中途，游人拥为戏乐，且邀酒食也。自天子嫁女，至庶民纳妇，莫不皆有障车。”^[1]可见这一风俗在当时社会流行甚广，影响极大。可惜由于文献材料的匮乏和研究视角的不足，障车婚俗至今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传世文献中直接记载障车婚俗的《障车文》，现仅存三篇：《全唐文》中的司空图《障车文》^[2]、敦煌文献中的S.6207《障车文》和P.3909《障车文》。司空图《障车文》全篇多为称颂和祝愿之词，对再现唐代障车婚俗的原貌意义不大。但是，敦煌写本中S.6207《障车文》和P.3909《障车文》等文献的发现，却给障车婚俗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基于此，张艳云先生的《唐代婚俗中的障车和障车文》^[3]和范新阳先生的《论唐人婚礼中的障车习俗》^[4]等，都对唐代的障车婚俗作出了一定的探究。但由于研究视角的迥异，对一些史料文献的解读还很有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因此，拙文主要结合敦煌写本中的两篇《障车文》及相关史料，大致勾勒唐代障车婚俗的原貌，以期对了解唐代婚俗能有所帮助。

一

敦煌写本S.6207《障车文》、P.3909《障车文》，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中校录较详^[5]。笔者拙文从其校录，个别处略加订正。在这两篇《障车文》中，P.3909无从知晓它的确切年代，S.6207在该篇末尾降格小字写有“长兴三年壬辰岁三月二十六日画宝员记”字样。这是抄写者画宝员抄写年月的题记。长兴三年是五代时期后唐明宗李亶的年号。由于根据史书等记载，障车婚俗主要盛行于唐代，因此拙文探讨时将P.3909、S.6207两篇都笼统地作为反映唐代障车风俗的史料看待。结合这两篇《障车文》来看，唐代的障车婚俗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障车的婚俗源自上古的抢亲婚俗

P.3909、S.6207两文中都谈到，障车之法，古今流传。P.3909：“障车之法，故（古）今流传。”S.6207：“吾等今来障车，自依古人法式。”可见障车一俗，历史久远，并不仅仅到唐代时才有。此处所说的古人法式，疑当源自上古的抢亲婚俗。《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6]这是《周易》记载的最早婚俗。从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管窥当时的情景：婚媾队伍声势浩大，跨带弓箭，被疑为贼寇。敦煌的障车婚俗中，也是“多招徒党，广集诸贤”（P.3909）“夜入村坊，鸡飞鸟宿，风尘荒荒”（S.6207），被视为不法徒众，喝令停住^[7]。若加以仔细考察，障车婚俗当是上古抢亲婚俗的遗留，它们之间应存在一定的历史关联。

赵守俨先生曾在考察唐代跨马鞍婚俗时谈到：跨马鞍习俗“很可能这是古代劫夺婚姻的遗迹”^[8]。范新阳先生在赵先生的基础上，进而将障车与催妆、下婿、跨马鞍、转毡等礼俗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说：“婚俗的仪式而言，它们很可能又是远古时期曾流行于世界许多民族中的劫夺婚的部分形态……劫夺婚姻早已成了久远的记忆，拦阻也就失去了其原初的意义。”^[9]单从渊源考察来看，赵、范二先生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障车婚俗在唐代以后基本消亡，但到蒙古王朝入主中原后，“障车”婚俗的名目又再次出现。范新阳先生认为这“当是受北朝胡风的影响而来的”“不难见其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渊源”。^[10]其实，笔者以为它恰是上古劫夺婚形态在蒙古部落中的体现。蒙古王朝入主中原依靠的是野蛮武力，但在文化上还处于人类文明的早期时代。唐代的不少婚姻习俗，从汉代经由北朝发展而来。汉代以后，北朝成为中原文化的主要聚集点，因此，唐代的障车等婚姻礼俗，应多是远绍上古秦汉之余习，近承北朝汉化之风，而不是反受胡风的影响。

2.障车婚俗设荆柯以为障

S.6207：“荆轲（柯）满更（埂），徒劳障车。”可见为了给迎亲队伍的行走带来一定的障碍，障车者特地设下荆棘、树枝，布满路面，以便障车，阻挠队伍前进。《世说新语》记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11]曹操、袁绍抢劫新妇，“还出，失道，坠枳棘中”实际上是还出的道路被布满的枳棘堵塞住了，无从经过。此则材料是东汉末期抢亲、障车婚俗的侧面反映。也是唐代障车婚俗承自上古秦汉的又一证据。它为我们理解《障车文》“荆轲（柯）满更（埂），徒劳障车”提供了文献旁证。

3.障车首领具有较高文化修养

S.6207记载，当障车队伍由于“夜入村坊，鸡飞鸟宿”而扰乱地方安定时，遭到地方官员的叱问：“君是何人，辄事夜行？君且停住，吾欲论平。”为首的障车者回答：“我是大唐儒事（士），极好芬芳。明闲经史，出口成章。未审使君，有何祇当？”面对使君“吾欲论平”的恐吓，障车首领从容作答，介绍自己时，言语中带着几分夸耀，最后又反问使君“有何祇当”。言语中的“极好芬芳”说的是“德”，“明闲经史，出口成章”夸的是“才”。“芬芳”是比喻美好的德行或名声。汉代崔瑗《座右铭》：“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西晋葛洪《〈抱朴子〉自叙》：“耀藻九五，绝声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扬，而务老生之彼务。”即为其义。所有这些，都可以见出障车首领有胆有识，德才兼备，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

4.障车儿郎的选拔有较高的讲究。他们出身高贵，长相可观，富于才情，是一批游散于一定地域内的专业队伍

通过学者的研究发现：尽管儿郎伟被用之于驱傩、上梁、障车三种仪式之中，但是以驱傩中出现的时间最早^[12]。而驱傩仪式起源于先秦，但兴盛时期则是从东汉时代开始的。东汉驱傩仪式中，已经成为为数众多的侲子。《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驱傩仪式“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这些侲子全是10—12岁的童子^[13]。对这些侲童的选拔，有哪些标准，已无从查考。但从同类型的挽歌中的侲童选拔标准，可以略猜知一二。

汉魏以来，唱挽歌是朝廷规定的丧葬礼俗之一。所以对挽歌歌手的选拔非常讲究，他通常从贵族子弟中酝酿产生，称之为侲童。《宋书·礼志二》记载：“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做挽郎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4]：第一，名声嘉美，英俊可爱。《世说新语·纰漏》四：“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第二，博通诸艺，富于才情。《魏书》卷七一《裴叔业传》附《柳远传》：“字季云。性粗疏无拘检，时人谓之‘柳癫’。好弹琴，耽酒，时有文咏。为肃宗挽郎。”由此类推，驱傩、障车侲童的选拔，对出身、长相、才情等，也应是极为讲究的。

第一，出身。障车儿郎的身份，或是“诸州小子”（S.6207），或是“三台之位，卿相子孙”，或是“南阳张、李，积世忠臣”，或是“九州豪族，百郡名家”（P.3909），他们的出身，和挽歌的侲童一样，都不平凡。第二，长相。他们的长相，伟美可观。S.6207《障车文》：“儿郎伟。我是诸州小子，寄旅他乡。形容窈窕，武（妩）媚诸郎。含朱（珠）吐玉，束带矜庄。”可见障车儿郎之美貌。第三，才情。仅从敦煌写本S. 6207、P.3909来看，足可想象这些障车儿郎的歌喉与才情。他们是“诸州小子”，即从各地众多贵族儿郎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无论长相、才情、出身（德行），都堪为表率。他们“寄旅他乡”，成为游居异乡的障车专业队伍。以上敦煌文献中的记载，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夸饰成分，但从挽歌儿郎的选拔标准之高看来，障车儿郎的选拔标准也应是很高的。

5.障车队伍的组成，可分为城市障车队和农村障车队

《障车文》与《驱傩文》都是敦煌文献《儿郎伟》类的作品之一。李正宇先生曾根据《驱傩文》等，推断出敦煌的驱傩队伍分为官办傩队、坊巷傩队、佛教摊队、教傩队等不同组合形式^[15]。障车儿郎是否也像驱傩儿郎一样分不同组合层次，现在还无法详知。但根据P.3909、S.6207两文的考察，障车婚俗作为上自天子嫁女，下至庶民纳妇都有的普遍习俗，它可分为城市障车队和农村障车队则是可以肯定的。P.3909记载障车儿郎“兰（拦）街兴酒，扰巷开延（筵）”，由街、巷可知，障车之地应是城邑；而S.6207云：“荆轲（柯）满更（埂），徒劳障车”，由田埂可知，障车之地应为农村。

6.障车仪式因为扰乱地方治安，为官府所干预，受到官员的弹劾、反对

S.6207《障车文》记载了障车者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一段对话：

（1）官员^[16]：无怠无荒，赐（四）夷来王。是何徒众，夜入村坊？鸡飞鸟宿，风尘荒荒。君是何人，辄事夜行？君且停住，吾欲论平。

（2）障车首领：我是大唐儒事（士），极好芬芳。明闲经史，出口成章。未审使君，有何祇当？

（3）官员：儿郎伟!无篇(偏)无当(党)，王道荡荡，春符分明，凭何辄障?

（4）障车儿郎：儿郎伟！我是诸州小子，寄旅他乡。形容窈窕，武（妩）媚诸郎。含朱（珠）吐玉，束带矜庄。故来障车，须得牛羊。

李正宇先生认为此段是“护车儿郎同障车儿郎互相斗口之词”，“大约此曲本是儿郎们(年轻小伙子)斗乐之歌，故取‘儿郎伟’为歌名”^[17]。黄征先生对此提出商榷，说这段文字“为男女双方对说之词，女方称男方为‘儿郎们’可解，男方如何亦称女方为‘儿郎伟’？这种双方呼告，皆称‘儿郎伟’的事情在逻辑上难以成立”^[18]。笔者认为这一大段对话，应是地方官员与障车首领、障车儿郎之间的对话。第一，从（1）（3）段人物说话的语气来看，应是官员的口吻。他先是质问“是何徒众”，又问“君是何人”，并且摆出“君且停住，吾欲论平”的恐吓架势。第二，（1）（3）段话语中多次称颂王道，先是说“赐（四）夷来王”，又说“王道荡荡”，夸耀地方文治武功的政绩。第三，从（2）段回答来看，称对方为“使君”，这不应是称呼护车儿郎（女方）的口气。“使君”为汉代时对太守、刺史的尊称。汉乐府《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宋代吴曾说：“‘使’如节度使、观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使君子犹言太守子也。”^[19]三国以后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唐宋时仍犹存此义，且用例甚多，不赘举。因而此处的“使君”仍应是对地方长官的尊称。另外，从逻辑上来看，双方皆称“儿郎伟”也并不矛盾。官员称“儿郎伟”为对障车儿郎的称呼；障车儿郎称“儿郎伟”为自称，是对官员称呼的回应。从这几段话看来，地方官员对障车者多次发难，责问他们“夜入村坊”“辄事夜行”，扰乱地方治安，并质问“凭何辄障”，似乎对障车的行为大为反感。

二

上述S.6207《障车文》中叙述的官员对障车婚俗的反感和责难，与唐代的历史记载是相吻合的。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壻、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20]当时世风奢华，以障车婚俗繁盛为最，因而招来有识之士的弹劾。《新唐书》记载，唐绍上谏中宗说：“昏家盛设障车，拥道为戏乐，邀货捐资动万计，甚伤化紊礼，不可示天下。”此“事虽不从，议者美叹”^[21]。《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较详：

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士庶亲迎之仪，备诸辨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即亏名教，实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婚姻家障车者，并须禁断。其有犯者，有荫家请准犯名教例附簿，无荫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卷四十九）

在上疏中，唐绍条陈了障车婚俗的四大害处：一是聚集徒众，堵塞交通；二是强行留人，延误婚期；三是勒索财物，动辄以万计，过于聘财；四是障车歌舞喧哗，有伤风化，违节乱制。因此唐绍提出应该禁断障车婚俗，违反者一律惩罚。有祖先荫功护佑的，可以免罪，但必须备录在案；没有祖先荫功的，一律处以杖刑六十。可见处罚是很重的。

其实，唐绍等官员们对障车婚俗的弹劾之语，也并非危言耸听，完全没有针对意义。在唐代社会现实生活中，障车婚俗除了唐绍所列举的勒索巨额财物，加重人们的负担等危害外，还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第一，障车婚俗勒索财物，正好给一些贪官可乘之机。他们打着障车的幌子，无耻地勒索财物，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又影响了政府官员形象。唐代张《朝野佥载》记载：“安南都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受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索绫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锁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而免。”^[22]崔玄信指使女婿利用“摄受州刺史”的职务之便，以障车为口实索取财物，并“捉新妇归，戏之三日”才放还。像这样的贪官，以障车戏乐为借口，实则满足个人的贪欲，在唐代社会中可能并不少见。它引发了一些正直官吏和百姓对障车婚俗的不满。这些由于人为因素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造成障车婚俗遭到有识之士指责，被废止的主要原因之一。(www.chuimin.cn)

第二，障车婚俗发展到后来，变化成为一种社会陋习，成为滋生一些不法犯罪活动的温床，严重扰乱地方治安。唐代开元年间，民间就发生了一起为躲避障车婚俗而引发的血案。《太平广记》记载：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壻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俊马令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牵马，一人自后驱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与亲眷寻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凌晨启门，门外有妇人裸形断舌，阴中血皆淋漓。生问之，女启齿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师，师出户观之，集诸生谓曰：“吾闻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将非山精野魅乎？盍击之。”于是投以砖石。女既断舌不能言，诸生击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寻求，至而见之，乃执儒及弟子诣县。县丞卢峰讯之，实杀焉，乃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23]

这一悲剧的发生，距离唐绍太极元年（712）的上疏，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从二则文献的对比看来，障车婚俗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已是更加严重。修武县民由于惧怕村民的障车，令儿、女交换乘骑，改为女儿骑马，儿子骑驴，但仍然没有躲过村民的耳目；案发后，二名凶犯一直逍遥法外。由此可见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凶犯对当时障车婚俗的状况十分熟悉，他们利用障车婚俗的弊习，伺机作案，官府一时间也无可奈何，无从破案。

但是，作为一种全民喜好与热衷的社会习俗，并不会因为几个官员的上疏弹劾或几桩血案的发生而终止它的流行。它的兴衰往往伴随着一个王朝的始终。障车婚俗即是如此。虽然敦煌写本P.3909、S.6207两篇《障车文》都提到障车之俗自古有之，但唐代却是它的繁盛期。终有唐一代，障车婚俗伴随始终。唐初，唐绍已经指出障车婚俗的诸种危害，但迄至唐末，障车婚俗仍然为人们所热衷。自唐绍上疏之后，按郑樵《通志》记载，建中元年十一月，颜真卿等也奏请禁停障车等仪式^[24]，但仍未获成功。唐末，《障车文》仍然走俏。《唐摭言》记载，唐末汤“俱以書奏受惠”，晚年辅佐江西钟传，“传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车文》。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25]。钟传嫁女儿，有人竟“走乞”《障车文》，可见当时世风。汤后来死于唐哀帝天祐年中，即五代十国初期。本文所讨论的敦煌写本S.6207《障车文》写于后唐长兴三年，即为唐代障车婚俗风气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