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长安历史文化研究

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刘　宁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

汉代的文章是享有盛名的，所谓“西汉文章两司马”，说的就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两位大才子。这两个人都是文坛巨子，但是在创作道路上则分道扬镳，各有成就，并对以后2000年中国文章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生平简介

1.司马相如（前179—前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司马相如少年时喜爱读书与剑术，原名司马长卿，小名犬子，因崇敬战国蔺相如，遂改名相如。

司马相如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

武帝即位，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

2.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西南）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诵古文”。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西南各地。元封八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档案和文献。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公元前91年终于完成《史记》创作。

二、文学作品

1.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近人谭兴国《巴蜀文学史稿》有详细评介。谭兴国认为相如的赋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辉煌。它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民族统一富强的追求。

《天子游猎赋》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先生”“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全文只有158个字，写得情致蕴藉，感慨深沉，警策凝练，与《天子游猎赋》的铺排夸张、雄浑宏丽形成对照，开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

《长门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描写被锁闭深宫中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表现她们的孤独和哀愁，暴露了封建宫廷的阴森黑暗，可谓文学史上宫怨体的滥觞。作品善于描写景物，烘托气氛，以情景交融的笔触，把人物感情的起伏跌宕写得惟妙惟肖，委婉动人，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司马相如还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2.司马迁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前108）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1）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同时也揭露了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www.chuimin.cn)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三、两司马比较

1.两司马的初衷和御用文人角色的转换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走仕途之路，建功立业，“搏个封妻荫子”是血性男儿的理想和追求。两司马也毫不例外地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他们最初都走着“幼而学，壮而仕”的宦途之路。“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货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自幼读书学剑，仰慕蔺相如，并改名相如。可见他对战国时赵国的大政治家蔺相如的政绩和为人是多么的尊崇了。蔺相如从一个“舍人”食客，因“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身居卿相要位，手握国家权柄，名重于列国。司马相如的初衷，不难看出，就是要做一个蔺相如式的大政治家。因此，出钱买官，事奉孝景帝，企图以“文”取卿相之位，可是却让他做了“武”官。司马相如不能施展文才，仕途受阻。“因病免，客游梁。”与邹阳、枚乘等一班文人墨客相与为伍，始作《子虚赋》。因汉武帝喜辞赋，司马相如以此为敲门砖，通过狗监杨得意的引荐，博得武帝的“大悦”，并“以为郎”。司马相如这次不是靠金钱，而是凭辞赋跻身于仕途之林，成为一个政治家了。他参与政治，建言“西夷邛，可置郡”，同时“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同时又“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蜀”（《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还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口吻写了《谕告巴蜀民檄》。司马相如提出开发西南边疆的计划，“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扩边立下了汗马功劳，博得了皇帝的欢心，此时的司马相如官场得意，根本不想做一个文人。后来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宦海的沉浮，使司马相如体验到官场的险恶，于是产生了消极不满的抵触情绪，“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但他并不是一点也不问政事了，他仍然上疏谏天子“自击熊最，驰逐野兽”。得到了一个孝文园令的闲职。等到他再上《大人赋》的时候，虽得到了皇帝的欢悦，并未因此而晋升一官半爵，司马相如不得已病免，终于从仕途上退了下来，做了一个“时时著书”的御用文人，一直到死。

我们看司马相如，由一个凭辞赋跻身仕途，官至中郎将，又回到文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过程，尽管有时寂寞，还算是幸运的。

而司马迁这一角色的转换，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司马迁的初衷与司马相如一样，都希冀在仕途上发迹。名字“迁”，取其“升迁”“超迁”之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入仕以后，本可以一展宏图，建功受爵，由于其父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从此，司马迁当上了御用的史官。由于意外的“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矣”。这时的司马迁因仕途绝望，由一个热心于政治的官僚一变而成了纯粹的文人，发愤著《史记》成了生命的支柱。虽然后来汉武帝提拔司马迁做了中书令，司马迁亦汗颜充职，“与仆私心刺谬”矣。直到完成了著述《史记》的心愿，才写了《报任安书》，将一腔怨愤一吐为快。

我们看，两司马的仕途与文人角色的转变，并非自觉的，而是时势和皇权专制下的结果。一般的说，所谓纯粹的文人是没有的，他们大多在仕途中不得志以后，才不得已充当了“下九流”的角色。因为在汉代，“辞赋只不过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儿”“皇帝养这班清客”“以此娱悦耳目而已”（胡适《白话文学史》）。司马相如也好，司马迁也好，同属“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报任安书》）。这种御用文人的社会角色，只能博取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的恩赐（见《汉书·王褒传》），他们在政治的舞台上是没有地位的。这种御用文人角色的转换使两司马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两司马分别代表着两种文人。司马相如是始终对皇帝抱有幻想，迎合上意，做着歌功颂德的文章，属于明哲保身的御用文人;而司马迁则看透了皇权专制的虚伪与残忍，他刚肠嫉恶，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写作他的“一家之言”，他属于御用文人中的叛逆者。司马迁锋芒毕露的“实录”，根本不在乎当权者是否容悦了。在他的身上，保持着正直文人的铮铮铁骨，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物。至此，两司马的人格高下和作品的思想深度便不言而喻了。

2.两司马的“尊汉”和讽谏艺术

历经五年楚汉之争，刘邦才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经过七十余年的“与民休息”和“文景之治”，到两司马生活的时代，汉帝国已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了。两司马是维护大一统的。同时，他们以政治家的敏感，也看到了在强盛的背后，隐藏着危机和矛盾。面对现实，两司马从维护汉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站在“尊汉”的立场上，用文章的形式对统治者进行了讽谏，为潜伏着危机的汉家王朝提供医治的药方，其拳拳之意仍在。

不过两司马因讽谏艺术有别，效果各异，遭际遇合也各不相同。

在封建时代，历来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做臣下的对君主要小心侍侯，即使维护统治的意见，也不是可以随便讲的。自《诗经》的时代就讲究“温柔敦厚”的“美刺”，或叫“橘谏”。《战国策·齐策》所记载的邹忌便是以小喻大，委婉进谏的典型人物。翻开史册，也有另外一种人物，他们从维护君主利益出发，不惜身家性命直言进谏，演出了一幕幕哭谏、跪谏，甚至尸谏的悲剧。我们说，司马相如的讽谏便属于“美刺”“橘谏”一类，司马迁的讽谏便属于直谏犯颜一类。

我们看司马相如所写的《上林赋》《大人赋》以及死后发表的《封禅文》，乃至受百金替陈皇后作的《长门赋》等，对汉武帝都有讽谏之意。他用笔巧妙，为辞婉约，连捧带颂，让皇帝读了觉得一切规劝之意皆出于天子的自觉，毫无被动之感，又不失面子的尊严。因为司马相如的讽谏总是投武帝所好而发。

司马相如谨慎，“顺其美”“刺过讥失”（《诗谱序》），投上所好，委曲奏雅，“劝百讽一”，不仅博取了皇上的欢心，也表达了自己的讽谏意思，并无祸患。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相如奏《子虚赋》后，“天子大悦”，奏《上林赋》，尽管有微辞。“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汉武帝读后也欣然接受，以为“善之”。当司马相如奏上《大人赋》之后，“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他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愉悦了身心，又发表了意见，保全了自己，并受到了赏识与提拔。这种讽谏的艺术令人叹为观止。

而司马迁的讽谏便与相如不同了。司马迁只有一次谏言，那是在“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的情形下，司马迁“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间，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深幽囹圄之中”“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汉书·报任安书》）。

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对武帝的一片忠诚，但是他犯颜直谏，后果只能是厄运。他没能像司马相如那样察言观色，投上所好顺情说好话，直言刺痛了皇上的私心，折辱了天子的尊严。这种直白的讽谏艺术也反映在《史记》叙事之中。尽管他竭尽心力为皇上探求“治道”，也同样遭到“怒而削之”的厄运，司马迁也许是因为身上流淌着中国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血液，所以进谏不拐弯抹角、虚言假套。他瞧不起石氏父子之流“近于衰”“近于矫”“近于琐”“近于谈”（见吴国伦《史记评林增补》）。司马迁在《史记》中直书汉武帝重用酷吏“奏事中上意，任用”“以为能”。“汤尝病，天子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司马迁希望明主任用贤能之士不被愚弄。

我们认为，司马相如的委婉讽谏也好，司马迁的直言讽谏也罢，都不失为讽谏的艺术。曲为美，直未尝不美，只是人们的审美情趣不同，于是便有了不同的结论。汉武帝乐意接受司马相如的“美刺”，而不能容司马迁的直谏，并不能说明司马迁不懂讽谏的艺术，如果换了从谏如流、喜欢直言的皇上，司马迁式的讽谏要比司马相如“劝百讽一”深刻而有意义多了。

3.两司马的浪漫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统一、强盛、思考和创造使这一时代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这种浪漫的氛围里，两司马表现出了浪漫的精神。司马相如是浪漫的。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充满了浪漫的情调。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及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在这里，我们且不论司马相如和文君当垆酤酒，与庸保杂作具有怎样的向封建礼教、封建家长的挑战意义，单是当二人感情出现危机后，文君写《白头吟》，司马相如感悟“皑如山上雪，皎如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绝决”和好如初的婚恋，就很浪漫了。这种浪漫的情调表现在司马相如的赋作中，充满了铺陈夸张、丰富的想象。诸如《子虚》《上林》二赋，假托楚国子虚、齐国乌有先生和天子的代表亡是公三人间互相夸耀吹嘘“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便是其例。至于《美人赋》更是司马相如浪漫的婚恋生活的折光反射。

无独有偶，司马迁也是浪漫的。“司马迁的本质是浪漫的”（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浪漫不同，司马迁没有浪漫的婚恋生活，但是，他在《史记》中以赞许肯定的态度记载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婚恋史，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本身就是一种浪漫。司马迁虽然没有司马相如那样铺张扬历的华丽辞赋，但是，他以诗人的气质、深沉的情感韵律去体察人生、创作《史记》，这也是一种浪漫。具体说，司马迁的浪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深挚热烈而丰富的情感方面。他爱憎分明，敢写司马相如所不敢写的事，敢说司马相如所不敢说的话。他敢爱敢恨，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汉武帝重用酷吏，司马迁在《史记》中连连骂酷吏：“何足数哉，何足数哉!”汉武帝认为李广“数奇”，压抑人才不委以重任;司马迁则认为李广“其身正”，“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对李广寄予无限的敬慕，反复咏赞。汉武帝爱卫妃，司马迁则说：“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言外之意是说，这么一个受宠的皇妃，连自己到底姓什么都搞不清楚，也太低贱了。司马迁于那些不令己失时、扶义倜傥的风流人物流露出无限的真情，“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管晏列传》）。“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抵回留之，不能去”（《孔子世家》）。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司马迁敢爱敢恨，该写即书，该说即讲，确是浪漫得潇洒。

其次，司马迁的浪漫还表现在他具有敏锐的感受力方面。司马迁在二十岁壮游，考察史迹的时候，亲身感受到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到淮阴看了韩信母亲的坟茔，感受到韩信的忍辱与发迹并非突然。他观“禹疏九江”又到会稽山探禹穴，感受到了禹的后代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力量。他浮于沅、湘，到长沙时，感受到了贾谊谪居卑湿之地的郁闷。当他来到汨罗江，看到滚滚的一江春水时，动情地痛哭失声。我们看，司马迁的情感是多么的丰富啊。当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到切肤之痛，使他感受到了封建帝王的残酷无情，也使他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人心的险恶。这时，司马迁的感受力获得了浪漫的升华，他要用完成《史记》的写作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实现人生的价值。他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的榜样来激励自己，决心做一个“倜傥非常之人”（《报任安书》）。这种精神是何等的伟大。

其三，司马迁的浪漫还表现在《史记》写作中丰富的想象力方面。司马迁的思想活跃，想象力亦十分丰富。他在《史记》中写了许多史料不载、闻所未闻的细节，全是合情入理的想象结果。如写魏公子无忌与侯生“屏人间语”（见《史记·魏公子列传》）全是想象中的事。正如钱钟书《管锥篇》所言:“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摹，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我们说，司马迁的想象力不亚于小说家者流。司马迁不仅自己展开想象的翅膀去翱翔，还常常引导读者一起展开想象的翅膀去翱翔。如《春申君列传》中写春申君受李园摆布，以奸谋盗楚，结果被李园所杀，成了李园政变的牺牲品。此传写完，司马迁忽发奇想，又写“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亦为乱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由李园宫廷政变想到秦国宫廷政变;这种跨越时空的历史联想，给读者以无尽的启迪，刘勰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情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风云之色。”可以说，司马迁的创作进入了相当浪漫的境界，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的浪漫是基于现实主义实录基础上的浪漫，离开了“实录”便没有司马迁的浪漫。

总而言之，两司马生在汉武帝时期，在汉代文学中成就最高。班固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但曾有人一度将司马相如抬得过高，也有如胡适等人将司马相如斥为“狗监的文人”，所作的“假古董”文体“便成了两千年来‘虚辞滥说’的绝好模范，绝好法门”（见胡适《白话文学史》）。这不足为怪，正如有人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经典式的百科全书”，有人说是“谤书”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今天将两司马相提并论，分析异同，评价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本意在窥探汉代文学浪漫的艺术精神，同时，帮助人们认识汉代文学进而在研究的时候有个整体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