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太武帝灭长安沙门之主原因

魏太武帝灭长安沙门之主因

杨恒显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生）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魏太武帝来到长安主持剿灭盖吴起义的战争。二月的某一天魏太武帝的侍从在长安一家寺院的麦丛中放马。侍从在寺中发现了大量的弓箭、长矛和盾牌，侍从向魏太武帝禀报。太武帝听了以后大怒，下令“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1]。在查处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违禁物品，比如酿酒的器具、淫室、官员富人寄藏在寺院中的大量财产。魏太武帝得知以后更加愤怒，“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魏太武帝灭佛事件，也为后来历次的灭佛开了先河。

一、研究状况评述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其通过各种方式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由此也渐渐地威胁到了世俗的权力。自魏晋以来对佛教就开始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灭佛是对佛教发展最为严厉的一种限制手段。最先灭佛的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三武一宗法难”中其他几次灭佛行动相比较，魏太武帝的灭佛行动不仅是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也是最为严厉最为血腥的。对于这次灭佛的原因，历来是众说纷纭。王仲犖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认为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主要是由于拓跋氏对佛教的不了解，同时又掺入了佛、道斗争的因素^[2]。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把太武帝灭佛归因为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斗争以及崔浩等的怂恿^[3]。白寿彝、黎虎先生的《中国通史》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认为拓跋氏政权与佛教集团经济特权的矛盾以及佛教徒利用方术谶纬等威胁了皇权^[4]。先生们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但是由于只是在通史或者在断代史中的记述，没有对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进行专门的详细深入的论述。

近百年来，对于魏太武帝灭佛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魏太武帝灭佛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当属向燕南老师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辩》^[5]、栾贵川老师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新论》^[6]以及张箭老师的《论导致北魏灭佛的直接原因暨罪证》^[7]。向老师认为魏太武帝这次灭佛的主要原因是长安地区的僧侣卷入了盖吴领导的反魏起义，灭佛的实质是镇压民族起义的副产品。栾贵川老师认为不时的叛乱、经济的窘迫、粮荒问题、频繁的自然灾害、无序的人口流动等造成严峻的政治形势是灭佛的重要原因。张箭老师认为怀疑僧侣与盖吴起义军串通谋反是魏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护北魏政权在关中地区的统治，进而巩固对北魏王朝西南边疆的控制。

二、巩固北魏政权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是灭佛的主要原因

关于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也是有主次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经济原因是主要的，有人认为宗教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的，还有人认为佛教僧侣的谋反是主要的。而我认为魏太武帝为了巩固北魏政权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是灭佛的主要原因。

(一）为什么认为其他的原因不是灭佛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说其他各种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呢？我们再回到文献资料对于这件事的记载，据《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记载：

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关于太武帝灭佛的诏书这样记载的：

命有司按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诏曰：……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驱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阬之!

而在《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关于这件事件的记载则比较简略，仅仅为：

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依照以上不同版本的记载，诏令的意思都是杀长安的僧侣，毁坏佛像，下令天下其他地方按照长安的模式进行灭佛。如果按照这个意思理解就是说，其他地方的佛教僧侣也是屠杀对象。并且根据《资治通鉴》和《北史》的记载可清楚地知道，魏太武帝要杀的不止是长安的佛教僧侣，而是北魏辖区内的所有的沙门都是坑杀的对象。如果是这样，那么金家瑞在《北朝的寺院地主》^[8]一文中认为的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是代表封建农奴生产方式的寺院经济与北魏初年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生产方式的游牧经济争夺劳动人口的斗争，这一论断有点不太符合历史的事实。因为按照史料解读，魏太武帝是要杀这些僧人，而不是要求他们还俗，参加生产及服役。也许会认为诏令的真正意图是令这些僧人还俗，并且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是逼迫这些僧人还俗。那么这也许有点说不通，在北魏太延四年曾经是为了招募兵员强迫僧人还俗，但是那仅仅还俗的是五十以下的。既有前例，如果是为了争夺人口，还可以下诏令逼迫僧人还俗。为了争夺人口而下这样的诏令，不免在执行过程中造成大量的僧人被杀害。再说张箭老师关于北魏时全国人口和佛教人口认为在太武帝灭佛之前北魏的僧尼大约有五万人，而当时北魏辖区内的总人口大约是2000多万^[9]。也就是说僧侣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的比例是很小的，并且佛教在此时势力还相对弱小，没有占有大量的人口和财富等资源，所以朝廷和佛教争夺劳动力、耕地、赋役、财富这些矛盾应该不是灭佛的主要原因。

关于佛道宗教斗争是灭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样我认为也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北魏道教的领导人物寇谦之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这次灭佛事件中，据文献记载“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10]就上述文字看来，寇谦之是反对灭佛的，至少是反对杀尽天下沙门的。据向燕南的《北魏太武灭佛原因考辩》一文认为寇谦之是反对灭佛的，并且在文中转述陈寅恪先生关于寇谦之与佛教的关系，也证明了寇谦之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关于佛教僧侣参加谋反这种说法，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仅仅认为是“怀疑”，并且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找不到僧侣参加起义的证据。那么我们也只能是怀疑，但是这也不足以要灭天下之佛。根据中国古代的治史习惯，如果真是因为僧侣参与谋反，应该是不会漏掉的，应该是大书特书的。因为魏收也是一个不信奉佛教的儒生。

（二）为什么认为巩固在关中的统治是灭佛的主要原因

关于为什么认为巩固在关中的统治是灭佛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

1.魏太武帝灭佛的背景

魏太武帝灭佛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太平真君七年（446），在太平真君六年据《魏书·世祖纪第四下》记载：“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11]，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太平真君六年在今陕西境内发生大规模暴乱，且邻近的山西境内的氐人响应，北魏太武帝临幸长安的主要原因是镇压盖吴起义。北魏前期的战争一直没有断续过，有掠夺其他民族的战争，有抵御其他民族的战争，当然还有扩张领土民族征服的战争。然而从太武帝太延四年（438）到太平真君七年（446）这一段时间内战争特别的频繁，并且还有并发的现象。这一段时间内北魏经历了太延四年的北伐（四年七月至五年三月），太延五年的讨沮渠牧犍战争（五年六月至五年十月），太延五年的抵御蠕蠕战争（五年九月），太延六年的讨伐秃发保周战争（五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太平真君二年进攻酒泉战争、太平真君三年至太平真君四年进攻刘义隆的战争、太平真君四年至五年的北伐蠕蠕的战争等一系列战争。这还不包括不时的背叛和归附所引起的小规模冲突以及一些内部的动荡事件。也就是说此时的北魏政权处在一个多事之秋。虽然北魏兵锋所指，如汤沃雪，但是这也显示了北魏统治的不稳定，尤其是对于新占领地区的动荡局面。在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战争就是在关中及其周边进行的，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稳定亟待加强，如不加强则周边的统治就有崩溃的可能。就在这次魏太武西征不久，关陇地区又先后爆发了金城边周、天水梁会、略阳王元达和安宝卢水胡刘超等反魏起义。一时北魏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大有崩溃之势。当时的北魏周边形势更加深了北魏统治者的不安。关陇地区旧为秦夏之地，当时其西邻南附刘宋的杨文德政权，南与宋地接壤，一直是多事之域。从太平真君五年七月到盖吴起义之前，就爆发有沮渠秉和郝温二次骚乱。在盖吴起义中，盖吴集团曾与南朝的宋取得联系，试图夹攻北魏。并且刘宋政权也给予了声援，此时的魏太武帝还不敢确定刘宋政权不会对此是否置之不理。严峻的形势促使太武帝出重拳平息叛乱，平息社会的动荡。由于此时鲜卑贵族刚刚开始汉化，仍然没有摆脱马上打天下马上治的思维，所以就出现了血腥的屠杀。

2.北魏沙门的不安定因素

我们都知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快速蔓延。佛教僧侣通过各种手段来宣传佛教，极力扩大佛教的影响。为了维护统治，统治者们也积极地利用佛教能够麻痹人民的一面而信仰和推崇佛教。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哪一种信仰，无论皇帝表现多么虔诚，他们对信仰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为我所用。只要是信仰威胁到了皇权，那么皇帝们就撕下伪善的面具，毫不留情地举起手中的屠刀大开杀戒，极力摧残。北魏时期对待佛教也是如此。拓跋氏对佛教的态度最开始是支持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云冈石窟的开凿、北魏永宁寺的修建以及多个太后皈依佛门等等。但是随着沙门势力的壮大，沙门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绪，成为一种新的不安定的成分。据《续高僧传·僧朗传》记载，太延五年（439），太武帝亲征北凉，攻下了凉州城。在进攻北凉的过程中，有约三千的僧人参加了北凉城池的防守。他们原先是要被斩首的，经过天使寇谦之、太武帝弟弟赤坚王的求情才得以赦免。太武帝将这些僧人“散配役徒，惟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公叛”。如果说这些僧人在守城时是被逼的^[12]，那么在已经被宽恕以后再次叛逃则是表明了他们与北魏的不合作甚至敌对的态度。如果说这些僧人是北凉人，当然要维护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当时在北魏政权管辖的区域中的确有少数的师巫、沙门挟图谶之书反魏。在《续高僧传·超达传》中记载“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门为贼，收数百僧，互系缚之”^[13]。又载“（魏）帝禁图谶尤急，所在搜访。有人诬达有之，乃收付荥阳狱”。至于他们是否与盖吴起义者串通，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是可以看出，由于魏太武帝对于佛教态度的愈来愈严厉，佛教僧侣们反抗的意识也愈来愈强。那么我认为挟图谶来反魏的僧人应该是有的。趁盖吴起义，与起义军串通是可能的，进行了一些不法的活动是事实的。塚本善隆直接将这些信佛反魏的各色人概括为“佛教匪”（《北魏の佛教匪》，《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佛教史研究》，第181页）。当然我们需要指明的一点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佛教僧侣都是反对北魏政权的。然而反对北魏政权的僧侣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却是毫无疑问的。(www.chuimin.cn)

3.盖吴起义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在公元445年北魏发生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起义，盖吴起义。据《魏书》记载：“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14]也就是说这次起义的规模是相当的大的，并且在镇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最开始派去镇压的大将元纥反倒大败被起义军杀掉。虽然魏太武帝亲征，在此时也仅仅是将其击溃，没有彻底的消灭，并且在不久盖吴起义者又卷土重来。我们都知道北魏的最大敌人其实不是匈奴、羌氐的少数民族的政权，也不是那方的汉族政权，而是位于北魏更北边的柔然部族，曾经有人认为北魏之所以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使都城远离柔然部落。但是为了镇压盖吴起义，北魏政权不惜动用北边的边防部队，据《魏书》记载太武帝一面部署各军分道南行，一面亲提大军前往镇压，同时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屯长安南山诸谷”^[15]，“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戳上塞围，起土谷，西至于河，广裘皆千里”^[16]。北魏直接间接用于进攻、围困、防范盖吴义军的军队和人员达二十多万。其中直接进剿的“北道诸军”就有十万。这占到了北魏军队总量的一大部分。盖吴起义的复杂性和一时的难以剿灭一定令太武帝恼怒异常，此时在长安的一家大寺院发现大量的违禁物品，并且在这些违禁物品中偏偏又有大量的军械及财物，这都严重地刺激了魏太武帝的神经，第一反应就是与盖吴起义者串通谋反，至少有这个嫌疑。再加上魏太武帝以往对佛教的不满和崔浩等人的劝说，就发生了魏太武帝灭佛。至于佛教是否真的参与起义，史料缺乏，众说纷纭，我个人认为其参加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首先在传统社会佛教一直有练武强身的传统，那么藏有武器也许可以说得通。其次当时处于一个动荡时期，关中的社会更是糟糕透顶，人心惶惶，今日不知明天的生死，藏有武器防备不测是必然的。再说中国传统社会写历史一直有替圣人讳，替尊者讳的传统，魏太武帝灭佛是十分血腥的，造成的影响对后代来说是比较恶劣的。如果僧侣参加起义的话，按照写史的习惯是应该详细说明的，而不是一笔带过含糊不清的，更可能是该大书特书的。总之也就是说由于盖吴起义的机缘，长安寺院藏有大量军械等违禁物品给魏太武帝灭佛造成了口实，为佛教引来了血光之灾。盖吴起义在灭佛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4.当时的社会上谶纬思潮的推波助澜

从东汉开始，谶纬之学就普遍盛行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但在社会的底层平民百姓深深痴迷，就连皇族也一样对此坚信不误。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谶纬之学从一开始就是为维护统治而兴盛的，当它威胁到了政治的统治时，被剿杀是必然的。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记载：“春（442），正月，甲申，魏主备法驾，诣道坛收符箓，旗帜尽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箓。”这里谶纬只不过是皇帝们表明自己是正统的一种手段。然而到了此时的社会由于佛道地位的变化，谶纬就有各种版本的以及各种方士的出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盖吴起义前社会中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传言：“灭魏者吴。”(《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对于这样的传言，现在人们倒是无所谓，但是在当时一个谶纬思想泛滥的时代，皇帝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深恶痛绝，尤其对于那些谶纬思想的笃信者来说。然而谶纬是一种高深的东西，不为一般的平民百姓所掌握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由于社会上谶纬之学的泛滥，西域以及天竺的僧侣大多就是通过谶纬、方术等方式赢得皇族和平民的信任。也就是说谶纬是佛教传播并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时掌握谶纬的主要是佛教僧侣和道教的术士。从魏太武帝的年号“太平真君”和国师寇谦之可以看出，在当时道教的发展是受到国家支持的。既然传出了不利于国家统治的谶纬之词，那么除了道教徒就是佛教的僧侣了，由于道教徒是拥护国家统治的，所以佛教的僧侣首先是皇帝怀疑和打压的对象。再加上某些僧侣挟谶不法，更加深了魏太武帝对佛家的厌恶之情。佛教僧侣通过谶纬之术使佛教快速地传播，也因为谶纬而被大肆屠杀。这也可以说是兴也谶纬、败也谶纬。谶纬之术在佛教的发展史上扮演了一个悲情的角色。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认为魏太武帝灭佛是在谶纬思想严重的时代产生的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极端行为。是魏太武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尤其稳定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而实行的一次的大规模思想整顿运动，想达到完全控制社会舆论，禁止一切不合乎社会主流言论的话语。对于佛教等其他宗教来说，他们崇拜的神灵才是他们最高的管理者。这时期的皇权还没有强大到像明清那样的地步，在面对众多的神权时，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在对于神权的利用方面也不是那么的信手拈来。所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皇权有了对付神权的借口，所以就产生了这次灭佛运动。盖吴起义中也许有佛教徒的存在，因为他们开始起义的原因中有关于谶纬的内容，这虽说只是推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早期的农民起义中往往就是通过宗教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再者，在此以前关中地区一直是佛教的中心的，并且位于北魏新征服的地区（北魏消灭大夏政权后夺得的关中地区），远离统治的中心平城，又是防御西部进攻和南部进攻的大后方，战略位置对于北魏政权来说十分重要，所以对于这一地区加强控制是北魏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巩固统治有多种方式，对于开始汉化不久的鲜卑贵族来说，一切方式都抛之脑后，采取自己民族最原始的最熟悉的方式，那就是屠杀，大量的杀戮，以期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由此便产生了这一次血腥灭佛的事件。

参考文献

[1]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4页。

[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68页。

[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93—496页。

[4]　白寿彝、黎虎：《中国通史·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册、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2页、第641—642页

[5]　向燕南：《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第50—59页、第30页。

[6]　栾贵川：《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新论》，《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65—69页。

[7]　张箭：《论导致北魏灭佛的直接原因暨罪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2期，第96~101页。

[8]　金家瑞：《北朝的寺院地主》，《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第4—8页。

[9]　张箭：《论北朝灭佛之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73—79页。

[10]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923页。

[11]　张箭：《论导致北魏灭佛的直接原因暨罪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2期，第96—101页。在文中张箭老师认为杏城在今天的陕西省黄陵县西南。

[12]　塚本善隆认为这些僧人是自愿参加北凉抵抗北魏战争的。参见《北魏太武帝の废佛毁释》，《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佛教史研究》，第7页。

[13]　《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321页。

[14]　《魏书》卷四下《世祖本纪第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页。

[15]　《魏书》卷四下《世祖本纪第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页。

[16]　《魏书》卷四下《世祖本纪第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