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先世夏人说管窥赵均强周人族源问题

周人先世夏人说管窥

赵均强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讲师）

周人族源问题，一直是西周史众目所注而又悬而未决重大问题。民国以来，学者以先周祖先迁徙问题为中心，就先周人的原初地望、种群归属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其中，关于先周祖先迁徙的始发地问题，学界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关中土著说，一是山西说。关中土著说认为，周人的祖先后稷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山西说认为，山西的晋西南是周人先祖的居住地。关于先周人的种群归属，则有渭水民族说、光社文化说、夏人说、白狄说、土方说等等。^[1]

本文就所见史料，对周人先世夏人说做了必要的回顾和补充。对于周人先世西迁的始发地，本文倾向于山西说，而在山西说之中，又倾向于晋陕之间说；对周人的种群归属，倾向于夏人说，认为周人居岐之前，是活动于山西、陕西交界处的方，而此方，可能是夏人的一支。本文认为，周人先世可能就是商代的方。

一、周人族源问题的前期成果

关于周族的起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沿袭《史记》成说，认为周人的祖先是后稷或者姜嫄，他们早先活动在今陕西北部的泾渭流域，而后由于狄人的逼迫，才南下渭水谷地。周人居岐后发迹，开始了他们的扩张进程。此说同时认为，先周人本是农业民族，他们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今陕西境内，属于渭水民族。周人的迁徙路线先是自北向南，然后以自西向东的路线扩张。但自钱穆发表新说以来，这个看法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1931年，钱穆在《燕京学报》第10期发表了《周初地理考》一文。谓：“无弗谓后稷封邰在武功，公刘居豳在邠县，太王迁岐在岐山，皆在今陕西西部泾渭上流。至文王武王乃始邑于毕、程、丰、镐，周人势力自西东渐，实始于此。此两千年来公认之说，未有疑其为不然者。然吾尝读《书》之《禹贡》、《诗·大雅》之《绵》、《公刘》诸篇，及于梁、岐、漆、沮，周初地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其乱而难理也。”“以今考之，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然亦在秦之东境，渭、洛下流，自朝邑西至于富平。及于王季、文王，扩疆土而南下，则达毕、程、丰、镐，乃至于谷、洛而止。”^[2]钱穆的主要方法是把文献以及口碑传说中的古地名，“与《诗》《书》《左传》《国语》诸书所说周族祖先的活动地区相比附，得出周人祖先原在晋南一带的结论。”^[3]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在内的今华北平原，而不是自古以来公认的渭水流域。周人早期的迁徙轨迹，大致先是由晋西南自东西迁，然后自北而南居。因该说主要考证先周人迁徙前的始发地，后人遂称此说为“山西说”或“晋南说”。钱说一改《史记》旧说，极能震撼学界人心。

钱说一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反对者中，以齐思和等人为代表。1946年，齐思和作《西周地理考》，谓：“周民族之为渭水民族，自来无异说，惟近人钱穆《周初地理考》，将周民族之发祥地，由陕西而移至山西，由渭水而移至汾水，以后稷之邰，公刘之豳，皆在山西。至太王始由汾迁岐……其说甚奇。迩来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吕思勉《先秦史》皆喜其新奇，采用其说，目为事实。余读之而不能无疑焉。”^[4]齐思和反对钱说，认为周人本来就是渭水民族，它的活动领域一直在陕西境内，而不必出于山西。此种观点，主张先周本为渭水民族，其原住地也在陕西，或可称之为“陕西说”或“渭水说”。

然而钱穆的观点，得到了陈梦家、邹衡、徐中舒等人的欣赏。陈梦家认为，钱氏的理论虽有待证实，事实上也有相当的说服性，至少已是重要的一家。^[5]徐中舒认为，周人早期的活动地点在邠地。“古代邠地极为辽阔，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皆属古代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区。”“周人在古公亶父自邠地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6]徐氏把邠地作为一个横亘山西、陕西、甘肃的一个“一”字形的带状区域，既包括山西，也包括陕甘，这样，周族的始发地就是一个弹性大空间。查徐氏《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写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三十日，显然受到了钱氏山西说的影响。^[7]

邹衡据考古资料，对钱说作了很多发挥和补证。晚近许倬云氏《西周史》沿用了钱、邹二氏的观点，同时也有所补充。其谓：“钱氏以为豳即邠，邠原指汾水流域的都邑，随着周人迁去陕西，邠的地名也搬了家。”“邹氏由考古资料中找到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的关系，又以铜器铭文的族徽，追索有关诸侯的迁徙路线，为由今日山西迁入陕西。邹、钱之说的结合，当可指出周人入陕西以前，原在山西汾水流域发展。”后饶宗颐毕读许著《西周史》，溢美之余，独对许氏采纳钱、邹之说不满，谓：“其中最基本之先周文化发源地及周人来历问题，公采用钱宾老早年之山西说及邹衡较近之光社文化说，糅合以畅论周人先世，发迹于山西，再伸展及于关中地区，愚见期期以为不可。”饶氏不同意许倬云观点的主要理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平凉、庆阳，宁夏六盘山一带，特别是碾子坡遗址的新的考古发现，足可为周人早期居豳提供重要的地下文物支持。据此，饶氏建议《西周史》再版时“删去山西一说”。^[8]

以上讨论，中心是周人西迁始发地的地望问题。同时，也涉及周人的先世，亦即族源问题。关于周人种群归属，徐中舒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徐氏认为，殷、周并非同一民族，殷人是东夷一系，而周的先祖为白狄。白狄是胡人，属于北方土著民族，是北狄的支系。北狄又分为赤狄、白狄两支。周人的先祖就是活动于晋西北的姬姓白狄。^[9]徐先生说：“夏代的地区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夏民族大概是以崇山（即后来的嵩山）或伊洛为其活动的中心，然后逐步由河南向北岸发展，并在山西建立了国家。所以，山西一带又称大夏或夏虚。”又谓：周人居岐以后，“这个时候的周族自称是夏”，“周人自称华，也是在春秋时代才有的事。在周初是只称夏的。”“夏在这时已经不是某一个朝代国家，或者民族的固定名称，而成了某种进步文化的表征和许多人仰慕的园地。”“诸夏是泛指夏文化的整个区域。”^[10]至于殷人，徐氏则认为他们本是东夷的一支。按徐先生的考证，周人本是活动在山西、陕西、甘肃一线的白狄族。至于白狄与夏人什么关系，徐先生未曾明言，但他既认为周人的先祖就是活动于晋西北的姬姓白狄，又说“周族自称是夏”，似乎已经潜含着西周先祖即白狄、白狄即夏人的意思。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倬云《西周史》谓：“周人始终不忘本族与山西古族夏人的渊源。周人自谓夏人的后人，认夏为正宗。《诗》‘周颂’中，‘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都以夏作为自己的疆域看待。《书经》‘康诰’：‘用肇造我区夏’，也是以夏作为自己疆域（傅斯年，1952：Vol.ll，88;Vol.lV，234）。夏代建国山西，及于河南，其疆域未及渭水流域。周人自同于夏的心理，只能由历史记忆中周人老家在山西为解释。”^[11]许氏亦指出了周人“认夏为正宗”的事实。然而，因为许氏论述的重心也放在山西说的论证方面，故对“夏人说”未作进一步的联想和阐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民在1981年出版的《尚书与古史研究》一书中所提出的“周人尊夏说”，可以说是周族先世夏人说的扛鼎之作。李先生举《康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谓：“‘肇’，《尔雅·释诂》曰：‘始也。’‘区’，《广雅·释诂》曰：‘小也。’是周人在这里自称‘区夏’，亦即称自己为‘小夏’。这与《大诰》中记周人所说之‘兴我小邦周’意义相同。”举《君奭》“厥乱明我造新邦”“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引杨筠如《尚书核诂》“此有夏即谓有周”，谓：“这里的‘我造新邦’和‘我有夏’，显然是周人的自指。”又举《立政》“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谓：“此处之‘有夏’一应指‘有周’而言。以上所举《尚书》之三例，皆为‘周人尊夏’的重要证据。”关于周、夏先祖种群归属问题，李氏谓：“原来周、夏之先，皆属黄帝之部落联盟。”夏、周姓氏虽不同，但“夏、周之先祖，实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的不同氏族或部族。”又谓：“周之先民与夏本在同一地区”，“晋南是夏人的旧居”，“至于周人，其先民也是活动在这一地区。”又谓：“后稷所居之邰应在今山西南部。”“后稷所封之邰，地当在今陕西武功县。此说不确。”又谓：公亶父所逾之梁、岐，不是后来陕西之梁、岐，“其原始地名当为今山西南部之梁、岐。”又谓，太康时期，后羿、寒浞乱夏，“很可能周之先民在这个时期逐渐西迁，并与河西之‘戎’‘狄’杂处。”又谓，周人自称“区夏”，不仅是一种政治宣传的策略，“它本身也反映了夏、周族源关系的某些原始面貌。”^[12]李民此书初版于1981年，增订再版于1983年，后之持“夏人说”者，虽不乏新见，但尚未有出于其右者。

近年来，围绕周先祖是否为夏人，学界也发表了许多新的论文。例如，尉学斌认为，夏墟的准确地望，虽有晋阳说、河汾之东说、永安说、鄂与平阳说、大阳说、翼域说、安邑说等等，但其地理范围大致都位于今山西省晋南地区。“事实上，我们从现存的许多文献典籍中都可以发现周族与夏族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如《尚书·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纣。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肇，《尔雅·释诂》训：‘始也。’区，《广雅·释诂》曰：‘小也。’则‘区夏’即‘小夏’，与《大诰》中‘兴我小邦周’的周人所自称‘小邦周’应为同一义。”^[13]杨善群认为，“周人往往以夏的继承者自居，这也是一个周族起源于晋西南的有力明证。《诗·周颂·思文》称后稷‘陈常于时夏’；《康诰》记周公赞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君奭》又谓‘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更宣传上帝‘伻（使）我有夏式（代）商受命’。周人常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称为‘有夏’，说明他们与夏朝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夏朝活动的主要区域就在晋西南……许多史学家指出，周族之初可能属于‘陶唐、虞、夏之际’一个大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周族之姓‘姬’与夏族之姓‘姒’古本音同相通。唐、虞、夏、周部落的首领原先曾在一个部落联盟中共事，后来周人又在夏政权中任职，与夏族的关系相当融洽。惟其如此，周人常称自己之国为‘有夏’，就是很自然的了。”殷商早期，“居于今陕西武功、隶属于夏政权又为夏族分支的周族祖先，可能受到蛮夷和商朝两股势力的夹击，无法再在原地生活下去，于是向西北方向迁移，‘自窜于戎、狄之间’。”“周人祖先的多次迁徙，是在今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广阔范围内进行的。”^[14]然而，沈长云并不认可周族与夏人的关系，他认为，周人姓姬，夏人姓姒，二者姓氏不同，古者“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谓周人出自“夏”，首先就会碰到这个无法克服的矛盾。此外，沈氏还注意到《尚书》“有夏”“我有夏”之别，认为这个周人自称的“有夏”绝不同于过去的“有夏”。又据《尔雅·释诂》和《方言》，认为周人自称“有夏”，只不过是借用“夏”字“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的本义以自美自大，而并不与历史上的夏朝有关。^[15]以上三位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比诸前人，有一些进展。尉学斌用训诂的方法，解释了“区夏”的含义，证明周人自称夏人，十分有力，提示后之研究者需在文字上下工夫。杨善群文中“周族之姓‘姬’与夏族之姓‘姒’古本音同相通”一语虽非己见，但也说明了此论本身的重要。尽管沈氏以“夏”字本义解释“有夏”，似嫌牵合，但他以古代“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16]反驳“夏人说”，也的确击中了“夏人说”的要害。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有一些可以讨论之处。

二、周人先世夏人说管窥

上述研究，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都对进一步完善“夏人说”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本文试图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就所见史料，对周先世夏人说提供新的论证。

1.文字释读

持“夏人说”者，所引文献主要来自《尚书》《诗经》，然其中不免误读或疏漏。

正如沈氏所言，《尚书》中的确有“有夏”与“我有夏”的区别。例如《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此处“有夏”的“有”字，是助词。“夏”与“殷”对待，显指夏代或夏人。《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本文前引《康诰》“我区夏”、《立政》“我有夏”同例。我，当是第一人称代词，指周人。有，是助词。夏即夏人。有夏，相当于《康诰》中的“区夏”“西土”，即小夏之义。“我有夏”在此句中，根据上下文义，无论如何解释，都是“我夏人”的意思。此即是说，《尚书》中，当夏、殷对称时，此“有夏”指历史上存在过的夏王朝，而“我有夏”则是指“小夏”，即周人自己。沈氏注意到了“有夏”“我有夏”的区别，但沿其思路下推，却得出了与沈氏相反的结论，即：《尚书》中“有夏”“我有夏”确然有别，然而“有夏”指夏王朝，“我有夏”的确是周人的自称。在周人眼里，自己是“区夏”“西土”，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有夏”，但二者之间显见有密切联系。

《诗经》中还有“时夏”一词，许倬云、杨善群、尉学斌等都以此作为夏人说的文献依据。其中，尉学斌虽精准释读了“我区夏”为“我小夏”，但似误用了“时夏”一词。《诗经·周颂·思迈》曰：“我求懿德，肆以时夏。”《诗经·周颂·思文》曰：“无此疆尔界，陈常以时夏。”唐孔颖达《诗经正义》释《思迈》“我求懿德，肆以时夏”曰：“夏，大也。《笺》云：懿，美。肆，陈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陈其功，于是夏而歌之。乐歌大者称夏。”^[17]此处的“夏”即是大型乐歌，非指夏代或夏人。“时”同“是”，非时间之义。至于《思文》，《正义》也有同样解释。沈长云说：“周人为何自称为‘夏’？我们认为，那是因为周人的方言中‘夏’含有‘大’的意思。夏者，大也。《尔雅·释诂》并经、传注疏并如此训。《方言》说得更清楚：‘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当商周之际，周人使用‘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呼，来张大自己的酋邦联盟，张大自己政治势力的声威，应是很容易理解的。”^[18]沈氏的看法固然卓异，但却只说对了一半，其所谓“经、传疏并如此训”未必符合实情。不错，《诗经正义》之说确如沈氏所言，然而《尚书正义》却非如此。《尚书正义》解《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曰：“言王当视夏殷，法其历年，戒其不长。‘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以能敬德，故多历年数。我不敢独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言桀不谋长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坠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贤王，犹夏之贤王，所以历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纣早坠其命，犹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继受其王命，亦惟当以此夏、殷长短之命为监戒，继顺其功德者而法则之。”^[19]可见，《尚书正义》是以“有夏”为夏人、“有殷”为殷人的，而并不解“夏”为“大”。

综上可知，《尚书》中的“有夏”“我有夏”皆作代名或族名，而《诗经》中的“时夏”则是“此华美乐章”的意思。持“夏人说”者，不能以《诗经》“时夏”为据。持反对意见者，也不能以此否认《尚书》以“有夏”为夏代或夏人之原义。《尚书·康诰》中的“区夏”之“夏”，显然不能解释为“大”，其所谓“夏”当是族称，其所谓“区夏”即周人的谦称“小夏”。

2.夏、周同出河洛一系的黄帝部落

沈氏以为，《国语·晋语》有“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的通则，而夏姓姒，周姓姬，既然不同部族，则周人断不会自称夏人。在先秦文献中，非我族类之神则不祭的观念很浓厚，沈氏的观察无疑是准确的。不过，由于古代民族的迁徙、分化、融合的情形十分复杂，有时不同部族之间的族源关系也并不是一种泾渭分明的情况，或者夏之姒、周之姬虽然姓氏各别，但却出自同源也未可定论。

其一，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一书也曾提出夏、商、周“三代不同源论”，李氏谓，周人自称为夏族的子孙，有冒认祖宗的嫌疑。^[20]金景芳《古史论集》肯定三代先祖同出黄帝一系。^[21]林祥庚《黄帝与夏商周》一文，也赞同三代同源说，且从理论、服制、宗教信仰、器物等方面做了论证。^[22]又，《史记·夏本纪》谓：“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亲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则夏禹也是黄帝子孙。刘师培亦谓：“夏代亦祖颛顼，夏为姒姓。”^[23]

其二，夏为姒姓、周为姬姓，难道这两姓之间没有联系吗？关于这个问题，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认为，“‘姬’‘姒’两字古本音通用”，“‘姒’‘姬’音既相近，义又相通，则姬姓、姒姓为一姓之分化可知”。^[24]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认为，杨氏此说虽不能十分肯定，但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引《集解》说：“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主张“夏、周之先祖实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的不同氏族或部落”。^[25]若以此见参诸金景芳、林祥庚等主张的夏、商、周三代同出黄帝说，则似可推论：黄帝部落本来活动在陕西北部、山西交界一带的黄河中游地区，而夏、周都属一个区域。相反，殷商的核心区，则在山东—河南一线，大概属于另一系统。又据蒙文通在1929—1933年之间发表在南京《史学杂志》上的古史系列论文所提出的江汉、河洛、海岱“太古文明三系说”^[26]，则似夏、周均属河洛系统，而殷商属于海岱系统。结合前引《殷本纪》、刘师培说，则可能夏、周二族同出黄帝一系。夏、周二族虽不同姓，但其血亲关系却是极其密切的。

3.周人尊夏、恶殷

现存文献表明：周人对夏有着持续的热情；流窜在戎狄之间的周先祖一直与殷商之间发生着频繁的战争。

周人具有浓厚的尊夏情结。这一点不仅在《尚书》中，而且在《诗经》、《逸周书》中都有明确的情感表达。熟悉《尚书·周书》的人都知道，殷末周初的周人文告对于历史，只提及夏、殷两朝，而且对于夏、殷两朝的圣王、暴君如数家珍，褒扬夏、殷圣王，贬斥夏、殷暴君，这几乎是《尚书·周书》思维逻辑的定式。如果说周人生活在殷商，熟悉当代历史还很易理解的话，那么，周人如此熟稔夏代历史，或许就显得非同寻常。

《诗经·鲁颂·宫》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除，是生后稷……奄有下土，赞禹之绪。”所谓“赞禹之绪”，也就是继承大禹事业。《逸周书·商誓解》：“昔在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迹。”所谓“登禹之迹”，也是类似的意思。再者，《系辞传》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周之事邪？”而闻一多《伏羲考》引《拾遗记》谓：“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度，使量度天地。禹即持执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27]若此证据可信，则伏羲八卦也曾传给夏人，而文王之八卦也可能来自这条路线。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夏、周之间的亲密关系。

又据《史记》的记载，周人的祖先后稷在夏代地位很高，而在夏后氏政衰后，才流窜为戎狄之间。《周本纪》谓：“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然而，从种种迹象看，不窋之流落戎狄之间，也可能不是在夏后氏失政时期，而是在殷人灭夏之后。按理推之，如果殷、周之间没有血海深仇，周人孜孜以灭商的大志也就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自然，殷、周对立也可以从大国崛起的角度予以解释，然而，周人似乎很早就有灭商的志向。原因是，几乎从周的先祖夏人一直到后来的周人，都与殷商之间时和时战，战乱不断，而结果是以夏人认同的周人灭了殷商。以夏代商，这本身或许还有值得深究的潜历史存在。

又，《史记·周本纪》记载：

“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周道之兴自此始。”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

“公季脩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28]

很明显，从后稷以至武王，周人一直有一个“业”“法”存在，而此大业，就是迅速强大起来。强大起来干什么呢？就是以夏代商。《尚书·立政》所谓“伻（使）我有夏式（代）商受命”，说得再明显不过了。为什么周人对夏人如此认同，又如此斤斤于以夏代商呢？一个较近情理的推测，就是周人本是夏王朝的重臣。夏亡后，他们一直抱有复国的野心和大志。

《竹书纪年》载：

武乙时期：

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

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

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浮二十翟王。王攸于河渭，大雷震死。

文丁时期：

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

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

七年，周公季历伐始乎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注：文丁杀季历）

十二年，有凤集于岐山。

帝辛时期：

元年，王即位，名九侯周侯、邗侯。

十七年，西伯伐翟。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三十年三月，西伯率诸侯入贡。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三十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遂伐崇。崇人降。

三十六年……伐昆夷。^[29](www.chuimin.cn)

以上史料说明，居岐之后的周人虽然臣服于殷商，但灭亡殷商的大志早就存在，周人与殷人的战争也一直没有间断。

古人很注重血缘家族的世系。例如，孔子经常说自己为“从大夫之后”，他虽然认同周文化，但却以殷人自居。《礼记·檀弓上》孔子曰：“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胙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春秋距殷商五六百年，而此族类意识不绝。由此推之，则周人虽颠沛流离，而犹称夏人，深知夏人故事，则他们很可能就是夏朝贵族的孑遗，所以才会有取代殷商的宏大雄心。

林祥庚说：原始社会末期因祭祀祖先而有世系的流传当是不成问题的。凉山彝族有句谚语说道:“不会背诵父亲的系谱，家支就不认你。”彝人把背诵本氏族祖先的系谱作为立足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能够把数十代祖先的名字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背诵下来。盛行祖先崇拜的华夏族先民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把自己祖先的系谱从原始社会保留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应是无可置疑的。春秋之世的郊子明确声称：少睐氏“吾祖也，我知之”，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古人对祖先是何等崇拜，多么熟知。大睐、少睐相当于黄帝时代的东夷族酋长，延至春秋时代尚且受到后裔的追忆、崇祀，那么，三代之祭祀黄帝，保存着自黄帝以来的祖先世系也就不难理解了。^[30]同理，周人的夏人情结也可用同样的道理解释。

夏、殷商之间的冲突是经常的。许倬云引陈梦家的研究结果，谓武乙时期，殷商所伐，即是在山西晋南的周人。^[31]这个说法很令人费解。除此而外，此方面史料也很纷杂。例如《史记·殷本纪》谓：“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卯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而徐中舒据周原“彝文武帝乙宗”之卜辞，谓：“文武帝乙在《殷本纪》中则省称为帝乙。彝，盛酒器，为宴饮之用。宴饮曰彝，犹今人宴客曰洁蹲、曰菲酌也。这是帝乙亲临周境，文王以隆重典礼招待他的实录。文丁和帝乙时代，殷周关系有时是良好的。”^[32]这些史料很难厘清。不过，就《西羌传》而言，似乎周人祖先的迁徙，既与犬戎寇边有关，也与殷商暴虐有关。

至于周人西迁的原因，一般都沿袭《史记·周本纪》成说，解释成狄人压迫的结果。《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这显然有后人美化的痕迹在内。且晚近有学者指出，戎狄之人逐水草而居，本不贵土地，此处讲“欲得地与民”甚不合情理。其实，所谓狄人压迫，也可能是北狄内部的两支——赤狄、白狄内讧而已。《诗·公刘》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关于周人西迁，《史记》与《毛传》不同。如《史记》所言，以为周人西迁在公亶父时期，而《毛传》以为在公刘时期；《史记》说西迁的原因是狄人所迫，而《毛传》则谓“遭夏人乱，迫逐公刘”，是夏人自己内讧的结果。《后汉书·西羌传》又谓：“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33]这又提及殷商的压迫和犬戎的入侵，这表明殷人、犬戎的威胁，以及夏人内讧，都可能是周先祖西迁的原因。然而殷商因素不是唯一，但却是存在的。

4.一种假说：山、陕之间的方可能就是周人的先祖

徐中舒西周史研究有很多重大的独创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周人出自白狄说，他的说法显然受到钱穆、邹衡等人的影响，而且到了晚年，徐先生越发赞同钱、邹之说。在《先秦史讲义》一书中，徐氏说：“从前钱穆有篇《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十期）已经讲到豳在山西。当时他不过是根据很不完备的材料作一种猜想，这种猜想现在看来是对的。”“经过三十年来考古学家的研究，姬族的早期文化属于光社文化。光社文化是从太原北郊光社首先发现而得名的。光社文化的分布几乎占了山西省的大半，从晋西北、陕东北的黄河两岸直到河套地区都有光社文化的遗址，这同姬姓周人从东边向西边迁徙的途径是相合的。”“这个地方一般都是穴居或者半穴居，同周人的历史是符合的，周人最初住豳地的时候就是穴居。”“邠侯的祖先就是不窋，窋就是窑洞。”“《史记·周本纪》讲周人的祖先是后稷姜嫄，后稷姜嫄是姜族的祖先，不是姬族的祖先。”“姬族和姜族通婚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周，于是就把母系祖先的传说作为自己的传说。”“姬族的文化属于胡。”“姬姓周人出于北狄”，“赤狄白狄都称狄，因为他们文化相同”，“赤狄穿红衣服，白狄穿白衣服”，“我在《川大学报》1979年第3期《西周史论述》（上）中说，周人出于白狄，说法很不完备，要这样讲才清楚。”^[34]查徐氏1979年《西周史论述》，首列即“周人出于白狄说”，以之与2008年《先秦史讲义》对比，可以看到《讲义》除漏掉了“赤狄瑰姓（经典作隗，从阜与从土同义，示其为穴居之人）乃鬼方氏之后”一条之外，其他则大多以钱说、邹说充之。可见，徐氏晚年已经基本上认可了钱穆的山西说法。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周人出于晋西北的姬姓白狄说。这一方面意味着徐氏坚持姬族是活动在山、陕交界的白狄，另一方面，也可能不大认可白狄就是夏人的说法。

2005年，马兴发表了《北狄渊源考》一文，我认为这是对徐氏周人出于白狄说的重要发展。

据马兴《北狄渊源考》，白狄的前身是方，而方是商朝的一大劲敌，时常侵犯商朝或攻打听从于商的方国，甚至与土方结成盟军共同进攻商朝，这给商朝带来了极大危害，因而，方与商之间常有战争发生：

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自西。沚震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殷虚书契菁华》2）

迄至七日己巳，允有来自西。友角告曰：方出，侵我示田，七十人五。（《殷虚书契菁华》2）

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自北，妻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殷虚书契菁华》6）

乎多臣伐方。（《殷虚书契前编》4.31.3）

贞，方其来，王逆伐。（《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08）

乙巳卜争贞，叀王往伐方，受又。（《殷虚书契后编》上17.2）

贞登人三千乎伐方，受又。（《殷虚书契续编》1.10.3）^[35]

以上情况说明，方可能是夏王朝的高级贵族，或者是铁杆盟友。夏人亡国后，可能一直都是商人的心腹大患。

马兴认为，北狄是先秦时期重要的一支部族，分为赤狄、白狄二支。追溯其渊源，赤狄可上溯到商代的鬼方……白狄的族源可追溯到商朝的方。鬼方在商周之际处于晋南。王国维先生《鬼方昆夷狁考》认为怀姓为鬼方所姓的媿、隗之讹。所谓“怀姓九宗”实为鬼方。从姓氏上看，赤狄为隗姓，与鬼方同姓。从地望上看，赤狄与鬼方也同在晋南。春秋时期，鬼方渐为赤狄之称所取代。故鬼方即春秋时的赤狄。马兴据郭沫若《卜辞通纂》、邹衡《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认为方处于陕、晋之间，又引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以及黄河两岸山、陕间的考古资料，认为方应为白狄的祖先。^[36]按照马兴的考证，“方”即是白狄的先世，那么，结合徐中舒“周人出于白狄说”，则可进一步推论“周人出于方”。

那么，问题是，“方”是否即是夏人？沈长云谓：“土方在沚方国以东，沚以西则是方之地。沚为今山西境内方国，诸家无异说。则其东面的土方当不会濒临黄河边上。”^[37]按此说法，则黄河边上的方所居地望，也恰好是晋西一带。如果方为夏族说成立，那么，周人先世为夏人说也才算得上一种完备的解释，只可惜笔者学力菲薄，不能做进一步的探究，只能期盼于高明了。

如果此说能够进一步得到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关键性支持，那么，周人先祖夏人说的基本环节就可能完备了。具体地，可以假说：周的先世是夏朝贵族的孑遗——夏亡后活动于山西——由于殷商、戎狄的压迫，选择了逐渐西迁；他们自东向西的迁徙范围，可能并不明确，因为他们在许多地方有过徘徊逗留。不过，他们迁徙的范围大致可以确定在东起山西、西至甘肃、北到蒙古南沿、南到北山北麓这样一个广阔的邠地。而后，由于气候、灾变或者外族逼迫等因素折而南下，至于陕西岐山，与当地土著姜族结合而发迹。

就族源而言，周人先祖可能是陶唐虞夏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在夏代，周人先祖与夏人关系密切。夏亡，周人沦落为狄人。商代活动于晋西北的方，即先秦时期的白狄。白狄为北狄的一支，姬姓周人出于北狄。周人谦称自己的部族为“区夏”，恰是周人族源记忆的遗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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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阅许倬云《西周史》第二章以及附录——饶宗颐《谈西周文化发源地问题——与许倬云教授书》。

[9]　参阅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殷周之际史迹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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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林祥庚：《黄帝与夏商周》，《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

[31]　许倬云：《西周史》，第43页，三联书店，1994年中文版。

[32]　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3]　（晋）范晔：《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

[34]　徐中舒：《先秦史讲义》，第299—30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35]　马兴：《北狄渊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36]　马兴：《北狄渊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37]　沈长云：《周族起源诸说辨证——兼论周族起源于白狄》，《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