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防御与关东防秋兵的历史考察

中晚唐关中地区防御与关东“防秋兵”的历史考察

朱德军

（西安文理学院　历史系　讲师）

“防秋”⁽⁸⁾，作为中唐以后出现的颇为独特的历史现象，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央为了平叛的现实需要，被迫在边境地区收缩防线，内调西北边兵“入靖国难”^{［1］卷196上P5236}，从而造成边防空虚；而此时，处于极盛时期的吐蕃王朝勾结边境诸胡趁势内侵，京师的安全岌岌可危。戡平安史之乱后，京师长安与关中地区所面临的威胁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当“河西、陇右不守”^{［2］卷37P960}，导致唐王朝在西北失去战略支撑点，国家的政治中心关中遂暴露在兵锋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务，并有效拱卫京师的安全，国家不仅重建中央禁军，还大力强化西北藩镇兵的建设。即便如此，以其有限的兵力仍无法有效地阻止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入侵。因此，唐王朝不仅需要调集各地军队驰援边疆，更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制度性的边防体制，而“防秋”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一、关中“防秋”兵力的来源

唐代的防秋兵，通常来自于“关东”地区，它们由外镇神策军、边境藩镇兵与关东防秋兵三部分构成^［3］。“关东”作为一种很宽泛的地域概念，一般指函谷关以东地域广泛的中原、河北、江淮等区域的统称，故“关东防秋兵”是受命赴边执行戍防任务的中原、河北、南方藩镇兵的统称。史籍对关东防秋兵多有记述，但在不同的史料中对此记载往往不尽不同，如《资治通鉴》胡注曰：“唐建中初，（盐州）为吐蕃所陷……由是银、夏、宁、延洎于灵武，岁以河南、山东、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万分护其地，谓之防秋”^{［4］卷268P8748}。这段文字载于德宗建中之际，它记述朝廷在盐、银、夏、宁、延、灵武等边境布置关东“防秋”兵的情况；然而贞元八年（792），宰臣陆贽在谈到河陇等地的防秋兵，竟泛泛地称“皆河南、江淮诸镇之军也”^{［1］卷139P5804}。其实，陆贽的说法很不全面，河北藩镇兵也在特定的时间里参与了边境的防秋戍边使命。

基于诸史在记载藩镇防秋时，通常只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事件相联系，也就是说，单一史籍的记载，很难比较全面展现关东诸镇参与“防秋”的情况，自然也就不可能反映它们在“防秋”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很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史料加以整理，并进行适当的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而广德元年—乾符二年（763—875），正是我们下面列表需要分析的范围。

唐代“防秋”兵力来源一览表

续表

续表

注1：本表藩镇类型的划分借鉴张国刚《唐藩镇研究》的研究成果，但本表藩镇的分类标准完全基于藩镇所处的地域分野而定，迥异于张著兼顾藩镇政治取向的分类法。

注2：由于朔方、邠宁、渭北、同华、神策诸军等，由于不属于唐代“关东”兵员的范畴，故不予考量。

注3：为了使上表不致文字过多，将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合称山南道，两川、两浙亦与此相类。

根据上表，在唐代防秋110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关东藩镇共计出兵65次，中原藩镇直接参与了其中的39次，占整个出兵次数的60%，河北藩镇出兵10次，占出兵次数的15.4%，而南方藩镇出兵16次，占出兵次数的24.6%，显然中原藩镇兵是关东防秋军兵的主体。而中原藩镇中（永泰元年，中原藩镇尚未完全成形，郑陈后来则分属于义成、忠武两军，故不计入），忠武（即陈许，10次）、武宁（即感化、徐泗，5次）、宣武（即汴宋，4次）、河阳（3次）、义成（即郑滑，2次）。忠武军是出兵防秋最为频繁的藩镇，难怪杜牧在《全唐文·卷七四九·忠武军都押衙检校太子宾客王仲元等加官制》中所称：“自艰难以来，言念许师，何役不行，何战不会？居常则长法知礼，临敌则致命争登，摽于和门，不忝忠武。尔等短衣长剑，事寇乘边，触履艰危，无所顾虑。”唐人封敖也同样对忠武军称赞有加，“今以忠武师徒，始终诚节。南征北伐，每闻尽瘁之诚；破敌摧坚，必茂策勋之典”^{［5］卷728P7500}。

在唐代防秋的历史中，代宗永泰元年、大历九年，德宗兴元、贞元之际是吐蕃等诸胡进犯关中最为猖獗的时期。会昌二年，回鹘部族屡屡进犯河东，在这些危急关头，甚至平日很少出兵防秋的河朔、江淮藩镇纷纷为捍卫大唐帝国而派兵防秋，表明即使是“叛逆”的河朔藩镇也并不否认唐廷的权威。然而，河朔藩镇对唐王朝支持的力度毕竟有限，而且多在藩帅的继承权及两者关系比较平和之际；至于南方藩镇由于存在长期的兵力“薄弱化”问题，军队的战力也乏善可陈，因而常常受到诸镇的轻视，如防秋最为积极的淮南镇，史称“淮南兵绵弱，郓人素易之”^{［2］卷154P4879}即是明证。至于中原藩镇不仅战力强劲，而且向来忠于大唐，故常发挥“诸军先锋”的作用。

对于边境藩镇兵与外镇神策军，若中央发布征召命令，它们也偶有出镇的记录，如元和初年，“发更太原、凤翔及神策诸镇兵赴剑南东川者……若闻发兵西南，多取边镇”^{［5］卷626P6323～6324}。至于中原藩镇的戍防之地，完全可根据实际需要，随时移驻他方，如会昌之际，回鹘部族零落，朝廷虑其“逗留塞上，谋陷丰州”，而河东兵又过于薄弱，故征发忠武、义成之兵令其至太原屯集，“如河西有虞，便令取（陈许、郑滑）岚石路过河，于亦近便”^{［5］卷703P7218}。中原藩镇每年都要派兵赴边，如大历以来，永平军“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4］卷224P7219—7220}。从广德之际，直到乾符二年，有唐一代，中央组织的边境防秋从中原藩镇开始、以中原藩镇结束，中原藩镇全程参与其中，它们是唐代“防秋”行动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二、唐代“防秋”之兵力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原藩镇军在唐代防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必要对有唐一代防秋兵力的总体规模，中原藩镇、边境藩镇以及中央神策军在历次“防秋”行动中出兵的数量、频率进行必要的考察，以确定它们在这些活动中的作用与表现。

关于唐代防秋兵力的考察，曾超先生在曾经作过大致的推断^［3］。笔者认为曾氏关于防秋兵力数量的估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究其原委，实由“防秋兵”的概念界定有待商榷。他将边境的驻防兵（边境藩镇兵、神策屯营）与防秋行营兵不加区别，事实上，它们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兵员。为了对中原藩镇兵在“防秋”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讨论。

（一）防秋兵力的规模

关于唐代防秋兵力的数目，永泰与大历初年尽管诸史不载，但对大历九年的情况史籍则多有记述。该年郭子仪入朝，代宗召对于延英，谈及京西北的戍防之事。退朝后，他“上封论备吐蕃利害”，提到其部朔方军在开元、天宝之际“战士十万，战马三万”。因参与“收复两京，加之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关中四镇，它们“每将盈万，臣所统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1］卷120P3464；［6］卷366P4362}。郭子仪认为诸胡势力强大，唐王朝只应采取守势战略，这一年，京西北四镇——凤翔、泾原、朔方、河东的兵力大体相当，它们“每将盈万”，即每镇兵力大致一万余人。此时，朔方军的军力仅为天宝中时期“战士十万”的“十分之一”，亦为一万人，实际上在重复“每将盈万”的说法。其实际情况与郭子仪在稍前的大历二年九月，诏“子仪以步骑三万自河中移屯泾阳……三年九月，诏子仪率师五万自河中移镇奉天”所载军队的数字相差太大，可知郭子仪颇有夸大其辞之嫌，笔者认为该军兵力三万的规模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故当时京西北四镇的总兵力至少在十二万人以上。郭氏之所以低估其部及其他三镇的军力，可能为了规劝代宗皇帝建立“防秋制度”的初衷有关。他敦请朝廷“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道必矣，未可失时。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饩，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1］卷120P3464～3465；［6］卷366P4362}。他规划“诸道”防秋的规模为“四五万”人，要求朝廷将其“抽赴关中”协助边防。对于郭子仪的建议，代宗在诏书中肯定其“忧深虑远，殊沃朕心”^{［1］卷120P3465；［6］卷366P4362}，完全接受其建议。其实，唐代的“防秋”制度早已推行，不过此后进一步完善制度并扩大规模而已。《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略曰：

大历九年四月，以吐蕃侵扰，预为边备，乃降敕：“宜令子仪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众，严会栒邑，克壮旧军。抱玉以晋之高都，韩之上党，河、湟义从，汧、陇少年，凡三万众，横绝高壁，斜界连营。马璘以西域前庭，车师后部，兼广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万众，屯于回中，张大军之援。忠臣以武落别校，右地奇锋，凡二万众，出岐阳而北会。希让以三辅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阳、幽蓟，总四万众，分列前后。魏博、成德、昭义、永平总六万众，大舒左右。”

根据上述文字，我们得知，郭子仪、李抱玉、马璘、李忠臣所率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京西北朔方、河东、邠宁、凤翔四镇的军队，它们分别由朔方军、河西陇右、安西北庭与其他安史之乱前旧部组成，若以每镇3万计，合计13万人，关东藩镇兵为主体的戍卒加上近畿六州的兵力则为10万，即关东“防秋兵”的兵力不足10万。

此时，重建的西北藩镇虽已告一段落，但是，当时关中局势持续紧张，边境的藩镇兵多为行营兵，故上述诸军应多属“防秋兵”的范畴，这里既包括边境藩镇兵，也包括关东防秋兵，其中属于四镇的军队13万。与前文笔者推断的数目基本吻合，关东防秋兵力10万，防秋总兵力则为23万；而《全唐文·卷四八·命郭子仪等备边敕》也同样记载该年诸军防秋兵力的配置状况，其文字稍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忠臣以卢龙柳城，洎右北平，汉东诸镇，江黄申息之师，凡三万众”，即李忠臣所部的3万亦属关东防秋兵，该文所载的边境藩镇兵为11万，关东防秋兵则为13万，合计兵力达24万左右，故该年的关东防秋兵大体保持在10万—13万的规模，这些材料未载中原“防秋兵”的数量，《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对此则载曰：

大历九年五月，四海之内，方协大宁，西戎无厌，独阻王命，不可忘战，尚劳边事。每道岁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岭南、浙东、浙西，亦合准例。

实际上，关东“防秋兵”由中原藩镇、河北藩镇与南方藩镇三部分构成，这里仅包含河北与南方藩镇的藩镇兵，却未计入中原的藩镇兵。该文中，即使不包含岭南、浙东、浙西三道兵员，其兵力也达到37000人，若计入应不低于4万，因此，中原藩镇的防秋兵力大致为6万—9万。

需要说明的是，自永泰元年（764）吐蕃入寇，此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故神策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防秋力量。由于诸史不载此时神策军的数目，然而贞元十四年，其军“乃至十五万”^{［2］卷50P1334}。后来，不断有关中藩镇兵遥领于神策行营，这时的神策军数目虽不及贞元十四年的非常时期，我们若以那时2/3的规模估计，时神策军为10万人，但是它作为当时的中央军，主要职责是驻守京师并宿卫宫禁，故充当外镇行营的数量不应超过总数的一半，即5万人。由于京西北藩镇兵、外镇神策军并不都是防秋兵，若它们以2/3的规模出镇防秋，则兵力总数当为9万—11万人，整体规模虽稍逊于关东，但要多于中原，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大历九年防秋兵总体规模当为17万—20万左右，而其中的中原防秋兵，在另两种兵员即使以2/3规模防秋的情况下，中原也可达防秋总兵力的30%～40%。

德宗兴元、贞元之际，由于关中局势严峻，故防秋的兵力急剧膨胀。建中初年，时“（盐州）为吐蕃所陷……由是银、夏、宁、延洎于灵武，岁以河南、山东、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万分护其地，谓之防秋”^{［4］卷268P8748；［6］卷435P5168}。根据这段文字，关东的防秋兵在“银、夏、宁、延洎于灵武”的范围内，应该是当时关中边境一线的防秋兵力，而处于京畿的凤翔、泾原、鄜坊、同华及京兆的兵力并没有包含在内。贞元三年（768），代宗与宰相李泌谈到“复府兵之策”时，李泌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4］卷232P7493}。这17万人应该是全部关东防秋的军力，其中有13万人集结在京畿之地。从这两则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中地区的防秋，显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唐中央开始从关注边境的“防秋”向更重视京师安全的二线防卫转变，正如元和之际的白居易，在《新乐府·西凉伎》中所描述的那样“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7］卷427P4702}。笔者对诗人笔下“缘边”一词的理解，并非指表面文字上的国境一线而言，而实际指代近畿。由于此时唐朝与吐蕃等民族的关系相对缓和，一线军力的增强以及二线布防卓有成效，造成京畿从贞元以后基本无战事，再也没有发生如广德元年的京师陷落，皇帝仓惶“出幸”^{［1］卷184P4763}的事件，使得十万之众的防秋军人过着无所事事、“饱食温衣闲过日”的生活，所谓“空耗月饩，曾不习战”^{［6］卷366P4362；［1］卷120P3465}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唐代防秋制度对拱卫京师安全的有效与成功。(www.chuimin.cn)

（二）中原藩镇防秋的规模

中原藩镇作为一个整体，其防秋的兵力上文已论，然而，就其单个藩镇的防秋规模我们并不清楚，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的探讨。事实上，对于防秋的规模，诸史虽多有述及，但具体而明确地记述每次“防秋”中诸镇出兵的规模的史料极为有限，下文以代、德、宪、文、武、宣六朝为例略作论述。

大历三年（769），代宗令和州刺史张万福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5］卷560P5667-5668}。大历中，永平军节度使令狐彰“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4］卷224P7219-7220}。九年二月，“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逃归^{［4］卷225P7225-7226}。同年，每道皆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1］卷11P304-305}。十四年八月，吐蕃率南蛮众二十万来寇，乃“发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讨，大破之”^{［1］卷196下P5245}。

建中初年，吐蕃“寇剑南，诏（曲）环以邠、陇兵五千驰救”^{［2］卷147P4759；［1］卷122P3501-3502}。兴元二年（784）六月，“陈许戍边卒（防秋兵）三千自京西逃归”^{［1］卷130P3622}。贞元元年（785），淮西兵防秋于鄜州，已而“四千人亡归”^{［2］卷139P4635}。三年正月，淮西陈仙奇鸩归国，其后朝廷“诏发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4］卷232P7478-7479}。同年，宣武兵马使刘昌“以偏师八千承诏护塞”^{［5］卷499P5087-5088}。十年，宣武留后李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1］卷145P3933-3934}。

元和十四年（819），吐蕃入寇，（上）“令光颜充勾当修筑盐州城使，仍许以陈许六千人随赴邠宁”^{［1］卷161P4221}。太和四年（830），南诏进犯西川，李德裕大肆募兵，蛮不敢动。由于“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蜀人恟惧。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4］卷244P7872}。会昌三年（843），讨回鹘寇边之役，因虑其“逗留塞上”，而河东又兵力寡弱，李德裕上疏武宗，请求“发陈许步军三千人，郑滑步军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北边有警，则大同军正当贼路，足应事机；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岚石路过河，于亦近便”^{［5］卷703P7218}，后获得批准。大中之际，张义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4］卷278P9082}。

如果对大历四年到咸通年间，诸镇防秋的活动（以单个藩镇，每次出兵为计）进行统计，我们可以得知共计出兵33次，人数最多达8000人，最少500人，1000至3000规模的有23次，占整个数量的69.7%，4000至8000人9次，占整个数量的27.3%，而低于1千人规模的仅为1次。在这些“防秋”行动中，中原藩镇直接参与14次，占总次数的42.4%，其中以3000人以上规模为主，共10次，占其出兵数量的71.4%，而低于3000人规模仅4次，占28.6%。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有明确史料记载关东出兵的防秋行动中，无疑中原藩镇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出兵的规模也较其他藩镇为多。

三、中原藩镇“防秋”的价值与局限

就中原藩镇出兵“防秋”的本身而言，就是它们在政治上拥戴中央的集中体现，对大唐帝国来说，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存在着种种的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原藩镇防秋的价值

首先，对中央而言，中原藩镇兵西调入关，并以其为核心组建国家防秋兵，是唐王朝构建以京师为中心的“京师神策军—关东防秋兵—边境藩镇军”三级圈层防卫体系关键的一环，具有层层拱卫长安的战略意义。中原藩镇的防秋，不仅成功地遏制了游牧民族对政治中心关中的军事威胁，使得以吐蕃为代表游牧民族的东进、南侵变得更加困难。三级圈层防卫体系的成熟之日，也就是诸胡进逼京畿现象一去不返之时。同时，让大量以行营形式出现的防秋兵，驻守京畿之地，可以确保中央拥有一支有效的机动兵力，以应付各种形势的挑战，包括震慑藩镇。若遇非常情况可以征调它们出征，尤其对付河朔藩镇。如建中二年（781），李正己、田悦举兵为乱，“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1］卷12P328}。三年，河朔诸镇或移兵中原，或加兵于河上，中原大扰，朝廷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1］卷144P3915}。四年三月，李希烈叛，时诸军对峙于河朔，中央深感兵力不足，乃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4］卷228P7341}，文中的行营兵实际上就是防秋兵。

其次，对边境藩镇而言，一方面，中原藩镇出兵防秋，极大地弥补了边境地区御边军力不足的问题，形成对其强有力的军事支持，可以使其“与（边疆）节度使掎角相应”^{［4］卷239P7698}。另一方面，对京西北的藩镇也形成强有力的制衡意义，为消除关中藩镇拥兵自重并走向割据的可能，从而确保中央对这一核心区域的牢固控制，不仅使唐王朝安然地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危机，而且能在游牧民族进犯的军事危机中长期维持社会的稳定。

再次，对中原藩镇自身而言，征调兵力防秋，可以适当地让“祸水西移”，不失为解决中原骄兵悍将致乱的手段之一。如贞元十年，宣武留后李万荣，他在“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之时，有意识地将“骄纵横暴”的刘士宁亲兵三百人“悉置行籍中”^{［1］卷145P3934}，让他们到边疆建功立业。从某种意义上，这是除了诛戮之外较好地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也有缓解中原藩镇“销兵”的困扰。安史之乱期间，该地一直是双方争夺的战场，藩镇不得不大量招募人员从军，使得该地区成为唐代拥军最多，军队数量最为密集的区域。然而，戡平安史后，如何处理这些“不用之军”^{［4］卷223P7173；［2］卷162P4992}，则屡屡困扰着王朝政府，长期性派兵防秋不失为解决该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这样一来，防秋的军费虽仍由本镇负担，但中央毕竟也提供一部分费用，可以部分地纾缓因军队过多，藩镇无力供养的难题。

（二）中原藩镇防秋的局限

首先，中原防秋兵，原则上他们是为“备御吐蕃”等诸胡而存在，更多地体现出其防御的属性。在唐代防秋制度完全确立之后，在京畿地区驻防的中原防秋兵力就达到十万之众，这些骄兵更多地用于防守京师，而是不用于进攻诸胡，并收复失地，他们虽具有明显军事优势，却长期采取战略防御态势^［8］。他们“鲜衣美食，坐耗县官”^{［4］卷239P7998}，无疑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严重地损耗王朝的综合国力，使得大唐帝国“中兴”的希望遥遥无期。

其次，中原藩镇在内防秋兵，其军队的统属关系极为复杂，或由本镇派出的将官统辖，或统之于驻地之藩帅，或归之于神策军中尉，所谓“力分于将多”^{［1］卷139P3804}。不仅中原防秋兵、边境藩镇军、中央神策军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即使中原地区的藩镇也难以很好地配合，在相互“牵制”与“制衡”中锐气荡然。

再次，中原防秋兵所居之处，与“百物阜殷”的中原相比，“千里萧条……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割之虑，永无休暇之娱……从军之徒尤被优养，惯于温饱，狃于欢康，比诸边隅，若异天地”。他们“进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处之以严宪。其来也，咸负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计归，张顺待饲，徼幸者犹患还期之赊缓”^{［6］卷993P11658-11659}。严酷的戍边环境，加上将帅约束不严，常常发生“戍边之卒”的“亡归”事件，如兴元二年六月的忠武军^{［1］卷130P3622}、贞元元年的淮西兵^{［2］卷139P4635}，中央对这些“溃卒”一般采取“尽诛之”“悉击杀之”的手段加以制止，仍难以激起军人的斗志，以致在长庆元年（821）正月，灵武节度使李听上疏中央，提议将这些长期“不习边事”^{［9］卷72P1304；［1］卷16P484～485}关东防秋兵的“衣赐月粮”赐于当道，由它们自行招募本地人员取代，这表明中晚唐的防秋制度已开始走向没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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