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关学的振兴及吕讲学

吕讲学与明代关学的振兴

蒋鹏举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副教授）

有明二百七十余年，科举考试共取中89位状元。陕西行省（含今甘肃大部）一共出了两位，其中一个就是高陵人吕柟（1479—1542）。柟字仲木，陕西高陵人，别号泾野，人称泾野先生。正德三年（1508），吕柟举南宫第六，擢进士第一，授翰林编修。吕柟虽高中状元，历官正德、嘉靖两朝，但仕途并不顺畅，一生三起三落。正德朝，因拒绝权宦刘瑾的结纳几遭暗害；嘉靖朝，因“大礼议”中批评皇帝违背礼制被下狱、贬谪。他既不依附权贵，也不向皇权低头，被誉为“真铁汉”。吕柟官至国子监祭酒、南礼部右侍郎，他“性行淳笃，学问渊粹”。处身于明代中期社会思想学术、文学旨趣、世风习俗的大变革时期，吕柟既不跟风、媚俗，也不僵化、保守。他温粹笃实，踏实稳健，出则立身刚正，勤勉吏事，纾困救难，“劝农桑，兴水利”，解民倒悬，振扬士风；处则居敬讲学，作人化俗，“绍统绪，开来学”，正士风，移民俗，中兴关学，淳朴民风。诚如前人所赞：“清修厉节，抗志守道，皭然无可疵类者，关中则有泾野先生。”（耿定向《题泾野先生语录》）

吕柟不仅人格磊落，而且学问渊粹，学术成就斐然。关学在张载之后，沉寂五百余年，虽余脉绵延未绝，却未得显扬。至明代吕柟，在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之际，援张载济助程朱，由程朱归依孔孟，从而关学得以振兴。其功不可没，清代关中学者李指出：“关学一脉，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冯从吾)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吕柟一生讲学不辍，躬亲实践，尤其任职南京时，“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

关于明代关学及学风建设，近年来已引起时彦关注，如马涛《论薛瑄与明代的关学》，论述了薛瑄对关学的贡献。史小军的《论明代前七子的关学品性》（载《文艺研究》2005年6期），厘清了关学对重要文学派别的影响。萧无陂《吕柟与关学》（载《船山学刊》，2007年4期）就吕柟的学派归属问题进行辨析。刘学智的《冯从吾与关学学风》（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3期），界定关学内涵，阐明冯氏之“集大成”作用。赵吉惠的《关中三李与关学精神》（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对关学不同于洛学、闽学的精神特质予以辨析。贾俊侠《冯从吾与关中书院的教学思想及教学特点》（载《唐都学刊》，2003年1期）指出冯氏关中书院“实行的‘德教为先’的教学思想和‘务戒空谈，敦实行’的教学特点”。这些文章或界定关学概念范畴，或挖掘理论内涵；或着眼关学的传承演变，或关注关学对文学、史学的影响；或解析关中书院的教学、学风，或论述书院的历史命运。在阐扬关学方面都有推进，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对地域文化的探讨，同时也利于地方文化建设。但对吕柟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中兴关学的教育家、思想家，对其讲学实践的关注还不够深入，对其何以且如何振兴关学的动因及实施办法还未细化。本文围绕吕柟之讲学实践，考察他的学术宗旨，说明其在振兴关学上所起的作用，并试图辨析历来史传中给予吕柟的评价是否确切。

一、讲学不辍，学肆而辨

吕柟年十四获超补郡廪膳生，十七八岁时，便被拔入正学书院学习。因名声显著，地方当政者欲援引为坐馆塾师，柟坚辞不就，于是在开元寺开馆授徒。这是他讲学实践的开始。此后，他先后在12处讲学，时间长达40余年。为清晰起见，笔者特综合各文献记载，把吕柟的讲学经历列表如下：

吕柟讲学经历表

综合上表，吕柟讲学主要在四地：家乡高陵、北京、解梁（今山西运城）、南京，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段。其中，乡试之前，是他初涉讲学，尊奉和吸收程朱，尚无自己明确的学术宗旨，只是一般的开馆授徒。这一阶段大约有四五年。

第二阶段，在北京和家乡高陵两地讲学，自弘治辛酉（1501）乡试中举，至正德十六年（1521），约20年。进士及第前在北京的六年，他除入太学学习外，还“与三原马伯循、秦世观，榆次寇子惇，安阳张仲修、崔仲凫，林县马敬臣诸同志讲学宝邛寺。尝约曰：‘文必载道，行必顾言。毋徒举业以要利禄，毋徒任重弗克有终。’”开始有了明确人生方向，即不以科举为业，“日以进修为事”（马理《墓志铭》）。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不以科举为业，不惮任重道远，做事要有始有终——反而能在会试中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绩，更因殿试表现出色而被钦点为状元。正德五年（1510）因担忧时局混乱和权阉迫害，吕柟第一次辞官。乡居期间他先在东郭别墅讲学，四方学者日集，吕柟声望日著。正德七年（1512），吕柟起供原职，但到正德九年正月上元节，因武宗放烟花导致乾清宫火灾，损失严重。吕柟应诏上书六事，切中时弊，皇帝却不予理睬。吕柟看到救弊无望，只好再次引疾归里。这次回乡讲学，东郭别墅已不能满足四方慕名而来众多学者，于是另辟东林书屋。这一阶段，由于两次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同志挚友的相互切磨砥砺，使吕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学术取向：取张载关学改良程朱理学，由程朱归依孔孟。

第三阶段，谪判解梁的3年。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卒于豹房，世宗随即登极。因吕柟声名卓著，很快被诏起用，“复馆职，纂修武庙实录”（马理《铭》）。但到嘉靖三年，由于大礼议事件中，吕柟站在与皇帝对立的朝臣立场上，委婉地批评皇帝破坏礼制，逆鳞遭黜，与另一名臣邹守益一起被下狱，不久贬谪判解梁。在解梁期间，他“不以迁客自解，摄守事，兴利除害若嗜欲”，还兴办解梁书院。明显，这一时期，他学以致用，躬行实践，把其独特的学术宗旨贯穿到实践中，并卓有成效。吕柟的声望随之日盛。

第四阶段，在南京、北京、家乡高陵讲学，约15年。这一阶段，他著书立说，躬行礼教，敦本尚实，复兴关学。

二、继承程朱，宗推张载

吕柟是河东学派薛瑄的三传弟子，“柟之学出薛敬之，敬之之学出于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河东学派自薛瑄始就有“融合关学，修正朱学，并开始向张载气学复归。”（马涛《论薛瑄与明代的关学》）。由于地域关系，他对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尊敬有加，与三原学派重要人物马理、韩邦奇关系密切。这样他天然地受到关学学风的熏染，对关学尊崇有加。宗承关中学风，他注重躬行实践。这在其讲学中有具体表现。

弘治辛酉（1501），吕柟举于乡。中举前开馆授徒所讲述内容，已不得而知。现存吕柟《泾野子内篇》开头两卷的《云槐精舍语》，是他讲学时最早的语录。语录标注有“正德年间语”字样。云槐精舍在高陵东郊，吕柟中举后赴京参加礼部试，不第，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并僦馆与马理、崔仲凫等相切磨。此后主要在京师生活，至正德五年（1510）第一次辞官归里。此后辟东郭别墅为讲学场所。故《云槐精舍语》的“正德年间语”字样，应指他居京城时期或有回乡之际，有到云槐精舍讲学的经历。

云槐精舍在“邑郊东后土宫”，彼时此处槐树密植，树龄有长达二百岁的，“虬枝蟠干，矗入苍穹”，叶茂花繁时节，“昼盖日，夜映星月。时与泾云渭雾萦绾绸缪”；“花开，十里外望之，黄如金山。长夏居之，不知酷暑；风雪交零，宛非人世。时有奇羽灵禽栖鸣其上，如笙簧”（同上）。我们发现《泾野先生文集》卷36有《试云槐精舍诸士》一组策问题目。逐一分析这组题目，可以探明吕柟对士子学习志趣的引导，可以观测出他的讲学主旨。

这组策共六问。第一策就史上称颂的周之“成康之治”与汉之“文景之治”做比较，认为文帝时尚重黄老，使贾谊的治安之策未能得以尽用，赶不上成康时期，于是问：“说者谓有是君则有是臣，汉君臣如此而史氏之言，果溢美乎，抑别有其说耶？”第二策则直逼读书与学习的目的而问，指出时弊在于“读书今谓之学，亦有读其书而不知学者，往往是也”。于是问：“将读其书而废其学乎，此尤不可也。必也不失读之之法而有以得乎为学之道，其究安在？”提炼这一策的本义在于，问者认为“读书不等于学习”，联系吕柟讲学内容，他侧重于学以致用，读书不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启发学生端正学风。第三策，就宋朝以文官节制兵权来映带明朝出现的问题，“民贫困而文莫能恤，虏跳梁而武莫能抗。则用文同宋亦无补，而用武异宋亦无益。无亦宋之法不可行于后世，而政体不一，又别有其说耶？”这一策直接应对的是国家政策，议论时政。第四策，就颜子好学得圣人之道，与大程聪明好学却未得圣人之道辨析原因。这一策要求“愿尽言之以为共学之助”。第五策，标引汉魏唐宋之贤相，指出“夫士之读书将以修身而论世。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第六策，首先肯定“养民莫如财，卫民莫如兵”。既而陈述当代的税赋名目之繁、兵卫设置之密，但却出现“至一遇军国之需犹告乏而不能济者，其故安出？”“至一遇风尘之警犹缺伍而不能捍者，其咎安在？”估计这一条太重要了，所以吕柟恳请“是皆时务之急，诸生不可以莫之讲也”。

六策中，二、四、五策都是针对读书的根本目的而设问，尤其第二条，直截了当地指出读书不等于为学。这三条都指向学风建设，表明了吕柟反对读书仅以科举为事的空疏学风。三、六都具有鲜明针对性的时政题目。第一策则要求辨析“定论”“成见”。需要说明的是，明朝自实行科举选官，在考试方式上，科举制以书义来考核士子掌握《四书》的程度，用策论来了解对经史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用诏诰律令检查对典章律例的熟悉情况。其实，三场考试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场的四书经义，如果这场经义八股文没得到内帘官赏识，后面的策论一般得不到考官的关注。从教育内容上，与科举无关的内容都被排斥在读书人的阅读视野之外，甚至“专一经辄白首，余经、史付度外，学专而识益陋别”。这就造成教育、学术的空疏。顾炎武批评道：“（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日知录·拟题》）而吕柟的策问引经据史，融汇古今，着眼现实。说明吕柟反对以读书为猎取功名的进身之阶，反对生员沦为尺寸于四书五经副墨洛诵之徒。关心时务是关学的鲜明标志。关学从张载创立时起就有强烈的求实精神，张载为学不尚空谈，“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程颢、程颐《二程集·二程粹言卷上》)，吕柟正是汲引关学之求实学风来纠正空疏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组策问的题目是《试……诸士》，而不是“诸生”，表明虽然他在讲学，但目诸生为友，不以师者自居。

“君子习文不如习行，习行不如习心。习心以忠信，而文行在其中矣。”反复强调忠信、践行，这是吕柟谆谆教诲诸生的。

对科举中式者，吕柟更是一再敦促他们关心时务。正德十四年陕西乡试后，吕柟应邀代作《陕西乡试录前序》、《后序》。两序核心论点都是要求试的举人，应言行合一。他提出国家论才取士的关键在“明当时之务”。常言有“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时务”是什么？如何能成“俊杰”？通过层层筛选中举，“二三子固今日之俊贤也。有司者已即其言占其行而取之矣。不知他日能酬斯志否耶？”名义上的俊贤是否成为名副其实的俊贤，关键要看日后的行动。“所谓时务者，非媚俗以同尘也，非附势以窃荣也，非避危以苟安也，非取便以合乖也，非罔人以谋利也。”他一再强调“二三子如捐行而惟言之华，弃义而惟利之图……则天下之忧何时而已也？”（同上，页49）认为兢势射利之徒，媚世蹈俗之众，危害严重，这样的人中举、及第为仕为宦影响极为败坏。读书仅为求取功名富贵，则会出现“知荣身而不知荣君，知安家而不知安国，知附上而不知附下，知避害而不知避污”之败类，这样的人入世为官，就会导致“财屈而兵羸，民怨而神恫，此皆异端之为祟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同上）。(www.chuimin.cn)

三、躬行实践，修正程朱

《明史》本传说：“柟……官南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吕柟果真“独守程朱不变”吗？经考察，《明史》的这个观点很值得怀疑。

吕柟讲学不同于前儒。吕柟有多部诠释经、子的著述，均以“问”“说”“抄释”之类命名。吕柟的这类著述却不同于昔日明儒之讲解经书。明儒许多人对程朱经传加以整理、集注，使之成为整齐划一的系统学说。这种做法的目的不在于弘扬学术，而在秉承皇帝的旨意，保证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讲学也以灌输的方式，培养出循规蹈矩、墨守尺度的循吏，而非有思想、有辨识的人才。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学校教育，以制造科举人士为目的。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学术进步，故黄宗羲哀叹“科举盛而人材绌”。吕柟则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抄释”虽然形式类似于前儒，也是以经义注疏的方式写作，但其原则是“断以独见，归于至当”。“独见”则非人云亦云，“至当”则非天理认定。讲学内容虽不外当时最常见的四书五经，但讲学方式却大大不同于学校的灌输，不是一言堂，而是采用活泼的问答启发式教学，故今存的《泾野子内篇》都是师生问答、辩难的记录。他的辩难式教学，允许并鼓励学生发表见解，相互之间通过辩难得出正确认识，并指导和约束自我行为。

吕柟对于格物的内容和朱熹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朱熹的格物内容太泛，容易造成学者注重格物，忽视诚意，只在知识上下工夫，不能时时关注身心修养的弊病。他认为朱子以诚意正心告君“虽是正道，亦未尽善”（《学案》卷八，145页）。他认为格物之“物”，包容广泛，“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盖无一处非物，其功无一时看止息得的”（同上，146页）。这与张载“物吾予也”的观点一脉相承。而“所谓穷理，不是泛常不切于身，只在语默作止处验之”。于是他多次强调“下手去做”，认为“须将圣人言行，一一体贴在身上，将此身换做一个圣贤的肢骸。故今置身于礼乐规矩中，是不负父母生身之意”（同上）。这是以张载修正朱熹，他领悟并融会贯通张载学术思想的真谛，把张载学理贯彻执行到世俗生活中，用张载学说指导现实伦常礼仪。他说：“孔子之道，非有异说奇行，即斟酌二帝三王之道，以为人伦日常之用耳。”在解梁的三年他下手去做，把学理贯彻到实践中。

嘉靖三年八月，他谪判解梁（今山西运城）到任。“会守缺，先生摄事，不以迁客自解免”，他“恤煢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明史》本传）。建解梁书院，纠正当时士人“视圣学与举业为二”的不良风气，教诲“苟知举业与圣学为一，则干禄念轻，救世意重”（《关学编》44页）。因政举化行，解梁民风丕变。解梁书院的学风大变，名声远扬。以至于吕柟离开多年后，他制定的书院条规依然执行。《泾野子内篇》卷19的《再过解州语》，记载了吕柟从南京回乡路过解梁时受到的欢迎。

吕柟讲学解梁书院时期，聘请多位名士来讲学。《泾野先生文集》中在解梁的三组六个策问题目，都是瞩目现实，关心时政，要求诸生能“酌古准今”，不要做皓首穷经的腐儒。

特别是有一策，问孔子晚年仅用一二年时间编订了六经，但今之学者“或治一经至白首而未精，其故何欤？”这一问仅是入彀之引线，随后引出议论：先儒治一经便可“断狱”“相国”“救时”“佐天下”，对比诸生如何“穷经以致用”？这一发问方是策试目的所在。“穷经以致用”是吕柟讲学、策士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的贯彻扬厉，是关学得以中兴的关键。

在解梁第三年（嘉靖五年丙戌，1526），解梁书院陆续刊刻吕柟的《横渠张子抄释》《周子演》《二程抄》（日后加朱子，成《宋四子抄释》），吕柟分别为序。他认为张载“诸书皆言简意实，出于精思力行之后。至论仁孝、神化、政教、礼乐，自孔孟后未有如此切者也。”取二程在于“其言行多发孔孟之蕴”。

在解梁的三年，他“以作士变俗为己任”。为政他“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讲学他“教人因材造就，总之以安贫改过为言，不为玄虚高远之论”。以踏实的实践，履行自己的理念，纠正空疏的学风和世风。

正德、嘉靖以来，讲学之风日盛。王守仁心学就在此阶段兴起。对王学主张，吕柟虽不尽赞同，却采取宽和的态度赞同王守仁积极进取的精神，且处处护佑不同学术流派的阐发不同见解，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他较早觉察到“心”一旦放开，“若无礼以提防其身，则满腔一团私意，纵横四出矣”（同上）的流弊，故而对“良知”“致良知”以及阳明之学都有所评判取舍。他不仅能与心学湛若水、邹守益“和而不同”，还曾亲自去泰州拜访王艮，与之谈学论道。这些都表明其开明的学术态度，从善如流的治学精神。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吕柟对王学态度和认识，此处暂略，将另文详论。

吕柟通过讲学，弘扬圣贤之学，推动了学术的传播和交流。他制订学规，践履乡约一定程度上纠正学风、世风。一方面他中兴关学，使关学在沉寂五百年后得以振兴；另一方面，他开创的学风化育了关中明清之际实学的萌发。他学术思想开明，又有坚定的信念，对程朱理学批判地吸收，而非固守不变。

参考文献

[1]　明·冯从吾：《关学编》，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

[2]　明·吕柟：泾野先生文集，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

[3]　明·吕柟：泾野先生别集，清惜荫轩刻本。

[4]　明·吕柟：泾野子内篇，赵瑞民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

[5]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

[6]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5年。

[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