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西市：大唐物质文明的窗口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舞台

唐长安西市文化述论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系　教授）

大唐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世界上的经济高地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核心，繁华灿烂的西市是展示大唐物质文明的窗口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舞台。

一、长安西市概况

唐长安实行比较严格的坊市制，居住区“坊”与经济区“市”互不干扰，体现出当时的社会分层秩序和律令社会形态。长安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东市在朱雀大街之东第三街，西市在朱雀大街之西第三街。这两街由北到南皆有十三坊，两市所占均为该街之第五坊和第六坊。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京兆尹总其事。西市在商贸方面归太府寺管理。《新唐书·百官志·太府寺》记载：“太府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掌财货廩藏负贸易，总京都四市。”太府寺下设“两京诸市署”，专门负责长安与洛阳的市场管理，“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称以格，斗火概﹚，以三贾均市（精为贾，次为中贾，麄为下贾）。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臓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卖买不和而榷固，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众以散。”^{［1］（P543-544）}

西市在长安坊市布局上，位于醴泉坊之南、怀远坊之北；怀德、崇化坊之东，延寿、光德坊之西。《长安志》卷十记载，西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这里的西市局就是西市的管理机构“西市署”，直属于少府寺。《两京新记》卷三记载，“市署前有大衣行”，“市署”即京都四市署之一的西京西市署。西市的平面结构呈方形，占两坊之地，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四周夯土围墙，开八门，内设井字街道和沿墙街道；市内划分为九区，每区四面临街，各行业的店铺临街而设。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代长安城考古队，对西市进行了部分发掘，据《考古》1963年第11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所载：“西市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31米，东西广927米。市的北、东两面尚有夯筑的围墙基址，墙基宽﹙墙的厚度﹚皆4米许。市内有南北向的和东西向的平行街道各两条，宽皆16米，四街交叉呈‘井’字形。南北向的两街相距309米，东西向两街相距327米。”街道宽117米或120米，街西两侧有水沟，发掘出一部分房屋的遗址，最长的不到10米，约合三间左右。

西市是唐代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四个主要市场中最繁华的，市场内的店铺兴旺繁多，有的门面称“肆”，如衣肆、帛肆、酒肆、鱼肆、药肆等；有的门面称“店”，如窦家店、油靛店、王家店、食店等；有的门面称“铺”，如饭铺、寄附铺、偏铺等；有的门面称“行”，当时有明确规定。如《唐律疏议·卷四·名例》记载：“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称‘之类’者，铺肆、园宅、品目至多，略举宏纲，不可备载，故言‘之类’。”^[2]（P92）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工商业经营者在设计自家店铺的名称时，往往随意性比较大，不一定有大小等次之别，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上也说：“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肆，陈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店，置也。”二者差别并不大，所以才出现了上述五大类西市店铺的称谓，很难按规模、财力大小对五类依次排列，但其中有工商业者行会组织，《两京新记辑校》卷三记载，西市“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乏所，讹言反说，不可解识。”这里的“讹言反说”，可能就是特殊的“行话”。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西市的店铺非常稠密，市内几乎没有什么空地。《长安志》记载，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市内店铺如东市之制。”店铺的面积一般是面阔6米左右，约为两间；小的店铺仅一间，面阔4米左右。最大的店铺面阔10米左右，约为3间之数。^[3]由于“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县，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甚多，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所在地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4]西市繁华远超东市，西市的店铺密度和人口密度也在东市之上，日本僧人曾目睹了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的一场大火，“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5]（P172）}杨德泉先生据此认为：长安东、西市“工商店铺当在八万家左右”；严耕望先生则认为：“两市店舍计必逾十万之数，人口当逾四十万或至五十万以上。”薛平拴先生认为：“按照工商业店铺达到8万家是可能的，就工商业人口而言，当在30万人左右。”^{[6]（P140）}西市远离位于长安城东的大明宫、兴庆宫，远离达官显贵集中居住区，靠近丝绸之路入城的第一站，靠近中外商贾云集地区。因此，西市有条件成为大唐乃至当时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都市经济区。

二、长安西市文化

长安西市是大唐和当时世界上最繁华都市经济区，是唐代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的窗口，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舞台。西市是人气、财气、运气、福气等方面最为兴旺发达的贸金商业区，因而在大唐获得了“金市”的美名。

（一）西市是展示大唐物质文明的窗口

西市工商店铺鳞次栉比，集中展示了大唐繁华的物质文明。其商业店铺的密集度和繁华度举世罕有。

首先，唐都长安的大型服装类商行多集中在西市。绢行：《乾饌子》：“功曹王愬在西市绢行，举钱共人长行。”《玄怪录》：“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人人家。”绢帛是唐人服饰的主要原料，能在绢行提取大量现金，证明西市绢行的规模是很大的。锦行：《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鲁谦墓志云：“大中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终于西市锦行里之私第。”大衣行：《两京新记》卷三记载，西市“市署前有大衣行”。帽行：《全唐文》卷315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与大型服装鞋帽行相联系，西市也有规模稍小的“帛肆”“衣肆”，出售服装面料和各种时装。《全唐文》卷692白行简《纪梦》：“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太平广记》卷452《任氏》：“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全唐文》卷980《对于市惊众判》：“日中为市，天下攸集，贸丝抱布，虚往实来。”这一切都说明西市的服装类行、肆、店铺，为百万人口的长安大都市供应绵绣彩绢布鞋帽，装点着都市各阶层人们身上的美丽与潇洒，其货物贸易量和钱币流通量是相当惊人的。

第二，唐都长安的大型酒楼食店也多集中在西市。长安达官显贵、官府衙门、新科进士等，经常举办大型宴会招待客人，西市的酒楼饭店有的专营此项业务。唐德宗时京兆尹吴凑就曾对长安东西两市酒楼随时接待三五百人大型宴会的接待能力赞不绝口。《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毕。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说明西市酒楼不仅具备大型接待能力，而且具有为客人提供大型宴席上门服务的能力。西市酒楼食店较多，著名者有“食店张家楼”：《增订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会昌解颐录》云，西市有食店张家楼。^{[7]（P232-233）}《太平广记》卷348《牛生》：“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座。”大型酒楼很豪华，韦应物《酒肆行》：“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酒肆：《太平广记》卷76《李淳风》：“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李白就是酒肆上的常客，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饭铺：《两京新记》卷3记载：“（张）通妻陶氏常于西市鬻饭，精而价贱。”窦家铺：《太平广记》卷243《窦乂》记载：窦乂“在西市小海池，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西巿的酒肆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很多酒肆还专门雇用年轻貌美的胡人女子陪酒劝觞，借以招揽更多的顾客。美女胡姬在招待客人的同时，还有音乐歌舞佐饮助兴，从而使许多公子王孙买醉其间。《全唐诗》卷235贾至《春思》云：“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醿。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全唐诗》卷117贺朝《赠酒店胡姬》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毯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这种浪漫而又独特的酒店文化，使得西市的饮食服务业魅力四射，充满活力。为饮食服务业供应面粉、美酒、肉食、蔬菜等原料的工商业店铺也多集中在西市。西市出产名酒“西市腔”，《唐国史补》卷中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皇室在庆贺时也在西市买酒，如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江淮漕运畅通，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为了庆贺，德宗命于西市等处买酒，“时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为乐。”^{[8]（P7469）}西市还有加工面粉的“麸行”，唐人李复言《续玄怪录》卷4《驴言》：“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张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麸行王胡之，负吾二缗……’牵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之。”^{[9]（P199—200）}西市有出售鱼肉的鱼肆，《太平广记》卷18《杨伯丑》：“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太平广记》卷212《吴道玄》：“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京屠沽，鱼肉不售。”这说明西市不仅有鱼行，也有肉行。西市还是国都人口日常米麦的主要供给市场，有大型“米麦行”。《旧唐书》卷49《食货志》记载：唐高宗永徽六年“京东、西两市置常平仓。”唐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石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籴货。”由此条记载中的“两市行人”来看，西市肯定有规模颇大、实力极强的“米麦行”。除了上述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食品、粮食的行会、店铺之外，西市也有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药行”“药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记载长安西市有“药行”。《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太平广记》卷29《田令孜》：“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美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千种之疾，入口而愈。”这三则史料说明，西市药店、药行在国都享有很高的信誉度。西市从酒店到药店，从食店到粮店，将长安都市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显示了西市在长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西市是大唐乃至当时世界上货币流通量最大的都市经济区，是名副其实的“金市”。西市有专为商人存放钱币的“柜坊”。《太平广记》卷243《窦乂》：“有胡人米亮因饥寒，﹙窦﹚乂见，车辄与钱帛，凡七年……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乂西市柜坊，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柜坊类似于近代以来的钱庄和银行，不同之处在于在柜坊存钱的人不仅没有利息，还要支付存放费。西市有专门出售穿钱用的绳索——“钱贯”。《太平广记》卷42《贺知章》：“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正是由于有这些为富商巨贾存钱、取钱、贸易、交换等货币流通的一条龙服务，才使得西市拥有了“金市”的称号与地位，才将更多的商业要素吸引到了西市。《太平广记》卷363《王愬》：“在西市绢行举钱。”《太平广记》卷499《王氏子》：“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玄怪录》卷1《杜子春》记载杜子春落魄之时，于东市西门遇一老人，老者对他说：“明日午时，俟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后来子春既富，荡心复炽，一二年间，将钱花光，自叹于市门，又遇老人。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9]（P3）这三则史料说明西市有大量的货币流通。杜子春在东市西门偶遇老人，但两次取钱却都在西市，且取钱数额巨大，第一次三百万，第二次一千万，充分证明西市是大唐长安的钱柜，是长安的黄金商业街。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认为：“西市贞观已来，即为聚钱之所，释通达偿西市债，‘伺觅行人……倩达西市’一次即负钱‘百有余贯’。”^{[10]（P98）}西市还有“寄附铺”《太平广记》卷487《霍小玉传》：“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西市不仅是“聚钱之所”的“金市”，而且也是大唐长安的聚财之所，聚商之所。

第四，西市众多的工商业店铺，为长安的达官显贵、寻常百姓提供了日常生活方面的极大便利。唐人出行主要靠马、驴，西市就有相应的“口马行”，专门买卖马、驴等牲畜。《太平广记》卷47《许栖岩》：“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太平广记》卷21《韩干》：“建中初曾有人牵马访医……﹙医﹚请马主绕市门一匝。”西市口马行中有卖马的“蕃人”、有医治马病的兽医，证明口马行的配套设施比较完善。与口马行相联系，西市还有为骑乘出行者提供鞍辔等骑乘工具的“鞦辔行”。《太平广记》卷157《李君》：“西市鞦辔行头坐。”走进西市完全可以满足一个旅行者所需要的一切代步工具与相关设施，将远行者送上愉快的征程。当一个人离开人世之后，有关葬礼用品也离不开西市。《李娃传》记载长安东、西市各有“凶肆”。^{[7]（P233）}由此看来，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所有生活用品与生产用品，都可在西市得到满足，西市确实是展示大唐物质文明的窗口。

（二）西市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舞台

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中古史上的千古名都，是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的中心，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长安西市就是这个恢弘盛大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大舞台。

首先，西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胡人云集。早在唐初贞观年间，长安西市就成为西域胡人的主要聚集地。《大唐新语》卷九记载，“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后来果然抓到劫贼，这说明在长安众多的西域胡人中，“西市胡”最具代表性。他们云集西市，成为丝绸之路商贸大道上的主力军。“西市胡”又可分为“胡客”与“胡商”，胡客主要是滞留在大唐的外国使者、留学生等，盛唐时期，人数进一步增加。《通鉴》卷232《德宗贞元三年》：“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到唐德宗时期，西市胡人的数量已相当可观，“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寸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与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亦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8]（P7493）}上述两则史料清楚地说明，长安西市等地集聚的“胡客”，仅属于未归国的朝贡使者等就有四五千人以上，其中有田宅者多达四千人，若加上其妻子儿女，估计西市胡客至少在15000人以上。“胡商”与“胡客”在经营方式上不同，胡客主要依靠高利贷牟利，如代宗时期西域“九姓胡”的生财之道就是“殖货纵暴”；德宗时期胡客“举质取利”。胡三省注曰：“举者，举贷以取倍称之利世。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8]（P7493）}由于胡客多是西域、中亚西亚、波斯等国的贵族，腰缠万贯，集中居住在西市周围，并在西市举质取利，更导致西市有条件成为“金市”。他们的不法活动，使“市肆不胜其弊”，朝廷整顿之后，“市人皆喜”。胡商主要是来自西域、中亚西亚、波斯、印度等地的商人。西域商人中，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昭武九姓”胡人占很大比重，“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8]（P7287）}因此，在代宗大历十四年（779），“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8]（P7265）}如西安出土的《安令节墓志》记载：“字令节，先武威姑藏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以长安四年十一月廿三日联终了醴泉里之私第，春秋六十。”^{[11]（P17）}西安出土的《石崇俊墓志》：“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以贞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终于群贤里之私第，年八十有一。”^{[11]（P19）}安令节与石崇俊都是昭武九姓胡人，二人居住的“醴泉坊”“群贤坊”都紧邻西市，前者在西市北，后者在西市西。又如温庭筠《乾子》曾记长安胡人米亮事，谓亮工于览玉，发现了一块上等和阗玉，帮助窦乂致富，后定居于崇贤里。米亮既是胡人，必出昭武九姓之米国。^{[11]（P21）}米亮的住所崇贤里也毗邻西市，是西市东南第二坊崇贤坊。居住在西市及其附近的西域胡商，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在西市放高利贷，“市肆美利皆归之”。长安城中的权贵子弟因向胡商借贷不能偿还，导致朝廷为了尊严而禁止借胡商钱物。穆宗长庆二年（822）六月，右龙武将军李甚之子因贷钱一万一千贯不偿，为所诉，李甚遂被贬为宣州别驾。随即有诏禁与胡商钱物交关，“自今以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东辄与蕃客钱物交关。”^{[12]（P329）}这证明长安西市的胡客与胡商大多以经营高利贷为生，他们是西市流通货币的主要操纵者，即使是大唐的官宦子弟，也多向他们举钱，久贷不还者也大有人在，进而影响了市场秩序和唐蕃关系，因而朝廷才禁止借贷胡人钱物。

其次，西市是胡商、胡店最集中的市场，财力雄厚。西市胡商将异域的物质文明与异质文化带进了大唐，使西市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平康坊菩萨寺，“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西市胡商主动出价一千万，说明其具雄厚财力，其所购之“宝骨”，是唐人不曾认识的货物，显然来自异国。《酉阳杂俎》续集卷八《支动》：“余幼时尝见说狼巾，谓狼之筋也。武宗四年……老僧贤泰云：‘泾帅段佑宅在招国坊，尝朱银器十余事，贫道时为沙弥，每随师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贫道以钱一千诣西市贾胡求狼巾。’”所谓的“狼巾”也是西市胡商经销的商品。《南部新书》乙卷记载：“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所谓蛇珠也只有胡商辨识。《太平广记》卷403《宝骨》：“﹙僧携李林甫所赐宝﹚至西市示于胡商。”《太平广记》卷421《刘贯词》：“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龙所赐宝﹚。”《续玄怪录》卷三《苏州客》记载此事，刘贯词从龙神处得罽宾国镇国碗，“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镮耳，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视之，大弯，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至二百缗。但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交受，客曰：‘此片罽宾国镇国碗也’。”镇国碗非中国之宝，因此也只有胡客识得此宝。长安西市还有“波斯邸”等胡商开设的许多店铺。《玄怪录》卷一《杜子春》记载，老人对杜子春说：“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如前所述，在长安发生抢劫大案后，雍州长史准备全面审查坊市胡人，司法参军尹伊建议：“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证明大唐胡人主要集聚在西市。西域的回鹘商人往往是胡商与唐人交往的中介人，他们与胡商颇多共同语言。《国史补》卷下云：“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通鉴·宪宗纪》元和十二华史炤注曰：“元和初，回鹘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至是遣归国也。”向达先生认为：“西市必多昭武九姓商胡，故回鹘可与囊橐为奸，殖货纵暴也。”^{[11]（P27）}大诗人元稹《估客乐》描写胡客与胡商，即所谓“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西市众多的财力雄厚的胡商、胡客，将西域、中亚、波斯、印度等地的物产贩运到中国，将中国的丝绸、纸张等输往西方，使大唐西市成为展示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窗口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舞台。

再次，西市的酒楼食店中，多以年轻貌美的“胡姬”卖酒、侍酒、待客。《全唐诗录》卷70张祜《白鼻》诗云：“银鞍白鼻，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李太白集》卷13《醉后赠朱历阳》：“笔纵起龙虎，舞曲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李太白集》卷18《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太白集》卷6《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金市”，指的就是西市，说明天才纵横的李白是胡姬酒肆中的常客。《全唐诗录》卷53杨巨源《胡姬词》：“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香度传蕉扇，妆成上竹楼。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愁。”长安众多的胡人女子，集中居住和生活的区域是西市，尤以酒楼食店中工作的最多，使得西市胡人美女如云。她们的肤色气质等身体语言及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浪漫多情等性格特征，构成大唐长安最靓丽的一道风景，使得大唐的公子王孙、少年才俊们对西市流连忘返，使西市成为中外青春少年魅力四射、激情澎湃的大舞台。酒肆中光彩照人的胡姬，形象而生动地传播着异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形象大使。

二、长安西市地位(www.chuimin.cn)

长安西市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中外客商最集中的都市经济区，而且也是朝廷政治生活与市民日常生活开放的公共空间；西市是处死罪犯的刑场、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场；是中古封闭城市主动打开的一扇窗户。西市在大唐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首先，西市是朝廷管理市场和规范市场的基地。唐朝在西市设平准局和常平仓，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永徽六年八月，于“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另据《长安志》与《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东、西市内还各有平准局一所。《旧唐书·职官志·太府寺》记载：“平准署，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为之二。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亦如之。”常平署，“常平令掌仓储之事。丞为之二也。”平准署与常平署虽然都是太府寺下辖的官府衙门，但两署主要面向市场，从事管理市场、规范市场与平抑物价的工作。因此，两大机构都设在市内，直接发挥对市场的监管职能。与此相联系，西市有出售度量衡与校正量器的店铺。《太平广记》卷243《窦乂》：“西市秤行之南。”证明西市有“秤行”。《新唐书·梁崇义传》：“梁崇义，京兆长安人，以概量业于市。”《全唐文》卷692白行简《纪梦》：“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如果引文中的“概量”和“平”都是表示用标准斗、秤做量器，规范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则证明西市有专职的市场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

第二，西市是创业者梦想成真的宝地。长安西市是许多人淘金梦实现的风水宝地，窦乂是其中的代表人之一。据《太平广记》卷243《窦乂》记载：窦乂是关中扶风人，从十三岁开始，他的富翁梦由西市起航，可分为三部曲：第一步由种榆树起家，他将亲戚张敬立给的“安州丝履”多双，“于市鬻之，得钱半千，”然后于锻炉作二枝小锸，在五月长安榆荚飘落之时，扫聚得一斛榆荚，从其任宫苑使的伯父那里以习业为名借得庙院一所，晚上住在褒义寺法安上人院，白天则在庙院以二锸开垦空地，种植榆树，辛勤浇灌，夏雨滋润，到了秋天，千余株一尺多高的榆树森然可爱，逐年修剪，将枝条以柴出售，到了第五年，榆树大者可做屋椽，一次出售一千余棵，“得三四万余钱”，获得第一桶金。第二步卖“法烛”获大利。他买内乡新麻鞋数百辆，放在庙中；又雇长安诸坊小儿，每人手提一小袋子，在冬天捡拾槐树籽，获得两大车；又让小儿捡破麻鞋，以旧换新，三双旧鞋换一双新鞋，换鞋者云集，几天时间得旧鞋千余双；雇人于宗贤西门水涧冲洗旧麻鞋与碎瓦片，运回庙中用石嘴碓粉碎，又于西市买油靛数石；将槐子、油靛、粉碎的瓦片、麻鞋集合在一起，“命工人并手团握”，制成直径三寸、长三尺的“法烛”万余条，在德宗建中初年六月，长安大雨，连绵不绝，柴草用尽，乃卖法烛，每条百文，“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从此大富。第三步买地西市，开店殖产，富可敌国。在西市秤行之南以三万钱的低价买得十余亩坳下积水的湿地，在其周围开设六七个饭铺，专做煎饼与团子，在湿地中央树起一幡子，召小儿掷瓦砾，击中幡标者，以煎饼团子奖赏，“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砾已满池矣”，在此地造店二十间，位置优越，日收利数千，“号为窦家店”。从此，告别了破庙，成为西市的大亨。致富之后的窦乂在西域胡人米亮的帮助下，在崇贤里买宅获和阗玉；结交太尉李晟，利用这一关系为东、西两市头号大商人谋利，从中收取中介费数万。窦乂由西市的外围走进西市，成为西市的主人。他梦想的实现，每一步都与西市有关，是西市造就了窦乂，实现了他的创业梦！

第三，西市也是大唐长安的文化产业胜地。西市有书籍坟典之肆，《新唐书·吕向传》：“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娃既与举子张生重归于好，劝生重整旧业，“﹙至﹚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西市不仅有书肆，而且由东市的“笔行”“雕版印刷行业”“卖胡琴者”等方面推测，西市也应该有这些书籍印刷、文房四宝、乐器制作、音乐演奏等文化娱乐行业。李白、高适等大诗人经常光顾西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西市的文化品位。西巿还有“佛屋经楼”，《宋高僧传·法成传》：法成于长安中在西市开凿放生池，“池上佛屋经楼，皆成所造”。西市还有卖卜人，《新唐书·武攸绪传》：“少变姓名，卖卜长安市。”《太平广记》卷216《李老》：“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这一切都说明，西市不仅仅是商业市场，还有比较丰厚的文化积淀。

第四，西市还是池水映日的风景名地。水润万物，水能生财。西市也有设施完善的水系，由“一池一潭二渠”构成。西市有海池，亦曰放生池。《宋高僧传·法成传》：“（武后）长安中，于京兆西市，疏凿大坎，号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经楼，皆成所造。穿池之际，获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后为池。”《隋唐嘉话》卷下亦云：“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谓之放生池。墓铭云：龟言水，蓍言市。”《太平广记·窦乂》也提及西市秤行南有“小海池”。这些记载说明西市内有大小不等的水面，美化了西市的环境。《长安志》卷12记载：“唐天宝二年，京兆尹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林木。”《唐两京城坊考·漕渠》：“漕渠，天宝元年开。京兆尹韩朝宗分潏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街，以贮材木。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又自西市引渠，经光德坊京兆府东。”说明西市有大水潭，而且通过漕渠与渭水等水系相通。永安渠流经西市东侧，宿白先生认为：永安渠沿西市南大街北侧向西伸延入市，横贯市内部分长约140米，宽约34米，深约6米。^{[10]（P104）}《唐两京城坊考·永安渠》：“永安渠，隋开皇三年开，亦谓之交渠。引交水西北流，入京城之南……又经西市之东。”由海池、水潭、漕渠、永安渠等共同构成西市的水系风景带，使得西市更加灵动美丽。

第五，西市还是朝廷不可缺少的财富重地。唐王朝极为重视长安的东西二市，将两市视为稳定国都市民生活及朝廷生活的根本保障，《太平广记》卷321《薛矜》：“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这种为朝廷采买物资的“宫市”，到中唐以后发生了变化。《通鉴》卷235《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值。比岁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值百钱物买人值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谏官、御史数谏撤掉宫市，但有人希宦官意，认为“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虽是歪理，但至少说明西市对长安百姓是何等重要。官僚贵族的奢侈生活更离不开西市。《唐两京城坊考·西市》：“《旧书杨贵妃传》：天宝十载正月望夜，杨家五宅夜游，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怒，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坠马。”此事证明长安明皇亲国戚常将西市作为游览购物的首选之地，而“夜游”西市，至少证明西市在重大节日开放夜市，将繁华的西市作为长安吏民百姓节日期间的休闲购物胜地。

第六，西市更是中外商贾云集的繁华“金市”。唐代诗文中提及的金市，一般都指的是西市。《李太白集》卷6《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全唐诗》卷13O崔颢《渭城少年行》：“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全唐诗》卷684吴融《春词》：“金市旧居近，钿车新造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指出：“关于金市之解释，余亦同意于石田干之助氏之说，以为系指长安之西市而言。”^{[11]（P30）}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也认为：“西市贞观以来，即为聚钱之所……龙朔以后，它的繁荣更远远超过了东市，因又有‘金市’之称。”^{[10]（P107）}

总之，大唐长安西市是晚唐以前最为繁华的都市经济区，是长安城内外上自皇帝下至黎庶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都市经济区，是中外商贾云集、中外百货杂陈的东西方商品展销基地，是展示繁荣鼎盛的大唐物质文明和畅通发达的“丝绸之路”文明的窗口，是当时世界上货币流通量最大、商品销售量最多的都市经济区，是誉满寰宇的“金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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