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公说项羽事①,《汉书》载本末不甚详。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惟不用之而已。不言为侯公后,但云族父渊,元帝时宦者,佐石显等领中书,号太常侍,霸以其任为太子舍人。注释①侯公说项羽事:《汉书·高帝纪》:“汉复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译文侯公进言项羽的事情,《汉书》记载事情始末不是很详细。从此可知高祖待侯公也不薄,只是不任用他而已。......
2023-11-27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相关人事考辨
朱利民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 科研处 教授)
20世纪20年代初,扶桑佛教美术学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常盘大定、关野贞先后对山西省五台县唐代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及寺内两座唐代经幢探究,著《大乘佛教艺术史の研究》《支那文化史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20世纪30年代末对佛光寺经幢题刻、唐人题记逐个甄别,著《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诸先师于建筑、壁画、雕塑领域发前人未发之覆,功不可没。也许是囿于术业有专攻之故,佛光寺唐人刻记、题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身份及与“佛殿主”相关人事较少学者留意,显得扑朔迷离。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求教于方家。
一、佛光寺缘起
文殊是释迦牟尼的上首弟子,“智慧第一”,善于“化现”,能变幻出各种形象来教化众生。《文殊师利菩萨现宝藏陀罗尼经》载:“于此瞻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载:“东北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从昔以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常为说法。”隋唐两代,随着《华严经》的流行,对文殊菩萨的膜拜达到极致。开皇元年隋文帝敕令在五台山的五座台顶建寺供奉文殊菩萨像,是五台山佛寺供奉文殊菩萨道场之始。贞观九年太宗颁旨建寺十处。龙朔元年,高宗诏令会昌寺僧人会赜和宦官张行弘为专史,前往五台山“检行圣迹”。会赜一行,绘《五台山图》带回长安,此为《五台山图》流行之滥觞。武周时,佛光寺重建弥勒大阁。长安二年,武则天命并州刺史重建了清凉寺。开元二十八年,玄宗之女永穆公主舍钱于清凉寺,为其父建造净土诸像。广德元年,代宗下诏修文殊殿。大历五年,代宗命不空和尚修建了金阁寺。唐穆宗长庆四年(824),西藏的吐蕃也遣使来唐朝求《五台山图》。据《古清凉传》记载,从此“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敦煌古曲《五台山赞》云:“浮身踏着清凉地,寸土能消万劫灾。”足见膜拜五台山有可能实践“菩萨道”。
佛光寺为北魏孝文帝所创建。隋唐五台县照果寺解脱禅师“隐五台南佛光寺四十余年”(《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贞观中,有明隐禅师者,“住佛光寺七年”,永徽二年,代州都督命其纲领昭果寺(《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大历五年(770),法照禅师自衡山到五台县,见佛光寺南白光数道(《宋高僧传卷二十》)。敦煌第61号窟宋代壁画绘有五台山“大佛光之寺”。元和、长庆年间,佛光寺颇为兴盛,寺中“祥瑞”远达长安龙庭。元庆元年,河东节度使裴度奏文殊菩萨乘狮子于佛光寺空中,从者万众,上遣使供万菩萨(《宋高僧传卷二十七》)。佛光寺弥勒阁为法兴禅师所建。法兴禅师,七岁出家,来寻圣迹,太和二年建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遇会昌佛难,“五台诸僧多亡奔”,佛光寺三层七间高九十五尺的弥勒大阁毁坏。
二、题刻题记相关人事考
1.修葺人员考证
佛殿梁上唐人题记有二:一是留于左右四梁下,如“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助造佛殿泽州公曹参军张公长”“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德主敕河东监军史元”“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执笔人李行儒”等;二是留于殿门内侧,无起首,亦无落款;佛殿前经幢幢身唐人题刻“宁公遇……大中十一年十月立幢”。
笔者按唐人的题记、题刻之图,索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功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助造佛殿泽州曹参军张公长等组成的佛光寺佛殿修葺队伍相关人事之骥:
修葺主持人愿诚,是位有官方背景的文化僧,也是修葺佛殿的发起人。愿诚“神情朗秀,虽为官学生,已有息尘之志,宜于山中精勤效节,礼行严为师,太和三年落发,五年具戒。会昌中随例停留,惟诚志不动摇。及大中再崇释氏,遂乃重寻佛光寺,己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宋高僧传卷二十七》)“美声洋洋,闻于帝听,飚驰圣旨,云降紫衣。”愿诚修葺佛殿,交通权贵,筹措善款,呗赞之声,闻于帝听。于是乎便有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河东节度、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河东监军使元、助造佛殿泽州曹参军张公长组成的佛殿修葺班底。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何许人也?终唐一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宰相牵头,由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河东节度、泽州曹参军组成的修葺班子,是为了却愿诚高僧的心愿,还是有人借他人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比照敦煌莫高窟第130号窟甬道南壁题记“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太原王氏是出资建造者之例。那么“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又是何等身份?
仅从字面考证“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不难得出长安于宝应元年改称上都,佛教徒常言长安为上都。佛殿主宁公遇,女,长安人,未嫁;若从句读关系上释读或有新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宁公遇在唐代文献与笔记小说中均无记载,加之宁公遇的做派贵比王侯,依次推理,佛殿主或是品位高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京官,宁公遇或是受人委托亲莅佛寺送供香火的女施主。
笔者可从“助造佛殿泽州曹参军张公长”题记中找出佛殿主身份的只鳞片爪:泽州,地处太行山南端,史称“河东屏翰”、“冀南雄镇”。隋开皇三年因建州获泽河旁,改为泽州。唐武德三年始称晋城县,后数易其名,或称晋城,或称丹川。唐代首都或陪都所在地有“府”的建制。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并州为太原府,“牧”由亲王挂名遥领,“尹”实际主政,如京兆尹、河南尹、太原尹。府尹之下有少尹、录事参军事以及六曹参军事,诸曹参军分掌各州府的军政、财政、刑法、农田以及户粮诸事务,只是品秩略高而已。“助造”是帮助佛殿主监督工程的。任用泽州曹参军张公长担任“助造”,一则防止地方官员假公营私,保证工程质量,二则六曹参军谙知风土、人情,会降低工程成本。这恰恰说明“佛殿主”权力无孔不入。
笔者同样可从唐人笔记小说中寻觅出佛殿主身份的蛛丝马迹:韦昭度《读皇室运寻》、令孤《贞陵遗事》记载唐武宗为争夺皇位,派宦官加害光王,宦官仇公武搭救光王出长安。宣宗避难期间受齐安禅师关照。宣宗即位时,齐安已死,便敕赐谥号悟空大师,御制哀诗悼念。《中朝故事》《北梦琐言》《避暑漫钞》均记有光王避难江南遁入空门之事。
笔者亦可从唐宣宗家事窥探宁公遇身份之端倪:《新唐书·宣宗纪》载:“初,琮尚永福公主,公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宣宗令四女广德公主下嫁于琮。永福公主终身未嫁,一心向佛。敦煌壁画或画卷里常有供养者侍坐。佛殿佛坛南端天王旁等身供奉女塑像,是永福公主的写真。
既然如此,唐人碑刻、题记为何刻意回避唐宣宗、永福公主名讳呢?原因有二:帝王出家,公主遁入空门与唐代官场规则相左,为唐代士大夫阶层所诟病;执笔人李行儒用春秋笔法为王者讳。
一言以蔽之,佛殿主是唐宣宗,他援引开元二十八年永穆公主舍钱于清凉寺,为其父建造净土诸像之例,特命永福公主修葺佛殿。佛殿主唐宣宗此举可谓毕四功于一役:报谢佛恩;掩饰避祸空门;安慰亡灵;补偿父爱。
“功德主故右军尉王”,是元和、长庆年间宦官王守澄。贞元中,宦官充任神策军护军中尉,时号为“两军中尉”。会昌六年,武宗疾大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唐宣宗被宦官救,被宦官立。唐宣宗即位,便召翰林学士韦澳、宰相令狐绹议定解决宦官问题,他们制定的政策是有罪必究,有缺不补,待其自然消耗,以至于尽。宣宗为“甘露之变”死于宦官之手的朝臣平反昭雪,除李训、郑注外。王守澄死后以“功德主故右军尉”与“宁公遇”名列同一梁上,实属情理之中。“功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中唐惯例是宦官任监军。
对唐人题记“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的破解,一要与官员变更时间吻合,二要符合修葺工程进度、修葺时间。笔者从《旧唐书·宣宗纪》中披拣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官员更迭记录:
四年九月,以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拭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
五年五月,以太原尹、河东节度使李拭为凤翔节度使;李业检校户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使。
六年七月,检校司空、太子少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卢钧可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www.chuimin.cn)
九年七月,以河东节度使、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卢钧守尚书右仆射。
九年九月,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涓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
十一年十二月,以昭义军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上柱国、平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毕缄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彖为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
笔者仍从《新唐书·宣宗纪》《旧唐书·宣宗纪》记载中检索到工部尚书之变更:
九年十一月,以河南尹刘彖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处置等使。
十年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年十二月壬辰,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一年春正月,以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国、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孟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处置等使。
十一年二月,以夏绥银宥节度使、通议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郑助为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充邠宁庆节度、管内营田观察处置,兼充庆州南路救援、盐州及当道沿路镇寨粮料等使。
十一年二月,以太中大夫、守工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慎由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十一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卢懿检校工部部尚书,兼凤翔尹、御史大夫、凤翔陇右节度使。
十一年八月,以四镇北庭行军、泾原渭武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泾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平军等使。
十一年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
十一年十二月,以昭义军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上柱国、平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毕缄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十二年二月,以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萧邺为监修国史。
从大中四年九月到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河东节度更迭六次;工部尚书从大中九年十一月到大中十二年二月更迭十一次。又因从大中九年到大中十一年,先后有郑涓、郑朗、郑助三位郑姓官员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和工部尚书。故此,官员频繁变更使唐人李行儒的判断难免雾里看花。
对唐人题记“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商榷有三:一是“敕郑涓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郑涓任职从大中九年九月到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为毕诚所代;二是“敕郑朗御史大夫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朗任职从大中十年正月丁巳到大中十年十二月壬辰为崔慎所代;三是“敕郑助为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充邠宁庆节度、管内营田观察处置,兼充庆州南路救援、盐州及当道沿路镇寨粮料等使”。郑助任职从大中十一年二月到十一年三月为卢懿所代。因此,笔者判定唐人题记“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应是“郑涓、郑朗、郑助”的合称。
2.修葺时间辨析
唐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佛殿前经幢高3.24米,八角形,束腰刻狮子六只,仰莲上立八角幢身,上有八角宝盖,盖上有八角矮柱,四面镌佛像。幢身刻:“尊胜陀罗尼经,宁公遇,大中十一年十月立幢”。
尽管从大中四年九月到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河东节度更迭六次;工部尚书从大中九年十一月到大中十二年二月更迭十一次。但佛光寺修葺始于大中九年九月,即郑涓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时期;佛光寺修葺攻坚工程完成于郑朗任御史大夫、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期;佛光寺落成于大中十一年二月,即郑助为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充邠宁庆节度、管内营田观察处置,兼充庆州南路救援、盐州及当道沿路镇寨粮料等使期内;立佛经幢时间是在大中十一年十月,即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期内。
综上所述,关于“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相关人事的节点为:大中九年九月,宣宗敕永福公主、愿诚、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河东节度、泽州曹参军等舍钱佛光寺。佛光寺落成于大中十一年二月。大中十一年十月立幢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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