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调查与初步研究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调查及初步研究——基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视角

周　霞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生）

一、研究缘起

隋唐长安城是隋唐两朝的都城所在地，其布局出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以宏伟的规模、肃整的坊里、严密的防御体系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供排水系统著称于世。北宋吕大防称赞长安城的设计和规划时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捕亡奸伪无所容足”。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长安时代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和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然而，自唐末之后，长安外郭城及宫城逐渐沦为废墟，被村落所取代，尽管建国初期以来对隋唐长安城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并取得丰硕成果，然而，第一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队队长马得志先生曾经设想“选择一二个保存较好的坊进行比较全面的发掘”的愿望至今尚未实现。

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曾经说：“在古今城市重叠的现代城市中，一般地说都保留着古代城市的遗痕。所谓‘遗痕’是指古代城市的城垣、河湖、街道和大型建置所遗留的痕迹，它反映着城市本身的历史变化。在古今重叠的城市内，对古代城市遗迹不可能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因此，要研究古今重叠的城市，唯一的方法便是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痕迹，并具以复原被埋在地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规划和布局。”^[1]所以，当前在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过程中势必会加快对城中村的改造，对其下之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如果考古学界再不能抓住这次城中村改造的机会，就将永远失去对隋唐长安城遗址进行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时机。为此，作者不揣浅陋，通过对当前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现状的调查和研究，以期为考古学界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方向，继而争取充足的考古发掘时间。

二、西安城中村的研究进展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具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特征。关于城中村的概念，学者按照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城中村”指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已经划定为城市建设区域的范围内，仍然保留农村体制，使用集体土地，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聚居村落。^[2]也有人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将一些距新旧城区较近的村庄包入城市建设用地，这些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称为城中村。^[3]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进程中，被包围在城市地域中的村庄，农民耕地被占用后仍在原村落居住，实行村委会管理体制，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

从地域分布上看，城中村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有较多用地的村落。^[4]

城中村研究是一个综合性课题，涉及城市规划、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虽然目前在国外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但近年来在国内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由于历史原因，西安是我国城中村较多的城市之一，就西安市城中村的发展而言，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近几年来主要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等科研单位对其作了专门研究，多以论文形式表现，^[5]为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提供一定的借鉴。这些文章多从建筑角度出发针对城中村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造建议展开的，多是就城中村改造谈改造，而未能从深层含义去挖掘其与城市发展之间的文化内涵，更没有对西安市城中村的形成、发展、演化及空间分布特征展开深入研究。

作为隋唐长安城遗址区的西安城中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现代村落下占压的有可能是隋唐时期著名的寺观遗址，也可能是某达官贵人的宅邸，更有可能是某著名里坊街道的一段，它们对于探索隋唐长安城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生活面貌等都有着历史文献所难以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意义。隋唐长安城不仅指隋唐长安城外郭城墙内84平方公里的空间范围，还应该包括隋禁苑及其之内的唐大明宫。隋唐长安城作为当时的都城，城内自然不会有村落，笔者所调查的城中村是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温挟昭宗迁都洛阳后，在宋元明清西安城之外历经五代、宋元明清、民国以来逐渐形成的人类聚居地。本文即在隋唐长安城外郭城范围内，对西安市城中村发展的历史渊源及地域分布特征进行调查研究，以期对当前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借鉴。

三、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调查

1.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分布概况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的范围大致是隋唐长安城外郭城墙之内的范围。隋唐长安城的外郭城范围主要由东南西北城墙围成，东城墙遗址在今金花路以西，西安交通大学东侧，与兴庆公园东围墙南北成一直线（沿线有岳家寨、铁炉庙、仁厚庄等城中村）；西城墙遗址在今西郊沣惠路以西（沿线有木塔寨、陈家庄、赵家坡等城中村）；南城墙遗址在今南郊吴家坟、瓦胡同村以北，陕师大北墙内侧，与北山门口南侧东西成一直线；北城墙遗址在今自强西路以南，与丰禾路成一直线，同时包括大明宫遗址区（沿线有孙家湾、炕底寨等城中村）。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大致涉及今西安市的未央区、新城区、莲湖区、碑林区、雁塔区等，其中村落的分布以碑林区、雁塔区、莲湖区为主要区域，碑林区和雁塔区的村落最多。据笔者统计，隋唐长安城遗址区的城中村达80多个，其中碑林区31个，雁塔区28个，莲湖区16个，新城区4个、未央区2个。（详见表1）

表1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分布统计表

资料来源：①西安市地名委员会、西安市民政局编：《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内部资料），1986.

②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

③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图1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分布图

2.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的分布特征及其地理基础

（1）村落发展的时空分布特征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特征，既有时间的集中性，又有区域的差异性。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大多数村落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受历代都城的制约，秦汉隋唐时期，禁苑、城郭内是不存在村落的，唐末长安城毁灭，韩建重建新城后（新城是今西安城的基础），废墟上才出现了村庄。明清时期的村落具有鲜明的特征，多以寨、堡命名。凡纳军屯粮者，一般为明代村落，如罗家寨、木塔寨、甘家寨、蒋家寨、马军寨等。凡纳粮的村庄，多为明代秦藩贵族庄田，如皇甫庄、二府庄、八府庄等。

按现有资料分析，多数村庄在明代已初步定型，清至民国时期较少。村落多出现在明代，这与明代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明代西安作为西北军事重镇，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除秦王府下辖军队外，另驻前后左右中五卫，以《明史·兵制》“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计算，军兵数目约28000人。这些军队除驻守城区外，还在城郊设大量的军寨用以拱卫西安城区的安全，这些军寨后来逐渐演变为村庄的名称。据《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记载的城郊村落名称，许多村落多以明代西安秦王及其支系的庄田或田庄命名的。明代西安外围土地分为王田、屯卫田、民田三种，《明史·朱樉传》记载，明初从潼关至凤翔，渭河两岸河堧地千顷为秦藩所有。王庄是秦藩王府专门从事收缴庄田实物和征集劳役的派出机构，所以许多村庄是以王族的庄园命名的，如今碑林区的八府庄（秦王朱棣第八子的庄园）、皇甫庄（明《雍大记》记载此村为明郃阳王朱镗庄田）、未央区的二府庄（秦王朱樉次子庄园）。

从空间上来说，隋唐长安城遗址区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长安城外郭城墙内，涉及今西安市的未央区、新城区、莲湖区、碑林区、雁塔区等范围，其中以雁塔区和碑林区的数量最多，未央区和新城区分布相对较少。这些村落的形成可能既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又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战乱频繁、社会动荡、饥馑灾荒往往导致人口迁移，在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中形成新的村落。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土地的数量及贫瘠程度等因素亦会影响村落的分布状况，下面就村落形成的地理基础进行简要论述。

（2）村落形成的地理基础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的城中村大多在明代定型，村落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村落的形成除受历史社会环境的影响外，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亦有一定的关系，就其地理基础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中平原自然环境优越。北部属渭河冲积平原，西起宝鸡，东抵黄河，西窄东宽，号称“八百里秦川”，这里气候温和，雨量适宜，有利于畜牧农耕，适合人类繁衍生息，加上境内有龙首原、白鹿原、少陵原、凤栖原等黄土台原，土壤肥沃，尤其适合人们耕种。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条件，村落的形成具备了一定的地理基础。

第二，关中平原境内气候温和，水源充足，为村落的形成奠定基础。聚落地理学认为，村落的形成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作保证，水源地的位置、供水量的大小决定村落的选址和村落的规模。关中平原东有浐灞、南有潏滈、西有沣涝、北有泾渭，即我们通常说的“八水绕长安”。此外，还有黑河、石川河、涝河等较大河流。西安市的八水与远郊县区的诸条河流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水系网，为关中平原的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村落的形成亦仰赖于充足的水源供应。(www.chuimin.cn)

第三，关中平原物产丰富，富集如海，有陆海之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6]这是说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农业较为发达，物产富饶，不仅有动物、植物、农作物，还有丰富的矿产和玉石等。农业资源丰富，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多，形成的聚落规模一般很大。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渭川千亩竹与秦千树粟，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渭川拥有千亩竹，或在秦岭有千树之粟，其收益可与千户侯相等，每年达到20万。从这里足以看出关中平原的富庶，足以养活众多人口，所以外地人口多迁移此地，逐渐形成自然村落。

（3）村落命名类型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的城中村多被称为村、庄、寨、堡、坡、湾等，得名的原因也略有差异。笔者通过查阅《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等资料，对遗址区的城中村进行统计，将其名称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以姓氏命名的村庄有：赵家坡、吉祥村、丁家村、白家村等；第二，以方位命名的村庄有：西桃园、东桃园、北池头、孙家湾等；第三，以屯军命名的村庄有：蒋家寨、马军寨、甘家寨、罗家寨、木塔寨、炕底寨等；第四，以地理实体命名的村庄有：徐家庄、野狐庄、沙井村、永宁村、草场坡、后村、庙坡头、铁炉庙等；第五，以庄园命名的村庄：二府庄、皇甫庄、八府庄等。笔者目前对城中村名称的认识还十分肤浅，有待于进一步积累资料，了解其发展变化规律。

3.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的历史文化遗存

隋唐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于1996年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隋唐长安城的外郭城由于宋元明清直到现代近千年人类活动的破坏，再加上现代西安城市建设叠压式的发展，多数遗址被现代建筑所压，现在地面上很难找到遗迹了。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对隋唐长安城遗址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工作^[7]，主要有以下方面：唐大明宫遗址、西市遗址、兴化坊遗址、青龙寺遗址、明德门遗址、朱雀门遗址、含光门遗址、丹凤门遗址等。笔者仅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的资料记载，发现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有：大明宫太液池遗址、清思殿遗址、孙家湾建筑遗址、炕底寨建筑遗址、大明宫大福殿遗址、西明寺遗址、青龙寺遗址、崇化坊建筑遗址、普宁坊窑址、休祥坊道德寺碑出土点、长乐坊银器出土点、兴化坊金银器窖藏、昌乐坊铜佛出土点等（具体分布详见表2）。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笔者发现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所在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存极其丰富，包括著名寺宇及道观遗址、官邸住宅、建筑遗址、墓群等。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现在多被建筑物占压，地下可能会留有一些较为完整的遗迹，留待考古学界去挖掘。目前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时，应重视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对于一些即将拆迁的低层建筑物，考古工作者首先应了解该城中村的历史文化遗存概况，及时列出考古挖掘顺序表，积极争取各部门的支持，取得考古挖掘优先权。同时城建部门也应该留给考古学者一定的时间进行考古挖掘工作，以便及时地抢救一些文物，从而更好地保护城市文化遗产。

表2　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历史文化遗存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①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②西安市地名委员会、西安市民政局编：《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内部资料），1986.

③雁塔区地名工作办公室编：《西安市雁塔区地名录》，1985.

④《西安通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四、结语

城中村作为城市发展的特殊产物，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乡村的存在亦仰赖于城市。每个村落的存在都有其独特性，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村落文化，我们对西安市城中村进行改造时应该尊重村落文化习俗，保护村落文化，从而更好地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服务。

通过笔者初步调查和研究，在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内尚存在上述村落，村落的建筑物以三层、四层的低矮楼房及平房为主，主要有西八里村、东八里村、二府庄、罗家寨、铁炉庙、观音庙、北池头村等。城中村改造时低矮建筑物的拆迁为考古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考古学者应该借城中村改造之机，争取考古挖掘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据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副主任张弛介绍，2009年已经完成45个城中村改造，2010年是西安市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由大拆迁转向大建设、全力实现大回迁的关键之年。西安市拆迁办公布的2010年内改造的城中村有83个，其中在隋唐长安城遗址区的有八府庄、李家村、西何家村、仁义村、北沙坡、南沙坡村、刘家庄、皇甫庄、仁厚庄、草场坡村、永宁村、祭台村、边家村、任家口村、马军寨村、东桃园村、郭家口村、辛家坡村、郝家村、孙家湾、炕底寨等共21个城中村，其中八府庄、仁义村、北沙坡村、皇甫庄村、任家口村属于回迁，马家寨村、解家村等即将拆迁，因此这些村落应该是考古发掘的重点区域。随后，二府庄等城中村将成为下一步改造的对象，也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它们可能是唐代某里坊的所在地，或者著名寺庙遗址及达官贵人居住地，具有一定的考古开发价值。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本文只是对隋唐长安城遗址区城中村的分布作一初步调查，下一步将会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1]　徐平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远望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6—699页。

[2]　李兵弟：《关于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的认识与思考》，《城市规划》，2004年第6期。

[3]　李钊：《“城中村”改造途径的思考》，《安徽建筑》，2001年第3期。

[4]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　贾广森从城中村的商业形态入手，通过分析城中村的商业类型、空间形态及内部空间等，提出商业形态的新设想(贾广森，西安市典型“城中村”商业形态现状与更新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6)；沈莹从居住形态的演变与更新入手分析了西安城中村的演变过程与更新研究（沈莹，“城中村”居住形态的现状及演变——以西安市为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3.6）；刘吉从人居环境的角度入手，探讨了改善城中村居住环境的思路（刘吉，“城中村”环境更新改造问题研究——以西安典型“城中村”为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3.5）；牛晓东从土地制度入手，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存在的政治体制冲突，提出相应对策（牛晓东，西安市城中村改造问题分析及对策分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5）；张鹏程通过比较广州、武汉、兰州城中村改造模式，初步分析了西安城中村改造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张鹏程，西安市城中村改造问题研究，长安大学硕士论文，2009.5）；刘军民、黄惠通过对西安城中村现状的研究，总结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及改造的难点并提出相关建议（刘军民、黄惠，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及其探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5（2））。

[6]　（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页。

[7]　肖爱玲等著：《古都长安：隋唐长安城》，（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年，第7—18页。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XJC77006）。

(2)需要说明的是：1.关于灾害发生地。史籍明确注明旱灾发生地的记载，当无疑问。如无明确记载说明灾害发生地或记载为“天下”，则笔者统计为京师附近即关中的旱灾。2.灾害发生次数按年计算，一年之中发生的旱灾视为一次，称为“年次”。有些年次的记载中有夏旱，也有秋旱，则视为旱情持续时间较长，记一年次旱灾。

(3)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JK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