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西中等教育地域差异的影响

抗战时期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程度的地域差异

寇猛利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生）

陕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对日军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出于巩固西北、西南的战略大后方的考量，陕西的地位就更为重要^[1]。既往对抗战时期陕西教育研究，大多集中在高等教育^[2]；探究抗战时期陕西中等教育（民国时期中等教育的范围包括中学教育、中等师范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文章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3]；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专门研究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的著作无论从历史学、教育史方向基本没有，只在一些著作中有一些涉及^[4]。按当时学制规定，初等教育为国民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为人才教育，只有中等教育在两者之间，除了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需要为社会事业培养基层的领袖人才，也需要为学生个人提供完全的教育，使其入社会而且能够立身处世，自力更生，所以中等教育发展的研究似乎更加重要。抗战时期在陕西境内不同的地区分布着中等学校^[5]，笔者试分析抗战时期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异及其造成这种地域差异的原因，有助于探索和了解区域教育不均的历史状态和深层原因，为进一步分析区域教育不均的历史影响，促进教育地区均衡，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然而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教育是历史地理学界一个薄弱环节^[6]，这样给笔者提供的借鉴经验也有限，所以不周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战前陕西中等教育的历史透视

清朝末年，陕西经济衰败，交通信息闭塞，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比较，已处于非常落后状态，教育在当时根本不被重视，教育经费没有保障，经费还常被侵吞挪用，致使学校数量少，师资水平和待遇也低，儿童入学率不高，失学率却很高，教育事业极其落后。近代陕西的中等教育，是在清朝末年中等学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见表1），“省立中学之创始于清末，各县立中学及私立中学均成立于民国以后”^[7]，伴随着辛亥革命后新学制的实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清朝末年的中学教育，由于社会风气，入学学生颇形寥落，初为旧制的中学，经费有限，各学堂规模简陋，不能很好地发展。民国元年以后，陕西省中学逐渐好转，原有省立中学八校，即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中学校与中山中学。县立初级中学计八校，私立中学计三校。^[9]自新学制施行后，各校内部容貌，均见革新，课程、训育、设备各项，都有发展。1929年，陕西奇灾大荒，全省死亡250万，外逃30万，灾民535万，通称“民国十八年年馑”^[10]，各校经费竭蹶，一些中学校也因此停办。实行新学制后，师资缺乏，各中学只能设置初中班，广大初中毕业生升学无门。少数富豪之家，可以远赴京津沪升入高中，多数贫寒者只能向隅。1930年杨虎城回陕主政，以李仪祉为教育厅长，撤销了有名无实的中山中学，另设高级中学，以适应初中毕业生的需要，1930年设的高级中学成为本省最高学府。^[11]

表1　陕西中等学堂概况表（光绪二十四年—宣统三年）（1898—1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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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立师范，大都成立于民国初年，只有第七师范创设于民国十八年。最初各校学生，因地方小学教育多不发达，师资需要甚鲜，所以报考的人非常少。“民国四年，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施行程序，民国九年规定全国分期举办义教年限，预计十年开始十七年完成，八年之间，例行四年义务教育。”^[12]民国十年后，各县因急于完成普及义务教育，所以举办师范讲习所，各地的小学，逐渐推广，师资缺乏，报考的学生，比以前踊跃。国民政府成立后，陕西省灾情严重，公私经济均感困难，各校学生比以前减少，当局方面，为减少财力，着手归并，遂将第三师范于民国十八年度并入第一师范，同时第八师范也并入第二中学。至于女子师范，第一女子师范成立于民国元年，第二、第三女师均在北伐成功后创立。^[13]各校在开办的时候规模比较小，设施不完备，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到民国十八、十九年，才有所进步。

陕西省的职业教育，始于清末，当时省办者，有陕西农业学堂二所，工业学堂一所。由县办理者，有南郑初等农业学堂一所。民国元年，农业学堂改为甲种农业学校，工业学堂改为甲种工业学校，南郑初等农业学堂改为乙种农业学校。此后商南、洋县、朝邑等县也先后兴办职业学校或职业补习学校。迨十三年以后遵照部令，省立各校改称省立第一、二、三职业学校。十六年陕西省政府为节省财力集中人才，将第一与第二两职业学校并为一校。民国十七年一月，陕西女子职业教育促进会，在西安组织成立，十七年二月，促进会筹办西安第一女子平民职业学校^[14]，这开启了陕西女子平民职业教育的大门，对增进妇女生产技能有重要的影响。

二、战时陕西中等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发展程度的地域差异

抗战爆发以后，陕西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及《高中以上学校学生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特别规定了陕西省中等学校实施战时教育，确定了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省中等学校的教育原则和教育实施方法。陕西省的中等教育，抗战前大部分均系省立，县里和私立甚少，抗战爆发后，以军政各界急需大量中级干部人才，致促使中等教育广泛推展（见表2），我们可以看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学校数、班级数和学生数都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倍多，毕业生数6倍多，陕西的中等教育在抗战的高潮中，冲破了困境，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表2　抗战时期陕西省中等教育情况比较表^①

抗战时期陕西中等学校的分布，在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数据，中央统计的数据和地方统计的也有差别，在笔者查阅资料的同时，尽量多参考一些著作，尽可能地选取真实性比较高的数据。在抗战时期各个年份的数据选取194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程度的地域差异，主要是由于反映1945年的数据资料比较多，而且在《陕西省政述要》《陕西省历年教育统计简册》^[15]和《陕西省34学年度第一学期中等以上学校一览表》^[16]统计的学校出入不大，但是和教育部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7]却有比较大的出入，所以参考以上资料制成下表（见表3），来分析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程度的地域差异。

表3　陕西中等学校分布情况、数量及其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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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西境内控制区域也发展了中等教育，本文研究不包括边区政府统辖的范围，具体包括第一区的佳县、靖边、定边3县，第二区的绥德、延安、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清涧、吴堡9县（第二区）和第三区的富县。^[19]

2 西安市原属长安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陕西省政府决议设立西安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定名为西京，成立筹备委员会，历时13年，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9月1日，西安市政府才正式成立，所以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为研究的需要，把西安市的统计结果归入同在长安县的第十区。

由表3我们可以将陕西的中等学校分为四级：一级——40所以上地区只有第十区（68）。二级——20—40所的地区有第六区（34）、第八区（25）和第九区（20）。三级——10—19所的地区有第四区（11）、第五区（11）和第七区（8）。四级——10所以下地区，有第一区（6）、第二区（5）和第三区（4）。

由此可以看出陕西中等学校分布的特点：（1）中等学校已经分布在各个行政都察区，而且在所有的80个县（市）里，至少有一所中等学校的有73个县（市），占全部县（市）的91.25%，一所中等学校也没有设置的有7个县，占全部县（市）的8.75%。（2）相对于陕南和陕北而言，关中地区中等学校的数量仍然是最多的，作为政治中心的西安，经济发达，人稠地密，一地就集中了33所中等学校。（3）由于抗战时期中等学校的迁移，陕南的中等学校在抗战时期增加的速度非常快。（4）中等学校设置最多的地区，第十区、第六区两区中等学校总数为102所，占陕西中等学校总数的53.1%。

根据各行政都察区中等学校密度分布情况，亦可分为四级（参见表4）：一级——30所（每平方公里数，下同）以上地区有第十区（82.5）。二级——20~30所的地区有第七区（21）和第八区（22.8）。三级——10—19所的地区有第六区（11）和第九区（15.2）。四级——10所以下地区有第一区（5）、第二区（9）、第三区（4.2）、第四区（6.9）和第五区（6）。

表4　陕西各行政督察区中等学校分布密度表

由此可以看出，（1）关中地区四个行政都察区即第七区、第八区、第九区、第十区的中等学校分布最为稠密，而陕南地区和陕北地区较为稀疏，中等学校的密集程度是关中地区大于陕南地区大于陕北地区。（2）关中地区中等学校分布呈现以第十区为绝对中心的密集区，而周边的第七区、第八区、第九区相对较为稀疏。

笔者在表3中已经统计到了每个行政都察区总的学生数，判断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程度还可以通过学生数在当时所占人口的比例，如果比例越高也可以证明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程度，根据各行政都察区每10万人拥有的学生数亦可分为三级（参见表5）：一级——100人（每10万人拥有的学生数，下同）以上地区有第十区（112.4）。二级——50—99人的地区有第二区（92.9）、第三区（88.5）、第六区（66.3）、第七区（75.6）、第八区（69.9）和第九区（68.9）。三级——50所的以下的地区有第一区（27.8）、第四区（32.3）和第五区（35.9）。

为了更明确地看出各行政都察区中等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异，我们在将表3、表4、表5结合起来比较鉴别的同时，采用一种更为直观的量化表示，即将上述三项指标的等级作如下规定：在各行政都察区中等学校个数和中等学校密度中一级定为4，二级定为3，三级定为2，四级定位1。而将各行政都察区中等学校每10万人拥有的学生数一级定为3，二级定为2，三级定为1。然后将各行政都察区的三个对应系数相乘，结果如表6所示。

表5　陕西中等学校每10万人拥有的学生数表

表6　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参数等级值积表

(www.chuimin.cn)

由各个行政都察区的三个参数等值级的积我们可以看出抗战时期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程度的地域差异：

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发达的行政都察区：第十区；

中等教育发展程度一般的行政都察区：第六区、第七区、第八区、第九区；

中等教育发展程度落后的行政都察区：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

实际上判定一个地区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应当从多个要素来考虑，比如存在的时间、班级的数量、教师的数量、毕业生数量、经费数目、藏书、学校的设备等等各个方面，因此，在分析抗战时期陕西各个行政都察区中等教育发展程度的地域差异，仅仅依靠学校数目、密度、学生所占比例等方面，其准确性和科学性肯定要大打折扣，但因资料所限和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也只能如此了。

三、造成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地域差异的原因

教育活动是社会的一部分，教育活动中又以人为本，而人又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所以教育活动同时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抗战时期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故在此初步分析如下：

1.造成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地域差异的自然原因

陕西省位于北纬31°43′-39°34′，东经105°29′-111°14′，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的东部。陕西全省在自然地理上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地区：北部绵延不断的黄土高原、中部广袤肥沃的关中平原、南部高大险峻的秦巴山地。陕北黄土高原深居大陆内部，沟壑纵横，地形破碎，植被稀少，由于位于我国季风区的西北部，夏季风至此已经没有多少作用，大部分降雨都是瓢泼大雨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低，因而表层黄土经常被大雨冲至沟谷中。陕北冬季寒冷，昼夜温差大，冬天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总之，这里是陕西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关中平原又称渭河谷地，在渭河干支流冲击作用下形成的，是介于陕北黄土高原与秦岭之间，东西绵延360公里，号称八百里秦川，既有利于农耕，又可免遭洪水的淹没，是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历史上也是陕西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秦巴山地山体宽阔，地势崎岖，山间的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区是陕西水热条件最好的地区，但是总体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不便利。^[20]总体上来说，教育的发展程度和自然情况也有相似性，关中的自然优越，教育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各地的自然环境对中等教育发展程度起到制约的作用，但不是决定作用，自然环境对中等教育发展程度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影响，自然环境通过对一个地区经济和人口状况的制约影响输入物质和精神能量，进而影响学校的发展程度。

2.造成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地域差异的政治原因

区域政治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分配程度以及学校的设置状况。从大区域来说，关中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是陕西政治中心，政治影响力和陕南陕北相比一直处于绝对优势，政治的偏向力很强。从1945年陕西中等教育统计数据上来看总计192校，关中地区共有学校116所，而陕南陕北两地区才有76所，关中地区的中等学校数量是陕南陕北两地区的1.5倍多。从中等学校学生数来看，总计有学生65429人，而关中地区就有44607人，陕南陕北两地区总计20822人，关中地区的中等学校学生数是陕南陕北两地区的2倍多。从小的区域来说，抗战时期陕西第十行政都察区有11个县（市），但是其陕西行政中心西安市，一个地区所设置的中等学校数是33所，学生数是9034人，这两项数据分别将近占到了第十行政都察区整体学校数、学生数的50%。所以说，区域政治的影响力是造成抗战时期陕西中等学校发展程度地域差异和区域教育不公平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3.造成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地域差异的经济原因

经济条件是中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中等教育活动的场所和综合载体，中等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中等学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纯物质消费性的活动，没有经济条件支撑的中等学校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而中等学校的教育经费最能体现出经济条件的差异（参见表7）。由此可以看出：（1）关中地区（第二区、第七区、第八区第九区、第十区）的教育经费远远多于陕南和陕北教育经费之和。（2）中等教育最发达的第十行政都察区的教育经费最高，也是唯一一个超过千万的地区。（3）中等教育发展程度一般的第六区、第七区、第八区、第九区的教育经费都比中等教育发展程度落后的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教育经费明显的高。所以，经济条件的差异是造成抗战时期陕西中等教育发展程度地域差异和区域教育不公平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表7　1945年陕西各行政都察区中等学校教育经费表^[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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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M].近代史研究1995（6）。徐国利：《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党彦红：《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与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程家文：《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3]　刘宪曾、刘瑞棻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孙自俭：《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梁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状况》，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沈绍辉：《陕甘宁边区的师范教育》，《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16卷。李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师范教育》，《咸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刘泽如：《陕甘宁边区普通教育》，《人文杂志》，1958年第2期。

[4]　董文军：《民国时期的汉中教育》，《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宋美媛：《试论民国时期陕西社会教育》，《陇东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5]　本文研究的范围为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的中等教育，不包括陕甘宁边区政府所统辖地区的中等教育。

[6]　王洪瑞：《河南书院地理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4月。王洪瑞：《明代河南书院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王洪瑞：《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李并成、吴超：《清代甘肃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姚娟、刘锡涛：《清代安徽书院的地域分布特点》，《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王洪瑞：《清代河南学校教育的时空差异与成因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7]　陈元晖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44页。

[8]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学校一》，《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七卷，第143-144页。

[9]　（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丙部第248页。

[10]　郭琦、史念海等：《陕西通史·民国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328页。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8页。

[12]　祁伯文：《义务教育问题》，《陕西教育月刊》，1935年第11期，第266页。

[13]　（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丙部第339页。

[14]　（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丙部第405页。

[15]　童肖予：《十五年来的陕西女子职业教育》，《妇女共鸣》，1943年第7-8期，第18页。

[16]　陕西省教育厅编制：《陕西历年教育统计简册》，1947年。

[17]　《陕西省34学年度第一学期中等以上学校一览表》，全宗号8，案卷号66，藏陕西省档案馆。

[18]　（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　参见陕西省编制委员会、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1927—1949），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5—7页。

[20]　参见李顺民、赵阿利：《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74—94页。

[21]　参见聂树人：《陕西自然地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　此表根据《陕西省34学年度第一学期中等以上学校一览表》的数据整理而得，全宗号8，案卷号66，藏陕西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