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献帝统治下的长安城：破坏程度和修缮情况！

东汉献帝所都之长安

由淑敏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生）

长安城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历来为历史地理学研究者所重视，作为汉唐国都的长安更是古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为后学者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长安不仅是一座都城，更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城市，不论是统一时代，还是分裂时代，长安都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相对于汉唐时代的长安，东汉魏晋南北朝的长安，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受关注少了很多。这个时代，长安城并未一直保持着都城的地位，又经常在战乱的威胁下，既没有汉唐的繁盛，留下的史料也少而零散。等等这些给此时的长安城遮盖上了历史的面纱，一座熟悉而又神秘的古代都市的历史等待我们去探究。

东汉末年，风云际会，豪强争霸，东汉政权名存实亡。董卓乘机进京，杀何太后，大权在握，改变了汉末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状况，此时的汉献帝仅仅是豪强们利用的傀儡。既得利益的董卓引起了诸豪强不满，纷纷起兵讨卓。为避免腹背受敌，董卓决定挟帝西迁。于是，初平、兴平的六年，实际上是五年零五个月（190年2月到195年7月）^[1]，长安城又做了一回帝都。这六年使我们有更多的材料来还原东汉末年的长安城状况，同时这时的长安又为魏晋时代长安城奠定了基础，我们想研究魏晋之长安，必定要看东汉末年留下了怎样的一座城市。翦伯赞先生亦称董卓之乱是三国鼎立局面之序幕^[2]，这段历史与曹魏长安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献帝迁都前的长安

董卓迁都为避免自己腹背受敌，但他也为自己找到很多借口，他以“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的地利为说辞，甚至以谶纬为反驳大臣的依据，坚持十一世迁都。虽说当时“公卿莫敢言”，但仍有像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者，向董卓进言，痛陈迁都之弊。杨彪说“长安宫室败坏，不可卒复”，“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3]司徒杨彪说长安城的宫室已经无法修复了，难免有夸张的成分，因为他想说服董卓不要迁都。但同时又可见，虽然离赤眉之乱已有近170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当时人的认识里赤眉军对长安城的破坏程度之深，他们认为长安城已经被破坏得无法再作为都城了。王莽及更始时，长安城的破坏程度到底有多严重，东汉一代对宫室又是否有过进一步的修缮，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对汉献帝前长安城市状况的认识。

王莽地黄四年（23），长安中起兵攻打未央宫，这年九月，东海人公宾斩杀王莽于渐台。“初，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4]后来，更始帝都长安，居长乐宫。长乐宫的前身是秦兴乐宫。汉高祖初年，在丞相萧何主持下，改建秦兴乐宫为长乐宫。刘邦始在此处理朝政，但惠帝以后长乐宫主要是太后住所。未央宫才是西汉一代皇帝朝会之所，只是此时未央宫被焚，所以更始帝移居长乐宫。根据这段史料，长安城大部分宫殿还是完好的，等到赤眉之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建武二年春正月（26），“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国陵，寇掠关中”^[5]，“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6]这里没有具体指出是哪座宫室，其实指的就是汉长安城的所有宫殿，这把火使得一座曾经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顿时残败不堪，虽在隋代之前仍未弃用，但西汉一代的盛世之景不复存在了。

东汉一代，虽然长安城不再作为都城，但两汉毕竟一脉相承，都是刘氏的天下。东汉的皇帝经常会谒高庙、祀十一陵于长安，虽然对长安宫室记载并不详细，但可见长安城的地位是除洛阳以外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光武帝，不仅多次“谒高庙，有事十一陵”，建武十年（34）修理长安高庙^[7]，十九年（43）修葺长安宫室^[8]。东汉对长安城的重视，一是因为长安的地位特殊，西汉都关中，盛极一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且十一世帝陵全部在长安周边，是刘氏根基祖脉所在；二是长安虽不为都城，但东汉诸帝经常行幸长安，往往还会住数月的时间，这里没有一定规模的行宫别苑是不合理的。东汉诸帝幸长安，不仅仅是谒高庙，还常“西巡狩”。《后汉书》的帝纪记载了光武帝、明帝、章帝都曾幸长安，而后西巡狩，这时的长安宫室就起到的是行宫别苑的作用。永平二年（59），汉明帝幸长安，拜谒完祖先后，“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9]，可见更始赤眉之乱虽然破坏了长安城，都城迁走了，但长安城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仍然还要继续，府衙官吏一如往昔，有破坏必然也会有建设，这座破败了的城市还是在随着历史发展着。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冬十月甲申，行幸长安，所过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赐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宫，会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劳赐作乐”^[10]。这时的未央宫显然可以居住。除了光武帝时对宫室进行修葺外，虽然没有更具体对宫室修缮的记载，但看到东汉皇帝在长安活动的频繁程度，有理由相信，长安宫室作为行宫别苑，必定有过多次不见于史料记载的维修，京兆尹的官员也有着看护这些宫殿的职责。尤其是未央宫，虽然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对其的修葺既有必要也有可能^[11]，否则将会影响到皇帝的行幸活动。只是这些看护与修缮，远没有前朝的系统和规模，西汉长安宫室的胜景不再。

二、献帝迁都之际的长安

汉献帝虽贵为一国之君，但实际上连迁都之事都要受制于他人，他也只是董卓谋权夺利的一枚棋子而已。虽然司徒杨彪在劝董卓不要迁都时提到长安宫室不可卒复，多少有着夸张的成分，但长安城的确已经是繁华不再。《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中记载：“初，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京兆府舍，遂便时幸焉。后移未央宫。”^[12]《资治通鉴》载：“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居京兆府舍，后乃稍葺宫室居之。”^[13]京兆府是当时京兆尹的官署，府舍便是官员住所，胡注称“师古曰：《三辅黄图》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东入故中尉府”，皇帝来了就只能先下榻官署，宫室需要修葺才能入住，可见当时汉长安城的宫室状况不佳，不能随时入住。献帝迁都长安，宫室却不能马上利用，官署只是暂时住所，此时长安城官员的重要任务就是修缮宫室，汉长安城众多的宫室，历时较久，估计多有损坏，同时修葺一新达到帝都皇宫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于是，未央宫作为皇帝朝会的重要场所，被首先修缮并使用。初平三年四月（192）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这里的未央殿就应该是未央宫的前殿，位于未央宫的正中，是未央宫主体建筑，其正室称之为宣室。董卓也便是在此次朝会时被刺杀于未央殿。

此时长安城的损毁，与上文中东汉一代对长安城有修护与看护是不矛盾的。因为长安城作为一座实际存在的城市，它站立在关中平原已经有近四百年之久了，各种建筑会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出现问题。修缮和看护的主要效果，往往不是使一座城市永远不会出现损毁的现象，而是当这些建筑出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的修补。修缮和看护是使它能够更长久保持良好状态，而不是永远不会出现问题。实际上即便是作为都城的城市，它的建筑也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汉献帝定都长安的六年间，应该说，此时长安城的维护较之前更有保障，但此类问题还是出现了。《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中载：“（东汉初平四年，193）长安宣平城门外屋自坏。”^[14]“（东汉兴平元年，194）冬十月，长安市门自坏。”^[15]宣平门是汉长安城东侧三门之一，此三门自北向南分别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宣平门是最北侧的城门，而市门没有如此明确。汉长安城设有东西两市，东三市西六市，东市商贾云集，西市分布手工业作坊。东西两市由横门大街相隔，位于长安城的西北隅，汉长安城西北隅因为地形原因，是依渭河走向而建，呈东北西南向。该市门应该是东市或者西市的门户。这两条资料虽简略，只陈史实不具详情，但都强调了“自坏”二字。意思很明确，既不是战争破坏，也不是遇到自然灾害，只是建筑到了一定年限，自然损毁的。

综上所述，献帝迁都之际的长安城，经过东汉一代逐渐缓慢的修缮和建设，赤眉之乱的损坏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补，其影响已不是十分明显，但由于不再是都城，其昔日的繁华早已不再。

而长安城所在的三辅地区，在摆脱了更始赤眉之乱后，经过近一百七十年的发展，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后汉书·董卓传》载：“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16]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京兆尹十城，户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四；左冯翊，十三城，户三万七千九十，口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右扶风，十五城，户万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万三千九十一。^[17]总共是户十万七千七百四十一，口五十二万三千八百六十。十万七千多似乎还算不上数十万，这个数目远小于西汉一代人口鼎盛期的数量，但大于西晋时代三辅七万的户数。汉献帝迁都之际的长安城，人口还是相对稳定，人民比较富庶的。“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傕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18]该史料记载的是李傕想杀王允为董卓报仇，却因害怕左冯翊右扶风二郡反，而要招抚宋翼、王宏二人。文中提到三辅地区“民庶炽盛，兵谷富实”，说明东汉末年三辅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是比较好的，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继续发展，有前朝的积累，也有社会较稳定的原因。虽然不再作为都城，但是关中平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忽视这块土地，更何况长安西汉王朝的龙兴之地；长安城中的老百姓也基本是安居乐业的，毕竟离赤眉之乱已经有了近一百七十年时间，虽然曾经损失了大量的劳动力，农田多遭废弃，但其影响在不断淡化，况且关中地区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也是有名的天府之国，位于渭河谷地上，地势平坦，有“八水绕长安”的丰富水资源。总的来讲，迁都之际，三辅地区已从战乱中摆脱出来，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长安城也稳定地发展着，只是长安城中的宫殿、官署、城墙、城门、道路等历时较久，远比不上西汉了。但长安城仍不失为一座“大城市”，只是董卓之乱及之后的战事却给长安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曹魏时期的长安城便是继承了此时的长安城。

三、李傕、郭汜对长安的破坏

董卓迁都的计划成功实现，控制汉献帝，把持朝政。但他清楚自己所做之事为豪强所不服，于是他给自己准备好了退路，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19]这里提到了两个坞堡，一个在长安东，一个是郿县著名的“万岁坞”。董卓既没像赤眉军一样放火烧西京，也没像后来他的部下李傕、郭汜一样斗于长安城，他只是囤积财富，搜刮长安老百姓，据《后汉书》载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这使得长安百姓原本还算太平的生活贫苦交加，本地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董卓吃喝玩乐，又残暴贪婪，可以说是恶贯满盈了。终于在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于是在献帝大会未央殿时，吕布与士孙瑞诛杀董卓于朝堂之上。

1.长安城遭围城八日

董卓被诛，但董卓之乱并未结束。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借为卓报仇之名，引兵而西。王允得知，便派遣董卓的旧部胡轸、徐荣迎战于新丰（在今西安临潼区），徐荣战死，胡轸率众投降。这样，李傕沿路收兵，等到了长安城，便有十余万的兵力。到长安后，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反，与傕、汜合围长安城。这次围城的时间并不太久，《三国志》记“十日城陷”^[20]，而《后汉书》中载：“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21]，虽范书成书晚于《三国志》，应以后者为准，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指出此处应从范书，也就是攻城八日而陷。又因《后汉书·孝献帝纪》载六月戊午日，长安城陷^[22]，可以推测诸叛军围城的时间是初平三年五月二十四到六月初一，也就是公元192年6月21日到6月28日这八天。虽说此时的长安城由于赤眉军的破坏和东汉一朝的失落而状况比较破败，但偌大一个长安城，八天的围困对其破坏还是有限的，老百姓、皇帝和官宦们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而更大的破坏恐怕是出现在长安城陷落以后了。

攻城八日不得破，“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众得入”^[23]，汉代人称蜀为叟，吕布军内蜀兵叛变，引李傕部入城。由于长安城是因为叛兵内应而得以攻陷的，虽然吕布曾出城迎战，但史料中并无记载说围城的八天里，有过大规模的进攻。没有大规模的战事，也就意味着在此间，长安城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军队由城门而入，更加显示了围城造成的损失可能远在城陷之下了。

2.长安城惨遭劫掠，出现“人相食”现象

李傕、郭汜入城后，放兵劫掠，死者万余人，长安城一片狼藉。^[24][25]李傕放任手下，烧杀抢掠之事的状况肯定十分严重。此时长安城的老百姓有很多一部分是被迫从洛阳迁徙过来的，刚刚安顿下来，更谈不上有什么财物，能够保障基本的生存就不错了。董卓来到西安，想必也对长安城百姓进行了搜刮。生活本已十分艰辛的长安城老百姓，万没有料到，一场劫掠又指向了他们。动荡时代的老百姓生活窘迫都是其次，生命的权利随时都会失去，可谓悲惨。

长安城陷，李傕、郭汜受封，但他们仍然杀死了司徒王允为董卓报仇。王允既死，大权落入李傕、郭汜、樊稠手中，他们在长安城内划三区而治，各自为政，但边界今天无从考证了。“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26]可见烧杀抢掠并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李、郭进城后，这样的情况就没曾间断过，老百姓不堪其扰。兴平元年（195），又发生了一次长达数月的旱灾，天灾人祸并至，长安城出现了可怕的“人相食”现象。关于这次灾害原因的表述，《三国志·董卓传》载“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后汉书·孝献帝纪》载“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秋七月）”；范书《董卓传》记“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后汉纪》曰“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于是谷贵，大豆一斛至二十万”。简单说，这次灾害原因是天灾、人祸。天灾是自四月到七月长达三月的干旱天气，人祸是傕、汜、稠所部劫掠剽取导致百姓不堪其扰，财物也多被搜刮得一干二净。《三国志·董卓传》说“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后汉书·董卓传》记“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后汉书·孝献帝纪》载“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后汉纪》载“于是谷贵，大豆一斛至二十万。长安中人相食，饿死甚众”。这几条史料描述的情况基本相似，粮食紧张，价格上涨，人相食，长安城尸骨铺路，臭气冲天，一片惨败景象。天灾人祸导致百姓生命堪忧，作为一国之君的汉献帝，虽体恤百姓，出太仓米豆，为百姓作糜，只是历来官吏中就不缺乏视百姓性命为草芥者，老百姓的处境仍然十分的艰难。人口在这次灾难中又一次大幅减少，详细的数据难以考证。

3.李傕、郭汜相斗于长安城

兴平二年（195）春天，李傕想独霸政权，杀了樊稠，于是引起诸将之间的猜疑，因而发生了李傕与郭汜的火并战争。郭汜欲质汉献帝于其营，结果走漏风声，被李傕抢先，劫持了天子。于是郭汜只好质公卿大臣。汉献帝既出宫室，李傕便放兵烧掠宫室，抢劫财物。《三国志·董卓传》：“傕质天子于营，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置其家。”^[27]《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更为丰富一些，“帝于是遂幸傕营，彪等皆徒从。乱兵入殿。掠宫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宫府居人悉尽。”^[28]李傕不仅对宫室进行洗劫、焚毁，同时被毁的还有长安城的官府，甚至民居，《后汉纪校注》：“是日天子幸傕营。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置其营，遂放火烧宫殿、官府、民居悉尽。”^[29]这次洗劫使得本来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的长安城又受到一次重创，长安城作为献帝帝都的历史就要结束了。郭汜虽没有像李傕一般焚烧宫室，但一样用各种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将伍习夜烧所幸学舍，逼胁乘舆”。^[30]在东汉末，诸强奋战的动乱时代，烧杀抢掠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这次灾难不仅止于烧掠宫室，李、郭二人，一人质天子，一人劫公卿，互不相让。他们以此为筹码，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火并战争，直到陕州张济前来劝和。李郭二人在长安城是划区而治的，各自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本来是同盟却一夜之间成为敌人，长安城就成了他们战争的牺牲品。不仅宫室、官府、民居被毁，大量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建筑破坏，人口流失，田地荒于战火，关中一片硝烟，长安一片废乱凄凉。“傕乃自为大司马。与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31]“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32]经过东汉一代缓慢恢复的长安城，再一次陷入战火，本已富庶的关中经济又一次惨遭破坏。有悲观的看法认为，李傕郭汜之乱后，关中经济彻底残破。^[33]一座城市的发展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需要普通老百姓数百年的辛勤劳作，但一片繁华却可以在几年间就毁于战火。东汉末的长安城就是这样的例子，更始赤眉之乱使西汉极度繁华的大都市没落了，东汉一代，长安城慢慢地在复苏在发展，虽然富庶程度远不及西汉，但已经是安定殷实了。东汉末董卓之乱，主要是随后李傕郭汜相斗于长安，却将这片富庶毁于一旦。汉献帝走了，长安也在战火中沉静下来。留给历史的是一座荒凉破败的长安城。

结　语

东汉末年，豪强并起。董卓在此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董卓掌权，一声令下，胁献帝迁都长安。长安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赤眉之乱后的长安城，不再作为都城。经过东汉一代的发展，本已民庶炽盛，兵谷富实，虽然不再有西汉的繁华，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董卓迁都，给长安城带来的是六年的动乱，董卓贪婪残暴，老百姓已是苦不堪言。既被诛，其旧部李傕、郭汜又围困长安城，陷长安城后劫掠，分区而治，恶事做尽，又加之天灾，使长安城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而后李郭集团内部的矛盾，将战火直接引到了长安城内，李傕放火焚烧长安宫室、官府、民居，二人相斗数月，长安城再次陷入战火，死伤老百姓不计其数，长安城本已谷价上涨，民不聊生，人相啖食，臭秽铺路，旱灾饥荒中幸存的百姓又有部分丧命于战火。能够活下来的百姓，大多选择流亡，而弱者相食，等待命运对其选择。长安城空四十余日，二三年间，关中不复人迹。

汉献帝定都长安的六年，是长安城又一段悲惨史。这个帝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不是繁盛的代名词，不是富庶的标志，而是战争灾祸的集中地。长安城又一次惨遭破坏，留给后代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长安城，要想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达到前代的繁荣，已经没有可能。后代的这座城，虽仍然做过都城，历经数代修补，但繁盛不可复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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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70页。

[5]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页。

[6]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83页。

[7]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页。

[8]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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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纪五十一》，[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912页。

[1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4页。

[15]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7页。

[16]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1页。

[17]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03—3406页。

[18]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77页。

[19]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29页。

[20]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1页。

[21]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33页。

[22]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2页。

[23]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页。

[2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2页。

[25]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33页。

[26]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36页。

[27]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3页。

[28]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36—2337页。

[29]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书校注》卷二十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0页。

[30]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8页。

[31]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38页。

[32]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1页。

[33]　马雪芹：《东汉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