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遗址：古都大遗址测量结果和考古发现

汉长安城的城墙

吴晓虎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生）

一、汉长安城城墙弯曲问题的由来

在中国历代都城中，西汉长安城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秦都咸阳遗址被改道后的渭河侵蚀而损毁的情况下，西汉长安城遗址成为保留至今最古老的完整古都大遗址。虽然经过了漫漫两千多年，西汉长安城遗址依然能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然而，西汉长安城又是一座谜一般的城市。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座都城，其形制与布局与当时及前代的营造模式有着不小的出入。后人勘探的结果又与历代流传的记录形成矛盾。正因如此，西汉长安城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学者热情关注。

西汉长安城的文献记载十分丰富。《史记》与《汉书》当是最早详细记载西汉长安城的史学专著。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从文学的视角直观地展现了西汉长安城的风姿。汉以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魏王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敏求《长安志》，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等，有关西汉长安城的大量记载，为后代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考古学和近代史学的传入中国，西汉长安城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初期，日本、法国、美国等外国学者开始对西汉长安城及帝陵展开调查。5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西汉长安城展开不间断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学的引入以及西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深入又给当代学者提供了前人不曾获得的直观资料，推动了建国后对西汉长安城的研究工作。建国后，多位学者对西汉长安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众多专题论文外，还出版了不少专著。其中文献整理方面主要有陈直《三辅黄图校证》、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主要有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刘庆柱和李毓芳《汉长安城》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系列考古报告《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长安城桂宫（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和《汉长安城武库》，综合研究方面主要有刘运勇《西汉长安》、张永禄《汉代长安辞典》等。这些文章和著作所探讨的内容涉及西汉长安城都城制度、城市布局、政治活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风尚习俗各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西汉长安城的辉煌。

西汉长安城是一座不规则的城市。《周礼·考工记》中对都城的建设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然而，西汉长安城的营建却不是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标准来的。以城市周长为例，西汉长安城平面略成方形，《后汉书·郡国志》载长安城周长为六十三里，经纬各长十五里。近年的测量结果显示，汉长安城周长25700米，北城墙7200米，西城墙4900米，南城墙7600米，东城墙6000米。^[1]以一汉尺23.1厘米计算，六十三汉里合今26195米。可见《后汉书》的数据是可靠的，同时也反映出汉长安城的规模并没有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标准营造。这种差别也是历史的必然，长安作为大一统的中央帝国都城，其规模和人口必然大大超出以往的任何时期的都城。

《周礼·考工记》中首先提到“方九里，旁三门”可以理解为都城建造应首先修建城墙，确定城市的大小。然而，汉长安城的营建却相反。

公元202年2月，刘邦即皇帝位，建立汉王朝，并定都洛阳^[2]。但不久，刘邦听从娄敬等人的劝告定都于关中。关中原有众多前秦宫室，虽多有损毁，尚可资利用。因此，汉长安城就在秦代宫室的基础上开始营建。汉长安城最早的建筑是长乐宫。长乐宫的前身即是秦兴乐宫。由于有兴乐宫的基础，因此工程进程很快，汉高祖五年（前202）闰九月动工，七年（前200）二月就已建成，用时仅一年半时间。建成之后，都城迁至长安，并举行盛大的朝仪^[3]。

汉长安城先起宫室，这与《周礼·考工记》中的建城顺序不同，最终导致汉长安城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方形城市。正是这种不规则的城市形制，引起了后人的注意。自魏晋以来，有关汉长安城形制的说法不断出现，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斗城”之说。“斗城”说给汉长安城加上了“法天象”的美丽光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一说法。历朝历代都有人质疑“斗城”说的可靠性，这成为汉长安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二、汉长安城各段城墙弯曲的原因

长乐宫修建完成后，又立即着手未央宫和都城其他基础设施的建造。高祖九年（前198）未央宫建成，前后不到两年。刘邦在世时，长安城并没有修建城墙。筑城墙是在汉惠帝时，惠帝元年（前194）开始兴建，其后陆续修筑，至惠帝五年（前190）筑成^[4]。由于长乐宫与未央宫紧邻龙首原，城墙顺应地形不得不修成不规则的形状，这样南城墙未央宫旁的一段比长乐宫旁的一段偏南。那么当初修建未央宫的时候为什么要修得比长乐宫偏南呢？

兴修未央宫时，汉朝国力逐渐昌盛，未央宫的奢华超过了长乐宫，甚至一度引起了高祖的不满。在用水方面，未央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能够有充足的饮用水，同时还要用于景观和城市储水。那么，未央宫的选址过程中，水就成了一个关键的条件。长乐宫修成后，明渠担当着为长乐宫输水的作用。未央宫的供水与水库建设也是围绕着明渠展开的，明渠从泬水引水先向东后折向北，又向东流经石渠、天禄两阁旁，武库、长乐宫北，由清明门出城^[5]。未央宫内修建的用来美化环境和蓄水的沧池就位于明渠拐弯处，沧池在明渠的南边。沧池的最南端已经比长乐宫的南墙更靠南，所以未央宫比长乐宫靠南也就不奇怪了。修建沧池没有选择明渠北部应与明渠的流向有关，明渠在此又东折向北，如果沧池选择在明渠北侧被明渠局限在未央宫西北角一隅，有碍观瞻。所以最终选在了明渠的南侧。这样的位置关系致使惠帝筑城墙时出现长安南城墙的转折。归根结底，对南城墙的曲折起关键作用的正是未央宫内沧池的位置。

汉长安城的西城墙是四面城墙中最短的。据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汉长安城西城墙长4900米。西城墙也是四面城墙中弯曲程度相对小的一侧。主要有两处弯曲，一处位于南段，即直城门以南至城墙西南角。此段弯曲是受未央宫与城外泬水共同影响所致。首先未央宫兴修在先，未央宫在兴修时力求奢华以示君威，故此未央宫的西界已经逼近泬水及其枝津，所以后来建城墙时就必须在未央宫与泬水及其枝津之间修造。其实，这样建造城墙并不会引起弯曲，可偏偏泬水的直流在直城门以北发生了小小的向长安城方向的弯曲。由于南段未央宫过于接近泬水，导致城墙不得不在直城门这里向内弯曲。否则，未央宫的西墙就会暴露在城墙之外。受泬水枝津的影响，西城墙北段只能向东偏移，否则就得横跨泬水之上，不利于长安城的建筑和防御^[6]。西城墙北段的弯曲在整个长安城的西北角。西城墙在雍门以北折向东北，又在横门转向正东。历史上有人认为这是受渭河流向所决定。然而，汉长安城建成时渭水尚在长安城横门外三里^[7]，西北角的形状当然不是受渭水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实这也是受泬水枝津流向的影响，泬水枝津在北流后又转向东北。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本来就不富裕的土地资源，同时利用泬水枝津充当城壕以拱卫都城，长安城墙只能选择将城墙西北角建筑成非直角的形状。

据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汉长安城北城墙全长7200米。汉长安城的北城墙是转折最多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转折始终是汉长安城的一个大谜团。关于长安城的传说中，最知名的“斗城”说，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北城墙而言的。斗城说最早并非出现在汉长安城营建的汉代。据现有资料来看，《史记》《汉书》并没有关于斗城的记载。《三辅黄图》《三辅旧事》和《周地图记》等魏晋时的著作认为汉长安城的形状是建成时有意为之，这应是所谓“斗城说”的源头。这一说法在元代以前一直很盛行，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和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等著名志书都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元代李好文在其所著《长安志图》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汉长安城南城墙为南斗，北城墙为北斗，从城的平面形状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汉书》以及班固《西都赋》和张衡《两京赋》都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一说法缺乏根据。当代学者中也有人认同“斗城说”，如陈喜波与韩光辉在其文章中指出：“既然汉长安城经过规划，就不能轻易否定‘斗城’说。”^[8]两位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汉长安城经过规划与将汉长安城有意规划成“斗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北城墙的弯曲是受汉朝时城北的泬水枝津的流向影响。^[9]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采用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平直城墙？这就和城墙的防御功能有关。在北段城墙注定不会平直的前提下，规划者设计成不规则的弯曲状旨在增加城墙的受敌面也能做到多角度的远程兵器的覆盖。这样既顺应了地势，又加强了城市防御。

按说“斗城”说能够满足中国古代帝王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可是汉代的史书与其他文献并没有关于“斗城”说的记载，更可见其不可信。汉长安城的修建历经多位皇帝，其中汉武帝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崇饰，这其中也有在宫殿建筑中模仿自然景物的，如武帝时所修建章宫太液池中的蓬莱、瀛洲和方丈三岛。这些都被当时的史书忠实记载。^[10]从另一个角度讲，假设“斗城”说在当时真的存在，而司马迁和班固并没有把它写进各自的史书，那么，当时的皇帝定然会命他们或者别的文人写进去。总之，“斗城”说如果存在而不被史书及其他文献记录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所以说，“斗城”说在当时应不存在。

汉长安城的东城墙可以说是规划最为规整的。据刘庆柱在《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的记载全长6000米，宣平、清明、霸城三座城门均匀分布。整段无一处转折。究其原因还是地理环境决定的，东城墙所在地区夹在渭水与龙首原之间的平原上，没有任何地势阻拦。兴修城墙之前，长安城已经修建了长乐、未央等宫殿，东城墙基本上是沿长乐宫东界向北延伸。长乐宫以北当时并无宫殿，明光宫的兴修在武帝太初四年时^[11]，其时东城墙也已修成。因此，惠帝兴修城墙时东城墙所面临的障碍是最小的。

也许正是东城墙的平直使得人们疏忽了它在汉长安城规划时的重要意义。东城墙的平直，三座城门的均匀分布，定是当时有意为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当时的规划者希望四面城墙都是平直的呢？可惜由于长安城所在地区相对狭小，同时已有宫殿建成在先，又有水道环绕。因此，南、西和北城墙都或多或少的弯曲。否则，如果强行在此地营建如《考工记》所载的正方形都城，都城面积会比现在的汉长安城小得多，而且一部分已建成的宫殿会暴露在城墙之外。正是基于实现都城土地的最佳利用，在另外三面城墙不能满足构想的情况下，只有平直的东城墙实现了规划者们的心愿。

结　语(www.chuimin.cn)

论及汉长安城墙弯曲的成因，我们必须要首先明确城墙的用途。城市多修在地势平坦之处，四周并无险阻可守，使得城市在敌军面前非常的脆弱，这就要求修建人工设施来防守城市。所以，城墙的首要功能是防御，而不是装饰。其次，城墙的建立固定了城市的范围，也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界限。都城的营造者自然希望通过城墙占有最可能多的土地，以营造宏伟的都城。

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前文中所说的“斗城”说。我们再次假设“斗城”说成立，当时的规划者是要“法天象”筑长安城，并有意将北城墙筑成北斗形状，南城墙筑成南斗形状。那么，我国古代人认为的主东面和主西面的天象为什么不用在东西两面城墙上？而偏偏偏袒南北两面城墙呢？南北两面城墙如此的尊贵，而留一道平直无华的东城墙在一旁岂不是不协调？所以，“斗城”之说在汉代必然不存在。

从城墙营建的角度看，汉长安城在营建的过程中确实有过系统的规划，但却绝非像后代文人附会的那样“法天象”。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汉长安城并没有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所载的标准修造。但是，汉长安城在规划的时候一定是参考《周礼·考工记》的。《考工记》所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在汉长安城中还是有所体现的。首先，“旁三门”在汉长安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汉长安城四面共十二座城门，每面城墙三座城门。另外“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汉长安的礼制建筑主要位于城南，九庙位于东，社稷位于西。这就是所言的左祖右社了。长安城内宫殿大体位于南，闾里和市大体位于北，这也就符合“面朝后市”。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受汉长安城选址地周边环境的影响，汉长安城可支配的土地资源有限，客观上限制了规划者的发挥。但是汉长安的规划者并没有拘泥于《考工记》的成例，通过各段城墙的弯曲实现了都城面积的最大化，为后来历代崇饰长安城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汉长安城城墙在建造之初即有规划。南城墙的曲折主要受未央宫的位置所限，归根结底是沧池的位置决定了未央宫相对长乐宫靠南的位置关系。西城墙的弯曲受未央宫西界以及泬水枝津流向的影响，弯曲程度相对较小。北城墙的弯曲大体与泬水枝津的流向对应，可看做是受后者影响的证据。北段的弯曲还考虑到了城市防御的需要。只有东城墙没有曲折，这也正是汉长安城经过系统规划的明证，更是否定“斗城”说的重要论证。

汉代修建长安城墙时，规划者因地制宜，以长安周边环境为基础，为实现都城土地的最佳利用，灵活的规划长安城，并不死板地照搬前人的经验，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划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J].考古，1996(10)。

[2]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3]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

[4]　《史记·卷九·惠帝本纪》。

[5]　李令福：《论西汉长安城都市水利》。

[6]　王社教：《汉长安城斗城由来再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7]　《水经注·卷十九·渭水》

[8]　陈喜波，韩光辉：《汉长安城“斗城”规划探析》，《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9]　王社教：《汉长安城》，西安出版社，2009年。

[10]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11]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卷三·北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