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圜丘的文化地理学解读

唐长安城圜丘的文化地理学解读——以《全唐诗》中39首与圜丘有关的诗歌为中心

康建军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生）

悠悠苍天，曷其有极，上天的神秘莫测使得古人对他顶礼膜拜，下至黎民百姓，上到庙堂高官，甚至贵为天子也，概莫能外。祭祀上天，是对昊天的最高礼仪。圜丘祭天，始于远古时期。相传有虞氏的远古部落领袖舜，冬至大祭天于圜丘。周代礼制则明确规定，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导言：圜丘与圆丘、唐天坛与唐长安城圜丘的辩证

圜丘，又名圆丘^[1]，自元代以后俗称天坛，从建造伊始，就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哲学内涵，也成为皇权至上和神权至尊的体现。即使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至此也要走下玉辇，脱去龙袍，换上祭服，虔诚跪拜。步入天坛，只觉一片空旷，仿佛能听见天的呼吸^[2]。在封建王朝中，祭天是沿习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丰富、礼制最严、规模最大的宫廷祭祀。“天子祭天”的礼仪源于西周，而专门建坛应是西汉开始的。汉代“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圜丘为八陛，北周“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节”，可见北周的圜丘已变为12陛，隋唐圜丘12陛的制式应是继承了北周的传统。由于封建王朝祭祀昊天上帝的行为属于最高规格的礼仪活动，因此天坛在皇家礼制建筑中的地位相应极其重要。安家瑶先生通过实地发掘认为，与北京的天坛比较，西安唐长安城圜丘更具有价值，北京天坛只有5.4米高，西安唐天坛高8米，全圜丘皆由土夯筑而成，未用一砖一石；北京天坛只在四面有台阶，西安唐天坛12面都有台阶，更符合周礼礼治，并且是符合周礼礼治、留存到现世的唯一的建筑实物证据。

《辞源》“圜丘”一词音yuánqiū。“圜”yuán有两个意项：（一）天体；（二）通“圆”。解“圜丘”为“古时祭天圆形高坛”，并引《周礼·春官·大司乐》解释：“凡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又有疏：“土之高者曰丘……圜者，象天圜。”而huán音只有一个义项：围绕，并举“圜流”为例解为“水环流”。^[3]

《辞海》收录“圜”字也有两个读音，“圜丘”的“圜”亦读yuán。兹引录如下：①yuán指天体。《易·说卦》：“乾为天，为圜。”《楚辞·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圜丘”意为：“古时祭天的坛。”亦引《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引贾公彦疏：“《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②huán通“环”。环绕。《列子·说符》：“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4]这两部权威性工具书都收录了“圜丘”一词，并明确了“圜”在“圜丘”中应读yuán，这与字的原始意义更为贴切。《汉语大辞典》也收①yuán②huán二音，“圜丘”等多数词都读yuán，仅“圜抱，圜视、圜围”读huán。说明读“圆丘”才是“圜丘”规范的读法。^[5]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祀天这一专有领域内，圜丘与圆丘是完全同音且同义的，只是有写法上的不同。在文献的记载里，由于书写者的习惯不同而导致了这两种写法并存且长期保存了下来。

唐长安城圜丘习称唐天坛，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类编长安志》记载：“唐长安明德门东南一里有更衣殿基，又东南一里有圜丘，高一百二十尺，周回三百六十歩，分三级，十二分野，俗呼为坛冢拜郊台。”^[6]唐长安城圜丘还有附属设施诸如黄帝赤帝二坛：在明德门外东南圜丘左右。^[7]以上建筑都在当时唐长安城城南的南郊近城偏东方向。

南郊：在长安城南，圜丘以象天，岁时以奉祭祀。成帝始奉祀上帝于长安城南。^[8]

百神灵星三坛：《长安志》云“在明德门外南郊左右”，古迹犹在。^[9]

在唐代人眼里，其实圜丘和南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如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曰：“六天出于纬书，而南郊、圆丘一也，玄以为二物”^[10]；又如：《经》称“郊祀后稷”，王肃以郊、圆丘为一，玄析而二之，曰圆丘，曰郊，非圣人意^[11]。或者郑玄是从词义和辨析上讲，汉王肃和唐许敬宗是从实际应用和操作程序上讲的。

唐长安城城墙穿越今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唐长安城圜丘坐落于校区南墙外，始建于隋代，是唐代皇帝祭天之处。圜丘为四层圆坛，白灰抹面，每层圆坛都设有十二陛（台阶），均匀分布在圆坛四周，呈十二辰分布。午陛（南阶）比其他十一陛宽，是皇帝登坛的阶道。唐长安城圜丘“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而五减之，至于五丈，而十有二陛者，圆丘也”^[12]。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颁布的开元礼^[13]，是集前人之大成而相对完善的礼仪制度，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开元礼明确了唐代五礼之仪：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和凶礼。吉礼共有55项礼仪，前四项都是祀昊天上帝：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上辛祈谷于圜丘，祀昊天上帝；孟夏之月大樗雩于圜丘，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由此可见，祀天祭地是古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而祀天的礼仪主要是在圜丘上进行的。隋朝2位皇帝和唐朝19位皇帝（含武则天，无顺宗、哀宗^[14]）都亲自在这个圜丘上进行过祭天活动。

唐以后圜丘废弃，坛体保留至今。199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研究员主持发掘唐长安城圜丘遗址，圜丘整体较为完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帝祭天礼仪建筑实物，比北京天坛早1000多年，是国内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处早于清代的圜丘实物证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说，唐长安城圜丘是一处有着典型意义的文化地理标志物，多次出现在唐代诗人和文人的笔下，寄托了他们种种的情愫；《全唐诗》中明确与唐长安城圜丘相关的39首诗歌，就具有了可代表性，用以研读唐长安城圜丘的文化地理学内涵。

图1　唐长安城圜丘遗址全貌——自南往北拍摄

一、圜丘俟燔柴，帝业膺天命——诗歌中祀天仪式的文化地理学意蕴

《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四坎、坛，祭四方也。”郑玄《注》：“坛、折，封土为祭处也……寒于坎，暑于坛。”孔颖达《疏》：“燔柴于泰坛者，谓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马睎孟云：“燔柴于泰坛，所谓‘祭天于地上圜丘’。”孙希旦《集解》：“燔柴所以降天神……泰坛者，南郊之坛也。泰者，尊之称也。坛以言其高……则知泰坛之为圆矣。”^[15]

凡祭祀之节有六：一曰卜日，二曰斋戒，三曰陈设，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庙之晨裸，六曰进熟、馈食^[16]。《全唐诗》^[17]开篇就有关于圜丘郊祭的诗歌，这些对于我们反观当时的祭祀上天盛典有莫大的帮助。当时的圜丘祭天典礼仪式、所用物品、斋戒制度等都可以直接从诗歌中窥得一斑。在其第十卷里，连续有十九首以“圜丘乐章”命名的诗歌，作者无载^[18]，其中《郊庙歌辞·祀圜丘乐章》8首，《明皇祀圜丘乐章》11首。为了讨论方便，分为两组。

第一组《郊庙歌辞·祀圜丘乐章》8首，大多写了在郊庙进行圜丘祭天典礼时所采用的雅乐正声、典章制度、敬献牺牲等内容，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盛况有一定的帮助。择要如下：

卷10第1首《豫和》篇有：“上灵眷命膺会昌，盛德殷荐叶辰良。”

卷10第2首《太和》篇有：“礼惟崇德，乐以和声。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卷10第3首《肃和》篇有：“阳播气，甄曜垂明。有赫圜宰，深仁曲成。”

卷10第4首《雍和》篇有：“云门骇听，雷鼓鸣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卷10第5首《寿和》篇有：“八音斯奏，三献毕陈。宝祚惟永，晖光日新。”

卷10第6首《舒和》篇有：“已奏黄钟歌大吕，还符宝历祚昌年。”

卷10第7首《凯安》篇有：“大赉下周车，禁暴开殷网。幽明同叶赞，鼎祚齐天壤。”

卷10第8首《豫和1》篇有：“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简兮祚休征。”

在祀圜丘乐章的重吟叠咏里面，我们看到了祭天仪式的辉煌浩大；从云萦雾绕之中的神仙牌位、神厨供器、笾豆祭品，我们看到了盛唐王朝的富庶与雍容，以及祭天大典所带给文武百官们巨大的心理震撼。

第二组《明皇祀圜丘乐章》11首^[19]，这组诗歌应该是在唐明皇李隆基（685—762）主政期间某次或某几次圜丘祭祀时所用的，乐章题目当为后人所加，小的分节题目则体现了当时森严的祭祀程序与规则，这些诗歌应该可以配合着当时的丝竹乐曲而演唱或颂读。

卷10第21首《豫和》篇有：“至矣丕构，烝哉太平。授牺膺箓，复禹继明。”

卷10第22首《太和》篇有：“郊坛斋帝，礼乐祀天。丹青寰宇，宫徵山川。”

卷10第23首《肃和》篇有：“簠簋聿升，牺牲递荐。昭事颙若，存存以伣。”

卷10第24首《雍和》篇有：“禋尊晋烛，纯牺涤汰。玄覆攸广，鸿休汪。”

卷10第25首《寿和》篇有：“六变爰阕，八阶载虔。祐我皇祚，于万斯年。”

卷10第26首《寿和1》篇有：“功格上下，道冠农黄。郊天配享，德合无疆。”

卷10第27首《寿和2》篇有：“上帝来享，介福爰臻。受釐合祉，宝祚维新。”

卷10第28首《舒和》篇有：“六变云备，百礼斯浃。祀事孔明。祚流万叶。”

卷10第29首《凯安》篇有：“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肃和崇圣灵，陈信表皇道。玉初蹈厉，金匏既静好。”

卷10第30首《豫和1》篇有：“眇眇阊阖，昭昭上玄。俾昌而大，于斯万年。”

卷10第31首《太和1》篇有：“受釐皇邸，回跸帷宫。穰穰之福，永永无穷。”

燔柴炉、迎帝神，有条不紊，肃穆安详；鸣钟吕、奏乐章，山河静好，仪礼典雅。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孟冬祭天是祭天仪式中最隆重的了。每年冬至日，历代皇帝都要来圜丘坛举行告祀礼，禀告上天五谷业已丰登，主祭昊天上帝，配祭皇帝列祖列宗及日、月、云、雨、风、雷诸神，祭天大礼在诸仪式的发展过程中渐臻完备。

《全唐诗》卷16第1首^[20]赵光逢著《郊庙歌辞·梁郊祀乐章·庆和》中有“就阳位，升圆丘。佩双玉，御大裘”。赵光逢，字延吉，京兆奉天人。幼嗜坟典，动守规检，僖宗乾符五年（878）登进士第，释褐凤翔推官，入为监察御史。昭宗乾宁三年（896），从驾幸华州，拜御史中丞，改礼部侍郎。后仕梁（907—923），至宰辅，封齐国公^[21]。其诗歌郊庙歌辞·梁郊祀乐章《庆和》篇中“膺天命，拥神休。万灵感，百禄遒。秉黄钺，建朱旗。震八表，清二仪……通肸蚃，接氤氲。……奠嘉璧，燎芳薪……膺宝图，执左契……”既有对于唐代帝王百官在圆丘祭天仪式的所用物品、穿着装饰、仪仗队伍的记载，还有关于仪式行进、燔柴燎薪、祭奠嘉璧等的描述，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朝野祭天、祈求祝福的场景。以其曾任“礼部侍郎”职官的推测，当为现场亲历亲见的记载。《全唐诗》卷16第12首《郊庙歌辞·周郊祀乐章·感顺乐》（佚名）中有“明君陈大礼，展币祀圆丘。雅乐声齐发，祥云色正浮。”该诗作者于圆丘祭祀仪礼认识，首先是英明的君主所主持的盛大的典礼，其次是雍容的乐队、雅正的乐歌，再次是祭祀所带给人们的美好景象和天象。

《全唐诗》卷317第41首武元衡（758—815）《奉酬中书相公至日圜丘行事合于中书宿直移止于集贤院叙情见寄之什》中有：“郊庙祗严祀，斋庄觌上玄。别开金虎观，不离紫微天。树古长杨接，池清太液连。”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侄孙，入仕后长期生活于皇城甚至宫城之内，进户部侍郎，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对于皇族的祭祀活动必然耳熟能详。“风溢铜壶漏，香凝绮阁烟。仍闻白雪唱，流咏满鹍弦”是在声色观感上强调了至日于圜丘行祭祀事之后，萦绕眼前铜壶烟岚和耳边的丝竹咏弦。《全唐诗》卷317第48首《闻相公三兄小园置宴以元衡寓直因寄上兼呈中书三兄》中武氏写道：“孤思琴先觉，驰晖水竞流。明朝不相见，清祀在圜丘。”诗中对于未能与兄弟齐聚一堂宴饮而深以为憾，并且交代了未能赴约的原因在于“明朝不相见，清祀在圜丘”。这告诉我们两层信息，一是其圜丘清祀的时间正赶在木落庾园、兰菊幽香之秋末，二是可能与祭祀的前期准备工作紧张繁忙相关，连家人和友朋都无隙可见。

二、明德祀圜丘，有感必可通——天人相通、天人感应与空间秩序

古人在想象和构建天地空间秩序时，努力将天地神人归结到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天坛就起到了沟通天、地、神、人的作用。唐晓峰先生认为，在中国早期的宇宙观中，天、地、神、人各就其位，构成一类大秩序，这个大秩序中包含了“天人之际”的意义，一切事物都在这个大秩序中被诠释和被理解。天、地、神、人可分为两个部分，天和神一组，地和人一组；天和神高高在上，地和人卑微在下。人的地位最低，排在最末，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其他三者，命运和福祉都依赖于其他三者，所以人类就努力尝试与天神沟通。他们发现燃烧是一种可以“通天”的方法，通过烟气的上升与天产生沟通，这是非常直观并且容易做到的事情。《尔雅·释天》有“祭天曰燔柴”，燔柴时，香火缭绕，烟柱冲天，最后飘逝在天空中，貌似被天神飨用，所以他们在祭天的时候往往积累薪柴于坛上，取玉石、牺牲之属置于薪柴之上燔之，使其气体达于天庭^[22]。

如1999年遗址的发掘现场发现的汉白玉石器1件：石质坚润，色泽莹白。不规则片状，已残。两面及侧沿磨制光滑。出土于第一层台未陛东侧的台基垮陷堆积中。通长5.1厘米、厚1.5厘米。据残状和侧沿走势推测，应是圭类祭器的残块^[23]。

“冬至祀圆丘，昊天上帝、配帝，笾十二、豆十二、簋一、簠一、俎一。五方上帝、大明、夜明，笾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正月上辛，祈谷圆丘，如冬至。”“孟夏雩祀圆丘，如冬至。”^[24]后来因为古人看到高山“峻极而天”，把高山想象成通天的场所，这样更加直观和可以理解。这种祭祀高山巨川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上古地理观中山岳崇拜的出现，从而使历代帝王的祭山活动绵延不绝于史书。

《全唐诗》卷5第5首武则天《唐享昊天乐·第三》中有：“乾仪混成冲邃，天道下济高明阳晨披紫阙，太一晓降黄庭。圜坛敢申昭报，方璧冀展虔情。丹襟式敷衷恳，玄鉴庶察微诚。”载初元年（690），武则天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如果说武则天是以人君的身份来圜丘祭祀，那么她仍然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与谦逊，从“虔情”“衷恳”“微诚”这些词语的运用，可以看出她虔诚的内心，即使贵极人寰，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上天面前，仍然是一个匍匐低微的仆人。并且她同题《唐享昊天乐》的诗歌，共一组十二首，皆为大唐国度享受昊天福祉、感谢上苍的乐歌，是一套完整的祭祀乐章，应当是根据祀天仪式的进行，相应跟进、合辙押拍而作的，十二首反复吟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祭祀活动仪式的繁缛。

《全唐诗》卷41第4首卢照邻（632—695）《中和乐九章·歌南郊第四》中有“虔郊上帝，肃事圆丘。龙驾四牡，鸾旗九斿。”卢照邻长期寓居长安，写下了关于唐长安城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行。在他吟咏唐长安城圆丘的诗歌中，他极尽夸饰之语，写出了圜丘祭天活动的富丽堂皇与美轮美奂：“钟歌晚引，紫炀高浮。日丽苍璧，云飞鸣球。”同时也表达了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敬畏之心：“皇之庆矣，万寿千秋。”

《全唐诗》卷60第22首李峤《酒》诗中有“每接高阳宴，长陪河朔游。会从玄石饮，云雨出圆丘。”李峤，字巨山，武后、中宗朝，官凤阁舍人，屡居相位。每有大手笔，皆特命峤为之。累迁鸾台侍郎，知政事，封赵国公。在这首诗里，他把圜丘看成了通云晓雨、与天象有关的表征物，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时人对于圜丘认识上的神秘感、丰富感。

《全唐诗》卷355第3首刘禹锡《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郎》中有“清庙既策勋，圆丘俟燔柴。车书一以混，幽远靡不怀”。以清庙对圜丘，以策勋对燔柴，大致说明了祭祀仪式之一斑，同时因诗人不在都城而遥望长安，仍然将圜丘燔柴一事记挂在心上，可见圜丘祭天大典对于时人心理上的暗示与影响。(www.chuimin.cn)

《全唐诗》卷426第5首白居易《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中有“雅音替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圆丘后土郊祀时，言将此乐感神祇。”全诗娓娓道来，写了太常部伎中一个由高级别的坐部伎因事而降级到低级别的立部伎，他的笙歌鼓笛、杂戏宫徵的技能和技巧，表达了对他“立部又退何所任”的担忧与关爱，同时也鼓励他“长令尔辈调宫徵”，练好技艺，力争到了“圆丘后土郊祀时”，好好表现，“言将此乐感神祇”，感动上苍（上司），说不准还能再回到原先的地位上去呢。全诗写得非常生活气息，也可以看出圜丘郊祀一事尽人皆知。

如1999年遗址的发掘现场发现的若干板瓦，这都是当时的砖瓦匠人参与祭祀活动的证据。另外还发现了一些有字的板瓦。板瓦厚1.8—2.8厘米，素表里布纹，个别表面纵向模印有文字，见板瓦文字拓本：“赵兴”“载五”二字。^[25]

《全唐诗》卷419第9首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立部伎》中有：“顷向圜丘见郊祀，亦曾正旦亲朝贺。太常雅乐备宫悬，九奏未终百寮惰。”诗中关于立部伎乐技的描述，有“中庭汉振高音播。戢戢攒枪霜雪耀，腾腾击鼓云雷磨。……电卷风收尽摧挫……宋晋郑女歌声发，满堂会客齐喧呵”的比喻与夸张。并且由于立部伎乐技高超，曾经引得“昔日高宗常立听，曲终然后临玉座。”这就更显示出了立部伎其音乐素养的引人入胜。根据诗人的描述，立部伎曾经“顷向圜丘见郊祀，亦曾正旦亲朝贺”。不管是在圜丘郊祀演出，还是在朝廷上演出，都是值得祝贺和令人惊讶的事情。立部伎坐部伎参与圜丘郊祀音乐演出之事可以与其后卷426第5首白居易《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诗歌互为印证。

三、圜丘申昭报，微诚天察鉴——对于政治清明的促进及企盼

《旧唐书》记载说“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明德门是唐长安郭城南墙正门，圜丘遗址在明德门遗址东950米处，约合唐代的二里，与文献记载相符。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组织发掘了4800平方米的面积，发掘显示，圜丘遗址高出现代地面8米。黄土建筑的坛体已经坍塌，考古工作者从倒塌的土层下，揭露出残存的台壁根部，解决了唐代圜丘的基本形制。四层圆坛，第一层（最底层）圆坛面径约54米，第二层面径约40米，第三层面径约29米，第四层（顶层）面径约20米，各层层高1.5—2.3米不等。圆坛设有12个阶梯通道，称为陛，十二陛均匀地分布在圆坛四周，可能是反映天上十二个方位。唐代文献是以十二辰称呼陛的，即子陛、丑陛、寅陛、卯陛、辰陛、巳陛、午陛、未陛、申陛、酉陛、戌陛、亥陛，子、午、卯、酉陛，又称北、南、东、西陛。发掘表明，午陛（南陛）比其他十一陛要宽，为皇帝登坛的阶道。整个坛体没用一砖一石，全部素土夯筑，台壁和台面均用黄泥抹平，所有外露部分又都抹上了一层和有谷壳、秸秆的白灰面，白灰面厚0.4—1.1厘米，外观洁白神圣、质朴大方。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礼仪建筑，唐人采用如此简单朴素的筑造方式出乎我们现代人的想象。^[26]

图4　厚厚的夯土层

崔曙（约704—739）^[27]，宋州人，开元时及进士第，但只做过河南尉一类的小官，曾隐居河南嵩山。裴度（765—839），字中立，贞元中擢第，后封晋国公，兼侍中，卒赠太傅。崔曙与裴度的同名诗作《奉酬中书相公至日圆丘摄事合于中书后阁宿斋移止于集贤院叙怀见寄之作》，当为冬至之日前后，参加该次圆丘祭天大典之后，友朋酬答之作。崔曙有“典籍开书府，恩荣避鼎司。郊丘资有事，斋戒守无为”。裴度有“翼亮登三命，谟猷本一心。致斋移秘府，祗事见冲襟”。他们的诗歌集中说明了有事于圆丘，一则群臣出动、视若恩荣；二则活动重大、秘府斋戒；三则需要倡导国运、感戴唐虞尧舜之世。

《全唐诗》卷179第5首李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中有“倾晖速短炬，走海无停川。冀餐圆丘草，欲以还颓年”。其诗中的圆丘未必就是确指唐长安城圜丘，但明显地借用了希冀饱餐神奇而美妙的“圆丘草”的含义，此处圆丘草则成为仙山寿草的喻指。

《全唐诗》卷288第18首裴逵《南至日太史登台书云物》中有“圆丘才展礼，佳气近初分。太史新簪笔，高台纪彩云”。裴逵，唐代宗李豫大历（766—779）年间进士第。从诗中可以看出在参加祭天大典的队伍里，有史官进行全程的记录。诗歌中也表达了“道泰资贤辅，年丰荷圣君。恭惟司国瑞，兼用察人文”的文臣忠君思想。

《全唐诗》卷325第5首权德舆《朔旦冬至摄职南郊，因书即事》中有“大明南至庆天正，朔旦圆丘乐六成。文轨尽同尧历象，斋祠忝备汉公卿。星辰列位祥光满，金石交音晓奏清。更有观台称贺处，黄云捧日瑞升平”。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人，拜礼部尚书，同平章事^[28]，该诗可以视为其履礼部尚书一职的工作日志。在朔旦冬至这一天，他扈从皇帝到了唐长安城南郊圜丘，仪式隆重而热烈，公卿王侯、文武百官熙来攘往，富庶繁华的升平景象，使得诗人笔下对于天历、斋戒、金石、称贺的记载都鲜活了起来，祥光瑞日，歌舞升平，祭天大典必然完满功成。

《全唐诗》卷342第20首韩愈《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呈一二知旧》中有“上宰严祀事，清途振华镳。圆丘峻且坦，前对南山标”。记载了祭天斋祀之事是上宰的分内之职责，并且指出“圆丘峻且坦，前对南山标”，说明了圜丘的挺拔高峻和丘面的平坦，也说明了圜丘与南山遥遥相对，都具有一定的海拔高度和与天相接的暗喻。全诗色调较冷，虽然尾句是“功德今宣昭”，但是仍然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圣贤相遇少”“兴叹倦尘嚣”的厌世与消极。

曹邺（816—？），字业之，桂州人。登大中进士第，由天平幕府迁太常博士，转礼部郎中，为晚唐诗人。《全唐诗》卷593第17首曹邺《秦后作》中有“鼙鼓裂二景，妖星动中国。圆丘无日月，旷野失南北”。诗中描写尽管都是一些衰落王朝的暗昧气象，甚至已经感知到了“木中不生火，高殿祸顷刻”这种腐朽帝国大厦将倾的苗头，但是也反映了其将圜丘无日月视为国运倾颓的基本思想。此诗也可见圜丘祭天活动的式微，明显地受到政治活动的密切影响。

《全唐诗》卷675第10首郑谷《丞相孟夏祗荐南郊纪献十韵》中有“节应清和候，郊宫事洁羞。至诚闻上帝，明德祀圆丘”。郑谷（约851—910），字守愚，袁州人。僖宗光启三年擢第，官右拾遗，历都官郎中。幼即能诗，名盛唐末。其“明德”一词双层含义，一指圣上的明德，一指唐长安城的明德门，而圜丘地近明德门。“雅用陶匏器，馨非黍稷流……奏歌三酒备，表敬百神柔。……万方瞻辅翼，共贺赞皇猷”，向我们勾画了一幅孟夏南郊祭祀图景，或者是丞相受帝上之托，来到南郊圜丘，备酒奏歌、表敬百神，祈求上苍普降甘霖，解救皇族，“寿山横紫阁，瑞霭抱皇州”。

《全唐诗》卷203第2首赵良器《三月三日曲江侍宴》中有：“一人光锡命，万国荷时休。雷解圜丘毕，云需曲水游。”诗中写了曲江侍宴的得意神情，在三月三日这样一个举国胜游的大好日子里，“岸花迎步辇，仙仗拥行舟。睿藻天中降，恩波海外流”。上至当朝皇帝，下至百官公卿甚至黎民百姓，都在曲江池身着盛装，饱尝美酒佳肴，狂览皇颜佳丽，欣赏湖光山色，盛意而来，尽兴而归。同时诗中也将文臣效忠朝政的思维表达无遗：“小臣同品物，陪此乐皇猷。”

《全唐诗》卷318第1首李吉甫《癸巳岁吉甫圜丘摄事合于中书后阁宿斋，常负忝愧，移止于集贤院，会门下相公以七言垂寄，亦有所酬，奉寄相公，兼呈集贤院诸学士》中有：“庙斋兢永夕，书府会群仙。”李吉甫，赵郡人，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宪宗朝宰相。从题目可知该年的圜丘祭祀仪式前后，其召集“群仙”于中书后阁“宿斋”、诗词酬答一事。

附议：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保护缮修与开发利用

文化存在着层次上、结构上及组成结构上的若干差异。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第一是物质文化，指的是人类的一切物质产品，如圜丘建筑物等；第二是精神文化，指的是人的心理方面的东西，如思想意识、看法态度等，如圜丘带给当时人们及后代人的精神震撼与情感寄托等；第三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是上面两个层次的统一，指的是理论、制度和行为，即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识化了的物质，如圜丘具有代表性的祭祀文化。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挖掘，以便还唐长安城圜丘真正的历史地位、文化地位和学术地位。

从文化地理学的迁移扩散理论来看，唐长安城圜丘不仅对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诗人群体产生了影响，还在向外的尺度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长安城圜丘的规制和祭祀文化对国外尤其是东亚的影响比较大，如对日本交野圜丘的影响即为一例。日本通过多次遣唐使的派遣，熟悉唐朝的制度、文化，对各种礼仪活动，包括冬至祭天在内，无不通晓。8世纪80年代，日本桓武天皇营造长冈京，在京城正南方约10公里的交野郡柏原之地(在今大阪府枚方市境内)设圜丘以祀天神。这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唐代皇帝每年十一月冬至在长安城南郊圜丘举行祭天大典的仿效^[29]。

唐长安城圜丘价值的挖掘，应该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保护修缮，另一个是开发利用。

西安市文物局对唐长安城圜丘已经采取的保护措施为:1.首先在遗址表面铺5厘米厚的细砂隔离层，然后铺设1米厚的黄土覆盖层，并在覆土表面按原遗址的形制、结构以及白灰抹面等予以对位复原展示；2.在午陛东侧的陛道上架设轻质钢结构观览通道，栏杆颜色与坛体外形颜色保持一致；3.改善遗址周围的环境，在天坛南北两侧种植草皮。经过整治后的唐天坛遗址，已经达到了保护的目的。^[30]西安市文物局于2003—200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保护工程并多次维修缮护。

保护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开发利用，只有被更多的人了解，才会增加圜丘的价值。唐长安城圜丘具有的突出的文化地理学内涵，应该作为开发利用的第一个环节。比如根据史料记载，把圜丘四周围护矮墙，使得圜丘的视野更为整齐和开阔；可以建立相关附属建筑、碑文铭刻等硬件建设。也可以重点开发一些软件方面的内容，如古代的祭天仪式等真人版的场景模拟，祭祀的仪式可以往前延伸到卜日、斋戒、陈设、省牲器等，现场展示奠玉帛、宗庙之晨裸等内容，并延续到进熟、馈食等环节，增加游客的亲身参与程度，则自然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　在本文行文过程中圜丘、圆丘这两个词语反复交替出现，实际上在唐长安城圜丘这个概念上，圜丘、圆丘这两个词没有任何区别；但为了尊重《全唐诗》中不同诗作者的写作习惯，本文在引用过程中未对诗歌原文作口径一致性上的更改，而选择了保留其原貌；计《全唐诗》中用圜丘的有25首，用圆丘的有14首，共39首。本文即以这39首与圜丘有关的诗歌为中心进行研讨。

[2]　李元龙.风声水起话天坛[J].中华遗产，2008年01月，P47、49。

[3]　商务印书馆，《辞源》，1984年版，P582。

[4]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1999年版，P2203。

[5]　谷建军.天坛圜丘坛的“圜”读yuán还是读huán[J].汉字文化，2002年第3期，P62。

[6]　[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08月第1版，卷三P73。

[7]　[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74。

[8]　[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73。

[9]　[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74。

[10]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十三·志第三。

[11]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12]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十二·志第二。

[13]　注①：又，《开元礼》，书名。唐开元中敕撰，一百五十卷。唐初礼司无定制，遇事临时议定礼仪。开元中从张说奏，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定制。由徐坚等创始，萧嵩等完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颁行，名《大唐开元礼》分吉、宾、嘉、军、凶五礼。杜佑曾采其一部分，载入《通典》，新旧《唐书·礼志》亦以此为蓝本。

[14]　注②：最后一位登上天坛的皇帝是公元889年即位的唐昭宗李晔。到了末代皇帝李祝（唐哀宗），已完全处于权臣朱全忠的股掌之中。公元904年，哀宗曾有登坛祭天的打算，但一心想当皇帝的朱全忠认为此举含有延宕唐王朝寿命的阴谋，忿而止之。事见张军，“天下第一坛”隋唐皇帝祭天圜丘现世[J]，中国西部，2000年04月，P87。

[15]　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J].北方文物，1993年01月，P15。

[16]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十一·志第一。

[17]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扬州诗局本。文章中所有诗歌都采录自该本，诗歌文本以此本为准。

[18]　注③：因文页散落、字迹漫漶而佚名？属于集体创作的官样文章而导致无法署名？笔者倾向于后者。

[19]　注④：此处乐章落单，疑有阙漏。如下文引武则天《唐享昊天乐》的诗歌，共一组十二首；按照常识，此处乐章数不应为奇数。

[20]　注⑤：该诗又出现于《全唐诗》卷734第25首，系被全唐诗重复收录。按《全唐诗》系清康熙时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huì）、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lì、俞梅等十人奉敕编纂，以明朝胡震亨《唐音统签》、清朝初年季振宜《唐诗》两书为底本；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始编，次年十月成书，不足两年而成此书。全书凡900卷，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工程浩大，时间暂短，稍有纰漏，情有可原。

[21]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058《唐书》列传十赵光逢郑珏李琪。

[22]　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月1版1刷，P108-P109。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圆丘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0年第7期，P42。

[24]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十二·志第二。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圆丘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0年第7期，P44。

[26]　李卫东.“天下第一坛”唐代圜丘遗址重见天日[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年08月，P39。

[27]　按崔曙与裴度生卒年悬殊，根本不是一代人，何以聚首作诗？查该诗歌被《全唐诗》卷318第22首重复收录，作者又作崔备。而崔备虽然生卒年及字号等不详，但可以确知其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进士，唐宪宗元和六年（811）任礼部员外郎，终工部郎中。故笔者推测该诗歌作者为崔备，当大致不错。

[28]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65，权德舆传。

[29]　王仲殊.论唐长安城圜丘对日本交野圜丘的影响[J].考古，2004年第10期，P72。

[30]　段小群等.唐天坛遗址保护工程[J].文博2005年04期，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