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产业链管理对生产和销售方式的影响分析

第六章　蔬菜产业链管理对菜农生产方式与销售方式的影响分析

蔬菜产业链的最上游为从事蔬菜种植生产的菜农。蔬菜作为经济作物，其市场化进程快于粮食作物，与粮、棉、油等作物相比，蔬菜也因其生产周期短、见效快、经济效益相对较高而被农户作为增加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虽然我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但就其生产层面而言，蔬菜生产仍然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式生产模式，普遍存在种植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种植品种单一等特点。而与其相对应的是我国生鲜蔬菜的销售市场则以批发市场为主体，兼有商贩收购、蔬菜公司收购等，蔬菜的销售市场的管理则较为粗犷，绝大部分菜农都是通过分散的个体进入蔬菜交易市场。蔬菜销售商和蔬菜加工企业是菜农种植蔬菜销售的主要对象，蔬菜销售商和蔬菜加工企业相对于菜农处于蔬菜产业链的下游，其为了确保蔬菜品质、蔬菜品种以及蔬菜供应的稳定性，在自身实力（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都有向上游控制蔬菜种植的趋势。蔬菜产业链核心企业的导入会对菜农在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有利于菜农转变原有的蔬菜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促使部分菜农向规模化、专一化蔬菜种植方向转变。本章主要将蔬菜产业链中核心企业与蔬菜生产者的链接对农户蔬菜种植方式和销售方式影响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蔬菜产业链导入之后，农户蔬菜种植方式和销售方式做出何种转变以及哪些因素对农户的种植方式和销售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

6．1　蔬菜产业链管理的导入对菜农生产方式的影响^[1]

6．1．1　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

根据“理性人”假设，农户会在既定的市场环境下，在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如土地利用方式、劳动力投入方式等，来达到收益的最大化。菜农受到的资源禀赋约束主要包括菜农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资金、技术和劳动力资源五个方面，这些资源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必需的生产要素；菜农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影响菜农的经济行为，菜农行为则主要包括农户利益目标、行为动机和销售方式选择等。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而农户经济行为又最终决定菜农的经济运行绩效。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假定菜农以预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为此，可以用以下简单的模型来表示菜农的预期种植收益最大化：

其中π为农户的预期种植收益，pi为第i种蔬菜的市场预期售价，qi为第i种蔬菜的种植数量，αi为预期价格pi的存在概率，wj为生产蔬菜所投入的第j种投入品的价格，xj为生产蔬菜所投入的第j种投入品的数量。由于菜农受资源禀赋的约束，因此，将生产函数和相关约束代入方程（1）可得以下线性规划组合：

方程（2）中si、ki、li、ti、mi分别为菜农生产i种蔬菜所投入的土地、资金、劳动力和技术和水资源等生产要素，S、K、L、T、M表示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总量。方程（2）将在方程（3）至方程（7）的约束条件下求极大值。从上述的线性规划组合我们可以发现，当菜农无法决定蔬菜市场价格时，菜农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种植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菜农种植行为的调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菜农通过调整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数量和品种搭配，力求方程（2）中达到最小^[2]；二是菜农可以通过调整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力求达到产出最大化。在本研究中笔者认为蔬菜产业链管理的导入，特别是蔬菜核心企业与菜农发生联系时，可能会对菜农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产生影响，而这又必将会影响菜农在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上的变化，具体影响路径可见图6．1。本节就是要研究当蔬菜产业链管理导入之后，菜农原有资源禀赋是否发生变化，在菜农原有资源约束改变的条件下，菜农如何调整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

注：为原有因素对菜农生产行为产生影响的路径。
为产业链引入之后对菜农生产行为产生影响的路径。

6．1．2　样本来源

为了研究蔬菜产业链对菜农生产方式与销售方式的影响，笔者首先根据前文所论述的农户生产行为的各影响因素编制调查问卷，并在正式调查前对南京市江宁区蔬菜生产基地和高淳县淳溪镇渭凤村蔬菜生产基地进行了预调查。在预调查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笔者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改和调整，随后于2006年5月至12月间，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和高淳县）、无锡市（锡山区和江阴市）、宿迁市（沭阳县和宿豫县）、泰州市（兴化市和姜堰市）、徐州市（沛县和铜山县）、盐城市（响水县和滨海县）进行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获得有效样本412份，问卷回收率为82．4％。本次调查采用调查员入户调查的方式，被调查菜农种植的蔬菜品种包括黄瓜、西红柿、丝瓜、空心菜、芦蒿、豇豆、青菜、辣椒、水芹等。本文所用的菜农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的数据皆是源于该样本。

6．1．3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1）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组织情况

在412份有效问卷中，未加入任何形式的产业链组织的农户17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41．8％；加入产业链组织的农户240人，占总调查人数的58．2％（见表6－1）。

表6－1　农户加入产业链组织情况

资料来源：来自本研究调查。

（2）菜农的年龄分布

通常而言，菜农的年龄对农户的生产种植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菜农的年龄分布进行统计，本研究菜农的年龄主要考察的是家庭从事蔬菜生产的主要劳动力的年龄。本研究将年龄分为五个阶段：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及以上，表6－2为菜农的年龄分布。

表6－2　菜农的年龄分布

注：1）20～29岁的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的比例＝（20～29岁段的菜农数
／加入蔬菜产业链菜农总数）＊100％。2）20～29岁的所有菜农合计的比例＝（20～29岁段的菜农数／菜农总数）＊100％。
资料来源：来自本研究调查。

从表6－2中可以发现蔬菜种植户年龄主要集中在30到59岁之间，该年龄段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83．74％；而是否加入蔬菜产业链的农户年龄主要差异来源于40～49岁年龄段的菜农。

（3）菜农的文化程度

菜农的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菜农的种植行为，特别是是否加入蔬菜产业链的行为，为此本研究主要考察了菜农的年龄程度，将文化程度划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维度。

从表6－3可以看出，菜农的主要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而在是否加入蔬菜产业链的菜农中，加入的菜农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居多，而未加入蔬菜产业链的菜农主要集中在小学文化程度。

（4）菜农的家庭人口结构

菜农家庭结构主要考察菜农家庭常住人口数，而菜农家庭常住人口结构部分反映菜农劳动力资源的可获性。在本次调查样本中，家庭人口数为1人的10户，家庭人口数最多的为7人。

表6－4为菜农的家庭常住人口结构，家庭常住人口为3人的家庭最多，占该部分农户的51．94％。从表中可以看出，当家庭常住人口数上升时，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5）菜农蔬菜种植面积

在我国蔬菜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人均耕地面积有限，耕地存在严重的细碎化现象。由于菜农单户的耕地面积较小，加上部分农户外出打工，因此不少菜农在种植自有耕地的同时还会有转租他人的用地，所以本次调查并未直接考察菜农的自有耕地数，而是考察了菜农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这包括部分替人种植、部分转租和部分承包的土地，把蔬菜种植面积按土地大小分成四个部分，依次为3亩以下，3～5．99亩，6～9．99亩，10亩及以上。

从表6－5可以看出，目前菜农常年蔬菜耕种面积集中在3～6亩之间。本次调查中，蔬菜种植面积最多的菜农常年耕种面积为22亩（主要是由于承包了部分土地），最少的仅为0．3亩。加入产业链组织的农户家庭蔬菜种植面积平均为4．11亩，未加入的菜农蔬菜种植面积平均为2．93亩。菜农常年耕种面积与菜农是否加入蔬菜产业链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一般而言菜农种植面积越大，其越倾向于加入蔬菜产业链；反之则会对是否加入蔬菜产业链有所考虑。

表6－5　菜农常年蔬菜种植面积

注：计算方式类同表6．2。
资料来源：来自本研究调查。

（6）菜农保护地种植方式的统计

第三章已经指出，目前菜农蔬菜种植主要有露地蔬菜种植和保护地蔬菜种植两种方式。对农户而言，露地蔬菜生产投入成本较低，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种植品种转换较快，适合土地面积小、靠近近郊的农户采用。但露地蔬菜生产受天气和病虫害的影响很大，蔬菜产量波动会较为剧烈。保护地蔬菜生产包括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各类小拱棚等。与露地蔬菜生产相比，保护地蔬菜生产受天气的影响相对较小，一般主要受病虫害和温棚种植技术的影响，在合理控制病虫害以及掌握种植技术后，保护地蔬菜单产可以达到露地蔬菜生产的2倍以上，产值则为其6倍以上，保护地蔬菜生产方式可显著提高水、土地及自然光能的利用率，是现代化蔬菜生产的重要方式（郭素英，1998）。同时，菜农可以通过保护地进行蔬菜反季生产，可以有效提高菜农的劳动力利用率，提高菜农的单位种植收益。与露地蔬菜种植相比，保护地蔬菜种植存在一定的初始成本投入，初始成本投入主要包括大棚搭建费用和灌溉设施投入两个部分。大棚搭建费用随大棚占地面积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就本次调查所得数据，一般大棚占地为0．5亩左右，即每亩可搭建2～3个大棚，本次调查最大的大棚占地面积为1．2亩。占地0．5亩的钢制大棚所需费用在3000～6000元之间，大棚所用覆盖的塑料薄膜大约1～2年换一次，换置成本大约在400～700元之间。大棚蔬菜生产与露地蔬菜种植在蔬菜灌溉方面也有所不同，保护地蔬菜种植采用人工挑水灌溉的比重明显低于露地蔬菜种植。本次调查中保护地蔬菜种植的灌溉方式有人工挑水灌溉、棚内滴灌、棚内喷灌三种方式，后两种方式在设备购置以及管道铺设方面存在一定的初始成本，投资金额在500～3000元／亩之间。对比露地蔬菜种植和保护地蔬菜种植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菜农的耕地资源、劳动力资源、技术资源以及资金约束将会影响菜农在两种种植方式中作出选择。本次研究对菜农种植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规定，当菜农50％以上的耕地采用上述两种方式的一种，则表明菜农在种植方式向主要倾向于某种种植方式，具体结果见表6－6。从表可以看出，所有菜农在种植方式上选择露地蔬菜种植的有54．13％，而选择保护地蔬菜种植的菜农有45．87％，这表明露地蔬菜种植仍是目前蔬菜生产的主要方式。但在加入蔬菜产业链的菜农中，有66．28％的菜农选择保护地蔬菜种植，而在未加入蔬菜产业链的菜农中，有68．75％的菜农倾向于选择露地蔬菜种植。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当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之后，菜农在资金投入和技术上得到了帮助，导致菜农在种植方式上出现了转变，这一预测将在6．1．4节中给予实证。

表6－6　菜农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的统计

注：计算方式类同表6－2。
资料来源：来自本研究调查。

（7）菜农专一化种植方式的统计

菜农的种植规模通常以种植某一种蔬菜的耕种面积来表示，但笔者认为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耕地约束，因此，菜农在种植蔬菜时主要是通过在有限面积上进行蔬菜品种的有效搭配，从而达到收益最大化。为了研究菜农种植规模，本研究调查时规定，当菜农在单季所有耕地上种植同一中蔬菜品种，则认为该菜农实行的是专一化蔬菜种植。

表6－7　菜农单季专一化种植方式的选择

从表6－7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菜农主要采用非专一化的种植来降低种植风险。本次调查中，有约60％的菜农选择非专业一化种植，换句话而言，就是菜农通常会在单季通过种植多种蔬菜品种来抵抗市场价格的波动。但是比较加入蔬菜产业链的农户和非加入蔬菜产业链的农户我们会发现，当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之后，其单季从事蔬菜专一化的种植比例会有明显的上升。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蔬菜产业链导入之后，菜农在价格、信息等方面有了更稳定的预期，因此菜农倾向于专一化蔬菜种植，这一预测将在6．1．5节给予实证。

6．1．4　蔬菜产业链管理的导入对菜农保护地种植方式的影响

（1）研究假说

为验证上一节蔬菜产业链管理的导入对菜农种植方式选择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当菜农与蔬菜核心企业链接成合作伙伴时，菜农原有的资源禀赋约束将得到改善，这将会对菜农种植方式选择产生影响。当菜农资源约束变松，菜农有向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蔬菜产量种植方式转变的趋势。

（2）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菜农在蔬菜产业链管理的导入条件下，菜农种植方式的选择行为，本文采用二元选择模型（B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实证，其具体形式为：

设菜农进行保护地蔬菜种植y＝1，露地蔬菜种植y＝0。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农户同时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蔬菜种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存在过小的耕地或该块土地离其所拥有的主要种植耕地过远；二是在其转包他人耕地上未进行大棚的搭建。遇到上述两种情况，本文规定，当菜农大棚搭建面积超过其总播种面积的50％以上，则表明其在种植方式上倾向于保护地蔬菜种植，反之则为倾向于露地蔬菜种植。

模型自变量选择包括：（1）农户常年从事蔬菜种植的耕地面积（S），该指标包括菜农自有从事蔬菜种植的耕地面积与转租他人耕地从事蔬菜种植的面积总数。（2）菜农的年龄（A），本研究将年龄分为五个阶段：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及以上，将20～29岁赋值为1，向后依次递增。（3）菜农文化程度（W），本研究将文化程度划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维度，对文盲赋值为1，向后依次递增。（4）种植技术可获性（T），由于露地蔬菜种植和保护地蔬菜种植在种植技术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菜农能否获得保护地蔬菜种植的技术指导就显得相对比较重要。本文的技术可获性（T）是指菜农是否能够接受保护地蔬菜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并规定菜农接受过保护地蔬菜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的菜农的种植技术可获性为1，反之则为0。（5）劳动力可获性（L），以往研究农户行为时，多是用农户的家庭劳动力人数直接作为自变量代入方程，但这种处理对蔬菜这种劳动密集型生产未必合适。反映菜农劳动力约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菜农种植过程中雇工人次的投入，为此，本文的劳动力可获性（L）是指单季蔬菜种植过程中，家庭从事蔬菜种植劳动力与当季雇工劳动力投入量之和^[3]。（6）资金可获性（K），由于保护地蔬菜种植存在较大的初始投资成本，因此资金可获性（K）是影响菜农转变种植方式的一个重要变量。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有86．6％的农户在大棚搭建和灌溉设施改造中通过借款、贷款或接受政府和厂商补贴等方式进行融资。为此，本文规定，当菜农出现上述融资方式其资金可获性为1，未出现上述融资方式的菜农资金可获性为0。（7）水资源可获性（M），水资源在蔬菜种植过程消耗很大，菜农的灌溉用水是否需要付费直接影响菜农的生产成本，灌溉用水是否收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反映水资源的商品性和稀缺性（于法稳，等，2005）^[4]。为此本文规定，当菜农灌溉用水需要付费，其水资源的可获性为1，不需要付费的则为0。（8）菜农投资倾向（Q），由于保护地蔬菜种植存在初期的投资，因此有必要了解菜农的投资倾向。通常而言，土地使用权的年限是影响农户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在本次调查中80．3％的菜农存在承租或托管他人耕地进行蔬菜种植的状况，菜农转租或托管他人耕地进行蔬菜种植土地的最小年限为0．5年，最大年限为10年，转租或托管他人耕地的使用年限的平均值为2．35，本文规定当菜农承租他人耕地面积与自有耕地面积之比大于50％，且承租年限大于2．35年的菜农投资倾向为1，否则为0。（9）是否加入蔬菜产业链的虚拟变量（D），本文规定，当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的其值为1，否则为0。

（3）计量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8所示。

表6－8　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菜农保护地种植方式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该系数估计值在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抽样调查资料。

从表6－8的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所选变量中“农户常年从事蔬菜种植的耕地面积（S）”、“技术可获性（T）”、“资金可获性（K）”、“菜农投资倾向（Q）”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是影响菜农种植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其中，“农户常年从事蔬菜种植的耕地面积（S）”对菜农选择保护地蔬菜种植影响最大。单位农户拥有的可耕面积越大，其越倾向于通过保护地蔬菜种植来提高产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本次调查中保护地蔬菜面积较大的菜农通常为种植大户，其种植产量通常也大于非种植大户，这与模型结果相吻合。菜农的年龄（A）和菜农文化程度（W）在模型一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其并非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菜农的年龄回归系数为负，则表明菜农年龄越小，其更偏向于接受新的种植方式的挑战。“技术可获性（T）”和“资金可获性（K）”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为正，表明当菜农在保护地种植技术和融资方面得到支持，其从事保护地蔬菜的可能性将会增加。“菜农投资倾向（Q）”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菜农投资倾向越大，其越容易追加投资从事保护地蔬菜种植。根据本模型对菜农投资倾向（Q）的定义，这可以理解为当菜农承租或托管他人耕地面积越大，年限越长，菜农追加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劳动力可获性（L）”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当劳动力可获性尚不是影响菜农种植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但当劳动力资源约束宽松时，菜农会提高保护地蔬菜种植的可能性。“水资源可获性（M）”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当菜农投入要素成本提高，菜农会采取降低生产成本的种植方式从事蔬菜生产。产业链的导入（D）在5％的显著性上也通过了检验，这表明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农户保护地种植方式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假说1基本得以验证。

6．1．5　蔬菜产业链管理的导入对菜农专一化种植方式的影响

（1）研究假说

从本章线性规划方程（1）我们可以看出，菜农在进行种植时对各种蔬菜的价格是存在预期的，如果当某一品种蔬菜的市场价格在菜农种植开始直到销售完成时保持价格稳定不变，那么农户将会选择市场价格稳定，且价格最高的蔬菜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进行统一种植。但是，由于市场预期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那么，如果菜农是风险规避者的话，则会通过合理地搭配蔬菜种植品种、通过价格差异来补偿其可能遭受的损失。但在现实中，仍然有不少菜农在得知市场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时，仍然在其土地上进行统一化的某种蔬菜种植，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菜农在这种行为上表现出差异？这些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这就是本节所要研究的问题。

菜农调整其种植规模的关键在于对蔬菜市场价格预期的准确程度，即对方程（2）中αipi的确定。菜农对市场信息获取的可靠性以及现有销售方式直接影响其对市场价格预期的准确性。同时，在明确自身对市场预期判断的前提下，菜农还会根据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调节种植规模。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2：菜农种植规模的选择行为受资源约束、信息获取的共同影响，当菜农加入产业链之后，其资源约束得以放松，信息获得更完全，菜农有向提高资源利益率、专一化蔬菜种植方式转变的趋势。

（2）模型选择与变量解释

为了分析菜农在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菜农种植规模选择的行为^[5]，本研究仍然采用二元选择模型（B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实证，其具体形式参见方程（8）。在本模型中因变量设为：菜农某一时期，所有土地上种植同一种蔬菜的行为y＝1；某一时期，菜农所有土地上种植不同种蔬菜的行为y＝0^[6]。

自变量的选择包括：①单季度可供种植蔬菜的总耕地面积（S′），该指标指单季度菜农自有从事蔬菜种植的耕地面积以及转租他人耕地从事蔬菜种植的面积总数^[7]。^[8]菜农的年龄（A），本研究将年龄分为五个阶段，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及以上，将20～29岁赋值为1，向后依次递增。③菜农文化程度（W），本研究将文化程度划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维度，将文盲赋值为1，向后依次递增。④种植方式（N），菜农种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菜农种植品种单一化，本模型中没有将水资源、劳动力投入等资源因素直接代入方程，主要原因如前一节所述，菜农不同种植方式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就是相关资源约束的集合。为此，本文规定菜农单一季度采用露天（露地）蔬菜种植方式的为0，采用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的为1。⑤信息可获性（I），菜农对蔬菜市场价格的预期对蔬菜种植品种搭配有着重要影响，本次调查中菜农获取蔬菜市场价格的主要途径有：政府指导、随行就市、相关媒体报道（包括电视新闻和网络）、其他种植农户示范与推荐、关系密切的从事蔬菜销售的亲戚朋友通知五种。本文根据菜农对这五种方式的信任程度的评价依次赋值，信任程度最低的政府指导值为1，向后依次递增。⑥种植品种（M），随着安全蔬菜市场的逐步兴起，菜农也在转换种植品种，为考察种植品种（普通蔬菜和安全蔬菜）对其种植规模的影响，本文规定，当菜农从事安全蔬菜种植的赋值为1，从事普通蔬菜种植的赋值则为0②；⑦菜农是否加入蔬菜产业链的虚拟变量（D），本文规定，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的其值为1，否则为0。

（3）计量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9所示。

表6－9　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菜农专一化种植方式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该系数估计值在1％、5％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
资料来源：抽样调查资料。

从表6－9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信息可获性（I）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对菜农种植规模的调整表现出一致性，即菜农蔬菜市场信息获得越可靠，销售方式非市场化程度越深，菜农种植规模越专一化。菜农种植方式（N）通过显著性检验且表现出较强影响，这表明菜农种植规模选择会对其所采用的种植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当菜农单一品产量较大时其在销售过程中的谈判地位也逐渐加强，往往能够获得高于当地普通菜农的收购价格，而从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在产出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单季度可供种植蔬菜的总耕地面积（S′）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种植方式（N）”中已包含了耕地约束有一定关系，但其对菜农种植规模的影响为正，则表明耕地面积的扩大提高了菜农从事专一化种植的可能。种植品种（M），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安全蔬菜没有成为市场主流的情况下，相比较普通蔬菜，菜农对安全蔬菜市场预期更为不确定，贸然从事专一化生产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只会少量种植以降低市场风险。产业链的导入（D）在5％的显著性上也通过了检验，这表明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农户的种植方式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假说2基本得以验证。(www.chuimin.cn)

6．2　蔬菜产业链管理对菜农销售方式的影响

6．2．1　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

目前菜农的主要销售方式主要有：纯市场交易、销售合同、生产销售合同、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以及蔬菜企业一体化等多种形式^[9]。其中纯市场交易主要包括自产自销、与普通商贩进行的随行就市交易，纯市场交易是约束性最差的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和稳定性都最差。而垂直一体化交易则是约束性最强的交易方式。纯市场交易和垂直一体化交易是交易方式的两个极端。通常而言，农户的销售行为主要包括销售数量的选择、销售途径的选择两个主要方面。由于我国大部分农产品都处于买方市场，因此，菜农在销售数量上普遍倾向于全部销售。为此，菜农的销售数量的选择不是本节研究的主要对象。本节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菜农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由于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将对菜农在销售途径的选择行为方面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分析影响菜农销售途径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分析这些因素将促使菜农作出怎样选择行为。我们仍然先假设菜农其销售行为的选择是实现收益最大化，可以用以下模型进行描述：

方程（7）中πs为菜农销售纯收益，βj，pj为i种蔬菜对应的j种市场的价格，qi为i中蔬菜的销售数量，C为菜农已经投入的种植成本Cp与在销售过程中投入的成本Cm的总和，Cp为已经实现，即使销售行为不存在，该项业已经发生，而Cm则只有销售行为产生才发生。从方程（7）可以得知，当时，该式将是求Max（极大值），但是一旦市场价格过低，出现时，方程（7）将转变为求Min（极小值），也就是确保损失最小。即有：

无论从方程（7）还是方程（9），我们都可以得到菜农在销售时，就是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销售方式以其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6．2．2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1）菜农蔬菜交易方式的选择情况

在412份有效问卷中，采取纯市场交易的有15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6．89％，采取销售合同方式的有8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0．87％，采取生产销售合同的有81人，占总调查人数的19．66％，采取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的有58人，占总调查人数的14．08％，采取蔬菜企业一体化的有35人，占总调查人数的8．50％，见表6－10。

表6－10　菜农蔬菜交易方式的选择情况

资料来源：来自本研究调查。

由表6－10我们可以得出，目前纯市场交易方式仍是绝大部分菜农的主要销售方式，而随着销售方式趋于紧密，对菜农的约束越多，菜农选择紧密销售方式的人数趋于减少。

（2）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种植方式选择的情况

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种植方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152位采取纯市场交易的菜农中，有117位菜农采取的是露地蔬菜种植，占纯市场交易菜农比例的76．97％；而在35位采取企业一体化交易的菜农中，有28位采取的是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其占蔬菜企业一体化菜农比例的80％，见表6－11。

表6－11　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种植方式的关系

注：纯市场交易的菜农露地蔬菜种植比例＝纯市场交易的菜农采用露地蔬菜种植的人数／纯市场交易人数×100％。
资料来源：根据研究调查资料统计。

由此可见，当菜农采取较为紧密的蔬菜交易方式时，其同时也会采取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采取与企业一体化交易方式对蔬菜的产量会有一定的要求，这时菜农需要采取能提高产量的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进行生产。

（3）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交易性资产投入的联系

不同蔬菜销售方式往往会对交易性专有资产进行投入，例如对蔬菜打包机械、蔬菜上货器械等标准化设备。为此有必要考察菜农采取不同蔬菜销售方式时，对交易性专用资产投入的联系。表6－12显示了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其交易性专有资产投入的联系。

表6－12　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交易性资产投入的关系

注：计算方式同表6－10。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资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采取纯市场交易的菜农，交易性的资产投入较少，仅有15．79％的菜农存在交易性资产的投入；而在采取与企业一体化交易的菜农则有74．29％的比例进行了交易性资产的投入。由此可见，当菜农采取与核心企业或者收购公司进行紧密型交易的同时，会增加交易性资产的投入。

（4）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种植品种选择的情况

菜农的交易方式与其种植的蔬菜品种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见表6－13，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普通蔬菜种植仍是菜农蔬菜种植的主要品种，特别是采取纯市场交易的菜农，其有高达86．18％的比例是从事普通蔬菜的种植；而随着交易方式的紧密，菜农更多地倾向于种植安全蔬菜，在采取蔬菜企业一体化交易的菜农中，有60％的菜农从事安全蔬菜的种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安全蔬菜其市场价位高，市场较为狭窄，其主要收购对象为核心蔬菜加工企业和较大规模的收购公司，这便有利于核心企业与菜农建立较为紧密的交易方式，通过采取这种方式交易双方能较好的获得利益份额。

表6－13　菜农蔬菜交易方式与种植品种的关系

注：计算方式同表6－10。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资料。

6．2．3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从线性规划方程（7）和（9）我们可以看出，菜农在进行蔬菜交易时，必定会选择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销售方式，而通过描述性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蔬菜的种植方式、品种选择以及交易性专有资产投入等因素会改变或者影响菜农的销售方式，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设3：菜农销售方式的选择行为受资源约束、信息获取、种植品种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当菜农加入产业链后，菜农与核心企业或收购公司的关系更为紧密，菜农有向维持共同利益的销售方式转变的趋势。

（2）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菜农资源禀赋对菜农销售途径选择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以下模型：

菜农销售形式选择＝f（农户户主个人特征、某种蔬菜当季的绝对产量、种植方式、交易成本、社会资本）＋随机扰动项

由于农户当前的销售途径主要包括纯市场、销售合同、生产销售合同、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以及企业一体化五种形式，因此将采用多元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该模型的估计方程为具有特征Xj的菜农当前面临I＋1种销售途径的选择一组概率。即：

为了消除该模型中的不确定性，当i＝0时，假定βi＝β0＝0，并且将此种选择形式作为基准对照，可得ML模型：

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求出估计系数βi和作用方向及强度。

在本模型中因变量为五种交易方式，其中纯市场交易对菜农的约束力最弱，因此赋值为1；企业一体化的销售方式对菜农的约束力最强，因此赋值为5；处在其中的其他方式依次赋值。本研究规定当菜农蔬菜产量的70％以上通过同一种方式进行销售，则表明菜农倾向于该种销售方式。

自变量的选择包括：①菜农的年龄（A），划分与赋值同本章模型一。②菜农文化程度（W），划分与赋值同本章模型一。③种植方式（N），本文规定菜农单一季度采用露天（露地）蔬菜种植方式的为0，采用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的为1。④某种蔬菜当季的绝对产量（P）。⑤信息可获性（I），划分与赋值同本章模型二。⑥种植品种（M），划分与赋值同本章模型二。⑦交易性专用资产投入（Z），如果在交易过程中，菜农需要进行交易性专用资产，如特殊的打包设备或运输设备的投入，则赋值为1，如果没有交易性专用资产的投入，则赋值为0。⑧社会资本（S），如果菜农在交易过程中有熟人在相关的核心企业和收购公司供职或从事蔬菜交易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⑨蔬菜产业链的虚拟变量（D），为了更为清晰地明确蔬菜产业链的核心企业和收购公司的特性对菜农销售方式的影响，此处将核心企业和收购公司是否是市级、省级和国家级产业化企业进行划分，当菜农只是与普通的核心企业和收购公司进行交易则赋值为1，而与国家级核心企业和收购公司进行交易，则赋值为4。

6．2．4　模型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14所示。

表6－14　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菜农销售方式选择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6－14

注：1）模型一表示：销售合同／纯市场；模型二表示：生产销售合同／纯市场；模型三表示：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纯市场；模型四表示：企业一体化／纯市场。
2）＊和＊＊分别表示该系数估计值在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资料。

从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菜农的年龄（A）和菜农文化程度（W）在所有的模型中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菜农的年龄（A）其对菜农蔬菜交易方式的影响呈负向，这表明随着菜农年龄的增加，其倾向于选择纯市场交易的可能性更大，这与个人的思维保守有一定的关系；菜农文化程度对菜农蔬菜交易方式的影响呈正向，这表明随着菜农文化程度的增加，其倾向于选择较纯市场交易更为紧密的交易方式。

种植方式（N）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菜农是否采取保护地蔬菜种植决定菜农选择纯市场、销售合同、生产销售合同三种交易方式时影响不大，但种植方式（N）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菜农采取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会使其更倾向于选择交易方式更紧密的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和与企业一体化销售方式。

某种蔬菜当季的绝对产量（P）在所有模型中均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且影响方向呈正向，这表明某种蔬菜当季的绝对产量在菜农选择销售方式时有较强的决定性，当菜农所种的某种蔬菜当季的绝对产量较高时，其为了避免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损失，菜农会选择较为紧密的销售方式，这从而也反映出，在某种蔬菜当季的绝对产量较大时，菜农更倾向于稳定销售。

菜农信息可获性（I）在不同模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该指标在模型一和模型四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影响方向各异，在模型一中其方向为负，这表明当菜农获得信息较为准确时，其往往会选择纯市场交易，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菜农获得较为准确的且高于合同收购价时其会出现违约情况（这也与本次调研时蔬菜价格趋于上升有一定的关系）；而在采取企业一体化时，虽然菜农也可能出现违约情况，但由于还有诸如罚款以及免除企业一体化成员等惩罚性机制的存在，菜农将仍然选择销售给企业一体化的企业。虽然菜农信息可获性（I）在模型二和模型三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影响方向仍然各异，在模型二中菜农信息可获性对菜农选择销售方式呈正向，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于纯粹的销售合同，由于收购商还提供一定的生产性资料的帮助，菜农碍于这层信任关系，其会在自身利益受到一定损失时（如获得市场价格提高的消息时），仍然选择销售给提供生产销售合同的收购商。菜农信息可获性（I）在模型三中影响呈负方向，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由于采取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的菜农一般都为大户，其在获得市场价格提高的确切消息时，往往利益损失较大，而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又有可以自由进出的相关规定，因此，此时的菜农可能就会选择退出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而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当然菜农信息可获性对销售方式影响的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菜农蔬菜种植品种（M）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菜农是否采取安全蔬菜种植对其在决定菜农选择纯市场、销售合同、生产销售合同三种交易方式时影响不大。但蔬菜种植品种（M）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菜农种植安全蔬菜时更多的是要确保其稳定的销售，而更紧密的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和与企业一体化销售方式往往能满足菜农对销售稳定性的要求。

菜农交易性专用资产投入（Z）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影响方向为正向，这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是吻合的，即在采取纯市场、销售合同、生产销售合同时菜农交易性专用资产投入并不多，而在采取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交易和与企业一体化销售方式时，菜农往往进行必要的交易专用资产的投入。

菜农所拥有的社会资本（S）除模型二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在另外三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菜农所熟悉的朋友或亲戚，有在从事相关的核心企业和收购公司供职或从事蔬菜交易的，则菜农会逐渐通过这一信任关系，逐步向其熟悉的亲朋好友从事的销售方式进行靠拢，这是典型的从众心理的表现。

产业链的导入（D）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菜农面对信誉更高和实力更大的蔬菜核心企业和收购公司时，其会选择更为紧密的交易方式进行蔬菜交易。

综上所述，假说3基本得到了验证。

6．3　本章小结

本章分析了蔬菜产业链的引入对菜农种植方式和销售方式的影响，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户的种植方式和销售方式选择行为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组织链接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尽相同。本章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两点：

（1）在对菜农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选择的影响方面，农户的个人特征并不是显著的因素；而当引入蔬菜产业链之后，菜农土地资源约束、水资源约束和技术资源约束会得到放宽，这对菜农种植方式会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而菜农的种植方式、信息可获性对菜农专一化种植方式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普通蔬菜和安全蔬菜种植品种的差异对菜农专一化种植方式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劳动力的自由移动，菜农劳动力可获性尚不是影响菜农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选择的关键因素。现阶段通过加快菜农加入蔬菜产业链组织，通过蔬菜核心企业提高的资金以及技术等来改变菜农原有要素资源禀赋约束，将是我国蔬菜小农化生产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一化蔬菜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

（2）在对菜农销售方式选择的影响来看，农户的个人特征仍不是显著的因素；而菜农的蔬菜种植方式、某种蔬菜当季的绝对产量、蔬菜种植品种、菜农信息可获性、菜农社会资本、菜农交易性专用资产投入以及产业链核心企业规模和信誉都会对菜农的销售方式选择产生影响。虽然有个别因素在不同的模型中表现出差异，但总体表现为：当蔬菜产业链导入之后，改变了菜农的资源约束、信息获取、种植品种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改变促使菜农与核心企业或收购公司的关系更为紧密，此时菜农有向维持共同利益的销售方式转变的趋势。

【注释】

[1]该部分内容发表于：吕美晔、王凯，《菜农资源禀赋对其种植方式和种植品种选择的影响研究》，载《农业技术经济》2008年第2期。

[2]需要指出，对菜农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由于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在这一问题上所得数据存在不完善，且对于农药的药性成分折算和化肥的含氮、含钾等成分的折算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舍弃，这将是笔者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3]该指标（L）＝单季家庭投入人数＋单季雇工金额／单季总天数＊当地雇工均价。由于家庭投入的劳动力在单季基本是全程参与的，而雇工则主要是短期或间断性参与的，通过单季雇工金额／单季总天数＊当地雇工均价，可以解决雇工人次的问题，该部分计算的数值可以表明有多少雇工是全程参与单季蔬菜种植的。

[4]需要指出，水资源可获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是否可以获得符合蔬菜生产的水质上，但是由于水质问题难以量化，因此本文对水质问题进行了舍弃，而只考虑了蔬菜灌溉用水是否收费。

[5]菜农种植规模选择行为包含在菜农品种选择行为中，但菜农种植品种选择行为还包括同类蔬菜不同品种的选择，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对菜农同类蔬菜不同品种（普通品种、高产品种和国外品种）选择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6]由于蔬菜种植一般分为两季，因此此处的某一时期指一个蔬菜季节段。

[7]该指标与上一节的农户能够从事蔬菜种植的耕地面积（S）存在差异，有不少菜农在单季度并非将所有可供生产蔬菜的耕地都用于蔬菜生产，所以通常S′≤S。

[8]对安全蔬菜的界定，本文参考了杨金深（2005）对安全蔬菜的界定。具体参见《安全蔬菜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P15－20。

[9]此处需要对销售合同、生产销售合同以及合作经济组织给予一定的解释。在本次调研中，所谓销售合同主要是菜农与核心企业或收购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但收购商不提供其他生产性资料；而生产销售合同则存在必要的诸如种子、化肥等生产性资料的帮助。而本次调查的所有合作经济组织，如所谓的某某蔬菜协会、某某蔬菜合作社都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其运作与一般性的企业运作差异不大，只是在对菜农链接和管理上不如采取企业一体化的企业那样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