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效率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第一章　引　言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70年代，国际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本国农业，大量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应用于农业生产当中，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在满足自身农业产品需求的同时，出现了大量农产品剩余。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转型，食品工业快速崛起，要求农产品供应必须满足食品工业快速发展的需求（牛若峰、夏英，2000）。正是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家庭农场制逐步转变为农业一体化生产、加工和销售模式。西方最早的农业一体化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养鸡产业中，之后逐步在北欧、西欧等区域逐步推广，并向畜牧业、种植业等农业相关产业进一步延伸，同时也从最早的合同订购制，逐步向农业一体化、农业产业链管理方式逐步转变。西方国家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国家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食品加工业的发展，而且加快实现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的转移。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也经历两次较大规模的转变。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使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发生了剧烈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原有的集体农业生产模式，使农业生产回归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加之这一时期农产品市场逐步放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出现了极大的提升，这次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使得我国基本摆脱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加快了农产品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第二次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完全放开以及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逐步饱和，广大农民由于自身素质较低、组织化程度不高，对市场信息和市场风险把握不准，陷入了卖粮难、卖菜难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地区（山东省）率先进行了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也即学术界在1993年所提的“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一词最初是对我国山东省蔬菜产业出现的“蔬菜出口企业＋农户”的新型生产和组织模式进行解释时提出的。它最初的含义并未被明确的界定，只是用来描述“产供销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的产业现象。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最初的“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演变出如“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经济人＋农户”等新的组织模式。学术界在对比国内外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和国内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的基础上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牛若峰、夏英（2000）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叫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Agricultural integration），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龙头”组织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产供销、种养加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链接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多元参与主体自愿结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是市场化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与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农业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综合经营（Agribusiness）本质上是很相似的，只是发展背景和具体形式上有一定的差别^[1]。农业产业化在全国的逐步推广取得了巨大成效，农业产业化不仅使得一部分农民摆脱了农产品难卖的困境，同时还促进了一大批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物流和农产品出口公司逐步壮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深以及人们对食品安全等问题的普遍关注，探寻新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一直在继续，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农业产业链管理应运而生。农业产业链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它是将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链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对其中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进行组织、协调与控制，一起获得农产品价值增值的活动过程（王凯，2002）。农业产业链管理已经在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开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将逐渐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蔬菜产业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1978年我国蔬菜产量仅为9240万吨，蔬菜是当时最紧缺的农产品之一。而到2005年，我国蔬菜（含菜用瓜）播种面积突破1756万公顷，总产量5．5亿吨，总产值4700多亿元，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国和消费国，蔬菜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据农业部统计，蔬菜种植收入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额在2003年就已经达到372．6元，种植蔬菜已经成为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我国蔬菜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内外蔬菜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加之蔬菜购销市场的逐步放开，特别是“菜篮子工程”的推行，我国蔬菜数量迅速增加，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2003年人均蔬菜占有量为415．1千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蔬菜市场已从原先的卖方市场逐渐变成买方市场，广大菜农面临着卖菜难的困境。其次，我国加入WTO以来，国外农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蔬菜产业的竞争尤为激烈。蔬菜虽是我国在国际市场尚存比较优势的主要农产品之一，但是，由于国外对蔬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整个过程的及时性和安全性的重视，国外市场进入门槛不断提高，我国蔬菜出口数量和出口收益年度波动很大。另外，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绿色壁垒、反倾销等非贸易手段对我国蔬菜出口进行限制。以2002年为例，受日本设置绿色壁垒的影响，我国对日保鲜蔬菜出口与上年同比减少了28．96％^[2]。第三，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消费者对蔬菜的需求也从单纯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方向不断转变，高品质无毒、无害、无残留的“三无”蔬菜，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安全蔬菜的供给则存在不足，2003年全国统一标识无公害蔬菜生产面积5．7万公顷，总产量232万吨，仅占全国蔬菜总产量的0．42％^[3]。安全蔬菜供给不足和普通蔬菜供给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目前蔬菜市场日益突出的矛盾。在上述市场环境出现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我国蔬菜产业应通过何种途径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是我国蔬菜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国际农业产业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农业产业链管理能够快速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它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并有利于农业产业升级。那么我国在蔬菜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利用农业产业链组织模式来解决我国蔬菜产业发展瓶颈问题？我国蔬菜产业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国蔬菜产业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农业组织模式上的创新，以解决我国蔬菜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从国外农业产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来看，决定一国未来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农业产业链中核心企业的竞争力，而核心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与其所采取的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在我国蔬菜产业中已经实施的农业产业链管理模式是如何形成和运行的？我国现存的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主要有哪几种？哪些因素又影响着蔬菜产业链的运行？哪些因素会对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产生影响？这些问题成为本书研究所需要探寻的主要问题。本研究将根据农业产业链管理理论，从组织创新的视角来对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国内外关于蔬菜产业及其发展的研究

国内对蔬菜产业及其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国内蔬菜供给不足及市场化改革的研究，这类文献主要集中1978—1990年间，其主要研究方式以论述各地蔬菜供给不足的原因以及兼论第一轮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蔬菜购销体制改革为主，这类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对蔬菜供给不足的障碍因素分析。这类文章相当繁多，对于蔬菜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承包地粮食数量保证制度、指令性计划蔬菜生产以及统购统销的流通方式，严重阻碍了蔬菜价格的合理波动，严重挫伤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袁廷华，1987；丁传治，1988）；二是城市近郊土地流失和工业“三废”的污染，使城市近郊蔬菜基地严重萎缩，城市蔬菜出现供给不足（朱好生，1988）；三是城市近郊菜农出现劳动力大量外流，致使蔬菜生产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导致蔬菜种植数量和蔬菜质量出现下降（朱好生，1988）；（2）对蔬菜供销体制改革的分析。王宜智（1984）、胡必亮（1985）、袁廷华（1987）等对重庆市、武汉市蔬菜供销体制改革进行了总结，研究认为统购统销的流通方式阻碍了蔬菜价格的合理波动，严重挫伤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国家财政的巨额补贴主要补贴了国营菜场，而未使广大菜农受益，国家财政补贴效益低下，统一的计划指令性生产与流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胡杏村（1988）对长沙市蔬菜流通渠道改革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集贸市场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蔬菜供给数量，改变了过去国有蔬菜供销企业为主体的局面，通过引入集体与个体蔬菜流通从业人员，不仅带动了菜农生产积极性，也极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购菜，文章同时指出，国有蔬菜供销企业虽然应逐步淡出蔬菜流通市场，但由于集贸市场还不完善、自发性和区域性较强，在蔬菜供给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国有蔬菜供销企业仍需要通过政策性手段平抑蔬菜价格，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包永江（1985）、廖沛（1986）对蔬菜“统购包销制”的历史做了回顾，研究指出“统购包销制”的出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国家困难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统购包销制”严重约束了蔬菜产业的发展，“统购包销制”必须向开放市场转移。在蔬菜购销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既需要积极引导，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同时又需要通过价格补贴和计划指导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影响。

第二，对我国蔬菜产业发展中关于蔬菜种植、流通和销售问题的研究。这类文献主要出现在1991—2000年期间，当时的背景环境是蔬菜购销体制已经全面改革，“菜篮子工程”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都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蔬菜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蔬菜供给已经从供给不足转向供需平衡，在1997年前后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在蔬菜产业也出现了“农业产业化”等新型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这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对蔬菜生产以及蔬菜商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与布局研究。史炜（1990）对蔬菜生产和蔬菜补贴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蔬菜市场逐步放开的条件下，蔬菜补贴已经不能完全使菜农将所种蔬菜销售给国有蔬菜销售企业，蔬菜补贴也应由补贴商业转向补贴生产，通过补贴政策调整来降低菜农市场风险。王立来（1988）较早地指出大中城市近郊菜农种菜机会成本上升，生产环境恶化，已经出现了蔬菜基地外移的现象，蔬菜基地布局应该加以重视。周渝祥（1990）对上海蔬菜基地变化与布局进行研究后指出，城市近郊蔬菜土地转换不可避免，蔬菜种植基地外移迫在眉睫，通过分层建立蔬菜产区以及优化蔬菜种植规模是保障城市蔬菜供给的主要途径。韩曙、黄淑佳（1989）进一步指出，由于城市近郊土地在乡镇企业发展之后，土地价值升值，蔬菜生产比较效益低于农户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过去的城郊蔬菜基地已经日益萎缩，为此过去以城市近郊为主要蔬菜商品生产基地的方针需要做出调整，蔬菜商品生产基地，应该逐步向“农区”发展，重点提高城市近郊蔬菜基地，并适度发展农区蔬菜生产基地。（2）对蔬菜流通与集贸市场的问题研究。庾德昌等（1994）对北京销地批发市场（大钟寺批发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结果表明由非国有主体成立的销地批发市场既有效缓解了城市蔬菜供给的难题，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是促进蔬菜流通的重要方式。蒋中一等（1995）对北京蔬菜价格上涨的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蔬菜主产地（山东）向蔬菜主销地流通的过程中的流通成本大增是导致北京蔬菜价格上扬的主要原因，在建立蔬菜产区批发市场的同时，构建销地批发市场，降低蔬菜流通成本是稳定城市蔬菜价格的重要途径。刘瑞涵等（1998）对北京销地批发市场蔬菜价格和成交量波动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全国蔬菜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已形成，各地蔬菜都在大量地涌入各大中城市，蔬菜供给总量的增加使蔬菜销售不畅成为菜农的主要问题。对农户来说，面对蔬菜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调整蔬菜生产供给结构，有效地避免蔬菜的价格和销售风险并提高蔬菜的生产经营收益，而对各级政府而言，应加快发展蔬菜产后贮藏及深加工业或积极扶持蔬菜的产业一体化经营，有效地缓解鲜菜总体销售不畅问题，而且还可以增加蔬菜产品附加值。王学真等（2006）对蔬菜从山东寿光生产者到北京最终消费者的流通环节的成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表明蔬菜从寿光到北京的整个流通费用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流通环节过多、各环节收费项目多以及影响各种费用的不可控因素多，为降低蔬菜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必须从上述三个方面采取措施。洪涛（2000）对我国1978—2000年的蔬菜产销体制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研究，研究不仅分析了我国蔬菜产销体制的变革，同时还分析了1988年“菜篮子工程”实施之后我国蔬菜产业的具体发展情况，并指出了2000年前后我国蔬菜产业的新发展和出现的新问题，最后展望了我国加入WTO之后蔬菜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可选择的应对措施。（3）对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对蔬菜生产与流通的主要影响研究。农业产业化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蔬菜主产区的发展，于天忠、梁德展（1997）对山东莱阳蔬菜合作社的研究表明，通过合作社形式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做大做强的当地蔬菜产业，有力地推动了蔬菜深加工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产地销售不畅的问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提高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吴成志、吕兴文（1995）对黑龙江蔬菜协会的发展做了分析，研究认为蔬菜协会的成立有效缓解了菜农的销售问题，同时在组织菜农学习专业技术、加快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方面功效显著。

第三，对我国蔬菜国际贸易的研究。这类文献集中在1999以后，当时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蔬菜市场已经明显地表现为供给过剩，蔬菜产业逐步向国际出口转移，这类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对中国蔬菜进出口贸易现状及特点的分析。苏保乐等（2000）概括了我国蔬菜出口贸易的现状，分析得出影响蔬菜出口的因素主要是出口蔬菜自身品质存在问题。陈云、祁春节（2002）从主观性障碍和客观性障碍两个角度出发，指出我国蔬菜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沈朵朵、胡建杰（2005）对我国蔬菜出口贸易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我国蔬菜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策，如运用建立蔬菜贸易信息中心、实现全过程质量控制、发展龙头企业等。（2）对中国蔬菜竞争优势的分析。张敏（2000）主要分析了国内蔬菜生产成本、出口运输的比较优势及蔬菜加工、包装等方面的劣势，从而提出相应对策。陈永福（2001）以洋葱、西兰花为例分析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的竞争力，指出我国蔬菜产业主要受制于物流科技。王立鹤（2002）以中日贸易战为例分析中国蔬菜的国际竞争力，阐述中国蔬菜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劣势，并提出政策建议。安玉发等（2002）介绍了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现状，对中国对日蔬菜贸易进行了优劣势分析，给出提高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竞争力的策略。（3）分析入世对中国蔬菜贸易的影响。余小林（2000）针对“入世”后中国蔬菜供应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指出为适应WTO的要求，应不断完善我国蔬菜周期供应体系以及蔬菜的生产、购销体制和价格体系，并应大力发展蔬菜加工工业及进一步提高蔬菜流通效率。陈永福（2001a）在分析中国蔬菜贸易现状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加入WTO对中国蔬菜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并针对蔬菜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建立蔬菜贸易信息中心，树立蔬菜品牌，从“量大”转向“重质适量”方向发展，重视市场开拓等建议。郑锦荣、韩福光（2004）在简述我国蔬菜出口概况的同时指出蔬菜生产和出口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WTO的措施，包括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蔬菜生产、加工、贸易运输全程质量监控和管理，建立质量安全体系和行业协调机制，积极应对技术贸易壁垒，扩大出口市场等。另外，赵海燕、赵立、易法海（2003）对世界蔬菜贸易从规模、产品类型和洲际格局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孔祥智、郑玲燕（2005）对中国蔬菜品种及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蔬菜产业的对策和建议。由于日本是我国蔬菜出口的主要国家，对于中日蔬菜贸易问题，也有较多的研究。陈永福（2001b）对我国对日蔬菜贸易进行了探讨，剖析了日本实施紧急限制措施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农业政策与国内政治因素使然。文章还指出日本蔬菜产业缺乏竞争力，日本单方面限制中国蔬菜出口，不仅给中国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同时也对日本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福利损失。

1．2．2　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研究

农业产业链组织模式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农业产业链的组织合作形式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形式，主要经历了纯市场交易、合同形式、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等形式。Mighell和Jones（1963）最早提出了农业“纵向协调”，他们认为农业“纵向协调”是一种组织创新，纵向协调包括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活动在内的一系列过程，其能起到减少市场风险、降低不确定性和成本，改善管理、增加市场地位、提高议价能力、开发新技术和获得融资等作用。Barkema（1993）从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角度强调，食品行业需要通过纵向合作快速了解顾客需求，他还认为契约和整合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使顾客需求沿着链条向上游食物生产者传递的能力得到增强。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一体化进程来看，加工企业和农户之间更多地倾向于纵向一体化合作，而加工企业与销售商之间则更倾向于横向一体化合作。加工企业和农户之间的纵向一体化合作又分为完全纵向一体化和不完全纵向一体化，也即很多文献中出现的垂直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和垂直协作（Vertical Coordination）^[4]两大类型。完全纵向一体化（垂直一体化）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生产、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严格地在企业内部完成，农户只需按照加工企业的要求进行规模化生产，农户已经完全或部分地归属于加工企业。Paulo Rigatto（2004）等认为，当企业所需的初级原材料70％以上来源于自己的农场，则可以认为企业采取的是完全纵向一体化形式。不完全纵向一体化（垂直协作）则主要采取相对松散的形式，农户和加工企业之间主要是通过签订销售合同和生产合同进行链接，为了确保农产品的收购质量和规格，某些合同中对农户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做出相应的规定，并且加工企业也向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农业合作社是西方国家在农业一体化过程中农户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主要作用在于提高农户在与大型企业进行价格谈判时的优势。合作社的社员（即农户）通过共同制定的章程，把农产品的销售或加工交给合作社控制，并根据交易额分享合作社剩余，但农户在生产上仍然是独立的。

国内关于农业组织模式的研究始于1993对农业产业化的研究，牛若峰、夏英（1997、1998）对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定义。夏英（1998）、唐云海（1998）对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模式进行了理论解释。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蓬勃发展，理论界从契约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等角度对不同的农业产业化模式进行分析（罗必良，1999；张晓山，1999；牛若峰，2003；等），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也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从最初的“龙头企业＋农户”的传统组织模式逐步发展出如“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经济人＋农户”等新型组织模式，针对不同的组织模式，不少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新型模式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常向阳、戴国海（2003）根据对“龙头企业＋农户”组织模式的历史及现状考察，通过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认为解决由于合同不完全导致的敲竹杠问题、合同执行成本高造成的合同约束性不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龙头企业和农户一定程度上的产权一体化，让拥有重要人力资本的一方通过对物质资产的控制实现对另一方人力资本的控制，进一步降低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通过对两种可选择模式的分析发现，“合作社控股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是现实可行的目标模式。周立群、邓宏图（2004）通过对赛飞亚公司翔实的案例调研，运用准一体化理论对我国“公司＋农户＋基地”的组织模式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许多长期契约关系往往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这种介于市场交易和完全一体化的中间形态“公司＋农户＋基地”的合约形式集中了市场高能激励和组织（管理）效率的双重优势，因而被农业产业化所选择，合约制度具有多样性和互补性，因此不能认为某种制度是唯一的或最优的。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产业链的合作形式的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由于对于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等指标的量化较为困难，定量研究较少。

农业产业链管理是国外20世纪70年代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进行一体化管理的一种组织管理模式。国内外研究一致认为，农业产业链管理模式在组织分散农户、提高农户收益、提高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在农业产业链管理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方面，国外学者Boehlje（1995）等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链管理能有效保证安全食品溯源体系（Track and Traceability System）的构建，降低溯源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国内学者陈超（2003）、韩纪琴（2002）等都在各自的相关论文中就农业产业链管理对猪肉、蔬菜的安全性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相对于农产品供应链而言，农业产业链管理涉及的范围更宽，农产品供应链更多地关注农产品的流动，而农业产业链管理则更加关注农户、加工企业、销售商之间的合作，其目标在于实现农产品的价值增值；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比，两者在本质上都是要求打破传统的将农业产供销、农工商分割的体制和生产经营方式，但是两者在目标、对象和重点上存在差异^[5]；农业产业链与工业企业的供应链管理也有所区别，工业企业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企业间的横向合作可以通过合同、契约等经济手段紧密的链接在一起，再加上企业间的供应链往往涉及较大的交易价值和交易量，这就有效地防止了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而对农业产业而言，农产品的生产（种植）主要依靠相互独立的农户完成，而农户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人，只是法律上的自然人，当农户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时企业往往很难有精力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分散的农户的责任，这就导致了单纯依靠企业与农户进行订单农业和契约农业无法解决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问题。农业产业链中农户、加工企业和销售商之间的链接形式不再局限于横向合作，其中更多地倾向于垂直一体化和垂直合作。

1．2．3　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研究

目前，国外对农业产业组织效率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现有文献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1）农业产业链的整合、组织协作与战略联盟形成研究。Kliebenstein和Lawrence（1995）认为协调活动包括完全的整合体系（所有权整合）及各种契约协议，所有的协调活动旨在促进产业中参与者的竞争地位。Den Ouded（1996）等学者认为农产品链的特殊市场定位以及生产的自然属性是促进联盟形成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农产品的易腐性要求农产品及时在市场上销售，当农户面对有限的储藏能力的时候，农业产业链联盟能够迅速地形成。Spekman（1996）等描述了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联盟意向、联盟形成及联盟管理。他们的研究对形成一体化的农业产业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2）产业链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及评价研究方面。合作效率最先由Buchlin和Sengupta（1993）提出，他们认为合作效率是合作伙伴发现彼此的合作是有必要的，并能够从中获得收益。Ellram（1996）的研究表明产业链合作的好处在于买者和供应商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承诺能促进企业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能够使合作伙伴共享降低成本的信息，这能降低产业链交易中的总成本，不仅如此，企业之间的合作还能够提高彼此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合作效率是比较难以量化的一个指标，因为它的主观性比较大，而且没有统一的测量指标。T．K．Das和Bing－Sheng Teng（2003）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评价合作效率的理论假设模型，在构建评价合作效率的一系列指标体系以及影响合作效率的外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他们设计了完善的调查问卷与调查方案，对多家大型集团公司展开调查以获取第一手数据，最终逐一验证了原先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模型。研究结论表明，全体合作成员的努力、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成员彼此的相互依赖是影响合作效率的关键因素。Robert和Christian（2002）构建了一个体现产业链反应能力的假设模型，模型中提到影响产业链反应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信任。此外，产业链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合约的完善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链的信息化程度、合作双方彼此的承诺、面对面交流的程度、共同决策程度以及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都能够影响产业链的组织合作（Teruaki ＆ Mohd，2000）。David Boddy（1998）等在整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制定问卷并通过调查获取了多家企业有关合作意向与合作方式的数据，总结出企业展开合作主要面临六大障碍，如果在合作中不能很好地克服这些障碍，将影响产业链的绩效。

国内关于组织效率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企业公司的组织效率的研究。蔡莉、孙海忠（2002）研究了信息技术对组织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技术的导入，对企业的员工能力、企业技术核心能力提高、组织结构和管理水平有增强的作用，信息技术是继企业外部环境、企业技术和人力资源、企业组织管理之后的另一个影响企业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国内对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相关研究也比较少见，但也有一些散见于各类学术论文当中。谭涛（2004）较早地对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效率进行了研究，通过运用结构方程等手段，定量测定了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效率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朱毅华（2004）对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物流整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物流能力、企业内外部整合以及供应商绩效对企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李俊龙（2006）对我国花卉的市场流通效率做了探索性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花卉的市场流通效率与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企业自身能力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蔬菜产业、农业产业链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现有研究相对分散，且并未将蔬菜产业的发展纳入到农业产业链管理之中进行系统的研究。国内对农业产业链组织模式尚未做出明确的界定与区分，对于产业链组织效率的研究则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的蔬菜产业链组织为研究对象，明确界定蔬菜产业链的组织模式，并通过构建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假设模型分析影响产业链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产业链管理理论。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分析我国现行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对产业链组织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制约和阻碍我国蔬菜产业链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未来我国蔬菜产业通过产业链组织模式进行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具体来说，本文要达到以下几个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一：分析我国蔬菜产业的整体发展以及产业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市场环境变化。

具体目标二：详细描述我国蔬菜产业链现行的组织模式，针对不同类别的蔬菜核心企业分析其选择对应组织模式的原因，并对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变迁的趋势进行分析。

具体目标三：探寻影响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的相关因素，并测度相关因素对组织效率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具体目标四：分析蔬菜产业链导入之后，对蔬菜种植者在种植方式、销售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思路如下：首先，根据已有资料对我国蔬菜产业发展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描述；其次，分析和界定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探寻影响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形成和运作的影响因素；随后，界定产业链组织效率的本质与内涵，分解组织效率的组成部分，通过构建组织效率假设模型，确定和验证影响组织效率的相关因素；接着分析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蔬菜种植者在种植方式和销售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最后对全文的研究做出相应结论，并提出我国蔬菜产业链发展的政策建议。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根据上文的研究思路，本文研究内容包括：

（1）阐述和分析我国蔬菜产业总体发展情况及其市场环境变化。在研究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之前，有必要对蔬菜产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市场环境变化做出评价和分析，该部分主要为后续章节提供逻辑思路与实证基础。这部分主要运用已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我国蔬菜具体进出口品目竞争力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指标进行分析。

（2）界定与划分我国蔬菜产业链基本组织模式，对不同组织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并对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的变迁进行描述。我国蔬菜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带动下，蔬菜产业形成了各类模式，但是目前国内对已经形成的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并没有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划分。本研究在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对现有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进行了分类和比较，最后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描述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变迁的趋势。对于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3）构建蔬菜产业链的组织效率假设模型，分析影响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的因素，测度这些影响因素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方向及其影响程度。决定一种组织模式存在以及其运行好坏的判断标准主要依赖于其组织效率的高低，因此探寻影响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的相关因素，并测度这些因素对产业链组织效率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未来我国蔬菜产业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4）分析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蔬菜种植者在种植方式、销售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蔬菜产业链的构建和运行贯穿于蔬菜生产、加工、流通的全过程，菜农作为产业链的最上游必然被包含其中，由于我国绝大部分菜农面临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链接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对蔬菜产业链导入对菜农在种植方式和销售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给予分析。对于这部分的研究作者采取先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使用二元选择模型（Binomial Logit Model）和多元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实证分析。

1．5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农业部、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官方网站获得数据，对我国蔬菜产业发展及其变化作系统的描述。(www.chuimin.cn)

（2）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网、Elsevier Science Direct期刊网、EBSCO期刊网等相关网络获取相关二手数据和资料，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部分进行研究。

（3）蔬菜产业链的研究在中国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关于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和效率等方面的统计还较为欠缺。本研究将根据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进行实地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调查的对象包括：蔬菜生产者、蔬菜加工企业、蔬菜运输企业、蔬菜批发市场、蔬菜销售企业或个人以及消费者等蔬菜供应链上各环节。

需要指出，本研究在查阅的相关文献基础上认为，普通的蔬菜生产者和加工企业由于对市场控制有限，很难结成相对稳定的链接体，只有当蔬菜生产者和企业，相对垄断某一产品市场，且能相对稳定市场价格和稳定市场份额以及能控制或限制潜在竞争者进入，才能够结成相对稳定的链接体，这类蔬菜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将是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普通蔬菜生产者和不能结成稳定的链接体的生产者和企业将不是本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为了研究的需要，作为横向比较的对象，也进行调查。

1．6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

1．6．1　论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引言。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阐明研究意义、研究目标、内容和假说，介绍数据来源和技术路线，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主要对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和评述，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阐述。

第三章：我国蔬菜产业发展及其市场环境的变化。该章主要描述我国蔬菜产业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和国际贸易领域四个领域的基本现状，并分析了我国蔬菜产业在这四个领域面临的市场环境变化。

第四章：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的界定与比较分析。该章首先将对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进行界定与划分，并详细分析不同类型核心企业在相应组织模式采用上的差异，最后对我国蔬菜产业链整体组织模式变迁的趋势及其原因进行阐述。

第五章：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模型的构建与检验。该章将对组织效率的概念和内涵进行表述，并寻找影响蔬菜产业链的相关因素，其后构建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模型的构建，并利用所收集的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以测度这些相关因素对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影响的方向与程度。

第六章：蔬菜产业链管理对菜农生产方式与销售方式的影响分析。该章主要对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菜农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的影响进行评价与分析。

第七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该章对全文所做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蔬菜产业链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1．6．2　技术路线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如图1－1所示：

图1－1　技术路线

1．7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1．7．1　研究中的创新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文献对产业链中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农户链接的相关分析相对较少。本研究正是从蔬菜产业链的中观层面出发，以蔬菜产业链核心企业为视角，对蔬菜产业链核心企业采取的组织模式、产业链组织效率以及产业链导入对菜农的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成果。

（2）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文献对农业产业中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和案例分析为主，较少使用定量数据进行分析，对于农业产业链组织模式的划分缺乏严格的划分标准，或存在一定的缺陷。本研究在划分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时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划分标准，并对不同蔬菜核心企业的组织模式做了比较研究，这在类似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在对研究假说进行验证时，既使用了常规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也使用了较为前沿的数量研究工具；特别是在对问卷数据使用时进行了数据的效度和信度检验，这在类似研究中较为少见。通过对数据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有效地提高了研究的可信性和准确性；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的相关影响因素，揭示了不同变量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也挖掘出更多有益的结果。

1．7．2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范围涵盖整个蔬菜产业，同时涉及组织行为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管理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鉴于本人能力有限，不足与缺憾在所难免，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

（1）理论的阐述与组织模式的界定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本研究虽然对农业产业化和产业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与区分，并对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进行了重新的归类和划分，但是随着农业产业链实践的深入，对农业产业链理论的阐述以及组织模式的界定也必定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2）蔬菜产业链的链接是一个竞与合的过程，本研究虽对这两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更侧重于从合作链接的角度对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加以研究，而产业链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博弈对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的影响还有待日后进一步完善。

（3）相关数据和实证检验模型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目前官方对蔬菜产业链组织缺乏统一的数据，本研究使用的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虽然作者对数据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但这仍然不能避免存在不足之处；在实证模型使用方面，本研究虽然与企业相关人员以及农户进行了沟通，但由于作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模型构建和变量选择方面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一问题还有待日后进一步完善。

【注释】

[1]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国外农业一体化、农业综合经营的具体差别，可参见牛若峰、夏英，《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原始数据来源：日本海关统计资料，2001、2002年。

[3]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关于报送《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2003年工作总结》和《农业部农产品安全中心2004年工作思路和重点》的函，农质安函［2003］28号，2003年12月31日。

[4]对于vertical coordination一词，国内学者桑乃泉（2001）将其翻译为纵向联合，而王秀清和孙云峰（2002）则译为纵向协调。根据国外学者Hobbs（1997）的解释，vertical coordination一词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vertical coordination包括了市场交易形式，而狭义的vertical coordination不包括市场交易形式。本文则采取其广义的理解。

[5]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产业链的区别可参见王凯、韩纪琴，《农业产业链管理初探》，中国农村经济，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