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日书翻译探讨

第三节　日书翻译与日语借词

一、日书翻译概况

日书翻译在19世纪末以前还不多见。据实藤惠秀统计到1895年为止所译日书为9种⁽¹⁹⁾谭汝谦统计为12种，有《鹤林玉露》（1251年）、《全浙兵制考·日本风土记》（1592年）、《琉球地理志》（东京，1883年）、林廷玉《欧美各国政教日记》（上海，1889年）等。其中有的是日人所译，如：花房柳条著、藤田丰八译《蜜蜂饲养法》（北京，1898年）；（英）琐米尔士著，（日）经济杂志社译、古城贞吉重译《万国通商史》（上海，1895年）等。⁽²⁰⁾那时中国还是以西书翻译为主。

1895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1902年至1904年翻译日文书达321种，占总数的60%以上，而同一时期西译书只有120种，占总数不到30%。此后日书翻译仍逐年上升。从甲午年（1895年）到民国元年（1911年）十五年间译日书已达958种，每年平均63种。最多的是社会科学类图书，有366种，占同期译书的38%；第二位的是世界地理书，有175种，占18%；第三位的是语文书籍，有133种，占13%；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译书百余种。

1912年到1937年，中国共译日书1760种，年平均79种。最多的仍是社会科学类，660种，占同期总译数的37%；其次是语文类书，312种，占17%；第三位的是自然科学类，249种，占14%；第四位的是应用科学类，243种，占13%。

1938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日书翻译开始萎缩，共译日书140余种，平均每年20种。抗日战争胜利年后日书翻译才重新得到发展。1946年到1978年共译日书1780种，每年平均90.5种。⁽²¹⁾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来自西方的影响远不及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日书翻译远远超过西书翻译。大量的日书翻译成为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最主要渠道。特别是被喻为“梁启超式的翻译”⁽²²⁾模式在当时十分盛行，梁启超形容当时的翻译现状是：“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²³⁾由此可以窥见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蔓延状况。

二、著名的日书翻译机构与翻译家

当时的翻译机构有清政府办的，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北京京师同文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等。除官办外，还有民办、教会办的。民办的有商务印书馆、教育出版社、广智书局、上海农学会、译书公会等；教会系统办的有广学会、译智书会、广州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下面简要介绍6所当时最有名的日书翻译机构：

1.译书汇编社

1900年成立于日本东京，上海设有总发行社，是中国留日学生发起的第一个译书机构。译书方法是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杂志上，再出单行本。其主要成员有：戢翼翬、杨荫杭、杨廷栋、章宗祥、曹汝霖等。社长由戢翼翚担任。东京是当时优秀留学生聚集的地方，金邦平、曹汝霖后来成为清朝大臣，章宗祥、汪荣宝成为驻日公使。所译书籍以政法方面为多，如高田早苗著、稽镜译的《国家学原理》等。

2.广智书局

1901年成立于上海，对外称由华侨冯镜如主持，实际上由梁启超负责，是晚清由日本转译西书的重要机构。著名译员有：赵必振、麦鼎华、麦仲华、陈鹏泽、罗普等。翻译的重要著作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元良勇次郎著、麦鼎华译的《中等教育伦理学》（1904年）；坪井九马三著，吴渊明、仲遥译述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1908年）；横山又次郎著，虞和钦、虞和寅译的《地质学简易教科书》（1902年）；奥平浪著，吴灼昭译的《立体几何学讲义》（1907年）。

3.京师同文馆

1862—1902年，初时是一所外语学校，主要教授英、法、俄三国的语言。1876年以后除语言外还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及译书课程。1896年设“东文馆”，此后各地纷纷开设东文学堂，有上海东文学社、天津东文学堂、杭州日文学堂、泉州彰化学堂、福州东文学堂，学日文，译日书。据熊月之考证，1900年到1911年应聘来华日文教师有430名，其中到福州学堂任教的日本教师有冈田兼次郎、桑田丰藏、中西重太郎、矢泽千太郎、向后顺一郎等人。⁽²⁴⁾

4.江南制造局

1870—1907年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是晚清时期由政府创办的机构中译西书最多的单位，出版译著达170多种，同时也是翻译日书最多的机构之一。最早翻译的日书有《日本学校源流考》《东京大学规制》等。日本人藤田丰八当时被聘为译员，翻译了不少日书，如《造洋漆书》《颜料篇》（江守兼吉郎编）。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认为，晚清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²⁵⁾

5.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译了不少日书，以教科书为多。如《中等英文典》（神田乃武著，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译述，1919年），《小学理科教材》（棚桥源太郎、佐藤礼介著，杜子彬译述，严保诚校订，1907年）。商务印书馆于1903年与日本教科书印刷公司（金港堂）合并，当时的出版物特别是教科书、日本译书受日语很大的影响。就连《辞源》（1915年）也收入许多日语借词，词条的释义中也出现不少日语借词。

6.大同译书局(www.chuimin.cn)

1897年由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局，明确提出译书“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亦聘请日本学者翻译日文书籍。

此外上海农学会、广学会、教育出版社、作新社、会文学社、中国医学会，都是当时国内较有名的日书翻译出版机构。日本的东亚公司、启文书局、东京并木活版所等都翻译出版了不少汉译日书。据有关资料统计，1896年至1911年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至少有95个。⁽²⁶⁾

日书翻译早期多由日方人士担任，其中著名人士不少，如：藤田丰八，曾被聘为工艺学堂译员，译有多种工艺方面的书籍，还曾为上海农学会翻译了不少农书，如《物理学》（上篇）（饭盛挺造编纂）、《造洋漆书》（藤原良纯撰）、《颜料篇》（江守谦吉郎编）；松坪叔子译有《初等代数教科书》（长泽龟之助著）；金太仁作译有《化学教科书》、《动物学教科书》、《教育学教科书》、《几何学教科书》（生驹万治讲述，宏文学院编辑），均由东京东亚公司1907年7月在日本出版；西师意译有《矿物教科书》（神保小虎著）、《算术教科书》（藤泽原著）。

日方人士担任翻译主要集中在20世纪头10年，之后日人翻译逐渐退出，由中方人士担任，著名翻译家有姚文栋、林廷玉、王国维、丁福保、范迪吉、梁启超等。

明治维新后中国最早译日书的是姚文栋，被实藤惠秀称为“黄遵宪第二”。⁽²⁷⁾姚氏译了不少日书，如《琉球地理志》（1883年）、《日本地理兵要》（1884年）。林廷玉译有《欧美各国政教日记》（1889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末也翻译了不少日书，如《日本地理志》（1901年）。丁福保以翻译医书著称，他翻译了大量的日语医书，如《医学纲要》（1908年）、《肺痨病预防法》（1908年）、《新伤寒论》（1908年）、《普通医学新知识》（1909年）、《育儿谈》（1908年）、《新本草》（1909年）、《身之肥瘦法》（1910年）、《胎生学》（1913年）等。

翻译学的兴盛，特别是将新学科、新理论整套翻译引进是最容易吸收外来词的。新学科的引进，整套知识体系的引进，其实也是一系列外来词语的引进过程。20世纪初正是中国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知识重建之时，日译书成为那个时期日语借词进入汉语极为重要的一条渠道。

下面试看现代医学书籍的译名情况。

妇科的翻译著作，如《近世妇人科学》（1926年）、《妇人科学》（1931年）、《妇人科之病理与疗法》（1934年）、《妇科学》（1939年）、《普通妇科学》（1939年）、《妇科教本》（1947年）、《妇科学图绘》（1948年）、《妇科学》（1949年）等。

产科的翻译著作，如《实验避妊法》（中外书局编，1923年）、《节育避妊的方法》（陈爽秋编，1925年）、《妊娠避妊育儿》（泽田顺次郎著，1926年）、《避孕法》（汪企张著，1928年）、《避妊法》（王逸慧、刘宗蕴编著，1935年）、《实验避妊术》（黎振寰编，1935年）、《避孕新术》（王君纲编著，1935年）、《男女避孕法》（许晚成著，1938年）、《实用避孕法》（郭泉清著，1948年）等。在这些著作中大量日语借词被引进。

将此时的译名与后来的定名相比，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现象，如一些汉语译名经过了从长名到短名的演变过程。如20世纪30年代之前，大多直接采用日语“妇人科”，在30年代早中期还是“妇人科”占上风，到30年代晚期，汉语词“妇科”开始逐渐取代“妇人科”，40年代“妇科”完全取代“妇人科”，并一直稳定至今。译名由长而短固然与语言经济原则有关，也与汉语双音词比三音词有更牢固的凝固性有关。

在译名上也会表现出由繁到简、由多义到单义的演变过程。下面是由“生产”到“生育”、“分娩”，由“避妊”到“避孕”的变化情况。

《生产安全》（郭太华编著，上海，郭太华妇科医院，1933年）、《生育限制法》（大川浩著［日］，沈石顽译，昌朋医药学社，1933年）、《无痛分娩法助产动作图》（华东医务生活社1951年）。

20世纪20年代与避孕有关的著作有4部，用日语词“避妊”的就有3部，即《实验避妊法》（上海，中外书局编，1923年）、《节育避妊法》（陈爽秋编，上海，经纬书局，1925年）、《妊娠避妊育儿》（泽田顺次郎著，怀叔译述，上海，文明书局，1926年）。用汉语本土词“避孕”的只有《避孕法》（汪企张著，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1部。到30年代，相关著作有4部，用日语词“避妊”的有2部，即《避妊法》（王逸慧，刘宗蕴编著，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编辑，1935年）、《实验避妊术》（黎振环编，上海四明书店，1935年），用汉语本土词“避孕”的有2部，即《避孕新术》（王君纲编译，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男女避孕法》（许晓成著，傅积仁校订，上海，国光书店，1938年）。到了40年代，用“避孕”的有2部，即《实验避孕法》（郭泉清著，家杂志社编，上海家杂志社，1948年）与再版的《男女避孕法》（许晓成著，傅积仁校订，上海，国光书店，1938年，1941年再版）。用“避妊”的只有1部，《实验避妊术》（卫生研究社编，苏海若编辑，上海，大文书局，春明书店1941年）。

中医名“汉方”被“中医”替代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汉方”在日语中就是指“中医”，它与“中医”在当时的译书书名中都出现过。如《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1929年）《汉方新解》（1930年）《东洋汉方要诀》（1935年）《日医院用汉方释义》（1946年）这些书用的都是“汉方”，可后来稳定下来的学名却是汉语词“中医”。

又如日语词“调和”被汉语词“协调”、“平衡”所替代。《身心调和法》（1916年）、《藤田式调和法前传略解》（1936年），后来这里的“调和”都被“协调”所替代。⁽²⁸⁾

三、日书翻译的意义

中国自古就有通过翻译他国之书来引进知识之举，盛于汉魏的佛经翻译就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中叶后，西方文化大量东来。日本先行西化，自明治之始，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书籍，吸纳了大量的西方文明，此后国势炽盛。梁启超曾论道：“日本自维新以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千种。”⁽²⁹⁾1896年康有为呈清政府的《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奏折强调：“日本之所以有今日之强而胜我，是因为早变法，早派留学，早译其书，而善其治。”⁽³⁰⁾文中把“译日书”、“变法”、“派留学”作为民主改革富国强兵的三大法宝。文中详细说道：“巨愚思之，以为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知识之佳书，咸译也……”⁽³¹⁾并向皇上请求对译日书者给予加官晋爵，以此推动日书翻译的进程。“巨愚请下令，士人能译日本书者，皆为大赉之。若童生译日本书一种五万字以上者，若试其学论通者，给附生。附生增生译日本书三万字以上者试论通，皆给廪生，廪生则给贡生。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士给翰林，庶官皆晋一秩。”⁽³²⁾

通过翻译日语书而不是直接翻译西文书来学习西方文化，倡导者对此举有清醒的认识。“若学东洋，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也。是故从洋师不如从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东文近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³³⁾日书翻译比之于西书翻译有不少优点：1.日汉同文，其文字与我汉字相通者十之八九，较之西书易懂，译之省事。2.东文已将西文中不适合东方文化及国情的内容或删或改，译东文较之直接译西文更能为我所接受。故译日书一时盛行。

日书翻译成了当时中国了解西方的窗口。大量翻译日书的目的是了解西方文化，吸收西洋科技，促进民主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此时的日书翻译已经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责任，承载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同时，也给汉语带来了大量的日语借词，带来了大量的词汇新鲜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