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研究概况与学术抢滩批评

第二节　当代研究概况

进入当代，有关日语借词的研究步入兴盛期。人们对百年来的汉语外来词重新焕发了研究热情。

一、对日语借词历史背景的文化学研究

晚清民初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阵痛时期。当代学术界对那段历史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其考察的角度和视野也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研究对那段历史语言问题的研究都带来了极大帮助。

周光庆、刘玮的《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对那段历史的时代特征与背景作了这样的阐发：

我们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脑际时时萦回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古训，也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早已理解并且认同类似“人是符号的动物”、“谁要谈论人，谁就要谈到语言”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率先提出“新民说”、呼唤“独立自尊之人”的梁启超，就是率先自觉变革汉语书面语言、创造风靡一时的“新文体”的梁启超；率先重新发现“个人”、追求个性解放、阐扬独立自主的新型人格的陈独秀、胡适，就是率先发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与陈独秀。⁽³⁰⁾

周、刘是语言学家，他们从纯语言学的小天地来到了文化的大天地，发现了许多让他们激动的东西。

冯天瑜是一位文化学家，他的文化学研究牢牢立足于语言这块基石。他在《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2004年）对那段历史的语言状况作了如下叙述：

清民之际新语不仅广布雅文化领域，而且也渗透到了俗文化层面。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响应革命的底层民众虽然不一定明白新语确切内涵，却因革命党在使用，洋溢着冲决旧罗网的魔力，于是，希望拥有“话语权力”的底层民众以巨大的热情捕捉新名词，纷纷以革命、共和、自由、自治、独立相标榜。⁽³¹⁾

对这一时期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研究热潮，还可从一个小插曲感受出来。当冯天瑜从文化学角度来观察语言的研究在国内热火朝天时，一位久居日本的中日文化与语言交流史学者对此提出了“学术抢滩”的批评。⁽³²⁾对这场批评与反批评的文来文往，有人支持有人驳诘，却清楚道出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学者与文化学者正在从各自专业角度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对晚清民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不断有扛鼎之作问世。如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那一个时代：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向代表东方文明的古老中国的传播过程。研究这一过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近代输入的“西学”主要内容有哪些？熊月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和丰富的研究成果。⁽³³⁾至2006年底，已经出现了“西学东渐文献馆”，举办了“西学东渐国际学术研讨会”，建设了“西学东渐网”，出版了“西学东渐”研究专辑。⁽³⁴⁾

诸多学科史的整理与研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入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日语借词。下面试看法律学科的情况。王健在《晚清法学新词的创制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一文这样介绍了中国法学术语建立的过程：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来华欧美传教士和国人在对应中西法律概念的翻译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尽管如此，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来自日本的政法词汇却迅速占据了竞争上的优势，其中也包含着那些为日本思想的现代化曾经作出过贡献的来自中国的政法词汇，而国人又以极大的热情把它们作为负载新思想的工具从日本搬回到它的故乡。这一切的发生之所以成为可能，都跟这些词汇所蕴涵的思想资源及其工具价值之与晚清政治话语表达的实践需要有密切的关系。

……除了严复、梁启超等学者对汉译日本学术用语的种种考释和评论意见外，对使用那些带有“日本语臭”的词汇提出批判的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位自称“将来小律师”的留日法科学生彭文祖对不加判别地使用日本“新名词”的现象发出的怒不可遏的表达——“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这本小书里面，彭文祖猛烈批判了几乎都属于法律专业方面的59个词汇。⁽³⁵⁾

论文指出汉语的法学术语来源有多种，有源于自创的，有源于欧美传教士的，而源于日语的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像当年彭文祖氏所抨击的59个日语借词，基本都是法学术语。

二、对日语借词的语言学研究

1.研究视野开阔，成果丰硕

当代日语借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语言学本体的理论研究。表现为视野开阔、成果丰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越了前一时期。

这一时期汉语外来词研究著作陆续问世，最早且最具分量的是《汉语外来词词典》（1985年），它可视为《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9年）的姐妹篇。两书前后相距30年，《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重理论建构，《汉语外来词词典》重材料集释，两者相得益彰。另一部外来词词典也很值得一读，即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年）。

此时的另一部理论著作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意大利学者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语研究》（1997年）。该书1993年初版于美国，因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考证精确，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问世后受到各国学者的很高评价。”⁽³⁶⁾而吸引译者把它翻译成了中文。马西尼长于考证，周游各国大量查检原始资料，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语言交融现象，且能从宏阔的角度来对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史进行考察。“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并不是北方文学传统简单地加上五四运动革新派的现代观念而自然产生的结果，它是早在19世纪就开始演变的更为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的产物。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缺一不可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用各种方言写的文学著作、明清小说、晚清文学、日本科技著作、19世纪的各种文章以及西学译著。”⁽³⁷⁾这里将“日本科技著作”、“西学译著”并列是颇具启发性的做法。

日语借词研究专著还有何培忠的《中日同形词浅说》（1986年）、谢世涯的《新中日简体字研究》（1989年）、李月松的《现代日语中的汉字研究》（1998年），王健宜的《日汉同形词辨异词典》（1995年）、刘元满的《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2003年）、何华珍的《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2004年）等。他们大都从汉字的角度入手研究中日文化的交流，何华珍将日语汉字词单独分出一类并放在重要位置。留日学者沈国威的著作也值得重视，《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年）、《“新尔雅”とその語彙》（东京，白帝社，1995年），虽然在日本出版，但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据《二十世纪汉语词汇学著作提要及论文索引》记载，“外来词”专题下共收录了论文249篇，其中发表于这个时期的有227篇。综述性论文有：《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回顾和词源考证》（刘正埮，1983年）、《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沈国威，1988年）、《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史有为，1991年）、《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述评》（张金梅，1996年）、《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外来词研究》（郭剑英，2003年）。综述性论文多是研究活跃的一个典型表现。⁽³⁸⁾

1993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办外来词研究专刊——《词库建设通讯》，成为这一时期汉语外来词研究的重要阵地。《发刊词》这样介绍了办刊宗旨：“探讨某一个语词的释义、词源、引申义。”“若是旧词，则讨论它的新义，若是新词，则还未为一般词典所收。”⁽³⁹⁾他们所做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建立“香港粤语词库”，一是建立“外来概念词库”。对“外来概念词词库”作了这样的勾勒：

1）引言

2）为什么叫“外来概念词”

3）我国外来概念词使用和研究的现状

4）建立外来概念词词库的主要目的

5）外来概念词词库的收词范围

6）外来概念词词库的编写原则

7）外来概念词词库的用途

8）词库上的信息比词典新而可靠

9）外来概念词词库的检索

10）结束语(www.chuimin.cn)

11）参考文献

这些在以后的办刊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刊物创办者出于对这一事业的热爱，组织了一系列的考证、探索、讨论活动。《词库建设通讯》办得有声有色，团结了一批学者，逐渐形成了重理论、重考源的“词库派”，领军人物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长姚德怀与黄河清。刊物的发行对当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特别是对日语借词的性质、来源、界定及词语考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在外来词研究上用力最勤、成果最著的学者当推史有为。他是《汉语外来词词典》几位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完成词典编纂后继续研究，先后出版了《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1991年）、《汉语外来词》（2000年）、《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2004年）三部专著。发表的论文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外来词：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1991年）、《外来词研究的十个方面》（1991年）、《从日语中的外来词谈起》（1994年）、《外来的“外来语”及其他》（1995年）、《“外来语”术语问题补议》（1997年）、《外来词术语之再讨论》（1997年）、《“癌”疑》（1998年）、《论当代语言接触和外来词》（1999年）等。他的学术研究以语法起家，后来却以外来词的成果著称于学术界。

2.对日语借词语言性质的认识日趋明确

关于日语借词的定性与定名，在20世纪中期曾成为研究热点，到了当代认为日语借词属外来词的学者愈来愈多。一般的词汇学著作与教材书大都采用了这一观点：

宁锦衷认为“现代汉语吸收来的外来词主要有三种形式：音译、音译兼意译、从日语中借来的词”。⁽⁴⁰⁾

张志公认为，汉语的借词应该包括从日语中借入的汉字词。他把汉语借词分成音译、音译加注、部分音译部分意译、半原文半意译，及“直接把汉字写的日语借过来的‘借形词’”。他认为这种只借词形、意义，不借语音形式的是一种“特殊的借用方法”。⁽⁴¹⁾

罗世洪认为“汉语外来词形式有三种：音译、半音半意译的，从日语中来的外来词”。⁽⁴²⁾

许威汉认为“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主要是借音与借形两大类，另外还有意译的”，“借形的主要是指少数从日本借来的词”。⁽⁴³⁾

叶宝奎认为，借词的方式常见的有以下几种：音译、音译加注、部分音译部分意译、半原文半意译、意译及直接用汉字写的从日语词借过来的“借形词”。⁽⁴⁴⁾

陈原认为，借词形成通过下面途径：一是转写，即音译；二是音译加类注；三是半音半意译；四是意译组合，即摩借；五是地道的意译。“把日文的汉字词搬到汉语中来，而按现代汉语（而不是日语）的读音来读这个借词。照抄汉字名词，也是一种转写。”⁽⁴⁵⁾考虑到该书的最初版本，这一观点的提出当在20世纪80年代初。

这时围绕“回归词”还进行了一次新的讨论。所谓回归词指的是日语借词中的“借自古汉语的日语汉字词”。20世纪50年代曾对此有过不平静的讨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回归词”术语的提出，新的讨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词库建设通讯》1996年第10期发表了俞忠鑫的论文，俞文认为“一类是汉语中本来有的词，日本人把它们用来翻译西洋术语，后来中国人也用开了，像‘革命’、‘经济’等；另一类是日本人根据汉语的构词原理用汉字自行组合的词，在两国人民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流传到中国来了，像‘干部’、‘积极’等”。“这样的两类词都不应该称为日源外来词。首先，第一类词本来就是汉语词，拿它们来翻译西洋术语，只是扩大了它们的词义，也就是词义的引申，而并没有变成一个新词。……第二类词究竟是不是日本人首先使用，很难完全弄清楚。”

俞忠鑫认为只有日语中的汉字音译词，与由日本人自创的“国字词”才能算汉语外来词。“笔者赞成汉语外来词只限于音译词的提法”，“中国人用汉字组合的汉字词固然是汉语词，西洋人用汉字组合的汉字词也是汉语词。日本人用汉字组合的仍然是汉语词。只要这些词不是音译词”。“这些词经过了外国人的引申或改造，应该说仍然是汉语词。如果一定要跟‘没有留过洋’的汉语词有所区别的话，笔者认为可以叫做‘回归词’。真正的日源外来词，应该只限于像‘榻榻米’、‘卡拉OK’那样的词。”⁽⁴⁶⁾“回归词”的说法形象，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同刊的第14期（1997年），发表了周玉琨的《也谈“回归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把日源汉字词称为“回归词”是混淆了外来词性质。“我们不赞成‘回归词’这一提法，……因为它根本否定了日源外来词。”周氏理由主要有三点：

1.外来词与文字的关系。“词语的借用是语言的问题，而不是文字的问题。”“汉语外来词中，汉字所起的作用很大。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汉字既可用来记录汉语，也可用来记录日语（虽然只是部分的），这正像拉丁字母组合后可以记录多种语言一样，字或字母毕竟不是语言本身。谈汉语外来词的问题，我们不要被汉字所迷惑，这对理解日源汉字词至关重要，因为汉字所代表的音义可以属于不同的语言。”

2.确定词语使用的社会环境是判断是否属外来词的重要因素。“并不重视某个人或某些人创造了某个词或某些词，而重视人们对它的使用及社会环境。……一个词只要在某种语言中已经固定并被使用，则可判断它是该语言中的词。”

3.怎样理解回归词。“如果外来影响是主要的，不管是音义整体吸收也好，还是形义兼收也好，或者只有意义的吸收也好，则它一定不是固有词。”⁽⁴⁷⁾

其实在讨论语言交融时的词语的轮回借用，借过去算什么，再借回来又算什么，里面的许多细小、微妙却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推敲的。如：

借词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的引申义该如何看？是算原词固有义的自然发展还是算外来新义？

对词的借用溯源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时代为源？是划定一定时代剖面作共时判断？还是像地理学那样溯源时“唯远为源”？

对词义的变化如何判断？哪些算是引申变化？哪些算是同形而异义？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不同，所得结论自然大相径庭。“回归词”的讨论，性质仍是针对日语借词的定位与定名。只是这次讨论特别注重了对源自古汉语的那一类日语汉字词与古汉语的关系。通过讨论，人们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回归”是一种现象、一个过程，而“借词”则是对一种语言成分的性质判定。二者其实是对同一语言现象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判断。

3.对日语借词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新领域也有了拓展，特别是关于日语借词在汉语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的同化影响、应该采用的规范策略等。下面是在若干领域发表的主要论文。

对日语借词内部特点的研究：《外来词的汉化及其外来色彩》（杨振兰，1989年）、《谈中日现代语中的意译词》（王玉林，1992年）、《来自日语的非正式借形词举例》（姚彝铭，1996年）、《关于“外来概念词”和“外来影响词”的思考》（吴世雄，1997年）、《论由汉字带来的汉语日源外来词——日语借形词》（周玉琨，1998年）、《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郭伏良，2002年）。

对日语借词的文化内涵的研究：《汉语外来语与汉民族文化心理》（陈榴，1990年）、《外来词：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史有为，1991年）。

对日语借词的作用与同化的研究：《关于中日两国语言吸收外来语的对比研究》（修德建，1995年）、《例谈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王玉彪，1997年）、《试析当代日语借词对汉语的渗透》（顾江萍，2000年）、《关于当前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张韶岩，2001年）。

对日语借词的规范原则研究：《汉文化对外来词的驯化》（王珏，1991年）、《汉语对外来词的词义驯化》（王珏，1993年）、《汉语对外来词的语法驯化》（王珏，1993年）、《汉语对外来词的语音驯化》（王珏，1993年）、《汉语新外来语的文化心理透视》（王铁琨，1993年）、《漫谈当今外来词的吸收与规范》（黄丽芳，1995年）、《浅议新外来词及其规范问题》（杨华、蒋可心，1995年）、《谈外来词的规范问题》（张则政，1997年）、《汉语对其他语言词语的吸收及其规范问题》（赵世举，1998年）、《描写与规定：关于外来词的思考》（任付标、谷红霞，1999年）、《维护汉语纯洁性，慎重吸收外来词》（李根芹，2000年）、《谈汉语外来词的“汉化”现象》（卜祥忠，2002年）、《论当前汉语外来词规范的原则》（苏金智，2002年）。

对不同汉语地区的日语借词的研究：《台湾“国语”中的外来词》（芮月英，1991年）、《语言社群类型与台湾的外来词》（史有为，1999年）。

对日语借词的宏观研究：《现代汉语外来词初探》（孙延璋，1984年）、《汉语外来词杂谈》（张永言，1989年）、《外来词研究的十个方面》（史有为，1991年）、《从日语中的外来词谈起》（史有为，1994年）、《外来的“外来语”及其他》（史有为，1995年）、《外来词术语之再讨论》（史有为，1997年）、《谈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周玉琨，1999年）、《论当代语言接触和外来词》（史有为，1999年）。

以上的研究成果有的是对前一时期的深入，有的是新问题的提出。“对日语借词的作用与同化的研究”与“对日语借词的规范原则研究”，显示出人们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初期”，而是延伸到了对“中后期”考察。研究已经将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过程、状态、结果及对策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有种种的不足，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新视角和新推进，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数量众多的宏观问题研究及综述论文，显示出研究者已经很自觉地把握着研究的进程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