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前期汉语日语借词研究

第一节　20世纪中前期研究概况

一、20世纪初期对日语借词的态度之争

日语借词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汉语，这一现象很快就引起了学人的关注。不同评价纷争歧出，讨论的焦点在怎样看待日语借词的传入。大力提倡者有之，痛心疾首、拼命反对者也有之。当日语借词的传入成为不可逆转的情势后，对它们的收集、整理、规范也就随之出现。褒贬不一的社会评论与大规模的收集整理，成为这一时期对日语借词研究的两个基本内容。

冯天瑜先生在《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中对这段历史作了清楚的描绘。近代中国的话语世界呈现一种两极状态：一方面，人们普遍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的新名词；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激起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反感与抗拒。⁽¹⁾

支持者大力支持，在自己的语言运用中身体力行。其中以梁启超为最：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不仅继续倡导翻译日籍，而且在自己的著述中，广为使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文法，形成极富影响力的“新文体”（人称“启超体”）。⁽²⁾

反对者拼命反对。有斥之为文风日下者，有斥之为道德沦丧者，有将其与革命党相连者。留日学生彭文祖1915年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文中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观点，文中对许多词语一一作了批驳。如，认为汉语中已有“禁止”，使用得非常合理，引进日词“取缔”纯属不伦不类。彭文写道：

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意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即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³⁾

在褒贬互峙的社会大对立中，《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显得分外突出。它强硬的反对态度，甚至达到了怒不可遏、恨之入骨的程度。“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⁴⁾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表达了一种极端的情绪。该文成为日语借词研究史中引用率相当高的一篇文献。

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时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所列举的都是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词语，而不是针对科技术语。“对于日译科技名词，几乎没有谁全盘反对。”“上面这些例子几乎都是政治用语或社会用语，难得找到一个纯粹的科技名词。”⁽⁵⁾但日语借词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文化界、知识界甚至政治界都卷入这场论辩，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种情绪和观点的对立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是中国在长期封闭之后突然面向外部世界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肌体反应”，甚至有点惊慌。对此现代学人曾有过专文探讨：“不纯粹是个语言技术方面的问题，更有当时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⁶⁾

褒贬相异、褒贬对峙，其表现愈突出，波及范围愈广，延续时间愈长，愈显示出这一事件的重大社会意义。

二、20世纪初期的收集整理工作

当日语借词承载着新知识、新思想蜂拥而入时，必然是良莠不齐，优劣并存。为了更好地提高语言使用的效率，去乱汰差，对大量涌现的“新词语”进行整理、规范显得十分必要。当时编纂的不少辞书实际上就起到了收集、整理、规范的作用。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部辞书略作考察，它们有的是一般性的语文词典，有的是专门的新词语词典。

《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13，清水澄著，张春涛、郭开文译，群益书社。

《辞源》，1915，商务印书馆，陆尔奎、方毅，商务印书馆。

《王云五大词典》，1930，王云五，商务印书馆。

《新术语词典》，1932，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上海南强书局。

《现代语词典》，1933，李鼎声编，上海光明书局。

《新知识词典》，1935，新辞书编辑社，童年出版社。

《新知识词典》，1935，顾志坚主编，上海北新书局。

据笔者初步翻检，在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主编的《新术语词典》中查检到了日语借词179条，在顾志坚主编的《新知识词典》中查检到了102条。它们对日语借词有的标“新”（意为：新词语），有的标“j”（意为：Japanese日语）。如：

新村·アタラシキムラ（J）

会社·カイシャ（J）即“公司”，日译“会社”。⁽⁷⁾

1915年出版的《辞源》是一部对后世有广泛影响的语文词典。笔者在里面搜检出数百例日语借词，如在B字母下有：八线、保管、保险、保证、保证金、保证书、保佐人、本科、并等、并制、博士、不动产、不都合等。《辞源》对新传入的日语借词的收录，保留了当时汉日语言交融的踪迹，弥足珍贵。中日语言交流史专家沈国威先生2006年10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举行了一场“《辞源》与现代汉语术语的形成”的学术报告⁽⁸⁾，专门论述了《辞源》与晚清科技术语制定的关系，显示出学术界对《辞源》的重视。

这个时期对日语借词的收集、整理，虽然还只是初步、粗略的，但却起到了显著的整理功效。数量庞大、词形混乱的日语借词经过汇集整理、梳理整顿，杂乱的被规范，有用的被保留下来，留存于汉语中。对这段历史的整理工作余又孙在《日译学术名词沿革》⁽⁹⁾，以及《谈日译学术名词》⁽¹⁰⁾中曾作过详细论述。

周光庆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中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大对立、大冲撞也作过概括性的论述，可视为是对当时日语借词的引进、评价、吸收所带来社会激荡的精彩评价：

在中国进行文化结构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制度层面的伟大变革的过程中，涌现了一个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相配合的翻译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热潮。然而，在那个时代，翻译西书的活动是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与规划的。从事译书的人们固然大都是忧国虑民，腐心切齿，但他们见识有高下，居地隔中外，对西方新文化的修养有深浅，对新事物、新概念的理解有出入。在选择书目上，互相重复，在创立译名上，难免各自为之。另外，由于受之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刺激和影响，这一时期汉语的构词和词义等方面也在急剧变化。许多本来是自由组合的词组开始凝定为词了，许多词的意义在深化、演变或者根本翻新了。这样一来，在汉语的书面语乃至口语中，在人们的各种言语交际场合里，就涌现了一批批来自不同方向、有着不同风貌的“新名词”。⁽¹¹⁾

三、20世纪中期的日语借词性质研究

经历过一段时期的激烈争辩、汇集整理、调整规范后，学术界开始对日语借词进行了冷静的思考。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现代汉语发展、规范的重要时期，当时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研究重点是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定，这就不能不涉及汉语外来词的问题。据《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记载，1950年至1979年期间，专门讨论外来词的论文有22篇。其中有的是讨论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有的是对具体借词的考证，而讨论有关“外来词的定名与定性”和“日语借词”的就有16篇，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研究的规模与重点。它们是：

1）《汉语中的外来词》，持平，《拼音》1957年第4期。

2）《汉语不能容纳外来语吗》，刘泽先，《中国语文》1957年第5期。

3）《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几个问题》，赵怿伯，《语文学习》1958年第3期。

4）《意译词是外来词吗》，高子荣、张应德，《语文学习》1958年第3期。

5）《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名凯、刘正埮）》，邵荣芬，《中国语文》1958年第7期。

6）《对〈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名凯、刘正埮）的几点补充意见》，胡双宝，《中国语文》1958年第7期。

7）《谈谈汉语中的外来语》，持平，《人民日报》1961年1月8日（第5版）。

8）《“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周定一，《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

9）《从现代汉语外来语初步分析中得到的几点认识》，张清源，《语言学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新知识出版社，1957。

10）《选取外来词问题的探讨——从晚清著作中选收外来词的体会》，丁证霖，《安徽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

11）《汉语借词探讨》，陈法卫，《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3期。

12）《汉语借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陈忠，《江海学刊》1963年第1期。

13）《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王立达，《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14）《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郑奠，《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15）《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吗》，张应德，《中国语文》1958年第6期。

16）《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和张应德同志商讨汉语里日语借词问题》，王立达，《中国语文》1958年第9期。

这一时期对汉语外来词、日语借词的研究著作还有：《汉语史稿》（1958年）、《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年）、《汉语词汇讲话》（1959年）等，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年）。书中有关汉语外来词，特别日语借词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中国語に入った日本語》⁽¹²⁾一书收集了大量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其对日语借词的论述也受到人们的重视。(www.chuimin.cn)

外来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来源之一，日语借词是现代汉语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语借词的定性与定名成为这一时期汉语外来词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1.日语借词的分类

由于从日语传入的词语有多种形式，哪些算是汉语外来词，哪些不算汉语外来词，成为讨论的焦点。

王力《汉语史稿》认为“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尽量利用意译，一是尽量利用日本的译名”。他把来自日语的译名分成两种：“由日本传到中国来的意译的译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语，而给予新的涵义；第二种是利用两个汉字构成双音词，这些双音词按照汉语原意是讲得通的。”第一种又分为：1.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比较接近的，例如“历史”、“政策”、“政党”、“独裁”等。这些词大约可以按照汉字的本来意义推知大意的。2.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相差颇远的，例如“前提”、“企业”、“绝对”、“抽象”等。

除上面两种，王力还分出了一种：除了采用日本语译名以外，还有一部分向日本语借用的词。但是，严格说来，这还不算纯粹的借词，因为没有借用它的原音。例如“取缔”（torisimari）、“引渡”（hikiwatasu）、“见习”（mirarai）、“手续”（tetuzuki）。⁽¹³⁾

王力的分类对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稍后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对日语借词的分类就与此很接近：

1）用古汉语词译成的。

2）用汉字构造或书写的。

3）其他。（1）用汉字音译成的音译词。（2）根据汉字字形创造的新字。⁽¹⁴⁾

这一时期对日语借词作出了详尽分类的是王立达。他共分出了以下几类：

1）本为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这种写法日本人称为“嵌字”），而被借用到汉语中来的。（如“瓦斯”、“俱乐部”。）

2）虽用汉字书写，而只有“训读”，没有“音读”的日语词。（如“入口”、“出口”。）

3）由日本人用“意译法”译出来的外国语词汇，在汉字读法上只有“音读”，不用“训读”的。（如“绝对”、“相对”。）

4）本为日语词汇，而在借用为汉语词汇后，意义与原义不同者。（如“劳动者”、“辩护士”。）

5）本为古汉语词汇，后来被日本人借用作为西方近代术语的意译语，而现在由国人从日本借用过来变成与古义不同的现代汉语词汇者。（如“索引”、“组织”。）

6）汉字的字形和词义都是由日本人创造，而为我所沿用者。（如“腺”、“癌”。）

7）下面一些现代汉语词汇，是在我国人翻译日文时创造出来的。（如“基于”、“关于”。）

8）在二十世纪初年曾经一度借用，而现在不用的日语词汇。（如“劳动组合”、“劳农政府”。）

9）协和词。⁽¹⁵⁾

2.日语借词算不算汉语外来词

在对日语借词作了详细分类后，问题的关键就在如何看待它们的性质。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不应把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外来词；另一种认为应该把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外来词。这两种看法差异的前提就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外来词？是“词的语音形式”，还是“词的意义内容”。问题的复杂还不止于此，即使认为应该根据音义结合的“语音形式”来判断，在怎样看待日语借词的来源与读音上仍有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1）主张不把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外来词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3年）“外来词”一节中认为外来词应只限于“译音的词”和“部分译音的词”。⁽¹⁶⁾这里运用的是语音借用的标准，显然把日语借词排除在汉语外来词的范围之外。

王力明确表示不应把从日语借来的汉字词看作是外来词。他在《汉语史稿》（下）（1958年）“词汇分册”中对现代汉语词汇来源作了这样分析：“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也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来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原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从西洋传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¹⁷⁾

王力不把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外来词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们属意译，可以从汉语构词理据得到解释；二是它们不是日语本身创造的，而是翻译西洋语言时产生的。

把“借音带义”作为外来词的判别标准有相当的代表性。日本外来词研究专家、《角川外来語辞典》的作者荒川总兵卫在《外来语概说》（1943年）给外来词下了这样的定义：“外来语即音译借词。”⁽¹⁸⁾这里的“外来语”即外来词。以“借音带义”作为外来词判别的标准可视为是狭义外来词说。不把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外来词是坚持这一标准的自然结果。

2）主张应该把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的外来词

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7年）是现代汉语词汇学最重要的早期著作之一。书中第21章专门论述了“外来语词汇”，明确提出日语借词应该算汉语外来词：

外来语词有两种：在外来语词汇里，有些词是直接从别的民族语言借来的，基本上照样使用，这是借词；有些词是经过汉语的翻译，用汉语的造词材料和方法，把它改造成我们民族语言——汉语的新词，这样的是译词。

汉语词汇中有两种借词：一种是从语音形式借取的，一种是从书写形式借取的。后者一般是从日本语借来的，前者是从日本语以外的其它民族语言借来的。⁽¹⁹⁾

郑奠的《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专门论述日语借词的早期论文，主张日语借词应该归入汉语外来词。⁽²⁰⁾

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是这一时期另一篇重要论文。它认为从日语中借来的各种词汇成分都应是汉语外来词：“正如同日语中有许多古汉语的借用词汇那样，在现代汉语中，也有许多从现代日语借来的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实包含着许多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由于这些词汇的输入和流行，不仅使汉语的词汇更加丰富，同时也给我们在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时带来了很大便利。”⁽²¹⁾

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认为：“现代汉语外来词中数量最多的是19世纪以来从不同的语言中借用的词。……这种外来词大半是从英语借来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应用的汉字译名，我们直接从日本语吸收过来，没有改译。”⁽²²⁾

胡裕树在《现代汉语》中认为：“现代汉语借用进来的外来词，主要有三种形式：1.音译的外来词。2.音译兼表义的外来词。3.从日本文中吸收过来的借词。”⁽²³⁾

北京师范学院编写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是当代汉语演变史的首部专著，它对日语借词的分类与王力的大体相近，但在性质的认定上却迥异，认为日语借词属于汉语外来词，是丰富现代汉语词汇的最主要手段之一：“这个时期丰富汉语词汇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吸收日译词；此外，也吸收了一些音译词和自造了一些新词。日语借词指的是被汉语借用来的日语中翻译欧美书籍时译成的词，以及少数日语固有的词。被借用来的日译词有的是古汉语词译成的，有的是用汉字新造词音译的，被借用来的日语固有的词也是用汉字写成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构词和汉语相同，意义多半可以从汉字上求得解释。”⁽²⁴⁾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外来词研究著作是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它是汉语外来词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著作共六章，论述了“什么是外来词”、“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回溯”、“现代汉语的外来词”、“现代汉语外来词与汉族文化发展的趋势”、“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创造方式”、“现代汉语外来词的规范化问题”六个重要问题。虽然书中大部分篇幅仍是对具体外来词的溯源、考证、辨析，但全书的建构及论述清楚展现了作者的理论建树，代表了当时汉语外来词研究水平。“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贤达的重视，有许多专家学者撰文评介该书”。⁽²⁵⁾《中国语文》在同一期发表了两篇评价它的论文。⁽²⁶⁾该书“据音辨义”、“借音带义”的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对日语借词的定位和对外来词的定义与上述吕叔湘、王力先生为代表的观点看似相同，实则有异。它对外来词的判定也是“借音”说，但又认为应将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外来词。该书明确主张：只有借音的才算外来词。“我们也没有把一般人所谓的‘意译的外来词’搜集在内，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数量浩繁的‘意译’的词并不是外来词。”但又认为应该将日语借词看作是汉语外来词：“我们曾经在上面说过，用本语言的构词成分去‘复译’外语的词，不能算做外来词。日本人在吸收欧美文化的时候，曾经用汉字或日语所原有的构词成分去‘意译’欧美语言中的词汇成分。从日语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些词尽管是根据欧美各语言的词所反映的意义而加以采用的，但并不是日语的外来词。然而，从汉语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要我们是连音带义地从日语的词汇中搬来这些词，并加以改造的，都应当算是现代汉语的外来词。”⁽²⁷⁾作者的这一主张在30年后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得到了体现，词典收录了800多条日语借词。

把日语借词也看作是汉语外来词可视为是一种广义的外来词观。

3.对日语汉字词性质的进一步讨论

狭义观与广义观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日语借词中汉字词的分类及定性上。

来自日语的借词有多种形式，有日语汉字音译词，如“曹达”（即“苏打”）、“虎列拉”（即“霍乱”）等；有日语训读汉字词，如“場”、“取締”等；有日语“国字”汉字词，如“腺”、“糎”等；还有日语音读汉字词，如“积极”、“知识”等。但对这部分日语音读汉字词学术界的分歧最大，特别是日语借用古汉语的词语来意译西语，获得了新义，之后又传回汉语，这样的词语算不算日语借词，学术界争议最大，意见呈严重对立状态。

争议集中在如何看待“日语固有词以外的汉字词”和“日语使用古汉语词意译西方语言的日语汉字词”，它们能否也算作汉语外来词呢？持反对观点的代表如《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吗》。这是张应德与王立达讨论的论文，他认为王立达分出的几类日语借词中只有这样三类才算外来词，即“用汉字来作音译的词”、“用日本自创汉字来构成的词”、“虽用汉字书写，却只有‘训读’而没有‘音读’的词”。“其余的类型都不能算为从日语借来的词”。这篇论文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政治气味”，用上了不少批判性话语。“综上所述，我认为王立达同志对于现代汉语词汇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是有意抹杀早已为世人所公认的现代汉语词汇丰富的事实。”“在语言学问题上，我们不是排外主义者，但更不是媚外主义者。”⁽²⁸⁾这种政治批判性的话语无助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但所提出的如何对待日语汉字词，却涉及对日汉语言交融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如何区分、如何定性的重要问题。90年代的所谓“回归词”的讨论，实质上是这场讨论的延续。

由于日语汉字词相当复杂，对它的认识在同一位学者身上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变化。刘正埮1979年发表在《辞书研究》的论文，谈了他对“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的看法：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在他的《语言及其本质、发展和起源》一书中的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借词的类别”的末尾说了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就好像把一副扑克牌洗好后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语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我们在处理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时也颇有同感。……

汉语的“大风”被借入英语之后，成为“typhoon”，英语的“typhoon”又借回汉语之后，便成为汉语的“台风”了。……如果我们不反对“台风”是英语来源的外来词，“喇叭”和“台吉”是蒙古来源的外来词……的话，我们同样也得承认与英语revolution相对应的“革命”是日语来源的外来词。⁽²⁹⁾

刘正埮在理论上持的是坚定的“借音兼义”说，但对“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却持有愈来愈肯定的态度。这也代表了汉语语言学界的一种趋势，对日语借词持肯定态度的学者愈来愈多，认为应该把“日语利用汉字构成的音读汉字词”和“日语使用汉字意译西方语言的日语汉字词”也看作是汉语外来词。高名凯、刘正埮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注明“［日源］”外来词的有837例，其中有不少就是上面两类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