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顺治年间成果

第二节　顺治年间的小说作家心态

顺治年间小说作家的心态流变,是颇耐人寻味的。顺治八年(1651)以前,小说作家还敢于在作品中记录易代之际的惨烈时事,谴责、痛骂流民义军和满清军队,表现出关注时政的时事情结;顺治九年(1652)之后,新朝统治渐渐加固,天下民心也久乱思治,许多人渐渐接受了新朝统治,隐世心态风行,但人们在内心深处却仍然怀恋故国,悲悼亡明。这些心态在小说作品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再现。

一、顺治初期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

顺治初期的小说作家和崇祯初期的小说作家一样,在创作中表现出浓厚的时事情结。但崇祯初期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侧重于表现对时局的看法,而顺治初期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则侧重于表达亡国之痛。前者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为主,后者则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四月,辽东总兵吴三桂打着为君父复仇的旗号引领清军入关;李自成大顺军退出北京。五月,清军进入北京;南明弘光皇帝在南京宣布取代崇祯皇帝的皇位。九月,顺治皇帝福临进入北京,宣布改元为顺治元年,接着颁布改换衣冠令、圈田令和严禁逃人令,引起汉人的反感和武力反抗。顺治二年(1645),清军镇压江南敢于反抗“三大令”的汉人,血洗城池,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两大人间惨剧;弘光帝被杀于北京;隆武帝在福州建国。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帝被杀于汀州,永历帝在肇庆即位,郑成功从福建起兵抗清。此后,义军将领和南明将领时分时合,共同抗击清军。

甲申之变,在当时士人心中引起遭受强烈地震般的感受。早在万历年间,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产生民族危亡的预感。东林党人顾允成就曾惊呼:“吾叹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是讲学耳!”^[7]崇祯十七年,“天崩地陷”的预感成为残酷的现实。明亡后,士人们尽力追究明亡的真正原因。为什么流民义军(在正统的儒士看来,流民义军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能够打进紫禁城、逼死崇祯帝?为什么满清王朝可以霸居北京,并且能在逐步往南扩大统治范围的过程中轻易取得节节胜利?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在追究明亡原因的问题上,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清初学术集中在明亡原因追究上,此时的学术家、小说作家、诗人、戏曲家大多都是明遗民。

小说作家对甲申事变的反应也极为强烈。事变之前,就有一些作家卷入战争之中。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的一支军队来到房村,当时任徐州通判的凌濛初登城抗拒,在四面楚歌中忧愤交加、呕血身亡。丁耀亢也曾为抗击山东义军,倾其家资招募乡勇,解安邱之围,自己的生活境遇一落千丈。

甲申事变之后,相当一部分小说作家直接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战斗。

崇祯十七年三月,丁耀亢“溯海而南”,向南明当政者提出联合义军共同抗清的主张,未被采用;九月,作为抗清将领刘泽清的幕客,被授以行军赞画之职。后来以纪监司理的身份同王遵坦共屯东海水营。第二年,弘光帝投降,刘泽清解甲,丁耀亢拒绝降清“叙用”,回到家乡诸城。^[8]此时乱世无主,诸城滥杀无辜,为避家难,丁耀亢辗转四方,顺治五年(1648)入京。^[9]

和丁耀亢一样,冯梦龙也曾战斗在抗清的前沿。顺治二年(1645)南京陷落之后,冯梦龙就跟随据守福州的唐王,进行抗清斗争,并以老臣身份集刊了《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等,议论崇祯朝政治弊端。为挽救前明,年迈的冯梦龙奔波于杭州和石梁天姥之间。^[10]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在明清易代之后,选择了不与新朝合作的隐逸方式,曲折表达其反抗情绪。如陈忱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相率为惊隐诗社,四方同志咸集”。^[11]

沈彤《震泽县志》详细描写了陈忱等人当时的行迹:“于时定乱已四五年,迹其始起,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

顺治六年(1650),此时“定乱”已久,陈忱等人还敢于“角巾方袍”,穿戴明朝的服装,反抗新朝的心迹彰显于外。陈忱后来在《水浒后传·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迹:“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他创作的《水浒后传》“得《离骚》之哀”,抒发了作者“亡国孤臣空饮恨,读残青史暗销魂”的深隐剧痛。

惊隐诗社又名“逃之盟”,表达了陈忱等人不甘接受新朝统治的心态。惊隐诗社后来受到庄廷栋“明史案”的株连,同社中有人罹法,社集遂散。

又如董说,顺治二年(1645)弘光朝廷覆亡之后,清军占领江南,二十五岁的董说“弃诸生”,绝意仕进,隐居偏僻乡野,并改换姓名,“屏迹丰草庵”,平日“头巾道袍”、“足不越户”,“宗亲莫睹其面”。^[12]他此时著有《甲申乙酉诗歌》、《乙酉杂文》、《丙戌悲愤诗》各一卷,后来自己全部焚毁,仅在《丰草庵诗集》中留有“丰草自题茅屋榜,从来麋鹿性难驯”、“卦钱莫付书船去,留看前朝旧纪年”这样的诗句,可见那三部诗文集中必多不甘臣服的文字。清朝剃发令下达之时,董说和顾炎武等人一样,“剪发不剃头”。^[13]

当时苏州灵岩寺的主持南岳和尚,颇具反清思想,身边聚集了一批愿以出家逃禅方式对抗清朝统治的前明士人,董说也在其中。顺治八年(1651),清朝政府迫害南岳和尚,兵围灵岩寺,寺中诸人俱四散逃命,而董说却在危难之际紧随南岳和尚左右,其高行大义,赢得了反清志士们的景仰。^[14]

顺治十三年(1656),董说入苏州灵岩寺为僧,改名南潜,字月涵,号补樵,三十余年足不履城市,只与渔樵为友。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执意追究明亡原因,通过议论明朝得失寄托自己对亡明的哀思。西吴九十岁老人无竞氏在《剿闯小说·叙》中,认为明亡原因之一是群臣不力,举朝无一个“奇男子大丈夫”。他说:

甲申三月之变,天摧地裂,日月无光。举朝肉食之夫,既悠悠忽忽以酿此巨祸;迨乎溃败决裂,死者死,降者降,逃者逃,刑辱者刑辱。降者贪一日之荣,逃者侥一时之幸,刑辱者偷一夕之生,罪有重轻,关节则一。即死者亦仅了一身之局,而于国事何补?

国家养士近三百年,而食报区区若此,岂不痛哉!吴三桂舍孝取忠,弃家急国,效申胥依墙之泣,以遂秦哀逐吴之功。真正奇男子大丈夫作用。虽匡扶之局未结,而中兴之业已肇,是恶可无传!^[15]

无竞氏认为明朝的灭亡,源于官吏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当“巨祸”来临时,群臣逃的逃,降的降,死的死,于国事无补。他认为这些人是“罪有轻重,失节则一”。他连以身殉明的“死节者”也一并谴责,认为只有像吴三桂那样才算得上是“真正奇男子大丈夫”。^[16]

无竞氏之所以极口赞扬吴三桂,并特意为他创作一部小说,是有具体的历史原因的。甲申事变之后,南明士人曾对吴三桂寄寓“光复”的希望,小说《新编剿闯小说》就是作者这种心态的反映。

这部小说又名《李闯小史》、《剿闯小史》、《剿闯孤忠小说》、《忠孝传》、《孤忠吴平西馘闯小史》。这部小说或许创作于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到九月这段时间。这年四月,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五月占领北京。当时清军入京打的是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因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当时人们把吴三桂看做是勇于为君父报仇雪恨的“孤忠”将领。这年九月,顺治皇帝突然入京,清朝宣布自己取代大明王朝的统治权,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当时远离北京的明朝子民,都以为这个消息是“谣传”。当此事被证实之后,吴三桂也就由明朝的功臣一变而为明朝的特大罪人。

《新编剿闯小说》有南明弘光元年兴文馆刊本,第六卷署为“润州葫芦道人避暑笔”,崇祯十七年五月到九月之间,正是该“避暑”的时候。弘光元年,这部小说已经刊刻发行,似乎不会创作于此年的夏天。崇祯十七年九月之后,明朝遗民对吴三桂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似乎不会再有人称赞他为明朝的“孤忠”了。详审无竞氏《剿闯小说·叙》之义,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是无竞氏“遇懒道人从吴下来,口述此事甚详,因及西平剿贼说事”,未提及清军入关之事,有可能在崇祯十七年九月顺治皇帝入京改元之前已经完稿。

无竞氏叹息明朝养士三百年,临危却无“士”效力,这种感慨在当时似乎比较普遍。

二、顺治中后期的隐世心态

顺治前期和中后期,小说作家心态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顺治二年(1645)刊行的《剿闯小说》中,作者还敢于贬称满人为“虏”、“鞑子”,而顺治八年(1651)蓬蒿子的《定鼎奇闻·序》中,蓬蒿子就只谴责李自成,不对满清王朝发一贬词,还赞颂“大清鼎新,迅扫豺狼,顿清海宇”。

蓬蒿子将明亡原因归为“运数”:

国家治乱,气数兴衰,运总由天,复因人召。当明季之世,妖异迭生,灾沴屡见。是以覆地翻天之祸,成于跳梁跋扈之徒,使生民罹害,烈于汤火。迨夫否极而泰承,乱甚而治继,天应人顺。

大清鼎新,迅扫豺狼,顿清海宇。今赤眉尽歼于秋肃锋芒之下,俾黔首咸登于春台化育之中。率土倾心,普天欢忭,又讵非斯世斯民一大庆幸哉。

兹《新世弘勋》一编,乃载逆闯寇乱之始末,即所谓运数兴替之因繇。然运数虽系乎天机,而厥因实由于人造。惟顾举世之人,悉皆去恶存善,就正离邪。既无邪慝因缘,自绝循环报复,虽亿万斯年,当永享太平之盛也。

蓬蒿子认为清廷代替大明统治中原是“天应人顺”,符合“否极而泰承,乱甚而治继”的气数命运。不管谁是统治者,百姓都应“去恶从善,就正离邪”,以“永享太平之盛”。蓬蒿子的观点,代表了顺治中后期民众渐渐接受新朝统治的趋势。不管是否真心拥护新朝,黎民百姓都需要在新朝的统治之下结束战乱局面,重新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

小说《七峰遗编》中,比较清晰地刻画了从顺治前期过渡到中后期作家心态变化的痕迹。创作于顺治五年(1648)的小说《七峰遗编》,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民众(包括小说作家)徘徊于新朝和旧朝之间的犹疑心态,故此处不避繁难,详加引述。

《七峰遗编》第三回中,作者也特意描写了国变之时一个乞丐的行为,以此来贬斥南京沦陷时不战而逃的弘光朝文武官员:

闻南京百川桥下一乞儿吟诗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竟赴水而死。呜呼,食其禄者避其难。生平所读何书,所讲何事,身作缙绅先生大人,何面目对此乞儿哉。^[17]

《七峰遗编》第四回的回前词第二首《右调〈满庭芳〉》,上阕痛悼史可法、左良玉等忠臣,下阙则讽刺了弘光小朝廷君臣荒淫误国的可耻行径:

后庭玉树,惟日事花酒,如醉如痴。待长戈指阙,放马奔驰。空说中兴大业,千载后,犹被人嗤。金山上,如麻铳炮,到处悉平夷。

《七峰遗编》在歌颂忠臣严子张等人的同时,还讽刺、鞭挞了降清诸臣。第十四回回前词第二首《右调〈西江月〉》,描摹、讽刺绰号“萧谎儿”的萧世忠的丑态云:

昨任明朝参将,今升清代总兵。泰然重赴福山营,不道中途生衅。难望故苏火焰,北闻常熟军声。疾忙躲避胆魂惊,几蹈义师白刃。

第三回回前词《右调〈西江月〉》,则无情地鞭挞、嘲笑了以有明一代文宗身份降清的钱谦益:

科目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龙。诗书万卷贯心胸,表表东林推重。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宗。贪图富贵兴偏浓,遗臭万年何用。

第三十二回写到清军屠城时,唯有钱谦益绛云楼里被杀死之人最多:

相府钱牧斋,家半野塘绛云楼也,书生鹅气,不约而同,读书人见识,俱道牧斋降过清朝,身将拜相,家中必然无兵到的。孰知屠城之令既下,岂在乎一个降官家里。第三日人传说,惟有绛云楼上杀的人多,且大半是戴巾,平日做秀才,读书人面孔。盖到此际,以使乖而误者。

这一段文字,既以悲悯的笔调记录了屠城时的惨状,又不露声色地讽刺了降清的钱谦益。在第五十五回中,作者记录并品评了一个生员的作为:

其次年,闻宗师按临岁考,有一生员进场与考,见满场无分上下,都是满装。有感于怀,文章倒不做,但写四句于卷曰:“满洲服式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宗师见之,亦不罪之,竟听其纳还衣巾而退。若果有此事,此生员比之晋处士陶元亮,亦无愧耳。

小说通过记录这四句诗,以一介生员的慷慨行为,对比出满朝文武甘当“贰臣”的无耻行径,不动声色地讽刺了降清诸臣。

《七峰遗编》一方面赞颂大明忠臣,贬斥降清贰臣,谴责清军残暴;另一方面又称因奋起抗清而招致大祸的人是“不识时务”,不满南明军队的蹂躏,呼唤早日归顺新朝,重建太平。《七峰遗编·序》中说:

此编止记常熟福山自四月至九月半载实事,皆据见闻最著者敷衍成回,其馀邻县并各乡镇,异变颇多,然止得之传闻者,仅仅记述,不敢多赘。后之考国史者,不过曰:“某月破常熟,某月定福山。”其间人事反覆,祸乱相寻,岂能悉数而论列之哉!故虽事或无关国计,或不遗重轻者,皆具载之,以仿佛于野史稗官之遗意云尔。

时大清顺治戊子夏月,七峰樵道人书于朱泾佛堂之书屋。

翔实记载,是为了不至于忘记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作者不愿忘记的是什么呢?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描述常熟福山自四月至九月半年之间的史事,是为了借其间“祸乱相寻”的“人事反复”,歌颂明朝忠臣,追究明亡原因,惋惜大明江山的土崩瓦解。

“土崩”、“瓦解”这些词,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土崩”第一次出现,是在开篇《事迹根由》的回前诗《吊金陵》中,诗中说:“一自燕山惨变后,谁将半壁土全崩。”第二回文中描写南明军队溃败时说:“刘孔照、黄功营、王炳卿、郑鸿逵之师,星散瓦解。”第三回回前诗第二首说:“胡骑乘虚破竹下,弘光郡县如崩瓦。守城殉难并无人,义士忠臣皆是假。”第四回第一首和第七回回前诗第二首的后半首,也都提到“土崩瓦解”:“清师破竹压江头,南国中兴事可羞。无数舟樯浮海遁,土崩瓦解万民愁。”“舟行恰逢风不利,炮发又遇雨沾濡。天教明室不再复,土崩瓦解在须臾。”第四回回前诗第二首也说:“楚师东下军威挫,胡马南驰国势倾。”显然担心的是南明的安危,表明作者是心系故明的。“土崩瓦解”的反复出现,反映了明朝灭亡在作家心灵中留下的浓重阴影。

《七峰遗编》称清军为“胡马”、“胡骑”、“敌”,称新朝统治者为“清人”、“清国”,但不再像《剿闯小说》那样贬称清军为“虏”、“鞑子”,表现出一种在新朝故国之间寻求折中的心态。如第一回回前诗第一首:“清国兴师伐大明,封疆职守任非轻。将军尽瘁巡江海,一木难支厦屋倾。”

小说中对新朝故国持折中态度之处比比皆是。这种心态在第十六回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第十六回只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描写清朝都堂土国宝英勇善战,第二段描写明朝勇将鲁游击等人死难的壮烈场面。态度似乎不偏不倚。但细细品味这两段文字和两首诗,描写、歌颂土国宝的文字比较客观,不露褒贬;描写、歌颂明朝勇将的文字则笔端带情,情溢于外。如第一段文字客观介绍土国宝原是明朝总兵,降清后屡立战功;第一首回前诗(词)中赞他“身经百战”、“出奇制胜”,但仅此而已,作家并不发表自己对这一人物的意见。

而第二段写到鲁游击阵亡时,出现了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描写:“其弟与众兵见之,无不恸哭,退出齐门”,将场面烘托得异常悲壮;作者也忍不住发表评论:“凡此皆明朝勇将也。惜其无谋而丧命耳。”第二首回前诗尾句也饱蘸感情:“饮马桥头伤暗箭,至今吴士为称冤。”这一回的文字和诗词,比较典型地流露出作者貌似折中实则偏向故明的心态。

小说越写到后来,便越流露出对乡兵的不满,和夹在明清两军之间的无奈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第五回写“抗清”的乡兵不敢杀敌、专敢欺民的丑恶行径。这一回的回前诗第二首说:

鼎沸中原起战攻,兵丁骚扰四方同。

边疆遇敌神魂丧,内地欺民气概雄。

马过村坊人竞窜,舟经驿路室俱空。

可怜老幼填沟壑,安得王师救困穷。

作者在这里抱怨“明军”欺民,他所盼望的“王师”,应当是指清朝军队了。在第四十九回中,作者写到身处明清两军之间的百姓的苦楚:

是时,海上大军从崇明直到杨舍,北至狼山二百余里,舟视布满,说是义阳王、李太傅、田军门、荆监军、胡来贡、顾容等,各拥战船,摇旗擂鼓,呐喊放炮,大庄告示,声言集雄兵二十万,指日登陆打仗,救援常熟、福山、江阴等处,不许百姓剃发。百姓凡住常熟以北沿江一带者,欲不剃头,恐怕清兵杀掠;剃了头时,又怕明兵登岸,性命不保,真是事出两难,有倒悬之急,汤火之危耳。

第五十七回回前诗第二首也感慨此事:“不将发剃身先丧,剃却光头命亦亡。何异朝梁暮晋日,黎元刻刻受灾殃。”这一回文中还说:

常熟、福山相去三十六里,近县为四十五都,百姓此时俱系已剃发的。近福山为二十二都,海上兵现住扎营,百姓俱系未剃发的。二十四都居中途,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大约各居其半。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作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头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头”。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

居此乱世之中,百姓真如作者在此回中所感叹的那样:“此时地方百姓真如朝梁暮晋,性命如草菅矣。”无怪曾经身处其中的作者,发出沉痛的呐喊:“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18]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作者在书中最后两回,竟不自觉地希望明军远离或者灭亡。第五十九回的回前诗中,作者还在惋惜和感叹南明军队的失败:“世乱英雄终死国,运穷忠义总无功……回首江南徒哽噎,金陵云掩大明宫。”但在这一回的最后一句话中,作者在谈到明军的败亡时,竟有如释重负之感:“自此内地出没之人,除了根脚,地方渐有宁宇矣。”

小说的最后一回——第六十回,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这一回的标题是《土抚台恩招离叛杨总兵威震海洋》。如果说作者在第十六回描写土国宝时,还持以客观冷静甚至暗蕴贬抑的态度,那么在第六十回中,则较为明显地多出了些赞颂的笔调。

我们可将这两回中描写土国宝的文字对照着看。第十六回第一段:(www.chuimin.cn)

土都堂,开州人氏,虽身为里役,其实熟闲弓马,深晓兵机。明朝时招降土寇有功,升授武职,后与流贼打仗,积功至河南地方总兵官。崇祯末年闲住在家,大清入关以原职投降,因随军南征,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镇压苏州。

第六十回第一段:

土抚台,开州人,讳国宝。生得白面长躯,美须细眼,智勇足备。原系明朝河南总兵,败于闯贼之手,失官潜居京师,后投清朝,从下江南。豫王爱其才干,升授巡抚之职,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及湖中白腰兵打仗,算无遗策,威名日著……土抚台见海上人既去,随即出榜安民,剃发者即为顺民,从前党恶一概不问,禁止兵丁打粮擅杀。果然三五日间,东西响应,百姓归者如市。由此人心稍定,沿海一带渐渐归服。

两段文字互有出入。后一段文字多了土国宝的肖像描写:“生得白面长躯,美须细眼”,似有赞美之意;“智勇足备”、“算无遗策,威名日著”等语,都是褒词;在介绍姓名时,说“讳国宝”,似也颇显尊敬之意。

而第十六回的文字则不见敬重之意。“熟闲弓马,深晓兵机”的评语,与“智勇足备”、“威名日著”比较而言,说法较为客观。第十六回说土国宝以明朝总兵身份投降清朝,随军南征,其中“镇压苏州”四字,颇显刺目。

第六十回则把“投降”改为“投清朝”,把“镇压苏州”改为“从下江南”、“下姑苏收复各县与乡兵”。第十六回只说“豫王除授他江南巡抚”,第六十回则特意点明“豫王爱其才干,升授巡抚之职”。

从这两段文字的比较中可见,小说写到最后时,似乎出现了因渴望和平而“衷心”拥护清军将领的心态。小说最后一句话是:“自此杨总兵之威名日盛,海上兵莫敢犯境,百姓重享太平之福矣。”作者的欣喜之情似乎跃然纸上。

作者在第六十回回前诗第一首中,赞颂清军道:“招集流民来畏服,山河从此固金汤。”第二首诗更是一味为大清歌功颂德:

选将屯兵保障坚,流亡安集贺生全。

福山列镇皇威远,常熟欢腾将德贤。

铁骑风驰惊虎阙,宝刀雪耀扫狼烟。

直教海不扬波日,万灶貔貅尽服田。

至此,作者俨然已为新朝顺民,似乎不复顾念故国。

然而,小说最后又有《题〈七峰遗编〉后》诗两首,含义则颇为复杂:

金陵王气化寒灰,胡马乘瑕破竹来。

最尔琴川桴鼓动,弹丸福港义旗开。

黎元留发身先丧,赤子佳兵祸已胎。

日久恐教多泯没,故将事迹缀成回。

天定焉能恃武功,不堪双泪洒西风。

三吴虎踞终朝陷,七邑病连千里烽。

榴火发时廊庙改,桂花香后室庐空。

倚节直向天涯望,江水滔滔海气朦。

在第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极为惋惜大明的灭亡,感叹“金陵王气化寒灰”,他称清军为“胡马”,似无尊敬之意。他说江南三镇的抗清斗争是“义旗开”,显得颇为景仰;又说“黎元留发身先丧”,是对清廷无言的指责;但他又说“赤子佳兵祸已胎”,即认为百姓自发的抗清斗争是招祸的根源,虽然精神可嘉,却也似有不识时务之嫌。

在第二首诗中,作者则以抒情的方式,抒发了深沉的亡国之痛。“廊庙改”、“室庐空”,这就是战乱之后的景象,是作者内心痛苦的根源;“不堪双泪洒西风”和“江水滔滔海气朦”两联,则通过一定的场面描写,烘托出苍凉悲慨的意境。

虽然已将往事记录在案,不至于湮没无闻,但往事终究是不堪回首,余恨绵绵;作为沦入异族铁蹄之下的亡国奴,前途也终是一片迷迷茫茫。顺治五年(1650)前后徘徊在故国新朝之间的士人的复杂犹疑的心态,在《七峰遗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战乱渐渐平定的顺治中后期,一般民众的感情逐渐开始变通:他们一方面对亡明有忠义之情,一方面又对清朝有尊顺之意。但对于流民义军,却始终深恶而痛绝之,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所致。创作于顺治中后期的《豆棚闲话》,可以说是这种感情的代表。

艾衲居士很明确地表示对变节仕清者的厌恶不满、冷嘲热讽,但同时也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已承认和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在《豆棚闲话》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中,艾衲居士肯定叔齐下山是“应天顺人,也不失个投明弃暗”。

艾衲居士应该也不赞成南明遗民在清初进行的武装斗争吧。《首阳山叔齐变节》中通过书中玉皇驾前第一位“尊神”齐物主之口,斥责遗民:

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19]

齐物主说遗民的武装斗争是“不识天时”、“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应当是主张顺时安命、归顺新朝的。

齐物主还说:

众生们见得天下有商周新旧之分,在我视之,一兴一亡,就如人家生的儿子一样,有何分别?譬如春夏之花谢了,便该秋冬之花开了,只要应着天时,便是不逆天条。若据顽民们意见,开天辟地就是个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后不该有周,商之前不该有夏了。

艾衲居士还隐约表达了对台湾郑成功军队归属问题的看法。顺治年间,郑成功占据台湾海岛,奉南明永历帝和监国鲁王的旗号,拒不投降清朝。尤其在顺治末年,大陆方面的抗清势力越来越微弱,台湾“孤岛”几乎成为亡明残留军事力量的象征。清朝统治者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竭力想“招抚”郑成功。这期间,小说中有关义军首领“寄身海外”,建立“海上王国”的描写,基本上都是影射郑成功军队。小说作家们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猜测郑成功军队的归属。

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中,希望居于海岛的义军首领能够归顺新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描写的是隋末唐初“四海鼎沸之际”汪兴哥资助居于海岛的义军首领“海东天子”刘琮的故事。待到“隋朝既灭,唐主登基”之时,汪兴哥就劝刘琮归顺。他说:

吾兄与其寄身海外,孰若归奉王朔,在内不失纯臣之节,在外不损薄海之威。朝廷不疑,海邦安枕,此亦立身扬名之大节也。

于是刘琮归顺新朝,被赐为平海王,永镇海东。

《豆棚闲话》中对“寄身海外”义军首领“前途”的看法,正好与陈忱在《水浒后传》中的看法相反。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希望李贵等人建立的“海上王国”能够长存,在清初统治之外,保留一片忠于亡明的净土。

陈忱和艾衲居士对海外义军前途的两种意见,一正一反,表达了清初遗民和普通民众不同的情感寄托,颇为耐人寻味。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如袁于令、丁耀亢等,在顺治年间出任清朝官员,但其心态却与新朝权贵不同。袁于令因国变之初就出仕清朝而位列“贰臣”之班,与龚鼎孳、曹溶等人交往密切,受到当时南明士人的指责。

与袁于令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丁耀亢。顺治四年,丁耀亢赴京任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后迁直隶容城教谕、惠安知县。同为出仕清朝,袁于令被人骂为“贰臣”,却无人指责丁耀亢的行径。^[20]可能因为袁于令在甲申之变时,受到李自成义军的“刑辱”而没有以死殉明,便已经受到舆论的指责,再以明朝官员的身份出仕清朝,就更为当时礼俗所不容,理所当然被视为变节者。而丁耀亢在明朝只是一介诸生,没有功名。他在抵抗山东义军对明朝领土的进攻时,又曾有“毁家纾难”的壮举,因而受人敬重。

“毁家纾难”之后,丁耀亢家境贫寒,为谋生计,只得入京为官,以图养家糊口,且所做也只是小官。他虽身为清朝小官,心中却对清王朝的统治颇有不满,因此才借古讽今,在小说《续金瓶梅》中描述了清军入关之后的一些残暴行径。顺治十八年(1661),丁耀亢因《续金瓶梅》中有“违碍语”而遭受清朝统治者的迫害,被关进监狱三个多月。虽然很快就被赦免出狱,但此事对他心灵的打击很重,加上不久之后他双目失明,越发心灰意冷,取“呆若木鸡”之意,自称“木鸡道人”。晚年的丁耀亢一心参禅入佛,虽然没有像董说那样落发出家,却最终是“合掌念佛而薨”。^[21]

总之,顺治前期的小说作家大多怀有一种深沉哀切的亡国之痛,而顺治后期的小说作家则有渐渐认同新朝统治的趋势。

【注释】

[1]参见《明史》卷二十三。

[2]本段及下段引文亦出自《皇明中兴圣烈传》,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3]明崇祯间刊本《辽海丹忠录》。序文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谢国桢:《南明史略·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明崇祯间人瑞堂刊本《隋炀帝艳史》,现藏于大连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6]这三部历史演义小说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连续性,目前只知刊刻于崇祯初期,具体年份不详。

[7]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三》。

[8]参见《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9]甲申事变后各地乱世无主、滥杀无辜的情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附录一明季奴变考》中论述甚详,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记》和王挺《挽冯犹龙》诗中都有记载。

[11]邓之诚:《骨董三记》,中国书店1999年版。

[12]《南浔志》卷十八《董若雨传》。

[13]顾炎武在《流转》一诗中,记载自己在清军下令剃发归顺时的做法:“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14]吴兴、刘承干《重刻董若雨诗文集跋尾》中记载,清军进入江南的时候,“其时志节之士,有托而逃,率以南岳和尚退翁为依归”;顺治八年清军围攻灵岩寺,“合寺星散,若雨独负策杖入山以从”,“由是东南名宿,益高其行”。

[15]《剿闯小说》,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16]无竞氏对死节者的苛责,代表了当时舆论对甲申事变时在北京落入李自成义军之手的“陷贼官员”的苛刻舆论。当时在京官员绝大多数都受到李自成义军的压榨、折辱、杀戮,还有很多人自杀殉节。但当时舆论似乎并不同情这些官员,而是将受辱未死的官员视为甘受流贼的“刑辱”,是失节;将死节者视为以死来逃避责任,徒保自己名节,没有起到在国家危难之中拯救危亡的作用。其实,当李自成围攻北京之时,多数士兵已经逃散,只有少数几个官员组织自己的家丁奋起抵抗。许多将领欲抵抗义军却无兵士可以指挥,其中有些人看到大势已去,无力挽回,才愤而自杀殉国。曾在北京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著《甲申核真略》,驳斥当时舆论的苛责。他说:“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二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其实甲申前后,士大夫殉难者不下数百人,邱维屏也认为明末节义“自唐虞以来未有盛于此者”(《蔡公防河奏疏后序》,《求邦士钞》卷一《易堂九子文钞》,道光丙申刊本)。朱彝尊也认为当时“报国未尝无人”,而“草野之论,特一时过激,未得其平也”(《曝书亭集》卷七十二,国学整理社1937年版,第830页)。

[17]此段及以下十三段引文均出自《虞阳说苑·甲编》本《七峰遗编》,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18]《七峰遗编》第五十七回回前诗第一首。

[19]本段及以下两段引文均出自《豆棚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0]顺治年间,舆论对出仕新朝也有通达、宽容的一面。连拒不出仕新朝的遗民,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这里可能有“谋生”的考虑在内。明清两代都是以科举取士的,读书人考试做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谋生之道。钱谦益在撰写遗民柯元芳的墓志铭时,记载了柯元芳在得知自己儿子出仕清朝枣阳县令时的反应:“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长为遗民矣’。”(《牧斋有学集·柯元芳墓志铭》)这是典型的出于谋生需要的考虑。戴名世也曾记载当时的世俗心理:“自明之亡,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多不以为非。”(《戴名世集·朱铭德传》)

[21]参见《诸城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