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特征

第二节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的生成

“生成”是一个表示动态的词。选择这个词,是因为作家的心态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开放性心理活动。心态的生成过程,就是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过程。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灵魂的历史。”^[14]从心理学的角度观照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心态,对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阶段的小说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诞生了许多交叉学科,文学创作心理学就是其中之一。文学创作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作家对现实印象进行创造性加工的心理特点、作为创造者的个性心理、处于动态之中(从构思到作品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创造过程的普遍和局部的规律,即研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文艺创作心理学深受心理学各派研究成果的启发和影响。

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发掘并证实了人们心中一个被有意无意压抑封锁的无意识心理世界的存在。无意识心理世界隐秘而且复杂,主要受一些非理性因素的控制。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不但使文学创作者看到人的心理世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而且对于研究文学创作者的创作动因很有启发。他认为作家、艺术家之所以进行创作,主要是受自然本能(主要是性的本能)的驱使。文学艺术作为无意识的升华,其本质是一种“白日梦”,是作家因本能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寻求的一种“补偿”。人由于不满足而产生的幻想可以超越时空,游移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

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在乃师的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等概念。他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是“个人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不是来源于后天所得的个人经验,而是来源于先天就存在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人脑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进化的产物。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经过无数人无数次的反复,在人脑结构中留下了生理痕迹,形成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原始意象),通过遗传而获得积淀,成为人人生而有之的一种本能。荣格认为艺术家具有二重性,现实中他是个人,一旦进入艺术创作,便成为“集体的人”。当作家头脑中潜在的原始意象被某种创作对象唤醒,他们就可以写出触及该作家民族之魂的作品。

继弗洛伊德、荣格之后,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提出“刺激—反映”动因说,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环境刺激的直接产物;认知心理学派提出“认知心理结构”说,认为人可以运用自己内在的认知心理结构去选择、同化外来信息;人本主义心理学派提出“需要层次”说,认为人的活动动机来自于人的基本需要,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个层次;格式塔心理学派提出“知觉整体论”和“异质同型说”,认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客体物理的结构力“场”、人脑中的生物电力“场”、心理活动过程中的知觉力“场”三者是相互对应、相互感应的,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异质同型”的关系。

这些心理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从文学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观照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心态以及心态的生成。^[15]

一、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普遍存在的警世心态、救世心态、劝世心态、愤世心态和隐世心态,汇总融合,化而为一,可称为是一种“时事情结”。所谓时事情结,是指在明清之际小说各个流派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一定的关注时事的心理心态。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时事情结”的形成,源于他们所遭受的两大集体创伤体验——魏阉暴政和大明王朝的覆亡。

在文学创作心理学领域,“体验”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经验是作家生平所经历事情的总结,而体验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是以主体在认识过程和心理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内容为对象的,是对经验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回味、反刍和省悟。体验是比经验更加深刻、强烈、活跃、生动的心理活动。

魏阉暴政对当时士人的心灵打击很大。魏忠贤结交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内外弄权,在内敢于逼死皇帝的妃子,在外任意残害论劾他们的朝廷命官,^[16]且手段之残忍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明史》中这样记载魏忠贤的淫威:“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侧目。”魏阉集团爪牙的奏章上称魏忠贤为“千岁”、“九千岁”,魏忠贤的“生祠”遍布各地,有明一代作恶多端的宦官王振、刘谨等人,都不曾达到这样的程度。一宫奴太监和一保姆联手,而能作恶深重,贻害天下,视官吏大臣之命如草芥,对此,士人心灵受到的压迫是深重的。

历代政治黑暗时期,士人都要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在明清之际,诗词曲赋,似已不足以表达士人的愤懑情绪,他们便借助明朝以来兴盛的小说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崇祯元年,魏忠贤虽然已死,但魏阉势力尚未被完全肃清。而此时,迫不及待的小说作家已纷纷倾泻久蕴胸中的对魏忠贤的愤恨之情,于是描写魏忠贤恶行和可耻下场的小说《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相继刊行。

魏阉暴政被推翻了,但威胁明朝存亡的危机并未结束。辽东边患持续,内地天灾人祸,流民起义,并且势力越来越大,终于使大明三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致使大明王朝覆灭的两大直接因素,是流民义军和清朝军队,而堂堂大明王朝竟然毁于“奸民”和“夷狄”之手,这是广大汉族士人心灵所不能容忍、不能承受的。在他们看来,流民义军以下犯上,杀戮大臣,逼死君父,是大逆不道;满清王朝以夷制夏,剃发圈地,践踏文明,对于大明士人来说,更是奇耻大辱。

流民义军不久又败亡于满清王朝之手,小说作家敢于通过小说创作直接表达他们对流民义军的愤恨。如《新编剿闯小说》、《铁冠图》、《樵史通俗演义》,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而对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的愤恨之情,却因新政权得以确立、畏惧遭到新的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而被压抑起来,只能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表加以达。如陈忱的《水浒后传》借李俊等人建立的海上王国,描写光复故国的理想;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借古讽今,谴责清朝统治者的血腥罪行;连放浪形骸的李渔,也常常在作品中透露出追悼故国的哀伤之情,如在他的戏曲《巧团圆》上场诗中写道:

出钱买父司家产,这样新闻天下罕。

世事如今都改常,如何不教流贼反。

在剧中,他又借剧中人物王四之口说:

种种新闻,都是不祥之兆,明朝的天下,决失无疑了!

在下场诗中又写道:

莫怪人心诧异,只因世局缤纷。

儿子既可买父,臣子合当卖君。

由儿子买父这样一个社会新闻,联想到明朝是否应当灭亡这样重大的政治命题,说明明朝灭亡这一事件在李渔心中形成的巨大阴影。每一个从明入清的士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要反思明亡的原因。“灵霄殿”为什么会“光油油儿从天缝中滚下来”?^[17]在李渔看来,都只为明末封建纲常伦理已失去了控制人心的力量,才会发生儿子买父、臣子卖君这样稀世罕见的新闻。“世事如今都改常”,这句话饱含着李渔对明清之际纷纭时事的深沉感叹。

这两大创伤体验三大刺激来源,对读书人心灵的打击是持久而深重的。以至于他们纷纷发出“天崩地裂”、“乾坤覆亡”的感叹。其中魏阉集团和流民义军两种刺激力量,在崇祯和顺治初期渐渐消释。而对满清王朝入主中原这一刺激来源,却因遭到压抑,而在人们心中顽固地持续着。在满清王朝统治中原的260多年中(1644～1912),反清斗争从没有断绝。对满清王朝的反对者来说,“反清复明”是一种最富于号召力的口号。康熙十二年(1673),杨起隆自称是崇祯皇帝的儿子朱三太子,在北京城内密谋起义,失败后逃往陕西,康熙十九年(1680)被捕,不屈而死。康熙十二年清廷主张“撤藩”,激起吴三桂、耿精忠等“三藩”叛乱,他们打的也是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水教徒王伦在山东寿张起义,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徒刘之协等人发动川、陕、楚三省教民大起义,咸丰元年(1851)发生洪秀全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无不标榜他们的起义是为“反清复明”,这说明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多么深入当时广大汉族民众的心灵。

二、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群体体验

文学创作心理学认为,体验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早先的和后来的各种体验总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对作家心态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八种体验——童年体验、崇高体验、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愧疚体验、神秘体验、孤独体验和归依体验。^[18]这些体验形式,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生成过程中,几乎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童年体验

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在童年(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经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童年体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形成影响颇大。

中国古代文人的童年体验可能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在发蒙时期接受私塾的教育方式。私塾在教给小孩子识文断字的同时,还用四书五经的内容灌输给他们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也不例外,他们的警世、救世、劝世心态,都与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的童年体验有关。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各自具体的童年体验,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他们大都富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希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当命运不济无法实现他们的雄伟抱负时,又大都期望能够通过创作小说,有补世道人心。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心理前提,是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分子,同时对国家和民族具有一种“我的”认同感。这种心理正是作家自我扩展的表现。

2.崇高体验

崇高体验,是作家经由自然或社会的某种外在刺激所唤醒的压抑在内心的带有痛楚和狂喜成分的激情体验。这种情感潮流,常常会自觉地变成作家的内驱力,强迫他以呐喊、吁求的形式,或以实际的行动进入生活,投入创作。崇高体验是作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由衷而诚挚的高尚情感体验,大都是作家遭受心理挫折时的异常体验,有时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献身精神。作家崇高体验的表达,主要通过成就动机的萌生与达成来实现。成就动机是人在强烈的企图发挥自我优势能力的欲望支配下,希望倾其一生去从事对个人未必有益、对社会可能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并尽力取得惊世骇俗的成果的动机。作家从崇高体验中萌生成就动机,总是由社会或自然给以种种难以忍受的刺激开始的。

明清之际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天灾人祸的黑暗现实,激发了一些作家的成就动机,促使他们采取小说创作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崇高体验。

崇祯元年(1628),吴越草莽臣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中,流露出他因崇高体验而萌生的创作动机。^[19]他说:

予少秉赋劲骨,棱棱不受折抑,更有肠若火,一郁勃,殊不可以火沃。故每览古今事,遇忠孝困于谗,辄淫淫泪落,有只字片语,必志之以存其人;至奸雄得志,又不禁短发支髿立也。^[20]

正因为他素有这样一种疾恶如仇的崇高体验,在甲子年(天启四年,1624),偶然读到邸报上有一篇杨大洪先生弹劾魏忠贤的疏,引发了他的万千感慨。他由此联想到杨大洪因此疏而落入魏阉党羽的魔爪与左光斗等人同时遇难的事件,痛感魏阉乱政之时:

太阿倒持,元首虚拥,徒扼腕于奸之成,而国事几莫可为。

但当时魏阉集团气势熏天,吴越草莽臣尚不敢有所作为。崇祯皇帝即位之初,立即摧毁魏阉集团,他以为:

若禹鼎成而妖魑形见,雷霆一震,荡然若粉齑,而当日之奸皆为虚设。

吴越草莽臣在欢欣鼓舞之余,又为自己身在草莽,无法为铲除奸佞出力而深感遗憾。他说:

越在草莽,不胜欣快,终以在草莽,不获出一言暴其奸,良有隐恨。

虽然他宽慰自己说:“大奸既拔,又何必斥之自我。”然而,心中的“隐恨”还是促使他要为“斥奸”做些事情。怎么做呢?他说:

唯次其奸状,传之海隅,以易称功颂德者之口;更次其奸之负辜,以著我圣天子英明,神于除奸;诸臣工之忠鲠,勇于击奸。俾奸谀之徒缩舌,知奸之不可为。则犹之持一疏而叩阙下也。是则予立言之意。

吴越草莽臣选择创作小说,通过描述魏忠贤的奸佞情状,使四海之人都明白魏忠贤的奸恶,封住那些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口;称颂崇祯皇帝处置魏忠贤的圣明决策,表彰诸位忠直大臣;警戒奸谀之徒,让他们知道作恶必没有好下场。这样一来,吴越草莽臣感觉自己好像仿效了杨大洪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做法,自己的一片忠勇之心终于得以表达。

吴越草莽臣非常痛恨魏忠贤的恶行,非常敬佩杨大洪等忠臣义士反抗魏忠贤的壮举,难以忍受自己没有为铲除魏忠贤作出贡献,于是便以写作《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来表达自己的心志,补偿心中的“隐恨”。他的“斥奸”、“警世”心态,来源于自身受到压抑的崇高体验。

3.缺失性体验

缺失性体验,是指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失或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缺失即未满足。处于缺失状态的主体为克服缺失,会调动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求得“补偿”和“满足”。现代心理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人在“感觉剥夺”的状态中,对极微弱的刺激也会产生高度的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还会出现某些奇异的认知现象,如产生错觉、幻觉等。异常认知对作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作家的缺失性体验,不但是对自身缺失状态的体验,还往往进而感悟到社会的缺失、人类的缺失。

才子佳人小说作家的“白日梦”,表现出典型的缺失性体验,欲在“梦”(小说创作)中得到补偿。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说:

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21]

他的话准确地说明了创作小说对作家缺失性体验的补偿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的,在小说中可以一一得到。

同样,凌濛初在“二拍”中渴望建立一个遵从纲常礼教的社会,是有感于当时世道缺少遵从纲常礼教的人。

而因放浪形骸在生活中颇受非议的李渔,屡屡在作品中描写主人公相知相爱的幸福,则传达了他自己渴望被理解、被宽容而企求知己的心情。正如李渔自己所说:

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潜作两间最乐之人。……未有真境之所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富贵;……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李白、杜甫之后身。多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22]

“我欲作人间才子”、“多欲娶绝代佳人”,这句话典型地表达了一些作家借文学创作来“补偿”其缺失性体验的心态。

4.丰富性体验(www.chuimin.cn)

丰富性体验,与上述缺失性体验相反,这是指作家在获得爱、友谊、信任、尊重和成就等状态下产生的一种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作家的丰富性体验使他们发展了“情感移入”的能力。“情感移入”的能力,指的是理解他人心境的能力,或从思想感情上感受他人心理而把自己纳入他人心境的能力。这种能力对文学创作至关重要。作家的丰富性体验通过促进其人格的“自我扩展”而影响其人格的形成。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研究自我发展问题时,提出了自我经历的七个不同发展阶段,“自我扩展”是其中之一。“自我扩展”指儿童意识到并把周围环境中某些人和物看做“我”的过程。奥尔波特认为,儿童的这一发展阶段顺利与否,取决于他们与母亲的关系。如果儿童受到母亲充分的保护和慈爱,那么积极的心理成长将贯穿以后自我发展的几个阶段,顺利形成自我意象,并且将自我扩展到自身之外,与民族、国家融为一体。

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据我们目前可知的材料,李渔就与母亲的关系很是亲密。李渔十九岁丧父,三十二岁母亲去世。他只在《回煞》一首诗中表达过对父亲的怀念,却多次在诗文中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如他在《清明日扫先慈墓》一诗中说道:

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

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

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对母亲的怀念、感戴之情和人届中年功名不就的愧恨心理。他将母亲比作“孟母三迁”典故中那位教子有方的孟母,可见在童年时代,李渔受到的教育可能主要来自母亲一方。可能他身为药铺老板的父亲忙于生意,无暇顾及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从小受到母亲的关注和爱护,李渔充分体验到母爱和亲情。成年以后,李渔将对母亲的尊重、爱戴之情,转移到其他女性身上。

在创作上,李渔的很多小说、戏曲作品,都表现出尊重女性心灵、情志和人格的进步妇女观。这一点在当时的小说作家中殊为难得。在生活中,李渔对自己身边的姬妾都很尊重、爱护,这在李渔的诗词文集中多有体现。虞巍在《怜香伴·序》中,记录了李渔在贫困和动乱之中却能保持家庭生活美满和谐的景象。他说:

笠翁携家避地,穷途欲哭。余勉重馆粲……见其妻妾和谐……两贤不但相怜,而直相与怜李郎。

可以说,描写两个女子相互敬爱之情的戏曲《怜香伴》中,隐隐有李渔自己家庭生活的影子。李渔在家庭中所得到的丰富性体验,与在社会上得到的缺失性体验,都对他的文艺创作有深远影响。

5.愧疚体验

愧疚体验,是与自我评价有关的一种情绪和感受,是指当个体因自己的某种行为违反其内心的道德准则而引起愧疚、内疚、自责的一种心理反应。如前所述,崇祯元年(1628),吴越草莽臣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中,流露出因自己没有在魏阉当权之时挺身而出和他们斗争而产生的愧疚心理。他自愧不如天启四年(1624)冒死上书弹劾魏忠贤的杨大洪等人,就以创作小说《斥奸书》来“补偿”自己的愧疚心理。李渔的愧疚心理则来自他一生功名不就、被迫游走江湖、卖文糊口的生活经历。前面我们提到,他三十二岁时在《清明日扫先慈墓》一诗中,就深深感叹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育和期望。李渔四十多岁前往杭州,卖赋糊口。六十多岁前往金陵,住了二十年左右。一生无官无职,为了谋生写书卖书,多次去各地官员处“打抽丰”,并且组织家庭戏班四处演出。这些,在当时都是为士人所不齿的事情。面对别人的侮辱,李渔公然在自己南京寓所的门上题名“贱者居”,以示自嘲与反抗。但“执贱业”的生存状况,终究是自幼接受儒家教育、视仕途为正业的李渔的一块心病。在《无声戏·人宿妓穷鬼诉嫖冤》中,王四诉说道:

今徙扬州,执贱业以谋生,事贵人而糊口。

这是李渔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道出其愧疚和无奈的心理。

6.神秘体验

神秘体验,是伴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易于沉入冥思状态的作家,往往有高出他人的神秘体验。神秘感和探索欲是密不可分的。神秘感是探索的动力,同时又是探索的结果。从创作主体来说,神秘体验是一种特殊的无意识活动;从作品内容来看,作家的神秘体验则表现为作品的象征性内容。

就这一点来说,明清之际有一部典型地表现出作家神秘体验的作品,即董说的《西游补》。《西游补》风格特异,文笔恣纵,通过记述孙悟空的一个迷离惝怳的梦,反映了作家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事的沉思冥想,极富象征意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之作。

7.孤独体验

孤独体验,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智慧内省,是个体生命和与广泛联系的外部世界暂时中断联系而潜心考虑生命个体、生命意义问题时,所意识到的与他人无法重合的个别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识深化的一种心理反应。不具备自我意识和不具有值得他人理解的丰富深邃的内心体验的人,都很难有明显强烈的孤独感。只有对个体生命有独特感受和深刻哲理思考的人,才有可能产生孤独体验。作家的孤独体验,来源于作家人格特征的独创性、超前意识及自我意识。

一些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具有一种“独醒”意识,就是这种独立性和孤独感的表现。明清之际小说中出现了描写科举弊端的内容,如《西游补》、《鸳鸯针》等,即是小说作家作为科举考生,对自身命运进行独立审视和反思之后作出的对时代和社会的超前批评。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心怀天下而身居下僚,无以施展满腔抱负,终生走不出贫困和“下贱”的旋涡;心中充溢着的孤独体验,往往使他们对社会人生产生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感受,“独醒斋”、“孤愤生”、“梦觉道人”这些名称,都是孤独体验的外化。

8.归依体验

归依体验,是指人们在寻找精神家园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充实、安适和永恒的感受。归依就是寻找精神家园。归依体验丰富多样、因人而异,比如宗教、童年和自然界,是常见的归依体验。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归依体验,大多指向“三教合一”的理想社会,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人人遵从纲常礼教的盛世、治世。他们表现出的倾向宗教思想的劝世心态和倾向自然的隐世心态,都是归依体验的外化。

小说的创作本身,也是作家归依体验的结果。如前所述,陆云龙、周楫、李渔等人,都表示过通过小说创作来泄“孤愤”、得知己,以此保持心理的平衡,这些都是归依体验在起作用。

总之,明清之际酷烈的时代氛围,决定了当时小说作家的整体心态建立在创伤的基调之上。

其实,在整个有明一代,士人的生活境遇都不乐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统一思想,就曾残酷杀戮士人。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推翻侄儿建文皇帝的统治,出于报复心理,对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们肆意迫害,甚至专门建立场所,逼迫这些忠臣们的妻女居住其中做官娼。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中,无数大臣深受“廷杖”之辱。朱元璋当年也和李自成一样,是流贼义军,但他推翻了元朝的“夷狄”统治,士人就不认为他是“以下犯上”,小说中对他的非议也几乎没有。朱棣夺权虽然成功,但他违背了君臣礼仪,又侮辱斯文,士人心理所受的创伤,一直都在通过争议“建文”话题而得以表现,小说中也有所描写。

天启年间的魏阉暴政,是明代肆意摧残士人的极端表现,士人所受心理创伤非常严重。魏阉集团被平定之后,小说作家和当时的士人们一起,做起了“中兴”、“光复”的美梦,崇祯前期时事小说中频繁出现歌颂崇祯皇帝的“颂圣”内容,小说作家对“中兴之主”崇祯皇帝寄寓厚望。几年后,“事不可为”、败局难挽的景象渐渐明显,士人的理想破灭,“颂圣”之声不再闻,小说作家转而反思历史、关注现实。

甲申之变后,士人们纷纷表达亡国的悲痛,追究国亡的原因。此时的小说创作中,追悼故国的主题盛行,小说作家们也借小说创作表达了呼唤英雄、向往净土的心境。李自成虽然摧毁了大明王朝,却并没有取得统治权,这就使士人敢于直接痛骂李自成,表达自己的创伤体验。

满清王朝定鼎之初,尚无精力钳制人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强权空缺。这就使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在小说中得以自由表达。

顺治之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经济开始繁荣,政权逐步稳固,统治者对思想的钳制也相应加重,文字狱盛行起来。晚明士人、民众敢于议论时政的风气渐渐衰杀。

清末时局又如明清之际一样,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重新风行,反映时事的小说纷纷出版。

由此可见,作家心态虽然纷纭复杂,社会和时代的影响却是影响作家心态的最深层的因素。

【注释】

[1]以上三段论述参见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此章内容是在参照张俊老师的小说史课堂讲义基础上衍生的。

[3]金陵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识语》,转引自孙楷第《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4]《醒世恒言》,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5]《醉醒石》,转引自郑振绎《中国文学研究》。

[6]《清夜钟》,《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7]《拍案惊奇》,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8]□,表示此处缺一字。下文同。

[9]明衍庆堂刻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喻世明言·识语》转引自孙楷第《沧州集》。孙楷第:《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今古奇观》,亚东图书馆1949年版。

[11]清乾隆年间消闲居精刊本《十二楼》,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12]本段及下段引文亦出自《〈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

[13]本段及下边两段引文亦出自《樵史通俗演义·樵子自序》,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14]〔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参见〔奥〕弗洛伊德:《梦的释义》,张燕云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美〕克雷齐:《心理学纲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6]天启三年,魏忠贤、客氏逼死裕妃、成妃。天启五年,加害左光斗、杨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天启六年,迫害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周起元等人。参见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7]董说《西游补》第三回写孙悟空“看见四五百人持斧操斤,抡刀振臂,都在那里凿天”,这些人“刚刚凿开灵霄殿底,把一个灵霄殿光油油儿从天缝中滚下来。”

[18]参见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冯梦龙曾取“草莽臣”为号,萧相恺先生认为吴越草莽臣是陆云龙。参见萧相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幻影〉、〈章台柳〉——中国小说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之二》,《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2期。

[20]本段及以下四段引文均出自《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21]清顺治十五年刊本《平山冷燕》,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22]李渔:《闲情偶寄·宾白·语求肖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