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类型分析

第一节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的类型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与清末等夹缝时期有相似之处。对这一时期作家心态的深入探究,可以推广到其他相似时期,在文学史上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大致可以归为五种类型,即警世心态、救世心态、劝世心态、愤世心态和隐世心态。^[2]

一、警世心态

警世心态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他们关注现实,希望能以小说警醒世人,使人们免于沉沦堕落。此时涌现的时事小说创作热潮,就是关注现实的警世心态的典型表现。这种心态不但在作品中的文字、作品前后的序、跋中直接加以表达,还在作家自己所取的名号、斋名和书名中,也间接地表达出来。

早在天启年间,冯梦龙完成“三言”的编撰时,就明确说明“三言”有“木铎醒世”之意。先是金陵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识语》中说:

自昔博洽鸿儒,兼采稗官野史,而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淫词,大伤雅道。本坊耻之。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3]

这段识语说明,兼善堂的书坊主不满于当时一些书坊主在“便于下里之耳目”的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中,“取淫词”而“射利”,结果“大伤雅道”。兼善堂以此种做法为耻,故声明《警世通言》属于“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表达了兼善堂秉承“木铎老人之遗意”欲以小说“警世劝俗”的心态。

后来的衍庆堂刻本《醒世恒言·识语》,明确点出了“三言”的命名原由:

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4]

根据这个识语,可知“三言”的命名原由是“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其实,《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个名称的本身就彰显了作者“喻世”、“警世”、“醒世”的创作心态。

冯梦龙的“三言”和他的心态,对崇祯年间小说作家心态影响深远。崇祯年间,小说作家的这种心态表现更为普遍。“警世”心态在作品序跋中有直接的表达。

无名氏《醉醒石·题辞》中,曾通过《醉醒石》这一小说作品名称的命名由来,谈到其作者东鲁古狂生的心态。《题辞》说:

李赞皇之平泉庄,有醉醒石焉,醉甚而倚其上,其醉态立失。是编也,盖亦醒醉之石也。^[5]

《醉醒石·题辞》点明,东鲁古狂生编著话本小说集《醉醒石》,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成为“醒醉之石”,以起到唤醒沉醉于昏蒙状态的世道人心的作用。

园主人陆云龙在《清夜钟·自序》中,也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心态:

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谈说法,将以明(原刻“明”,应为“鸣”。笔者按)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大众洗耳,莫只当春风一过,负却一片推敲苦心!^[6]

他说自己写作《清夜钟》,是想“借谐谈说法”。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像清夜里震响的钟声,鸣响“忠孝之铎”,唤醒“奸回”之心;振响“贤哲之铃”,惊回顽薄的人心。

西湖渔隐在《欢喜冤家·叙》中也说,他撰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依“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的传统,将“致趣无穷”、“诙谐有窍”的“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的故事,“公之世人,唤醒大梦”。目的是“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能够有补于世。

二、救世心态

一些小说作家希望能以小说救助社会。天启年间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说这部作品“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明确表达本书的内容和命名标准是救世度世。

崇祯元年(1628),凌濛初在《拍案惊奇·自序》中,认为当时有一种轻薄、荒诞、亵秽的文风,有碍“名教”,流毒很深,应当严厉禁止。他所提倡的,正是冯梦龙在“三言”中所表现的文风意趣。他说: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言》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刮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微,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

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7]

凌濛初编撰“二拍”,意在追随冯梦龙的文风,希望小说的创作能有补世道人心,起到一定的救世的作用。

吟啸主人在崇祯六年(1633)的《近报丛谭平虏传·序》中,也明确提出他的创作目的是希望小说能“有补于人心世道”。他说,书写成后,有人提出疑问:“风闻得真假参半乎?”他回答道:

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有坏于人心世道者,虽真亦置。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补于人心世道,既使所写的故事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也没有什么大碍;相反,如果有坏于人心世道,即使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不能在小说中作为素材加以宣扬,而是弃置不用。吟啸主人对小说创作中的素材取舍,是以是否“有补于人心世道”为标准的。

三、劝世心态

除了欲以小说“警世”、“救世”之外,一些小说作家还希望能以小说中所描述的因果报应的观念,止人恶念,劝人为善。

劝世心态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流行,与当时社会上善书流行的现象有一定的关系。天启年间衍庆堂在《喻世明言·识语》中指出作者的心态:

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十种,^[8]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言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9]

《喻世明言·识语》认为《喻世明言》可以“相劝于善”,可为“世道之一助”。

冯梦龙在《今古奇观·序》(署名“笑花主人”)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劝人为善的功能。他说:

小说者,正史之馀也。……

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

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

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10]

他认为小说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仁义礼智”、“忠孝节烈”、“善恶果报”、“圣贤豪杰”的描写,使“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谔,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从而使小说起到和正史一样的作用;而那些能够在阅读中体会到作者的劝世之心并且接受劝诫的人,才是“善读小说者”。

凌濛初深切领会冯梦龙创作小说的劝世用意,并加以继承。他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说到“二拍”是:

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www.chuimin.cn)

点明《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创作主旨是“意存劝戒”。

继冯梦龙、凌濛初之后,这种劝世心态在崇祯、顺治年间的话本小说作家中颇为盛行。署名“古吴龙子犹撰”的《石点头·叙》中,将“小说家”与“高僧”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劝人为善的心态是相同的。

继《石点头》之后编纂的话本小说集《照世杯》的作者酌元亭主人,也欲以小说劝世。

他说酌元亭主人、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等几位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都是“忧悯世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表现出一定的劝世心态。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李渔,也具有这种劝世心态。他的友人杜浚于顺治十五年(1658)在《十二楼·序》中,讲到李渔以小说劝人向善的心迹时说:

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11]

杜浚认为李渔的《十二楼》诙谐幽默,引人入胜,借幽默有趣的故事“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使人以轻松的心态来做善事、乐于做善事,这种功劳是很伟大的。

西湖钓叟在顺治十七年(1660)的《续金瓶梅·集序》中,就曾说到《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的劝世心态:

《续金瓶梅》者,惩述者不达作者之意,尊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金瓶梅》为之注脚,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壸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因果禅宗,寓言亵昵,于是乎谐言而非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归之劝世。^[12]

他认为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一书中,通过书中人物的命运,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意在劝世。他还说:

此夫为隐言、显言、放言、正言,而以夸、以刺无不备焉者也。以之翼圣也可,以之赞经也可。

西湖钓叟进一步夸大了《续金瓶梅》在劝世方面的功能,认为它可以“翼圣”、“赞经”。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频繁而刻意地表达自己的警世、救世心态,也有欲将小说经典化的一面。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在表达自己的警世、救世心态时,往往借助于因果报应故事的叙述。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有关。只不过有的作家偏重于唤醒人心,有的作家偏重于救度世人,而有的作家则偏重于劝人为善。

四、愤世心态

一些小说作家愤世嫉俗,以小说创作来发泄自己胸中的愤懑之情,或在小说中创造一个不同于俗世的理想世界,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愤世心态在各个朝代的中国古代文人中都非常普遍,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也不例外。

明清之际开始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流派,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俗世的理想世界,表达了存在于作家心中的、在当时现实中很难觅到的爱情和婚姻理想。这种理想,也可以说是小说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曲折的批评。因此,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是在借描写理想境界间接地表达他们的愤世心态。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则通过作品直接表达他们的愤世心态,而不像才子佳人小说作家那样隐秘曲折。崇祯年间编撰《西湖二集》的周楫才气横溢,却终生为贫穷所困。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谈到周楫撰写小说时的愤世心态,曾说周楫创作小说的初衷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抒发心中的郁闷之情,可谓切中肯綮之语。

陆云龙在《答朱懋三书》中谈到自己的愤世心态,尤有代表性。他说:

弟少颇自负,砺名行,尚气节,期退不歉伦常,进不缺于经济。雕虫小道,了不经心,特以舍是,无可致身,不得不间为从事。乃机缘之左,叹邓禹之笑人;时事之非,作刘卉之孤愤。今人无可告语,乃上而与陈死人作缘;更不庄语,乃妄而与齐谐之辈作伍。然非傲也,非诞也,一腔不得已。

他说自己自幼很有抱负,也颇具才华,却因“机缘之左”和“时事之非”而无所作为;本来认为“小说”是“雕虫小道”,可以“了不经心”,但除去创作小说之外,却不幸“无可致身”,没有另外的途径可以建功立业,只有通过创作小说,表达自己的胸襟抱负和“孤愤”之情。陆云龙在《制科策》一文中抨击明代取士用人制度;在《剿扶议》一文中分析流民暴动的原因是遭遇饥荒而统治者不知体恤;他对建州女真的逐渐强大非常担心,曾在《感怀》一诗中说:“十年辽海关心梦,数卷图书作客装。”用世之心颇热,而愤世之心益强。

同样,《豆棚闲话》的作者艾衲居士,也是科举不第,怀才不遇,穷途为文,以寄其抑郁不平之气。

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中,对古今人事嬉笑怒骂,专门推翻世人定论,作翻案文章。天空啸鹤在“叙”中说他“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账目”、“那趱旧闻,便李代桃僵,并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董帽薛戴,好像生成”,其原因是:“止因苏学士满腹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正是胸中郁积的块垒,引发作者对历史进行不同凡响的反思,对一切人事的价值进行重新评判,因而不惜唐突古人、“圣人”和“贤人”。

《豆棚闲话》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中,写了两个中州的盲人,要求蔚蓝大仙医治双目,以便“开眼看那光明世界”。而当双目复明时,却见世上“许多孽海冤山,倒添入眼中无穷芒刺,反不如闭着眼的时节,倒也得清闲自在”,二人不愿再见这种世态,求蔚蓝大仙将他们置于杜康埕中,“但愿长醉不愿醒”了。艾衲居士的笔法亦庄亦谐,时时令人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在此处所写的这两个最终沉溺美酒、不问世事的人,何尝不是当时那些不满现实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以醇酒、妇人麻醉自己的士人的化身?紫髯狂客对艾衲居士的用意心领神会,他在此处评论道:“凡天事到无可如何处,惟醉可以销之,所以刘伶荷锸,阮籍一醉六十日,俱高人达见,不徒沉醉曲蘖而已。艾衲老人其亦别有万言于斯乎?”他将艾衲老人比作刘伶、阮籍,准确地把握住了艾衲居士的愤世心态。

五、隐世心态

这种心态在顺治年间多有流露,这与顺治年间的小说作家大多是明朝遗民有关。李渔在《十二楼·闻过楼》小说开头说:“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过十年宰相,所以极谙乡居之乐。”他在小说中写到顾呆叟把别墅建在城乡结合部,城里和乡下两头都管不着,既不参与朝政,也不受乡村规矩的制约,颇感悠游自在。他阐述顾呆叟的志趣是:“况他性爱山居,一生厌薄城市,常有耕云钓月之想;就在荆溪之南去城四十余里,结了几间茅屋,买了几亩薄田,自为终老之计。”《十二楼·闻过楼》中顾呆叟这个人物形象,曲折地表达了李渔不耕读、不应试,而情愿“隐”于诗文戏曲创作之中的隐世心态。

中国古代士人从小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治国平天下”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理想抱负。如果能够“治国平天下”,则不但自己得以建功立业,还能“兼善天下”;如果没有机会“治国平天下”,就转而韬光养晦、避世隐居,只求“独善其身”。隐世心态多出现在政治黑暗或社会动荡的时代,迫不得已而隐居,在隐居生活中又心系乱世、盼望治世。因此,中国古代文人隐士中,有不少人对被迫隐居表现出一种不甘不愿、无可奈何的感情色彩。明清之际的一些小说作家就是如此。

顺治年间《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江左樵子,曾这样描述自己颇为闲逸的隐世生活:

樵子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每每晴则故人相过,携酒相慰劳。雨则闭门却扫,昂首看天。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丧,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13]

本来隐逸生活应当是心境散淡、不问世事的,而樵子心中却放不下世情。虽然他口中说“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但这句话,却已明显透露出他念念不忘“时代之兴废”的隐衷。果然,在描述自己的隐逸生活之后,他接着说:

然樵子颇识字,闲则取《顺天胪笔》、《酌中志略》、《寇营纪略》、《甲申纪事》等书,销其岁月。或悄焉以悲,或戚焉以哀,或勃焉以怒,或抚焉以惜,竟失其喜乐之两情。久而樵之,以成野史。不樵草、樵木,而樵书史,因负之以售与爨者。

为消磨岁月,看什么书不好,偏要看记录明朝灭亡之际惨痛历史的记载。隐士们“闲”来读书,一般都会读有助于颐养心性的书,而樵子在读过这些书之后,心情又能如何呢?他自己描述是“悄焉以悲”、“戚焉以哀”、“勃焉以怒”、“抚焉以惜”。“悲”、“哀”、“怒”、“惜”,表达了“时代之兴废”在樵子心中留下的深沉创痛,以至于他再也不能感受到“喜”、“乐”这两种感情。一种情绪久蕴心中,总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樵子的表达方式是著“野史”,创作小说。

创作小说,还不足以平复他心中的哀恸。隐逸山中的樵子始终难忘亡国的隐痛,在他“放声行歌”之时,歌中也常常出现与隐逸生活相左的心声。他唱道:

山径兮萧萧,山风兮刁刁。望旧都兮迢迢,思贤人兮焦焦。

舟子兮招招,须友兮聊聊。心旌动兮摇摇,樵斧荒兮翘翘。

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好鸟兮鸣条,好花兮未雕。

容与兮逍遥,聊且兮为此中之老樵。吁嗟乎!山中之老樵!

“望旧都”、“思贤人”,都与他自己标榜的不问世事、“昂首看天”的心境相矛盾。“樵斧”都“荒”了,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樵子”。最后一句感叹语,则隐约道出了樵子因故国沦亡、不愿出仕新朝而被迫隐世的不甘不愿、忧愤沉痛的复杂心态。

这五种心态之外,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还有人抱有一种“玩世”和“嘲世”的心态。崇祯四年(1631),闭户先生在《鼓掌绝尘·题辞》中,说“弄笔墨而谱风流,写宫商而翻情致”的小说家是“无意撩人,有心嘲世”。为《西湖二集》作序的湖海士将自己的书斋称为“玩世居”。

这五种心态类型的划分是相对的。作家心态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一位作家同时具有两种以上心态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

明清之际出现的二十几部时事小说,几乎都同时体现了作家警世、救世、劝世的心态。反映魏忠贤事件的几部时事小说,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等,通过对魏忠贤残酷迫害忠臣行径的描写,警醒世人要反对阉党专权;而对魏忠贤可耻下场的描写,又类似因果报应的故事,意在借此劝人为善。甲申事变之后的小说,如《樵史通俗演义》、《水浒后传》等,在警世、劝世之外,又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原因,试图开出一些救世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