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作家交流与小说创作探究

第四节　作家交游与小说创作

人际交往对小说作家的创作颇有影响,往往会影响到作家对题材的选取,有时还能促进作品的出版。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交游广泛。譬如凌濛初,其《墓志铭》中记载:“公为人豪爽俊逸,倜傥风流……一时名公硕士,千里投契,文章满天下,交与遍寰区。”再如艾衲居士,紫髯狂客在《豆棚闲话》“评语”中,说艾衲居士“遍游海内名山大川”,天空啸鹤在《豆棚闲话叙》中也说他曾有“算将来许多盟兄社弟”,则其足迹所到之处很多,所交社友也很多。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游历生涯最长、游历地域最广的,似乎当属李渔。他的游历生涯多半出于谋生的需要。他曾自述:“予担簦二十年,履迹几遍天下。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湖则俱未尝遗一,惟九河未能环绕,以其迂僻者多,不尽在舟车可抵之境也。”^[12]

广泛的交游,对小说作家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前文所引白眉老人的《玉闺红·序》,记录了东鲁落落平生的生平经历和交游情况。接下来,白眉老人又记载了其创作情况:

退而著述,所作甚多。而印行者,仅诗集两卷而已。今春间君以近作《玉闺红》六卷见示……君他作尚多,计有《金瓶梅弹词》二十卷、《梵林艳史》十卷、《兵火离合缘》四卷、《神岛记》一卷,皆未刊之作也。

据他所记,东鲁落落平生所创作的《金瓶梅弹词》二十卷、《梵林艳史》十卷、《兵火离合缘》四卷、《神岛记》一卷等书,应当都是小说作品,只是以上各书均未见其他著录。可见,正是游学江南和科考失利,才使得东鲁落落平生“退而著述”,开始大量创作小说。

作家的人际交往对小说作品的影响,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1.促进小说创作

有些作家可能是受了友朋的启发和鼓励,才转而创作小说的。譬如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说,周楫向他倾吐了肺腑之言,抱怨命运的不公,湖海士给予劝解和安慰。这番倾心交谈的后果是:“清原唯唯而去,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据此记载,周楫有可能是早就开始创作小说,只是在湖海士劝慰他之后,才拿出给人看。但也有可能是在与湖海士倾心交谈之后,才产生创作小说的念头。

2.促进小说出版

小说作家身边的友朋,往往会有意无意起到传播小说的作用。譬如即空观主人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曾说:

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篇,得四十种。

据此记载,书商之所以能够得知这些作品,有其友朋的一番赞誉之功在内。

3.提供小说题材

有时人际交往还直接影响小说的题材和感情倾向。由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寄托自我的感情,他们的真实生活往往能够在作品中有所折射,有时在作品中也能见到作家所交往的友朋的影子。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要数李渔和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的交往对其《十二楼·奉先楼》的影响了。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弹劾前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其中一条罪证是:“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无声戏二集》是根据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合刻的作品,里面都是李渔创作的小说。既说是张缙彦“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则可见其与李渔关系非同寻常。事实上,李渔确实在经济上曾得到张缙彦的大力赞助。正是与张的特殊关系,李渔才在杭州居住十年安然无恙,而在张缙彦被弹劾并被免职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1661),李渔感到在杭州呆不下去了,转而移家金陵,开始了乔居金陵二十年的漫长生涯。

弹劾状中说张缙彦在《无声戏二集》一书中,“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应当指的是《十二楼·奉先楼》中所描写的故事。《奉先楼》写的是明末南京舒秀才中年得子,又是世代单传,故在遭遇流民义军的兵火之时,商议让其妻子舒娘子“失节”“存孤”。小说将舒娘子决定“失节”的过程写得一波三折,很是郑重。

“失节”还是“死节”的伦理冲突,在明清易代之际显得异常尖锐。所有士人都会对这一话题非常敏感。李渔选取的这一敏感题材,必定有其弦外之音,不会仅是叙述一名女子的乱世奇遇那么简单。因这一题材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奉先楼》的故事更像是一则寓言,隐喻了更为深刻的一些事情,具有象征意义。故此不避繁难,详述这一故事的始末,并引述其象征意义明显的部分。

舒娘子决定“失节”的第一步,是夫妻之间商议如何在乱世保全骨肉:

舒秀才望子急切,一心只顾宗祧,并不曾想起利害。直到生子之后,看见贺客寥寥,人言籍籍,方才悟到“乱离”二字。觉得:“儿子虽生,断不是久长之物,无论遇了贼兵,必遭惨死;就能保其无恙,也必至母子分离,失乳之儿,岂能存活?这七世单传的血脉,少不得断在此时。生与不生,其害一也。”想到此处,就不觉泪下起来,对了妻孥,备述其苦。

舒娘子道:“你这诉苦之意,是一点甚么心肠?还是要我捐生守节,做个冰清玉洁之人?还是要我留命抚孤,做那程婴、杵臼之事?”

舒秀才道:“两种心肠都有,只是不能勾相兼。万一你母子二人落于贼兵之手,倒不愿你轻生赴难,致使两命俱伤。只求你取重略轻,保我一支不绝。”

舒娘子道:“这等说起来,只要保全黄口,竟置节义纲常于不论了!做妇人的操修全在‘贞节’二字,其余都是小节。一向听你读书,不曾见说‘小德不逾闲,大德出入可也’。”

舒秀才道:“那是处常的道理,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处尧、舜之地位,自然该从揖让;际汤、武之局面,一定有用征诛。尧、舜、汤、武,易地皆然。只要抚得孤儿长大,保全我百世宗祧,这种功劳,也非同小可!与那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者,奚啻霄壤之分哉!”^[13]

在与丈夫商议决定“失节”之后,舒娘子又表示自己在“存孤”后,到夫妻再次相见之时,决不以被辱之身偷活,而要自杀“死节”。

第二步,是“谋之通族”:

过了几时,闻得贼兵四至,没处逃生。做男子的还打点布袜芒鞋,希图走脱。妇人女子都有一双小脚,替流贼做了牵头,钩住身子,不放他转动。舒秀才对妻子说:“事急矣!娘子留心,千万勿负所托。”(www.chuimin.cn)

舒娘子道:“名节所关,不是一桩细事,你还要谋之通族,询诸三老。若还有众议佥同,要我如此,我就看祖宗面上,做了这桩不幸之事;若还众人之中,有一个不许,可见大义难逃,还是死节的是。”舒秀才道:“也说的有理。”就把一族之人,请来会于家庙。

那座家庙,名为“奉先楼”。舒秀才把以前的话遍告族人,询其可否。族人都说:“守节事小,存孤事大。”与舒秀才的主意相同。舒秀才就央通族之人,把妻子请入奉先楼,大家苦劝,叫他看宗祀分上,立意存孤,勿拘小节。

合族的人都“苦劝”舒娘子为“存孤”而“失节”,但舒娘子仍然犹疑不决,又提出向祖宗占卜。这第三步就是谋之于祖宗“神主”:

舒娘子道:“虽则如此,也还要斟酌。绝后不绝后,关系于祖宗,还须对着神主,卜问一卜问。若还高曾祖考,都容我守节,我就勉强依从;若还占卜不允,这个孩子就是抚不成、养不大的了,落得抛弃了他,完我一生节操,省得名实两虚,使男子后来懊悔。”众人道:“极说得是。”

就叫舒秀才磨起墨来,写了“守节”、“存孤”四个字,分为两处,搓作纸团,对祖宗卜问过了。然后拈阄。却好拈着“存孤”二字。

舒秀才与众人大喜,又再三苦劝一番,他才应许。应许之后,又对着祖宗拜了四拜,就号啕痛哭起来,说:“今生今世,讲不起‘贞节’二字了!止因贼恶滔天,以致纲常扫地。只求天地祖宗早显威灵,殄灭此辈,好等忠臣义士出头。”

连祖宗都示意她应当“失节”,舒娘子只好屈从。

战乱过后,舒秀才在一个将军的船上找到了舒娘子和他们的孩子。舒娘子把孩子还给舒秀才之后,自己践约自杀,被将军救活,并提议让他们夫妻母子团聚,舒娘子不肯:

舒娘子道:“有话在先,决不做颜之事。只求一死,以盖前羞。”将军道:“你如今死过一次,也可谓不食前言了。少刻前夫到了,我自然替你表白。”

此时见舒秀才走到,就把他妻子忍辱抚孤、事终死节的话,细细述了一遍。又道:“今日从你回去,是我的好意,并不是他的初心。你如今回去,倒是说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他起个节妇牌坊,留名后世罢了。”

将军不赞成舒娘子在“失节”存孤之后再去“死节”,他为舒娘子找到了活下去的合理理由:“你如今死过一次,也可谓不食前言了。”他又为舒娘子可以在亲友面前活下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做法:“倒是说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至此,舒娘子再没有“死节”的理由,有的只是存孤的功劳和“死过一次”的光荣经历。

小说的字里行间,真替“失节”的舒娘子留足了面子。并且因她曾自裁过,还要为她“起个节妇牌坊,留名后世”。可见,小说确实是以“曾死”为荣。张缙彦于甲申之变时正在北京做官,李自成义军入京后,他曾自杀,被人救活。对照张缙彦的经历,可知《奉先楼》确有为张辩护、“诡称为不死英雄”之意。《奉先楼》中,众人在背后议论舒娘子:“这般艳丽,遇着贼兵,岂能幸免?”乱世之中,艳丽的妇人难免受辱,正如易代之际有前朝官职的男人难免受到新朝统治者的瞩目、很难全身而退一样,在名节和生死中遭受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于在乱世之中如何处理“名节”和“生死”的矛盾这一问题,李渔在这篇小说中表达的观点是:不必死保着“节义纲常”不放,而应实事求是,珍重生命,顺应变局。

是否可以说,正是张缙彦曾在陷“贼”之时自杀而不死的经历,引发了李渔创作《奉先楼》的灵感?李渔在这篇作品中给忍辱偷活者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当他们被责以“竟置节义纲常于不论”之时,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那是处常的道理,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这种观点,在顺治年间对“死节者”也是一片苛责的舆论声中,显得见解新颖,不同流俗,也较为通达,似乎不能简单地说李渔只是用这篇小说来“阿腴”张缙彦。但公然号称“不死英雄”,并且还能起到“煽惑人心”的作用,这种明显倾向前明的态度,当然是统治地位尚未稳固的清朝政府所不愿见到的,张缙彦的获罪和李渔的仓促移家,自在情理之中。

【注释】

[1]参见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第一章“江南的文人社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天空啸客《豆棚闲话叙》中之意,应为艾衲居士早年科举不第,参加过文人结社,但中途退出,穷途为文,以寄其抑郁不平之气。

[3]万历二十二年(1594),江苏无锡人吏部郎中顾宪成得罪了万历皇帝被革职还乡,在无锡的弓溪修复始建于宋代的东林书院,与其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在此招徒讲学。他们在讲学之余,还大胆评论当时各类人物,讽议北京朝政。后来,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来此讲学。东林书院声望大增。他们与在朝中的同情者们遥相呼应,自我标榜为东林党人,形成政治上的一股强大势力。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人杨时乔、温纯主持了六年一度的京察(明代考核京官的制度),反对东林党的宣、昆、浙、齐、楚等派别首领汤宾尹等人被罢黜,东林党在北京大胜。但是,朝廷中一些重要的职位仍然被齐、楚、浙三党占据,东林党人受到普遍的排挤。天启三年(1623),主持京察的赵南星写了一篇《四凶论》,痛斥齐党领袖亓诗教等四人结党乱政,东林党势力稍稍得以恢复。但不久宦官魏忠贤开始把持朝政,凡万历一代发生过纠纷的所有政治问题,全部归罪于东林党人,不得志的三党人物如崔呈秀、阮大铖、霍维华等,为报复东林党人,共拜魏忠贤为义父,致使东林党人叶向高辞职,中书汪文言因“封疆案”下狱。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相继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把汪文言打死,伪造汪文言的供状,说在“封疆案”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等六人,都受过在满洲战败的熊廷弼的贿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君子案”。六君子被残杀后,阮大铖编了本《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故事,编列一百零八位东林党人姓名目录,以便魏忠贤依目录捕人。天启五年(1625),《东林党人榜》发到全国各地。天启六年(1626),霍维华等人编纂《三朝要典》,捧魏忠贤骂东林党。凡与《三朝要典》意见不同的,或稍稍为杨涟、左光斗等人说几句公道话的,立时性命难保。这一年中全国各地大肆镇压东林党人,尤其在江南,掀起一股血腥的狂潮,明朝政治进入最黑暗的时期。直到崇祯年间,魏阉集团被摧毁,东林党人才得以再次复兴。

[4]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5]杨凤苞:《秋室集》卷五。

[6]杜登春:《社事始末》。

[7]陈去病:《吴节士传》。

[8]戴笠:《高蹈先生传》,见清·凌淦编《松陵文录》卷十七。

[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下。

[10]董说《楝花矶随笔》记:“六七岁时,每新春及重九,借庵先生必命遍礼溪上诸院。”

[11]《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六册《醋葫芦》所附前言中,认为西子湖伏雌教主和醉西湖心月主人是同一个人,未知确否。《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2]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零星水族》。

[13]所引《奉先楼》原文均出自《十二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