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小说作家的人际交往探析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名士的交往,也是小说作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般说来,小说作家交往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名士,有些作家本身既是官员,也是名士,是相同的志趣将他们吸引到一起来的。纯粹为了谋生而有意与官员交往、迹近“打抽丰”的小说作家,比较罕见,似乎只有晚年的李渔一人而已。董说与僧人交往密切,可以说深受他的父亲董斯张的影响。

第二节　小说作家的人际交往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都曾受业于各自的老师,这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师生关系是陆云龙曾师事李清,丁耀亢曾师事董其昌,董说曾师事张溥,他们都从其师那里学习到了艺术修养或人格精神,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陆云龙从李清那里学习到的,应当是政治热情和艺术修养兼备;丁耀亢从董其昌那里学到的东西,艺术成分大一些;董说从张溥处得到的,则应是政治成分多一些。但董说淡于名利,后来出家为僧,与张溥所走道路不同。

与名士的交往,也是小说作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也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不少作家本身也是名士。如冯梦龙就与钱谦益、祁彪佳等都有交往。冯梦龙过七十岁生日(崇祯十六年,1643)时,钱谦益赠送给他一首祝寿诗。^[9]祁彪佳在其写于崇祯十七年的日记《甲申日历》(12月15日)中,也记有与“乡绅冯犹龙”的交往情景。

凌濛初与当时名士袁中道、汤显祖、冯梦桢等有交往。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后游南京时,曾在珍珠桥凌寓会见凌濛初,见其墙上挂有刘松年所绘对弈图,“相叹人物之工如此”。汤显祖在《答凌濛初》信中,称赞凌濛初的戏曲创作是“缓隐浓淡,大合家门。至于才情,烂熳陆丽,叹时道古,可笑可悲,定时名手”。充分肯定了凌濛初的戏曲作品。冯梦桢在《快雪堂日记》中,记万历三十年(1602)十一月初八,他到晟舍拜会凌濛初及几个叔伯兄弟。凌濛初置酒,席间招戏班演《香囊记》,半夜方散。第二年,凌濛初在父丧服阙后,曾与冯同游苏州,舟中品评《东坡禅喜集》。

李渔与当时名士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从《李渔全集》中可以看到许多他与如龚鼎孳、尤侗、余怀以及“西泠十子”(清初杭州诗人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陈廷会的并称)等的酬酢书信和唱答诗篇,如《端阳前五日尤展成、余澹心、余澹仙诸子集故苏寓中观小鬟演剧,澹心首倡八绝,依韵和之》诗和《与龚之麓大宗伯》文等。顺治十七年(1660)李渔纂辑《尺牍初征》,请吴伟业为之作序。当年又在西湖与丁耀亢等人交游。为李渔《十二楼》作序的杜浚也是当时名士,杜浚与余怀、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袁于令入清后与杜浚、褚人获、洪升等人关系密切。

丁耀亢顺治五年(1648)在北京居于陆舫时,也与龚鼎孳、张坦公、王铎、傅掌雷、刘正宗、贾凫西等人交往密切,其诗集《陆舫诗草》中,多处录有与他们的唱和之作,如《张大理玉调张尚书坦公载酒同过草堂二首》、《秋日答贾凫西候补思归》、《次王觉斯大宗伯游华山八律》等。顺治十七年(1660)丁耀亢赴任途中路过杭州,与杜浚、李渔等人徜徉西湖之畔,逗留月余。

与名士的交往,不但可以提高作家的艺术修养,为他们的小说创作提供无形的熏陶,还往往会直接促进他们的小说创作。譬如前面提到过的丁耀亢创作《续金瓶梅》,很可能最早起因于在董其昌处接触过《金瓶梅》。(www.chuimin.cn)

小说作家与官员的交往也颇引人注目。有的作家与官员交往,是因这些官员本身就是名士,而有些作家与官员交往则是为了谋生。一般说来,小说作家交往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名士,有些作家本身既是官员,也是名士,是相同的志趣将他们吸引到一起来的。纯粹为了谋生而有意与官员交往、迹近“打抽丰”的小说作家,比较罕见,似乎只有晚年的李渔一人而已。李渔于顺治十五年(1658)着手编辑名为《尺牍初征》的名人书信集,其中一部分作品选自古人的书信,而另一部分则由李渔发函给全国各地的官僚名流,向他们广泛征集其作。李渔在《征尺牍启》中说:“三十年间,兵燹以来,金石鸿编,遗弃殆尽,而况名贤手迹耶!仆广为搜猎,淹久岁月,仅有是编,颜曰初征。”通过这个搜集“名贤手迹”的方式,他得以认识不少官员,为他下一步“游走江湖”、四处“托钵”的生活打下了良好的人际基础。

丁耀亢顺治五年(1648)游走京师,也是为了谋生,即所谓为“升斗计”。正是由于他在北京交往广泛,得到官员的有力帮助,才可能有后来拔贡和做官的仕途生涯。他于顺治十六年(1659)乘赴惠安知县任之机,于当年十月起身,途经扬州、瓜州、常州、无锡、苏州,年底到杭州,第二年才入闽。

小说作家与僧人多有交往,这似乎是明清之际的一个特殊现象。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易代之际隐入寺庙出家为僧的名士非常之多,如明朝宗室朱耷、名士方以智等;再是乾坤倒覆、江山易主的变故,对士人心灵的打击很大,为追求解脱,自然会频繁与标榜“四大皆空”的僧人交往。中国古代文化中,佛教思想是儒、释、道三教之一,深入到多数读书人的心灵深处。这是他们与僧人交往的前提。那些在别号中标明为“居士”的作家,可能都具有一定的宗教思想。而董说、丁耀亢等,则最终侧身僧人之流。

董说与僧人交往密切,可以说深受他的父亲董斯张的影响。董斯张十岁时目睹家族由盛转衰,心灵中一直有师从佛教追求解脱的念头。据董说自述,他在很小时就常常跟随父亲去寺庙。^[10]他还从小诵读佛经。他的《丰草庵诗集》卷一中有诗云:“记得竹床残暑后,枇杷树下教《心经》。”董说八岁即皈依开元寺闻谷大师,被赐名为“智龄”。如前所述,甲申之变后,董说与苏州灵岩寺南岳大师过从甚密。以后几年中,董说眼见南明政权节节败退,反清复明的事业越来越无望,他就常常到灵岩寺参谒夫山和尚,最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在夫山大师门下剃度为僧。

丁耀亢与僧人的交往虽然未见直接资料,但从《续金瓶梅》中可以看出,他一贯具有颇为浓厚的宗教思想。在顺治十七年(1660)遭遇了因《续金瓶梅》而入狱的打击,以及相继而来的双目失明的厄运之后,他终于弃绝尘世,撒手出家。

明清时期小说作家的人际交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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