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小说作家研究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小说作家与社团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交游,似乎比其他历史时期的士人更为广泛、频繁,这是因为当时读书人崇尚“结社”和“游学”的风习,众多的社团和漫长的旅程为作家提供了广泛结交友朋的可能性。欲考察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人际交往,不得不提到当时江南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1]小说作家作为生员和文人,必然也都应在社团之中。除了结社之外,跨省游历也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小说作家与社团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交游,似乎比其他历史时期的士人更为广泛、频繁,这是因为当时读书人崇尚“结社”和“游学”的风习,众多的社团和漫长的旅程为作家提供了广泛结交友朋的可能性。

参加社团和出外游学,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两大交往途径。欲考察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人际交往,不得不提到当时江南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由文人、学者、乡绅、生员和一些文职政府官员等组成的社团,是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士人都或多或少与某一社团保持联系,很多人还同时组织或参加好几个社团。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廷革查社学以前,江南著名的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在社团中的。^[1]小说作家作为生员和文人,必然也都应在社团之中。据我们目前可知,董说是复社中人,丁耀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苏州游学时组织山中诗社,陈忱加入惊隐诗社。据天空啸客《豆棚闲话叙》中所说,艾衲居士也曾加入社团,后来退出。^[2]

江南社团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代政治中的南北党争和东林党运动。^[3]东林党运动的出现、被镇压和再次复兴,使得江南地区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平民干政”成为明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平民干政的主要形式,是文人组成政治性的社团,参与到朝廷的重要活动中来。东林党可谓是后来的政治团体复社等的精神渊源。嘉靖到万历初年文人之间组成的社集和文会,都是以文会友,是社集萌芽的时代。崇祯年间的社局,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的运动。弘光以后,由政治的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的运动。^[4]自万历年间起,南北士人陆续结成各派党社,重要的有复社、几社、大江南北诸社、浙中诸社、闽中诸社、粤中诸社等。其中具有政治倾向的社团有复社、几社、国门广业社、惊隐诗社等。如前所述,复社和惊隐诗社中都有小说作家。

复社最早只是很小的文学团体,后来应社的张溥、张采、周钟等人加盟其中,渐渐成为明末江南地区影响最大的社团联盟。复社的大旗帜下陆续聚集了很多派别,声势浩大,政治倾向浓厚。当时社团众多,遍布各地,以复社规模为最大。陆世仪《复社纪略》中说:

因之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朋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

复社起于天启年间,终于崇祯末年,前后约十六七年。全盛时期成员多达两千多人,遍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河南等各省。几社创立于崇祯初年,创始人有夏允彝、陈子龙、李雯等。

社团和生员关系密切,许多社团成立的初衷是帮助生员考试。就拿政治倾向比较浓厚的几个社团来说,其社团取名之意也重在学问。譬如应社取“顺应”自然之意,其课艺宗尚《六经》;王夫之等人组织的匡社取“匡扶”时弊和古学之意,后来归入应社;复社取“兴复古学”、“剥穷而复”之意;^[5]几社取“绝学有再兴之几”之意。^[6]

在当时的三个小说创作中心城市——苏州、杭州和南京,社事活动都比较频繁。苏州最早的社团是沧浪会,顺治六年(1649)沧浪会衍化成慎交社和同声社,活动中心仍在苏州。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吴兆骞、汪琬和陆圻等是慎交社成员。如前所述,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十一岁的丁耀亢游学在苏州,与陈古白、赵凡夫等人组织山中诗社。

杭州较为著名的社团是武林读书社,成立于天启年间,与小筑社合并后达到全盛,有社员二十四人,余杭三严兄弟、浙东陆文虎、万履安、黄宗羲都在其中。崇祯十五年(1642)参加复社在苏州组织的虎丘大会时,武林读书社改名登楼社,国变后社事中止。由于寓居杭州读书应考的士人比较多,这里的社团也较多,规模较大的还有西湖八子社、西湖七子社等。

南京的国门广业社是复社的一个支派,崇祯十一年(1638)因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而成立,持续六年时间,创始人有陈贞慧、侯朝宗、冒襄、黄宗羲等人。

陈忱所在的惊隐诗社(又名逃社、逃之盟)成立于吴江,是明亡后继复社而起、由眷怀故明的遗民所组成的重要社团之一。创立于顺治七年(1650),其性质与易堂九子相同,成员有叶继武、顾炎武等人。康熙三年(1664)因庄廷龙《明史》案的牵连而解散。惊隐诗社最初以松江人为主,吸引三吴两浙人氏,全盛时吸引吴越间“高蹈能文之士,闻声相应而来者,得数十百人”。^[7]陈忱就是其中之一。(www.chuimin.cn)

社团是生员重要的人际交往场所。社团的组织比较松散,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同人”、“兄弟”或“同学”。天空啸客《豆棚闲话叙》中说“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则艾衲居士所在社团成员之间是称兄道弟的。

集会是社团存在的标志。社团的集会有多种形式。陈忱所在的惊隐诗社集会比较频繁,大都在叶继武的古风庄举行。戴笠在《高蹈先生传》中记载了当时叶继武结惊隐诗社的始末:

叶继武字桓奏,……少博学能文,年十九补归安弟子员,为人慷慨有大节,轻财好施,笃于友谊,事母尤以孝闻。居分湖后,弃举子业,隐居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盛,因与吴兴沈祖孝、范风仁、同邑吴宗潜、潘柽章等举逃社,为岁寒交,一时三吴高士莫不指唐湖为武陵、柴桑焉。四方宾至无虚日,继武倾赀结纳。人皆以孟尝君称之。已而同社中有罹横祸者,继武为之抚膺流涕,于是杜门谢客,自号为懒道人,栽桃种菊,著书自娱,卒年五十有九。^[8]

据此记载,可知惊隐诗社的集会往往以叶继武为东家,古风庄内来客不断,可能也不全是社事中人。叶继武因悲痛罹难的同社人而闭门谢客,惊隐诗社就告解体了。

复社曾举行四次大会,崇祯二年(1628)在江苏吴江举行尹山大会;崇祯三年举行的金陵大会,正逢乡试,江南全省生员会集金陵,其中很多都是复社成员;崇祯六年(1633)在苏州举行著名的虎丘大会,盛况空前;崇祯十五年(1642)又一次虎丘大会,规模不如前次。

除了结社之外,跨省游历也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生活。小说作家也不例外。古代读书人历来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从许多小说作品中看到(尤其是多写读书人爱情婚姻生活的才子佳人小说),某一读书人取得生员资格之后,往往会首先考虑出游求学,以求在一个较好的读书环境中学习应试(似乎只有生员才有游学的资格)。游历的目的有观光考察(例如徐霞客)、求学问道(例如方以智)、谋生(例如当时各处卖画的书画家,李渔也是如此)等几种,普通士人往往几种目的兼而有之。

小说作家的游历生活常常与当时风行的社团发生关联。这也是当时士人的普遍情形。崇祯十一年(1638),二十岁的王夫之正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这里不仅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还聚集了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和同学。求知欲极强的王夫之参加了由同学旷鹏升等人组织的“行社”,经常和大家一起聚会,探讨学习上的问题。后来他又和几位同仁成立旨在“纠正时弊,匡扶国家”的匡社。小说作家中,丁耀亢和艾衲居士都是在游历江南时结社或参加社团的。

小说作家的游学地区往往选在江南一带,这也是当时士风所及。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人中画》第二卷,写贵州贵阳府的一个公子柳春荫,因父亲被奸臣陷害,全家被抄斩,侥幸逃脱之后,打算“择一个好地方,发愤读书,指望异日成名,与父母报仇,方不负男儿志气”。他与忠仆刘恩商量读书地点时说:

“我闻得浙中称人文渊薮,又兼西湖名胜,秀甲天下,若得读书其中,必有妙处,但路远恐未易到。”刘恩道:“任他远,料不在天上!”主意定了,遂搭了一只船,竟往浙中而来。又走了月余,方到杭州,就在西湖上,租了一个幽僻寓处住下。

可见当时人文荟萃、风景优美的杭州,在士人心中是理想的读书之地,连远在贵州的读书人也立志到西湖旁边租屋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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