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读书之士的谋生困境及解决方法

第三节　几种谋生方式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生员,他们的谋生方式,也不出于古代士人可择业的范围,以出仕、处馆、卖文、作幕乃至医、卜、相地、从商等为主。^[12]

一、耕读出仕

先说耕。“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可谓是中国古代士人源远流长的最高理想。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出仕为宦,则可成为读书人中的上等人。如果不能出仕,力田也是不错的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人的古老传统。李颙曾谈到以耕读理衡量读书人品格的意义,可谓是士人传统观念的一个总结:

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亲稼圃,嚣嚣自得,不愿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关怀,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从事稼圃,此其人为何如人!与其奔走他营,何若取给稼圃之为得耶?(《四书反身录·论语下》,《二曲集》卷38)

他认为读书人除耕、读二事之外,若从事其他职业,那就简直不能称其为士人了。王夫之也排列过士人职业的优劣顺序:

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时。^[13]

虽然说的好像很是通达,其实优劣标准自在其中。“能士者士”是上选,“医”已经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农工商贾”则更是无奈之举了。

当时的学者陈确说:

吾辈自读书谈道而外,仅可宣力农亩;必不得已,医卜星相,犹不失为下策。^[14]

他认为士人的职业选择,在“读书谈道”之外,只可以“宣力农亩”;至于“医卜星相”,只是“必不得已”而已。

张履祥的看法不同,他说:

然择术不可不慎,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商贾近利,易坏心术。工技役于人,近贱。医卜之类,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贱,更无可言者矣。^[15]

他认为除耕、读二事之外,士人别无合适的职业。商贾“易坏心术”,工技医卜“近贱”、下贱,其他职业就“更无可言”了。

多数读书人希望能够在读书之外,家有田产以自养。张履祥在谈到从事处馆等职业的屈辱感之后说:“吾人惟有力田代食,可以俯仰无怍。”^[16]

然而,明清之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江南地区,绝大多数士人无田可耕。戴名世在《种杉说序》中,谈到明清之际读书之士的谋生困境:

余惟读书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绝矣。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也;牵车服贾则无其资,且有亏折之患;至于据皋为童子师,则师道在今日尤贱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共俯仰。

据他所说,当时读书之士无田地耕种,无资产从商,就连读书人的传统职业——教书,不但在当时显得地位低贱,而且收入也不足于糊口,“治生之道”已经沦入穷途。

再说读。作为生存手段的“读”,不是涵养性情的读,而是直接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从谋生的角度看,“读”的根本目的在于出仕。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也有几位为官者,冯梦龙、凌濛初、丁耀亢、袁于令等人后来都走上了仕途,其中冯梦龙、凌濛初等还颇有政绩。但冯梦龙、凌濛初、丁耀亢等走的并不是科举正途,而是通过拔贡、谒选等途径成为官员的。

崇祯三年(1630),五十七岁的冯梦龙被补为贡生,次年授丹徒训导。崇祯七年(1634)冯梦龙到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贫瘠小城福建寿宁出任知县。“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在当时福建五十七邑中是最有名气的。名士徐渤在为冯梦龙写的诗序《寿宁冯父母诗序》中,称赞冯梦龙的政绩和其在任中的闲暇生活:

盖宁为建属邑,界万山中,峰峦峭菁,滩水,最称僻壤。景皇帝时,始设县治,厥土惟瘠,厥赋下口,民驯有太古风。令早起坐堂,皇理钱谷薄书,一刻可了。退食之暇,不丹铅著书,则捻须吟咏,计闽中五十七邑,令之闲无逾先生,而令之文亦无逾先生者,顾先生虽耽乎诗,而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

冯梦龙在任一县之令时,还能“退食之暇,不丹铅著书,则捻须吟咏”,倒不脱文人本色。

凌濛初早在天启三年(1623)就不再对科考中举抱以希望,转而走进京谒选的求官之路。直到崇祯七年(1634),才以副贡资格出任上海县丞。但他在任上尽心尽职,很得上司赏识。其《墓志铭》中记载:“催科抚字,两无失焉。迄今海滨故老犹能称述之。”他在受命办理吃力不讨好的“漕运”事时,没有听从别人的劝阻,而是表示出高度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是吾职也。彼皆不得其肯綮耳,我能办之。”工作完成之后,他将自己此次运粮入都的经验写成《北输》二文,得到上司的首肯:“是可为松郡良法矣。”他接手海防中积弊甚多的“盐场”事后,找到合理的储盐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可以保证无人能够从中作弊,“沿海设防,皆以为法”,他的做法很快得以推广,得到上司的嘉奖。崇祯十五年(1642),凌濛初升徐州通判,上海民众极力挽留:“去任之日,卧辙攀辕,涕泣阻道者,踵相接”,可见他在上海县丞任上颇得民心。

凌濛初在徐州通判任上分署房村,“昼夜图维,防筑有法”,任职一年多的时间中,没有发生洪涝大灾,又得到上司的赏识。他曾献计何腾蛟瓦解了当地的两支义军。何腾蛟准备保举他作自己的监军佥事,凌濛初却被原来的上司挽留,理由是:“有寇甫平,河上方起,吕粱洪、百步洪一带尤为要地,非凌某不能料理”,可见凌濛初在当地的重要性。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他在房村抵抗流民义军时死去,临死前还一再设法使百姓免于兵燹之苦,体现了一个正统儒士的胸怀。

丁耀亢于顺治三年(1646)为“升斗计”赴京,在友人的帮助下,以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他在北京与当时名公王铎、傅掌雷、张坦公、刘正宗、龚鼎孳等都有结交,常常在他所居的“陆舫”中赋诗,因而名噪一时。顺治十一年(1654)任直隶容城教谕,过着清苦的薄宦生活,并在此处创作戏曲《蚺蛇胆》和小说《续金瓶梅》。

袁于令于顺治二年(1645)冬,出仕清朝,与龚鼎孳、曹溶等人过从甚密。顺治三年到四年,离京监督山东临清关。顺治四年(1647)迁任湖北荆州知府。顺治十年(1653)被参“侵盗钱粮”罢官。离开荆州后,“失职空囊,侨寓白下,扁舟归里,惆怅无家”。^[17]晚年出游苏州、杭州、扬州等地,与友朋欢聚倡和。康熙十二年(1674)逝世于浙江会稽(今绍兴市)。袁于令曾作到太守之职,可以说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官职最高的一位。但其实袁于令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官(尤其是“大官”)。陈继儒在《西楼记原叙》中,描述袁于令的性格是:“世人与之庄语,辄垂首欲睡。间杂以嘲弄谐谑,曼歌长舞,不觉全副精神转入声调。”对此,尤侗在《艮斋杂说》中也有记载:

箨庵守荆州,一日谒某道。卒然问曰:“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袁徐应曰:“下官闻公亦有三声。”道诘之,曰:“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袁竟以此罢官也。

袁箨庵流寓金陵,落魄不得志。大书门联曰: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18]

如此不善韬光养晦、“游戏调笑”之人,怎经得起宦海浮沉?他遭到弹劾罢官,当也是情理中事。

二、处馆

处馆也是士人传统职业,但从事此职业的士人,往往有很强的屈辱感。张履祥在其《处馆说》中谈到处馆的屈辱:“今人计较多寡,及关书等于券契之类。”^[19]士人以将读书授业的高尚行为与商务券契视同一类,而深以为耻。

明清之际“师道”之贱,在《醒世姻缘传》中颇有记载。《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劣书生厕时修桩　程学究昆中遗便》,描写顽童狄希陈以种种恶劣手段作践蒙师程乐宇,“极的那先生跺了跺脚,自己咒骂道:‘教这样书的人比那王八还是不如!’”^[20]

蒙师课童的确不易。蒙师所得束修极低,辛辛苦苦教一个学生,一年一般只有几两银子。^[21]与他们所付出的根本不能成比。^[22]尤其是在别人家坐馆的塾师,除了辛苦教书之外,还要远离家人,在东家吃饭,仰人鼻息,诸事不敢挑剔。张履祥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弟所以自比此事于佣作之人,主人使其挑粪,则亦不得已而为之;又自比于守门之丐,与之酒食,则亦欣然受之。^[23]

西周生在《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的口头几段文字中,谈到“穷秀才”穷途之中的几种治生方法:

一是开书铺,但需要本钱,又怕官府、亲友赊借;

二是“拾大粪”,“如今那拉屎的所在,都是乡先生孝廉公问官讨去为糊口之资的”,但“这恶臭的勾当”“又是秀才们治不得生的”;

三是开棺材铺,但“为甚拿了本钱,做这样忖害人不利市的买卖?所以这卖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

四是“结交官府”,但结交官府之前需在官府周边的门吏管家面前做小服底,结交官府之后又要随这官员承担仕宦的风险,“想到这利少害多,荣轻辱重,得暂失久,这等经营又不是秀才的长策”;(www.chuimin.cn)

五是教书,“总然只有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

但教书又有许多不如人意、无可奈何之处。西周生似乎本身作过教书先生,深知个中滋味。他在此处细细剖析教书生涯的利弊得失:

但这教书又要晓得才好。你只是自己开馆,不要叫人请去。

若是自己开的书堂,人家要送小学生来到,好的我便收他,不好的我委曲将言辞去。我要多教几人,就收一百个也没人拦阻得,我若要少教几人,就一个不收,也没人强我收得。师弟相处得好,来者我也不拒。师弟相处不来,去者我也不追。就是十个学生去了两个,也还有四双,即使去了八个,也还剩一对。我慢慢的再招,自然还有来学。

若是人家请去,教了一年,又不知他次年请与不请,傍年逼节被人家辞了回来,别家的馆已都预先请定了人,只得在家闲住,就要坐食一年。

且是往人家去,又要与那东家相处。若是东家尊师重友,成了好好相知,全始全终,好合好散,这便叫是上等。若再得几个好率教的学生,不枉了父兄请师的好意,不负了先生教训的功劳,名曰师生,情同父子,这又是上上等。若是那父兄村俗熏人,轻慢师友,相待不成相待,礼文不成礼文,只那学生都是英才,这也还可曲就,此是二等。若是那东家致敬尽礼,情文交至,学生却是顽皮。“生铁必难成金,化龙定是鳅鳝”,使了东家的学贶,不见教导的功劳。目下不见超凡,已是惶恐,后日堕为异类,寻源更是羞人。这是教劣等的学生了。若是自己处馆,遇有这般劣货,好好的辞他回去,岂不妙哉?人家请去的门馆,撞见此等的冤家,还有甚么得说?你不捏了鼻子受他一年?^[24]

明清之际小说中,颇有几处描写生员为争馆结仇,自相倾害。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五回《无行生赖墙争馆》,写汪为露教了狄希陈五年,因教的不好,狄家让狄希陈辞了回来,另请程乐宇在家坐馆。汪为露便领人打了程乐宇一顿,还恶人先告状,告程乐宇“纠人抢夺”。

《鼓掌绝尘》第三十七回《求荐书蒙师争馆》,写一个江南秀才绰号叫“李八八”(因在家排行第六十四)的,与金陵秀才王瑞争馆不成,找人将王瑞毒打一通。

三、卖文作幕

卖文是士人不得已时选择的较为传统的职业,往往是落魄时所为,没有什么值得光荣的。卖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卖文还包括卖卜、相地等。与狭义的卖文相比,卖卜、相地更是等而下之。陈确曾为读书人可选择的职业排列过顺序,并作辩解:

太上躬耕,其次卖卜,未可谓贱,矧可谓辱!

极力辩解的本身,其实就说明在当时人眼目中,已经是既“贱”而又“辱”了。如前所述,李渔在遭遇易代之际的兵燹之后,为谋生路举家迁往杭州,“卖赋糊口”。他对自己的这种谋生方式也颇觉屈辱,认为是“执贱业以糊口”。而陈忱曾以卖卜为业,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幕客是当时正统士人鄙弃的职业。吕留良曾将做官与处馆、作幕客相比较,他说:

此不必讲义理,只与论利害,则作宦之危,自不如处馆之安;宦资之不可必,自不如馆资之久而稳也。惟幕馆则必不可为;书馆犹不失故吾,一为幕师,即于本根断绝。^[25]

按照他排列的顺序,第一是处馆,第二是作宦,读书人最不应该做的是为幕。做官比处馆有风险,挣钱也不一定比处馆多。幕客却是读书人万万不能从事的职业,一旦作了幕客,则会丧尽读书人的本色,就会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依附于人,俯仰随人。在东家家里处馆,虽然有种种屈辱不便之处,但教书本身倒不失为读书人的本色。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丁耀亢曾作过幕客。但他是在甲申事变之后,南下到弘光朝廷抗清将领刘泽清处,以幕宾的身份参与反清复明的大业,故其作幕时的心态与目的,当与通常状态下入幕谋生的士人,有所不同。甲申事变后,丁耀亢毁家纾难。

四、其他

除上述几种常见的谋生方式之外,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还有一位比较奇特的李渔。李渔做过书商,有段时间还带着家庭戏班四处“打抽丰”。由于李渔带着家班远征各处,“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又到处受人钱财,以至于被人鄙视。经济生活中,李渔还有频繁卖楼的经历。他时买时卖,却不是为求利益而卖,而是迫不得已地卖。其中心境之惨痛,长久不能释怀,曲折隐微,委婉写入小说《十二楼》中,长歌当哭,为世人做警钟。

带着家庭戏班“打抽丰”,是明清之际出现的特殊现象,与当时戏曲艺术和家庭戏班的高度发展有关。明朝初期,商业性民间戏班很少。万历年间,不但民间戏班数量增多,演出活动频繁,还逐渐兴起了家庭戏班。家庭戏班是由大户人家或文人家庭蓄养的私人戏班,一般只用于自娱。万历以后江南著名的职业戏班有南京的兴化班、华林班,苏州的寒香班、凝碧班、妙观班、雅存班,以及杭州、绍兴、徽州和江西一些地方的几处戏班。家庭戏班兴起后,迅速走向极盛,在数量上远远多于职业戏班。比较著名的有吴江沈璟家班、如皋冒襄家班、山阴张岱家班、山阴祁彪佳兄弟戏班、李渔戏班、阮大铖家班、常熟徐氏家班、太仓王锡爵家班、无锡邹迪光家班、松江范允临家班、长洲尤侗家班、宝应乔莱家班,等等。其中阮大铖家班主要在南京活动,张岱家班常随主人出游四方。

家庭戏班一般都只在自己家庭中演出,而李渔的家班在当时显得比较另类,带有较多的商业性色彩。李渔带着家班四处演出,有时是应人所请,出演堂会;有时则在朋友举行酬应宴席时不请而至。他的家班索取报酬的形式有两种:一是直接给演员的“缠头费”或“缠头锦”,二是直接或间接送给李渔的金钱。

关于缠头费,李渔有两处提到。其一是在《端阳前五日尤展成、余澹心、余澹仙诸子集姑苏寓中观小鬟演剧,澹心首倡八绝,依韵和之》其五中所记:“赠罢新篇客始归,缠头锦字压罗衣。”二是他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中,描述王再来希望生子的痴态时说:“盖素望诞儿。凡客赠缠头,人皆随得随用,彼独藏之,欲待生儿制襁褓。”

接待李渔家班的人,除直接给李渔一定的金钱外,有时还给予其他形式的馈赠。如李渔到陕西时,平阳太守程质夫“出金如千”,将乔复生买来送给李渔作妾。

李渔家班所得收入的具体数目,未见记载,但似乎不会与当时普通戏班的收入差距过大。

《梼杌闲评》第四回中,记载当时请戏班演一本戏需付的代价。演昆腔戏的代价要高一些:“做戏要费得多哩!……以四两一本,赏钱在外,那班蛮奴才好不轻薄,还不肯吃残肴,连酒水将近十两银子。”

演弋阳腔则花费相对少一些,一本“只消几两银子”。如此看来,戏班的收入是很高的,当时塾师辛辛苦苦教书一年,所得束修也不过几两银子或数十两银子。在通常情况下,当时七文钱就可以买一升米,而从顺治四年(1646)起,一两银子可折一千钱,则一两银子可买一百四十多升米。请戏班来演一本昆腔戏,主人要付出相当于一千四百多升米的代价。难怪戏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高收入阶层。

徐树丕《识小录》卷四“吴优”一条记:

吴中几十年来,外观甚美而中实枵然。至近年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奇荒之后,即外观亦不美矣。而优人锦衣玉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伶犹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种种恶状。

这段记载说明戏班演员的物质生活确实高人一等。

但李渔总认为收入不理想。他在《与龚之麓大宗伯》文中说道:

渔终年托钵,所遇皆穷,唯西秦一游差强人意,入闽次之,外此则往吸清风、归餐明月而已。

李渔在五十岁之前似乎不屑于求人,他曾在《无声戏·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借莫渔翁之口,表达过对“打抽丰”的厌恶和不屑:

那打抽丰的事体,不是我世外之人做的,只好让与那些假山

人、真术士去做。我没有那张薄嘴唇、厚脸皮,不会去招摇打点。

《无声戏》创作于顺治十二年(1665),当时李渔四十六岁。他在将近六十岁时,大约是生活所迫,开始到处打抽丰,自己也觉得是“老来颜面厚于初”。

李渔家班中的演员都是他的姬妾,其中乔氏、王氏演出技艺最高,也最得李渔宠爱。李渔的姬妾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朋友送的。对于家无恒产的李渔来说,家中人口的增多,必然带来经济的困窘。但由于李渔人品风雅,又对她们情深意重,这些姬妾们宁愿追随李渔过贫困的生活,也不愿离开他。

李渔对这些姬妾的人格也很尊重。他的姬妾受到深通音律和演出技巧的李渔精心培训,有很多戏班欲出高价买去做主演。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宁愿卖掉、省掉自己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也不愿出卖这些姬妾,其理由就是“物可卖,而人不可卖”。

在那个任意买卖妇女和奴仆的时代,李渔能有这样的认识并且坚决付诸行动,实在难能可贵。姬妾们对他也情深意重。而乔、王二氏都早逝,未必与李渔经常面临的贫困生活无关。^[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