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据目前可见到的作品和有关资料来看,明清之际共出现过大约四五十位小说作家。关于这些作家的情况,可以参看附录一《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简表》。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以作品问世时间为标准,分期介绍明清之际出现的小说作家。明清之际一些较为重要的和现在研究较为充分的小说作家,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2023-11-29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与生员的关系
【摘要】：明清之际不少小说中,都记载有不良生员见官说项、包揽官司,也记载生员犯轻罪可以免打,只交付学里罚款处理或革除功名,以免有辱斯文等。明清之际生员与小说关系密切,书坊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11]大木康先生的论述是符合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实际的。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生员,这在当时应当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当时生员和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
生员基本上都是参加科举考试预备阶段“童试”之后的合格者,一般都是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已经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有别于一般民众的士人待遇。经济上,生员可以被免除徭役义务等。
明清之际不少小说中,都记载有不良生员见官说项、包揽官司,也记载生员犯轻罪可以免打,只交付学里罚款处理或革除功名,以免有辱斯文等。
政治上,如前所述,明朝万历中后期东林党人崛起以后,江南生员参政意识增强,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激进。反抗魏忠贤势力的苏州开读事件(明末张溥《五人墓碑记》所记甚详),其实就是生员领导的。聚集在复社等社团之中的生员,更是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生员自身的经济状况也各不相同。他们有的是官宦之子、商人之子或富家子弟,有的却出身没落的书香门第或一般平民,有家境富裕的,也有家徒四壁的。小说作家大多家境贫寒。
明清之际生员与小说关系密切,书坊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七《复社始末记》中,指出当时书坊应时出版的书籍有三种:“制艺”、“时务”和“小说”。制艺即科举方面的书籍,读者大约只限于科举考生,包括参加童试的童生和经童试合格的生员。明末江南生员增多,据江盈科《长洲学田记》记载,仅苏州府的长洲县学,生员就多达五百人。从顾炎武《生员论》中,也可见当时江南生员人数之多和势力之盛。可以说,生员是当时书坊的重要顾客。
从一般常理上讲,生员到书肆来买科举用书的时候,应当会顺便浏览其他方面的书籍,若有感兴趣的,应当也会一并买下。由此,仅从常理上推论,生员也应当是书坊中除科举用书之外的其他书籍的重要顾客。
一般来讲,读者的需求变了,作者的创作也会相应改变。有什么样的读者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作者层。明朝中后期小说从面向说书艺人的听众,渐渐转向文人阶层,或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阶层的变化。明清之际小说中屡屡出现描写儒林生活(主要是未中举之前的生员生活)的内容,如《鼓掌绝尘》、《醉醒石》、《鸳鸯针》、《石点头》、《西游补》等,也是当时读者的作者都属于生员阶层的一个明证。[10]
有史料记载科举考生在攻读制艺书籍之余对“稗官野史”的浓厚兴趣和购买情况。署名“汤显祖”的《艳异编序》云: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衔觞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www.chuimin.cn)
能够在不同地点随时展玩“稗官野史”,这些小说应当是属于本人所有,大约他平日买下了不少。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识语》中说:“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最后一句则隐约点明此时小说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士君子”。
童生、生员(可以统称为学子)爱好小说的风气,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有记载。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说: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据李时勉所说,当时的“经生儒士”阅读小说是很下工夫的:“日夜记忆”;其目的也很明确:“以资谈论”。大量阅读小说作品是为了与人交往时增加谈资,可见流风所及,也可见当时“小说”在学子心中的地位未必低下。为了和别人有共同话题,或者为了显示自己博学多识,他们甚至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突击阅读、努力记忆小说作品,以至于荒废了正业——“多舍正学不讲”。
大木康先生在《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除以冯梦龙等人为例证外,还从作品的内容方面,指出明末白话小说的读者和作者都是生员阶层的人。他说:
白话小说的主要作者和读者皆是生员阶层的人,这点也确实在作品的内容和性格中反映出来。例如《三言》便显示了这种两面性,在一些描写妓女恋爱等反映都市伦理观念的作品中,屡见激进反抗的迹象;然而一旦写起处理乡村问题的作品中,就立刻显露出极端保守的态势。这都和作者的生员阶层意识有着深刻的关系。
他认为生员的两面性表现在“处在豪强和民众中间,有时与民众一致反对豪强,有时则又必须抑压民众的放恣”。正是为此,明末白话小说中所体现出(并且被作者和作序者屡屡强调)的教化意识,也是出于作者的本心,而不是粉饰之词。正如大木康先生所说:
《三言》各编所附之序文中明显流露的教化意识也在背后支持作者,基于这一因素,便不能将其仅仅视作向来所谓的韬晦之计,《三言》序文的教化性,可以说是发端于身为生员的冯梦龙对社会所抱持的危机意识。《三言》所收的每一篇作品,其大意也并未与序文所宣传的内容相左。[11]
大木康先生的论述是符合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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