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江南小说作家研究

第一节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江南人

自东西两晋以来,原先强宗云集的西北、华北地区,大部分世家大族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而迁往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尤其在南宋以后,这种迁移更是整体性的、大规模的。据各种宗族谱牒所记载的家族渊源和迁徙路线,可以看出,一部分关中大族沿蜀道进入四川盆地和云贵地区;华北大族的一部分迁往关外,进入内蒙古和松辽地区,另一部分则南迁,分布在今淮北、苏北、浙江东南和闽南沿海及台湾地区;大部分中原大族沿着长江、淮河、赣江而下,迁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台湾地区。连续数百年的整体性移民浪潮,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改变了汉人宗族原先北强南弱的分布态势。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实力渐渐压倒北方。本章所说的江南,从行政划分来说,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上海四省一市;在地理范围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海地区和赣江流域。^[1]

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籍贯中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是江南人士。有的作家虽然籍贯不在江南一带,但却长期寓居江南,或多次到江南游历。他们的小说创作,往往也是在江南进行的。作家基本上集中在某一地区,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集中在江南地区的原因,与当时南北分流的政治心态和江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有关。可以说,正是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独特的地域文化,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造就了众多的小说作家。

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2]

③“别号”表示这些作家的别号与此地相关。

④李渔一生生活地域比较复杂。他原籍浙江兰溪县下李村,自幼随父长在如皋,三十七八岁起寓居杭州十年,四十七八岁起寓居南京二十年,晚年回到杭州终老。

续表

从此表中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原籍在乌程、吴县、钱塘的小说作家最多,分别有三位;别号中有“西湖”、“吴”、“江”等地域标志的小说作家最多,只有少数几位作家在别号中分别标署“东鲁”、“齐东”、“圣水”等。由

①江左又称江东,东晋及宋、齐、梁、陈各代的根据地都在江左,故当时人又称这五朝及其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左。明清之际的江左也大致如是。魏喜《日录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

②西汉时有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云梦。隋时有江夏县,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③有人认为齐东野人即袁于令,参见于盛庭:《关于〈隋炀帝艳史〉的作者》,《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该文据柳存仁先生在伦敦英国博物院所见嘉庆乙丑年(1805)重刻的小型本《绣像隋唐演义》正文第一回下面的题署“剑啸阁齐东野人等原本,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吴鹤市散人鹤樵子参订”,认为“剑啸阁”和“齐东野人”是同一人,而剑啸阁是袁于令的室名。其实这里题“剑啸阁齐东野人等原本”,与“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吴鹤市散人鹤樵子参订”的题署明显不同。后面两个题署可以理解为“长洲后进”和“没世农夫”为同一个人,“吴鹤市散人”和“鹤樵子”是同一个人,这都没有问题。但第一个题署在“原本”之前,第二个、第三个题署的“汇编”、“参订”都多了一个“等”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这三个题署可以这样理解:在剑啸阁的《隋炀帝艳史》和齐东野人的《隋史遗文》等原本的基础上,经过长洲后进没世农夫的汇编和吴鹤市散人鹤樵子的参订,而形成了一部新的小说《绣像隋唐演义》。这种理解似乎更近情理。假如没有这一“等”字,径自说“剑啸阁齐东野人原本”,才可以推测“剑啸阁”和“齐东野人”是同一个人。由此,从这个资料来推测《隋炀帝艳史》的作者齐东野人即是袁于令,是值得商榷的。

于钱塘、苏州、金陵是当时东南的三个文化中心,寓居在此三地的小说作家为数更多。

在江南一带中,籍贯在浙江的小说作家最多。其中乌程一地就有凌濛初、陈忱、董说三位小说家。另外,李渔是浙江兰溪人,编撰《吕祖全传》的汪象旭是浙江萧山人,烟水散人徐震是浙江嘉兴人。

明清之际活动在钱塘的小说家更是非常之多,如陆云龙、陆人龙、周楫等人,籍贯就在杭州。其他一些小说家如丁耀亢、袁于令等人,则曾长期或短期寓居于此。崇祯六年(1633),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署“崇祯癸酉玄月无射日,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当时袁于令四十一岁。^[3]李渔曾于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之间在杭州居住十年时间,之后到南京居住二十年,然后又回到杭州终老。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都是在杭州创作、刊刻的。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于顺治十七年(1660)完稿,当时丁耀亢正在杭州西湖。

作家别号中与“西湖”有关联的,譬如《醋葫芦》的作者“西子湖伏雌教主”、《皇明中兴圣烈传》的作者“西湖义士”以及《弁而钗》、《宜香春质》的作者“醉西湖心月主人”,等等,他们的小说创作活动都应当在杭州西湖附近。“秋磊道人”、“酌元亭主人”也是在杭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从《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首序署名“庚辰仲秋秋磊道人撰于西子湖之萍席”看,编撰者“秋磊道人”是在西湖完成创作的。“酌元亭主人”编著的《照世杯》,编成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地点也在杭州。《照世杯》序署“吴山谐野道人载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据序中说明和序的署名看,《照世杯》当编于杭州。可以说,杭州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品创作和刊刻的一个中心地区。

除浙江外,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另一个主要活动地区是江苏,尤其是苏州。此时小说作家中,籍贯在吴县(今苏州)的小说家就有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三位。虽然不知籍贯在何地,但名号中与苏州有关的作家也不少。苏州是故吴的国都,作家名号中有“古吴”、“吴门”、“吴”等地域标识的,应当都与苏州有关。活跃在吴地的小说作家很多。《孙庞斗智演义》的作者“吴门啸客”、《鼓掌绝尘》的编著者“古吴金木散人”、《新编剿闯小说》的作者“西吴懒道人”,从其别号来看,都应是吴地一带人。^[4]《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江左樵子”,也是吴地人。孟森先生在《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中,曾推断“江左樵子”的身份:“其人盖东林之传派,而与复社臭味甚密,且为吴中人而久宦于明季之京朝者。”指明“江左樵子”是“吴中人”,但长久以来居住在都城北京过着仕宦生涯。孟森先生还认为此书的评点者“钱江拗生”和作者“江左樵子”是同一个人。^[5]

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就更多了。明清之际苏州书坊众多,这些书坊又主要是刊刻小说和戏曲作品,从理论上讲,活动在苏州的小说作家应当非常多。从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诸多小说作家在苏州的活动。譬如《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就可能是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为其作序者署名“古吴龙子犹撰”,有可能是冯梦龙。作序,也有可能是托名冯梦龙。但即使是托名,作序者可能也和冯梦龙一样,在苏州生活。一般说来,为小说作品作序跋的人,应当是小说编著者身边的人;从刊刻地点来看,《石点头》的原刊本,是崇祯年间苏州叶敬池书种堂所刊;从作品本身来看,《石点头》的书名又取自生公在苏州说法的故事。这些迹象都说明,其作者可能为苏州人或寓居苏州者。烟水散人也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他的《珍珠舶自序》题“鸳湖烟水散人自题于虎丘精舍”,虎丘在苏州,故烟水散人有可能是寓居苏州、专门为苏州的书坊主从事小说创作的“专业作家”。

南京是明清之际第三个小说创作中心。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考知籍贯南京的作家有多少,但从现有资料看,明清之际活动在南京的小说家很多。李渔曾在南京居住二十年。袁于令、凌濛初、方汝浩也都曾在南京住过。袁于令《南音三籁序》署“康熙戊申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白门”是南京旧称。据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后游南京时,曾在珍珠桥凌寓会见凌濛初,说明凌濛初在南京居住过一定时期。方汝浩在小说作品中署名“荥阳清溪道人”,而“清溪”在南京,方汝浩可能是寓居南京的河南人,或者是流寓南京的河南人的后裔。^[6]

另外,东鲁落落平生、吟啸主人、齐东野人应也都是寓居南京的作家。东鲁落落平生是《玉闺红》的作者,其别号中题“东鲁”,籍贯或原籍似为山东人。但小说创作是在南京进行的。^[7]《绣像玉闺红全传》前有崇祯四年(1631)湘阴白眉老人序。序中说东鲁落落平生的大致生平是:(www.chuimin.cn)

幼秉天资,才华素茂,弱冠走京师,遍交时下名士,互为唱和。而立至江南,文倾一时,遂得识荆。君为人豪放任侠,急人所急。第困于场屋,久不得售,遂弃之去……退而著述,所作甚多。

白眉老人说东鲁落落平生“而立至江南”,则其本不是江南人。之后就说其在南京的种种作为:先是参加科考,后因“久不得售”而“弃之去”、“退而著述”,但并没有说东鲁落落平生又去到其他地方。此序中说及落落平生最近(“今春间”)又送来小说《玉闺红》让白眉老人看,而小说又是在南京的文润山房刊刻的。综上种种,我们是否可以说:东鲁落落平生应当是一位在南京从事小说创作的外籍落第生员?

吟啸主人创作《平虏传》时,也居住在南京。《平虏传序》属“吟啸主人书于燕子矶上”,燕子矶在南京,说明吟啸主人至少写作此书时在南京,或是南京人,或是寓居南京。

至于《隋炀帝艳史》的作者齐东野人,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说道:“余友东方裔也,素饶侠烈,复富才艺,托姓借字,构《艳史》一编,盖即隋炀帝事而详谱之云。”“东方裔”,可能指齐东野人的祖辈曾在“东方”,也可能指齐东野人的籍贯在“东方”,在没有其他资料参证的情况下,不能遽然而定。但齐东野人创作《隋炀帝艳史》时,应当在南京。《隋炀帝艳史》最早有崇祯四年(1631)金陵人瑞堂刊本。委蛇居士《题辞》后署“擕李友人委蛇居士识于陶陶馆中”(擕李在今浙江嘉兴西南)。委蛇居士应当是居于南京的浙江人氏。根据古代小说题辞的惯例,委蛇居士或者是作者齐东野人本人的又一托名,或者是齐东野人身边的友人,或者是出版小说的书商,这三种情况都应可证明齐东野人是在南京创作的小说。委蛇居士《题辞》中又特意提到“余友东方裔也”,则齐东野人此时不在“东方”可知。

综上可知,杭州、苏州和南京,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刊刻的三个中心地区。

另外,《梼杌闲评》的作者,不题撰人。缪荃荪《藕香移别钞》和邓之诚《骨董续记》都推测其作者是明末史学家李清。欧阳健先生又从时代、史才、对明末党争宅心仁恕、对李清祖父李思诚所持的回护态度、对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地理、风俗人情及语言极为熟悉等方面,进一步推证《梼杌闲评》的作者是李清。^[8]李清是今江苏兴化人。

《鸳鸯针》的作者华阳散人,王汝梅在《〈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一文中认为是江南丹徒人吴拱宸。根据是清人卓尔堪选辑的《明遗民诗》卷十四选吴拱宸诗两首,在目录下小传里介绍:“字襄宗,号华阳散人,丹徒孝廉,肆志山水,终于茅山。”在诗题作者名下又写道:“襄宗,号华阳散人,江南丹徒人,觚斋集。”

《豆棚闲话》的作者圣水艾衲居士,有人认为应当是北方人。上海古籍出版社《豆棚闲话》出版说明中指出:“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如果艾衲居士所题圣水即指此,那么他可能是杭州人。”但杜贵晨先生据《水经注》及古今相应的地志记载,认为“圣水”是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的古称,清代犹沿用,故作者可能籍贯或原籍是北京房山人,久居江南,或是杭州寓公。^[9]

按书中写在江南豆棚下纳凉闲话,“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又生香”。但第十二则中写道:“只因向来没人种他,不晓得搭起棚来,可以避暑乘凉,可以聚人闲话。”说明豆棚不是当地习见事物。书中运用浙江方言,或许作者在浙江生活时期较长。但作者《弁言》引其同乡先辈诗人徐菊潭诗句曰:“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北方少雨,故池塘水浅,林木懒长。因此,《豆棚闲话》作者的籍贯,似应以北京房山为是。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东度记》,都是南京、杭州、浙江堇县一带刊刻的。《禅真逸史》有峥霄馆刊本。峥霄馆是明末杭州著名书坊,其主人即号翠娱阁主人的陆云龙。《禅真逸史》有署名“仁和诸某”和“古越徐良辅”的两篇序。《禅真后史》有翠娱阁主人序,钱塘金衙刊本。方汝浩的《东度记》有明末万卷楼刊本,万卷楼是浙江堇县丰氏兼营出版业务的藏书楼,故方汝浩可能是在浙江一带进行小说创作的。

然而,只凭借作家别号中所自许的地域,来断定作家本人的籍贯,其做法本身似有欠严密,从历史实际来看,更是不可全信。那些被迫迁移南方的北方人,有许多依然自署北方籍贯。仅就南京一地来说,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渡江南来的汉人,就曾因大量的南渡人口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流亡的北方政府,不得不在南京周围建立专供北方人居住的“侨郡”,这些“侨郡”仍然以北方原来的郡县命名,如“南徐州”、“南东海”、“南兰陵”等。而当时的士人并不会把南北同名的郡县混同起来,于是常常有意无意地在文章中省掉“南”字。这就给后人的理解和研究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譬如撰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至今也无人能够肯定他是北“兰陵”人,还是南“兰陵”人。

远的暂且不论,就明朝而言,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稳定统治和繁荣都城,也曾大举移民。他将南京城内的部分元朝遗民,举家迁往云南;又将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等地的一万五千户富豪逼入南京,并将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手工业匠户调入南京。据说至今在云南的一些地方,还能找到一些带有南京口音并能演奏江南丝竹的老乡,背井离乡六百余年之后,乡音仍旧不改,旧曲尚能不忘。^[10]由此反推,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几百年之后的北人后裔,为纪念祖先或出于其他考虑(譬如标榜自己与周围人的不同),在名号中署以几百年前的旧籍,似也不足为奇。因此,不能因为作家在别号中署名“东鲁”人,就认定作家就是山东人;同样,似乎也不能因为作家别号中署有“古吴”、“江淮”等,就认定作家一定是江浙一带人。

判别这些作家的籍贯和生活地域,还应从作品中透露的生活质地和语言风格综合来看。在署名只用别号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语言大多运用江南方言,就连署名“荥阳清溪道人”的方汝浩和署名“圣水艾衲居士”的艾衲居士也不例外。

总之,从籍贯来看,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大多数是江南人。本节“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中所列确切可知籍贯的十六位作家中,籍贯在江南的有十四人,只有丁耀亢、艾衲居士籍贯不在江南,但他们都曾寓居江南或多次到江南一带游历,他们的小说创作也都是在江南进行的。

另外,还有不少小说作家只署别号,别无生平资料可考。他们在别号中大多标明是江南一带人。从“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中可知,只署别号的作家共有十九位,在别号中标明是江南一带人的作家有十四人,只有两位作家在别号中标明是“东鲁”人,另外还有三位作家分别标明是“齐东”人、“圣水”人和“江夏”人,真正籍贯不得而知。

由上文可知,标明自己是非江南人的士人,自身未必就不是江南人,或许只是其先祖不是江南人而已。即使这几位作家确实是非江南籍人士,就其比例来说,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也只是极为少数的几位。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江南一带的士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杭州、苏州和南京。^[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