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周楫(字清原)可谓是贫困到极点的一位,或者可以说,他对贫困生活所带来的耻辱感体会得最为深刻。多次为李渔小说作序或评点的杜浚,是当时大名士之一。明亡后,反清志士“易堂九子”也都陷于贫困。[27]明清之际士人的贫困似乎是必然的,原因有二:首先,在古代士人的观念中,“不事生产”是清高脱俗的表现。......
2023-11-29
从历时性上看,也就是从小说创作和刊刻的时间顺序上看,明清之际的小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3]
一、崇祯前期
即崇祯元年(1628)到崇祯五年(1632)以前,作品以评判时事为主。此时,小说作者和读者关注的焦点是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反映这两大事件的时事小说陆续出现。崇祯初年创作和刊刻的小说作品,目前可知的共有八部:《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禅真后史》、《玉闺红》、《皇明中兴圣烈传》、《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近报丛谭平虏传》。除《玉闺红》和《禅真后史》外,其他六部都是时事小说。另外还有凌濛初编著的两部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时事小说占据主导地位,是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特色。崇祯皇帝继位之初,励精图治,一举推翻了横行政坛十余年的魏阉集团。不可一世的魏忠贤的倒台及其大起大落的极富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引起了小说作者的极大兴趣。崇祯元年(1628),距离魏忠贤倒台事件仅仅七个月之时,署名“长安道人国清编次”的反映魏忠贤事件的小说《警世阴阳梦》就有了刊本。就在同一年,署名“吴越草莽臣撰”的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也紧接着问世。[4]次年(崇祯二年,1629),署名“西湖义士述”的小说《皇明中兴圣烈传》也诞生并流传开来,内容也是主要描写魏忠贤事件。
崇祯前期,东北边陲后金政权和明守军之间的频繁冲突引人注目。崇祯二年(1629),辽东守将袁崇焕因失事下狱。在此之前,袁崇焕剑斩前辽东重要将领毛文龙。一时间,关于袁崇焕下狱原因颇多传闻,对于袁崇焕、毛文龙之间的是非纠葛也是众说纷纭。小说界迅速作出反应。崇祯二年(1629),描写辽东事件的小说《镇海春秋》和《辽海丹忠录》相继问世,都是为毛文龙歌功颂德、鸣冤诉屈,指责袁崇焕的不是。崇祯三年(1630),内容与《镇海春秋》和《辽海丹忠录》有连续性的小说《近报丛谭平虏传》也问世。
时事小说是历史演义体小说的新品种,兼有故事性和新闻性。峥霄主人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说:“是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指明这类小说内容上紧扣时事的特征。“时事”之名,由戏剧而来。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评论戏曲《钱神记》的特点是“直刺时事,毫无忌讳”,评论《孤忠记》时说是“聊取魏珰时事”,都提出“时事”之名,强调这些作品及时反映时事的特点。
时事小说在崇祯初年勃然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崇祯年间人们的时事意识加强了。明末素有平民干政的风习,这一风习在天启和崇祯两朝达到高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因魏忠贤党人欲逮捕周顺昌而导致的苏州民变。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人们急于了解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急于了解事件的原因、后果、经过、细节,以及事件主人公的身世和性格。顺治庆云楼刻本《新世鸿勋》封面题识云:“是刻详载逆闯寇乱之因由,恭记大清荡平之始末。虽大端百出而铺序有伦,虽小说一家而劝惩有警。其于世道人心,不无小补。海内识者,幸请鉴诸。”这一广告式的识语反映了当时人们关心政治时事的社会心理,以及小说作者和书商迎合读者心理、有意选择读者关心的题材的意识。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作家议论时政的意识也比其他历史时期显得更为强烈。崇祯初期产生的这几部描写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小说作者对时政大事所发表的个人品评,只是这种品评同时又代表着当时大多数民众(即小说读者和潜在的读者)的品评。魏忠贤作恶多年,早已引起有正义感的士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只是无力反抗。魏忠贤倒台后,人们终于可以声讨魏忠贤的恶行,可以追问魏忠贤得以肆意作恶的原因,描写魏忠贤身世并声讨其罪行的时事小说相继出现。辽东事件(主要是毛文龙和袁崇焕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重大时事,人们急于了解其中详情。于是,参照当时的邸报等资料,四部描写辽东事件的时事小说也相继产生。[5]这四部小说总体心态都是同情毛文龙、谴责袁崇焕,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毛、袁冲突的看法。
小说作者迎合读者的关注点,及时进行创作,书商也紧跟人们的需求,迅速将小说作品推向市场。在读者、作者、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崇祯初年的小说文坛,形成以时事小说创作为主导内容的特点。此时的时事小说处于兴起并逐步繁盛的阶段,有的作品清新可读,有的则堆砌奏章,文辞鄙陋,可读性不强。
二、崇祯中后期
即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七年(1644)。这一时期,时事小说的创作热潮逐渐淡去,历史演义小说重霸文坛。尤其是崇祯末年,小说创作涉及领域较广,有历史演义小说、世情小说、神怪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还出现了几部比较优秀的话本小说集。
此时创作和刊刻的章回小说作品,目前可知的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扫魅敦伦东度记》、《孙庞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岳武穆精忠报国传》、《新列国志》、《醋葫芦》、《西游补》、《后西游记》、《春柳莺》、《山水情传》;话本小说集有《欢喜冤家》、《鼓掌绝尘》、《西湖二集》、《石点头》等。
这一时期,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带给人们心灵和生活的巨大震动逐渐平息,士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反思已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士人们在探求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刻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太监独霸朝政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边关危机、守将自相残杀?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事件?历史上有过哪些可资借鉴的事情?顺应读者的需求,小说作者也开始创作反思历史的题材,创作了一批特色独具的历史演义小说。
在取材上,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此之前,利用历史素材改编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做法,在明朝万历前后就曾经形成一次潮流,出现了署名为“东原贯中罗本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熊大木编集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余绍鱼编集的《列国志传》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标榜为“羽翼信史”之作,偏重于讲述历史,不注重文辞修饰,文学性较差。崇祯前期出现的一些历史演义小说,如《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在取材方面有了变化。这些作品吸取了野史笔记以及民间传说的内容,突破了“按鉴演义”的窠臼,文学色彩有所增强。尤其是《隋史遗文》,取材的重心已经突破以帝王为中心的惯例,着意渲染秦琼等草泽英雄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将描写的中心转向下层英雄人物。《隋史遗文》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取材上的一大变化。
在体例上,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有新的特色,即体现出与其他流派小说风格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多种流派风格的相互融合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比较普遍的特征。出现于崇祯前期的《扫魅敦伦东度记》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一个代表。《扫魅敦伦东度记》既是比较典型的神魔小说,同时也像方汝浩的其他两部通俗小说《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一样,人情世态描写比较细腻。受此风潮的影响,历史演义小说也出现了和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相互交融的心态。如《孙庞演义》就不是非常注重“史”和“实”,而是掺杂大量神怪描写,用以增加趣味、扩充情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这几部作品,都是根据神话传说演绎成篇,并且按照历史顺序,在内容上有连续性,自成系列。文辞朴实,遵循的是比较正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路子。《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分为四十二卷,每卷演绎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应当属于结构比较松散的一类。该书在结构上类似类书、集书的体例,但从每卷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上看,还是应当属于历史演义类的小说。
这一时期的小说,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不但此时的历史演义小说偏重于人物传记,就连神怪小说如《西游补》的描写也开始偏重于讽喻世情。世情小说中《醋葫芦》文笔颇佳,才子佳人小说本来就是以描写人情为主,几部话本小说集的作品都是描写世态人情的。
在世态人情的描写之中,此时的小说显现出比较浓重的时事情结。此时没有时事小说,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渗入在历史演义小说、世情小说以及话本小说之中,使得此时小说创作的面貌不同于其他时期。(www.chuimin.cn)
此时的作品内容有两个趋势:一是从描写社会政治历史转向注重描写世俗人生;二是从对生活外在的描写转向对主人公内在心灵、理想、幻想的描写。此时创作的一部世情小说、两部才子佳人小说、两部神怪小说、七部话本小说集,都比较关注世俗生活的描写,注重人物“情”的演绎。由于作者侧重于描写作品主人公(很大程度上代表作者自己)的心中理想和人生幻想,此时的小说作品表现出个人化和虚幻化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乱世和末世心态的表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活跃的专业作家,如天花藏主人、天花才子等。其他作家如西子湖伏雌教主、董说、西湖渔隐主人、古吴金木散人、钱塘陆人龙、周楫、天然痴叟席浪仙和冯梦龙等人,也表现出比较空灵的文学个性。
从作家群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与以前的小说作家相比,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种从“史”到“文”的趋势。
三、顺治前期
即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八年(1651),包括南明短命的弘光朝和隆武朝。此时创作和刊刻的作品主要有《甲申痛史》、《新编剿闯小说》、《海角遗篇》、《七峰遗编》、《新世弘勋》、《清夜钟》等。目前确切知道出现在南明时期的小说有《清夜钟》和《新编剿闯小说》。《清夜钟》刻于南明隆武年间,[6]《新编剿闯小说》当写于弘光元年(1645)。
出现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小说,几乎全是记录亡国痛史的时事小说,但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甲申痛史》、《海角遗篇》、《七峰遗编》痛诉国亡经过,其中《甲申痛史》以崇祯为永乐后身、以流寇为建文靖难诸臣后身,宣扬转世报仇的因果轮回;《海角遗篇》着意描写南明军队战斗情况的时事记录;《七峰遗编》则兼顾乱世争斗之中的百姓之苦。《新编剿闯小说》总结亡国原因,寄寓亡国隐痛。《新世弘勋》则站在新朝廷的立场上记录易代时事。话本小说集《清夜钟》残存的十回(原有十六回)中有三回记录崇祯末年和弘光时期的时事。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总的来说如急管繁弦,吟唱着动荡时代中的激昂凄切的音响。
四、顺治后期
即顺治九年(1652)到顺治十八年(1661)。此时创作和刊刻的小说作品主要有《樵史通俗演义》、《铁冠图》、《梼杌闲评》、《历代神仙通鉴》、《吕祖全传》、《混元盒五毒全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玉支玑》、《好逑传》、《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其中时事小说三部,才子佳人小说四部,英雄传奇和世情小说的续书共三部,神仙怪异类小说三部。另外,还有李渔等人的话本小说集数部。
此时,清王朝的统治已趋稳定,大部分国土已从战乱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饱经战乱之苦的天下苍生渴望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人心思治。除少数坚定的明朝遗民外,大多数民众对新王朝的抵触情绪和恢复故国的愿望都逐渐淡化。对那些立志复国的明遗民来说,也逐渐明了事不可为,前途黯淡,从积极的斗争逐渐变为消极的隐居。
这时的小说作家都是遗民,描写时事的手法变得曲折隐晦。此时的三部时事小说,都是对明清易代之际重大事件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与回顾,斗争锋芒渐淡至无。“古宋遗民”陈忱的作品《水浒后传》,充满了深沉哀婉的故国之思,但表现方式已经改为托古讽今,委婉多了。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实际上是对明清易代之际灾害战乱情景的记录和描述,却也将故事的背景假托在宋金之际。李渔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和《连城璧》中的一些作品,把隐隐的故国之思包蕴在奇巧的生活场景中。几部才子佳人小说,是崇祯后期小说创作中表达个人理想心态的回归。此时出现的一些风花雪月式的话本小说,如《宜春香质》、《龙阳逸史》等,似乎又是战乱之后沉沦世态的反映(战争、乱世似乎总与情欲的泛滥连在一起)。
综上可知,明清之际是继明朝中后期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小说创作和刊刻的高峰。此时创作和刊刻的章回小说约有五十八种,其中崇祯时约三十五种,顺治时约二十三种;话本小说约三十余种,其中崇祯时约十二种,顺治时约二十余种。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不仅数量众多,种类和流派也很丰富,与以前的小说作品相比,个性特色比较突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具风姿。
【注释】
[1]对于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中一些作品的产生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本书参考了诸家意见,暂且对这些作品如此定位。
[2]《樵史通俗演义》一般被划分在写李自成事迹的作品中。
[3]关于作品时间定位标准,参见附录二《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主要作品简表》注1。
[4]《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有明崇祯元年序刻本,首有崇祯元年(1628)盐官木强人叙、吴越草莽臣自叙、罗刹狂人叙。
[5]崇祯初年出现的《镇海春秋》、《辽海丹忠录》、《近报丛谭平虏传》,加上天启年间出现的《辽东传》,共是四部。
[6]参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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