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探索小说史上的重要时期

第二节　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

一、小说史上“明清之际”的划分

在文学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者划分明清之际的界限时,大多承袭了史学研究领域“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年间”这个观点。如林辰先生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一书、^[28]许建中先生的论文《论明清之际通俗文学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等等。^[29]也有人采用“明嘉靖—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划分方法,如钟婴先生的论文《明末清初的市民文学和江南社会》中对“明末清初”时间段的划分,就大致与李亚宁先生在《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划分相同。^[30]

文学史上还有两种不同于历史学领域的划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明清之际应当指明万历之后到清乾隆之前这一时段。陈伯海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明清之交”的范围,但他在描述“明清之交”的文学成就时说,从“晚明至清前期,以万历和乾隆为制高点而形成马鞍形结构”,也就是说,他认为“明清之交”的时段范围应当是从明朝万历以后到清朝乾隆之前。^[31]另一种意见认为明清之际应当只包括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邬国平、王镇远在《清代文学批判史》一书中提出,就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对于明清之际的界定不宜过于宽泛,应当界定在明崇祯年间到清顺治年间这三十四年之间为宜。^[32]

在小说史上,对明清之际时间段的界定也有几种意见。李忠昌先生在《略论明末清初小说的基本特征》一文中,^[33]明确作出界定,“所谓明末清初的小说,是指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四十余年的小说作品而言的。”林辰先生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一书中,对“明末清初”未作界定。但从书中所论述“明末清初”的小说作品来看,也是以“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四十余年”为标准的。^[34]从小说史的发展状况来看,这种划分标准似乎也太过宽泛。张俊老师在《清代小说史》一书中,认为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自身发展规律考虑,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这一时段应当只包括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本论著采用的就是这个标准。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只从某种侧面、某个角度涉及到明清之际。如栾星先生在《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剿闯通俗演义〉〈定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一文中,^[35]对“明清之际”未作界定,因为这篇文章只考察了南明弘光和清顺治年间接踵出现的这三部作品。陈大康先生在《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一文中,^[36]对明清之际也未作界定。由于这篇文章是对时事小说作整体考察,虽然名为“明清之际”,实际上考察了“明清鼎革之际”和“清亡前夕”两个时间段,其中“明清鼎革之际”时间段,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征播奏捷传》问世起,到顺治年间《樵史通俗演义》问世为止。这种划分标准,似乎比较契合时事小说的发展历程,^[37]但不宜作为小说史上明清之际的界定标准。

笔者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明清之际这一时间段的上限和下限,应当定位在从明朝崇祯元年(1628)到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这三十四年之间。从小说自身发展的轨迹上看,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是一段独具特色的时期。在这三十四年间,几乎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就会马上出现描述这一事件的小说。^[38]崇祯元年,在魏忠贤倒台事件发生仅仅七个月之后,市面上就出版发行了反映这一事件的小说《警世阴阳梦》。这在小说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现象。^[39]此后,小说创作呈现出与当时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新异面貌。因此,我们把崇祯元年(1628)定为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这一时段的上限。崇祯元年之后,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时事小说的创作高峰。后金犯边的辽东战事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的辽东事件爆发后不到一年,出现了《平虏传》和《辽海丹忠录》;甲申事变仅数月之后,《剿闯小说》也迅速问世。这种热切关注时事的心理,也影响到其他流派小说的创作。神怪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世情小说等流派的作品,与时事的结合都比以往紧密。由于乾坤倾覆、战火频仍的大时代的剧烈冲击,小说作家们急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深刻感受,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主体意识也比往昔有所加强。

这些小说创作的特征性标志,一直持续到顺治十八年。在历史上,顺治十八年(1661)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不仅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代皇帝统治的结束,同时也是南明历史的结束。^[40]顺治皇帝去世后,年仅六岁的康熙皇帝即位,鳌拜等四大臣辅佐年幼的的康熙统治江山。这四位大臣的统治与顺治皇帝的文治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士人们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同时,南明王朝的结束,使满怀希望恢复故国的遗民心灵遭受到残酷的打击,这对当时文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心态的影响是沉重而又深远的。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小说创作的面貌又为之一变。陈忱的《水浒后传》刊刻之后,反映易代之痛、故国之思的小说几近绝迹。小说的创作,开始从缅怀过去转向凝注现实,呈现出不同于明清之际的新面貌。因此,我们把清顺治十八年(1661)界定为小说史上明清之际这一时段的下限。从明崇祯元年(1628),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这三十四年间的小说创作面貌,与其前期和其后期的小说创作面貌相比,具有相对明显的创作特征。

二、“明清之际”小说的整体特点

本书论述的明清之际小说,包括章回小说和话本小说,一般不涉及文言小说。^[41]

从章回小说史上看,元末明初是章回小说产生和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三部历史演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作者都署名罗贯中)、一部英雄传奇(《水浒传》,作者署名施耐庵,或罗贯中、施耐庵并署)和一部神怪小说(《三遂平妖传》,作者署名罗贯中)。

明朝前期,也就是从明永乐年间到成化年间的八十四年,是章回小说的沉寂低谷期,依据现在能够见到的资料,只发现了一部《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明弘治至天启年间,中国古代小说进入回升繁荣期。此时的章回小说创作有三种情况:一是续补、改编、仿造的作品居多,使人感觉个性特点不强,缺少创作灵气;二是有些作品虽有依傍,但主要是作家创作而成,体现了作家独特的个性,如《西游记》、《金瓶梅》等;三是有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独立创作的,但因才力不逮,显得平庸,此类作品较多,如余象斗编撰的《东游记》等等。

明后期小说的创作意图,主要是宣扬教化意识,鼓吹劝善惩恶,但也有一些作品抒发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体验。^[42]

明清之际的小说,正当沧海桑田的时代,亦处于“参伍因革”之中。“因革”一词,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因”,是继承的意思;“革”,是“革新”的意思。这就是说,明清之际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之处,是既有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又有对传统小说的革新,处在一个革新旧传统、开辟新风貌的“夹缝时期”。明清之际小说的因革,主要有四个标志:

其一,作家主体意识增强。几乎在明清之际小说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作家自己的生活状况、心理情态都在作品中直接和间接地有所表现。当时一个署名“樵余”的人,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众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就是说,《水浒后传》的创作动机之一,是愤恨《水浒传》中的不平之事,而有意作翻案文章。这就使《水浒后传》这部英雄传奇作品打上了作者主体意识的烙印,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雁宕山樵”(陈忱)在《水浒后传序》中所说的“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思沉湘蹈海而死”等等,则更直接反映了《水浒后传》的重要特点,即作者陈忱作为目睹山河破碎的明朝遗民,在这部续书中鲜明体现了他怀念故国的主体意识。

在神怪小说中,将《西游补》与《西游记》相比较,就可明显看出作者主体意识在加强。《西游记》是明人写唐朝事,而《西游补》是明末人写明末事。^[43]《西游补》开了荒诞寓意类小说的先河,通过孙悟空的梦境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西游补》的自序中看,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要“悟大道”。怎样悟?破“情根”。怎样破?入“情内”。入情内才知“情”之虚、假,而领悟到“道”之实、真。而这个过程,恰恰代表了当时士人思想变化的过程。《西游补》中体现的人对社会的认识过程、心路历程,比以前的小说都更为明显。

在话本小说中,李渔的作品《无声戏》、《十二楼》也与明中后期有所不同。明中后期作品大多改编过去的故事,或写当时所发生的时事,有根据,有依傍。李渔作品则主要书写作者自己的情趣。《十二楼》十二个故事中有九篇是作者自己的独立构思,编造一个故事表现自己的思想意识。如《闻过楼》中塑造了一个将别墅建在城乡结合部、城里乡下都管不着、既不参与朝政也不退隐的顾呆叟的形象,其实是作者自况。李渔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主体意识的加强上。

孙楷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提到李渔话本小说与明后期冯梦龙话本小说的区别时说:“冯梦龙小说的好处是熨贴细腻,韵足神完。其中有述古之作,有时只能就本事敷演,不能加上新生命。在笠翁小说篇篇都有他的生命。”^[44]这段话概括了李渔作品的特点,即李渔的作品中充满了作者独特的情趣,是有生命的东西。

明清之际小说作品大都如此,读来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是由共同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在明清易代、战火纷飞之际,作家们不能不对世界有自己的探讨。《鼓掌绝尘·识语》中有句耐人寻味的话:“种种俱属新思新想,非假借旧人口吻。”这句广告式的话语表明,“求新”已成为明清之际小说创作的时代风气,作者们开始自觉求新、以新为荣。这个“新”中的很大成分,就是表现作者自己的鲜明个性特征。

其二,小说传统流派有所变化。明清之际,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和艳情小说这五种传统流派的小说,都发生了变异。

历史演义小说中,出现了新的品类——时事小说,也被称为“新闻小说”。在明清之际的约二十五种历史演义小说中,时事小说就有十四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英雄传奇小说有三种,都是续书。其中两部续书——《后水浒传》和《水浒后传》,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情绪,表现了当时人民一定的民族情绪和反抗精神。尤其是《水浒后传》,还流露出一种“亡国的隐痛”,呈现出迥异于其他时期英雄传奇续书的独特面貌。

神怪小说种类也有变异,出现了“荒诞寓意类”作品。如《西游补》,借孙悟空的梦中经历,表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感情。

世情小说发展较为缓慢,处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两座高峰间的低谷,作品约有六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只有两种:崇祯初年的《玉闺红》和顺治末年的《醒世姻缘传》。《玉闺红》明显受到《金瓶梅》的影响,《醒世姻缘传》亦颇得《金瓶梅》笔意。两书实是联结《金瓶梅》和《红楼梦》的“链环”之一。

艳情小说泛滥一时,明中后期约有四种,明清之际则有十多种。

不但传统流派发生变异,明清之际还出现了新的小说流派,即才子佳人小说。作品约有七种,明末三种,顺治四种,奠基之作是《玉娇梨》和《平山冷燕》。明清之际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创期;才子佳人小说在康熙雍正年间达到创作的高峰,共出现作品四十部左右;乾隆道光年间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余波,出现了约十八部作品;晚清光绪年间,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走向末流,只有六部作品。此后,就只能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里,才能看到才子佳人小说影影绰绰的痕迹。

其三,各小说流派之间互相影响,出现了兼容化趋势。譬如,有的作品属历史演义小说,却兼容了神怪小说的内容,用以扩充情节,如《孙庞斗志演义》等。有的历史演义小说中并糅进了世情小说的内容,使之更具情趣,如《樵史通俗演义》等。神怪小说与世情小说之间也出现了兼容化趋势,如《东度记》是神怪小说,讲述的是神怪故事,而作者却在《序》中声明,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借神道的玄言,传达世俗的伦常正理。因此,这部小说又名《扫魔敦伦东度记》。各流派之间的兼容化趋势,是小说发展的必然现象。明清之际以后,中国传统小说的流派面貌,不像明中后期那样的单纯和简单了。

其四,明清之际话本小说的创作出现繁荣面貌。话本小说起源于宋元时期,在明末出现了“三言”、“二拍”等优秀之作。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虽然没有达到超越“三言”、“二拍”的高度,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的特点是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艺术价值较高。明朝末年共有话本小说约十六种,其中十二种出现在崇祯时期。孙楷第先生在《中国小说书目》一书中,将话本小说分为“杂演诸事类”、“男女情事类”、“艳情类”、“地方类”等各种类别,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基本上各个类别的作品都有。以李渔《连城璧》、《十二楼》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普遍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总之,由于明清之际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的冲击,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加强了,出现了新的流派和新的风貌。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因革时期。

【注释】

[1]〔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倾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要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5]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

[6]参见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美〕司徒琳:《南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是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中的一种。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www.chuimin.cn)

[8]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版。

[10]苏文:《剖析游民文化》,原载《博览群书》。转引自常大林、武宁编:《风雨敲书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11]王学泰:《燕谭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王学泰先生认为游民不同于农民。游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抛出士农工商诸固定职业之外而形成的社会边缘群体,它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江湖气乃至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乱世英雄的社会渊源都是游民而非农民,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毋宁说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

[12]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

[1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

[15]赵园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后来又转而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对“明清之际”时段的划分,应当归入文学研究领域。但就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而言,赵园先生考察的是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思想、言论、生存方式、学术等历史学研究领域的课题。所以,我们把这本书中对“明清之际”时段的划分,归入历史学研究领域。

[16]〔日〕沟口雄三著,赵士林译:《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17]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8]庞朴:《方以智的圆而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4期。

[19]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0]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21]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

[22]唐甄:《潜书·格君》。

[23]《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张学颜传》。

[24]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思想史类丛》,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三》。

[26]刘宗周:《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

[27]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

[28]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9]许建中:《论明清之际通俗文学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30]钟婴:《明末清初的市民文学和江南社会》,《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31]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32]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3]李忠昌:《略论明末清初小说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4期。

[34]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5]栾星:《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剿闯通俗演义〉〈定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6]陈大康:《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37]严格说来,时事小说应当从崇祯元年问世的《警世阴阳梦》为开端。因为此书刊出时,距离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结束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七个月。笔者认为,“时事小说”应当描写发生在一年之内的新闻事件。如果作品创作时间和作品中所描写事件发生时间之间的距离过长,似乎不应归入时事小说的范畴。

[38]一般情况下,事件发生不到一年,描述这一事件的作品就问世了。但顺治初年出现的一些描述鼎革时期兵燹惨状的时事小说,如《七峰遗编》、《海角遗篇》等,由于战火未定,最初只以抄本流传,不易确定写作年份,其刊刻时间距离事件发生时间有数年之遥。

[39]《征播奏捷传》距事件的发生有三年的时间差。

[40]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五月,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建国,这是南明朝廷的开始。次年,即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五月,弘光帝在芜湖为清军所俘,被杀于北京,弘光朝结束。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国,改元隆武。隆武元年(顺治三年,1646)八月,隆武帝在汀州被清军所杀。十一月,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以明年改元永历。永历朝持续了十五年,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由于吴三桂进攻缅甸,在缅甸避难已经两年的永历帝,被缅甸人献给清军。十几年来,南明朝廷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永历朝,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朝廷,不如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朝廷。顺治十八年底,这个象征性的朝廷也被清朝摧毁了。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历帝在昆明遇难,永历王朝的主将李定国(原张献忠部将)病死景线。荆襄十三家军领袖郝摇旗、刘体纯在巴东抵抗清军时阵亡。五月,郑成功死。可以说,顺治十八年之后,本来就零星散落在各地的南明军事势力,随着永历朝廷的覆灭,更是失去了凝集在一起的力量。此后,大陆上的南明军事力量各自为战,势力都很小,只有台湾的郑家势力稍稍能与清军抗衡。台湾与大陆有辽阔的海域相隔,郑家势力又有独立于大陆的倾向,因此,我们认为顺治十八年是南明历史的结束。参见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1]本节观点基本上采纳我的博士生导师张俊老师的相关论著和课堂授课笔记。

[42]从一些历史演义小说的内容和序跋中,可以看出编撰者或序跋者其实是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遭遇,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如秦淮墨客在《杨家府通俗演义》序中说:“泯泯而生,不如烈烈而死。”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一些神怪小说除宣扬宗教教义之外,也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邓志谟的三部道教小说《飞剑记》、《咒枣记》和《铁树记》中,都写进了作者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慨,与《韩湘子全传》相比,人情世态味多一些。如《飞剑记》卷首诗:“读罢残篇细品论,看来世事未全均。跖兮有寿颜兮夭,崇也繁华范也贫。自信光阴为过客,常思富贵等浮云。人生适意须行乐,且看东游吕洞宾。”表达了作者对世事不平的感慨。

[43]顺治七年(1650)董说作《漫兴诗》十首,第三首有句云:“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自注云:“余十年前曾补《西游》,有《万镜楼》一则。”上推十年即崇祯十三年。苏兴先生在《说〈西游补〉之破情根与立道根》(1993年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中,认为《西游补》的创作时期应当是顺治六年一个整年至顺治七年初,为免文字祸,出版时颠倒年月。

[44]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载于《李渔全集》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