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区位迁移与成长实证研究结论

第九章　研究结论

第一节　本书研究结论

中国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超越依赖单一区位的集聚发展模式，走向利用多个区域优势实现跨区域成长的道路。在这一成长道路中，区位迁移开始成为企业再次成长的重要路径。自21世纪以来，大量企业开始体悟到现有区位在推动自身成长的乏力之处，同时也看到外地之中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理想国”，通过区位迁移以利用迁入地优势谋求发展就成为企业成长的战略举措，中国企业的迁移式成长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在蓬勃发展的企业迁移现象之中，既存在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利用性迁移模式，也存在东部区域之间的探索性迁移模式；不仅存在大量中小企业的整体迁移现象，也存在大量大中型企业的部分迁移现象；不仅存在个体企业的独立迁移行为，也存在同一区域企业的群体迁移行为。

但是蓬勃发展的企业迁移现象并不能掩盖迁移效果不够理想的结果。大量迁移企业由于难以有效获取迁入地优势而不得不黯然回迁，甚至导致企业经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迁移式成长面临两大难题，分别是外来者劣势以及知识基础相对薄弱，限制了迁移企业的迁入地优势获取，从而影响了迁移绩效。因此，识别成功迁移的关键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就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此，基于过程视角，本书把迁移过程分解为迁移意愿形成、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等三个阶段，分别探讨迁移意愿形成的关键要素及其影响机理、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及其作用机理、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以及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等四大具体问题。综合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根据对浙江、江苏多个区域企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二手资料以及自身积累的企业迁移案例资料，具体采用定性分析、博弈分析、统计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了企业迁移三阶段的过程机理以及迁移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得到了如下七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第一，系统梳理企业迁移相关理论，基于过程视角理出企业迁移过程中的三个关键阶段。围绕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文献回顾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视角、行为视角以及制度视角是企业区位选择研究的三大理论基础。其中，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基于完备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设，探讨了运输成本影响下的最优区位，并成为后续研究的理论标杆；行为视角强调了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假设，认为企业的信息利用能力和信息可得性决定了企业能否接近理想的最优区位；而制度视角则强调企业在最优区位追逐过程中，必然受到区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特别是网络嵌入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企业迁移是企业获得区位优势的战略选择过程，具体包括迁移意愿形成、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执行迁移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等四个阶段，除去执行迁移这一环节之外的其他三个环节构成了企业迁移过程的三个关键阶段。

第二，基于“企业—区位”匹配的核心逻辑，提出企业迁移过程的三个层面的关键影响要素及其影响机理。本书认为企业迁移成长的本质是“企业—区位”的再匹配，是“企业—区位”之间结构性与关系性的匹配过程。结构性匹配是指企业的资源需求与区位的资源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对应的程度，强调了区域层面的资源供给与企业的资源需求；关系性匹配是指企业与区位的关系融洽程度，关注了企业的网络嵌入与战略创业等软性要素。在“企业—区位”匹配的核心逻辑之下，本书进一步把影响企业迁移过程的要素分为区域层面、网络层面以及企业层面要素，并提出了具体的影响机理概念模型，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在迁移意愿形成阶段，从迁移推力和阻力的角度，本书构建了区域层面要素、网络层面要素、企业异质性以及战略创业导向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模型，具体见图3－4。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阶段，从迁移拉力的角度，认为目标市场接近、区域资源接近、集聚优势获取以及企业内部整合等四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的目标区位选择，具体逻辑见图3－5。在迁入地优势获取阶段，从三阶段网络和战略创业角度分析了迁入地优势获取与企业成长机理，认为本地网络嵌入驱动企业序贯进入特定目标区位，依托迁入地的外来者网络，通过正式的组织学习和非正式的知识溢出来获得迁入地知识，以克服外来者劣势；并通过外来者网络中的结构洞企业获取在迁入地的合法性，并接近迁入地资源网络。依托这三种网络，通过企业的战略创业和组织学习实现战略资产获取。最终，企业迁移通过在迁入地资源网络嵌入以及新战略资产获取，进而通过接近目标市场、获取运营资源、获取集聚优势、实现内部整合等四种路径来提升企业绩效，实现企业成长。

第三，理论与实证揭示产业集群背景下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关键要素及其作用机理。之前两个方面主要是理论研究所得结论。以下四个方面均综合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获得结论。主要采用基于浙江慈溪、浙江濮院、江苏常熟的大样本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及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首先，以浙江慈溪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不可替代的区域要素是决定集群企业外迁的关键动因，对产业诚信环境和本地社会治安的不满是驱动慈溪小家电集群企业外迁的重要因素，而对其他区域层面因素的不满则不会导致集群企业外迁；在企业层面，能力较强的家电龙头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外迁意愿，这表明知识管理（即流入与溢出）还不能构成能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外迁的显著力量，反映了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低技术的产业特征以及集群企业能力／知识基础薄弱的特点；在企业层面，规模较大的小家电企业则表现出显著的留守意愿，反映了与其他主体的谈判优势是慈溪规模较大的家电企业留守本地的重要动机。其次，聚焦于企业层面的能力与规模要素，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分析了以能力强和规模大为特征的高品质企业的外迁意愿，研究发现高品质集群企业是否外迁取决于能力强所带来的集聚优势的非对称分布与规模大所带来的与三类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优势之间的权衡。最后，利用浙江濮院和江苏常熟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本地网络嵌入和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网络层面要素由于对迁移意愿同时产生积极与消极的影响，从而使得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战略创业导向在提升迁移意愿方面，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还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影响内部能力要素与迁移意愿的关系，成为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核心要素。

第四，以183个总部迁移为样本，重点揭示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与迁入地优势获取的结构性要素及其作用机理。以中国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总部迁移企业的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的获取机理。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183个样本，系统分析了迁移的目标区位的分布，结果表明在目标区位选择方面，总部迁移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集聚性以及分异性。所谓集中性是指在区际层面，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涉及上市公司总部迁移133例，占总迁移案例的73．08%；在省际层面，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涉及100例，占54．95%；在市际层面，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涉及102个城市，其中16个主要城市涉及154例，占84．62%。所谓集聚性，体现在区际层面，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涉及上市公司总部迁入113例，占总迁移案例的62．09%；在省际层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五省市涉及上市公司总部迁入101例，占总迁移案例的55．49%；在市际层面，迁入最多的16个城市涉及总部迁入137例，占总迁移案例的75．27%。所谓分异性表现为既存在高迁出、低迁入区位，也存在高迁出、高迁入区位。

进一步的目标区位选择机理研究表明区域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获取和信息沟通优势获取、企业网络和企业内部层面的接近控股东所在地和接近分支机构所在地成为影响目标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前者可以有效解释企业迁往大都市谋求发展的现象，后者则可以有效解释大量企业从大都市迁出的现象。最后的迁移绩效研究表明，区域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变动、信息沟通优势变动与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对迁移绩效在存在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具体表现为：总部迁移企业的企业规模对迁移绩效具有显著负的直接影响，但是这一影响随着交互项的进入而变得不显著；知识溢出优势变动对迁移绩效具有直接的显著正的影响，但是生产、生活服务优势变动对迁移绩效并不存在直接的显著影响；信息沟通优势变动对迁移绩效具有显著负的作用；企业规模与总部集聚优势变动对迁移绩效具有显著负的交互影响，这间接证明了Shaver和Flyer（2000）所提出的异质性视角下集聚优势非对称分布的核心逻辑，即基于组织承诺的迁入地优势获取的影响小于异质性视角下集聚优势非对称分布的影响；企业规模与信息获取优势变动对迁移绩效具有显著正的交互影响。总之，这一研究表明企业与区位的匹配决定了迁移绩效。

第五，以多个企业迁移为案例，重点揭示我国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与迁入地优势获取的关系性要素及其作用机理。以泉州民企总部迁移、温州柳市正泰集团高压业务迁移为案例，探讨了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的内在机理，得到如下三点结论。一是企业战略转型与企业升级加剧了现有“企业—区位”的内在冲突，驱动企业迁移。这种冲突表现为：现有区位难以确保企业有效接近新的内外部核心客户，难以确保企业有效获取核心资源，难以确保企业获取当地的集聚优势。二是接近核心客户、核心运营资源、集聚优势以及内部整合是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要素。在企业层面，企业战略转型与企业升级导致其成长所需的核心客户、核心运营资源、集聚优势以及内部资源分布发生演化；在区域层面，各个潜在区位在接近核心客户、核心运营资源、集聚优势以及内部资源方面的差异成为目标区位比较的标准。总之，企业层面战略需求与区域层面资源供给的匹配构成了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要素。三是企业网络嵌入是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关系性要素，也成为迁移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获取迁入地优势的重要凭借。首先，企业迁移表现出明显的序贯迁移的逻辑，即通常所说的群体迁移行为。泉州企业总部迁往厦门并非一个个独立的迁移行为，其背后是序贯迁移的核心逻辑，即一家泉州企业总部的迁移通过在泉州的知识溢出为其他企业提供标杆和路径，进而影响其他企业的外迁。同样，正泰集团高压业务外迁上海的现象也并非一个独立的企业决策行为，而是在序贯迁移逻辑之下的群体迁移决策的一个环节或部分。其次，在序贯迁移逻辑之下，企业在迁出地的网络嵌入为企业提供了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信息，为企业综合权衡资源获取效应和竞争效应提供了初步的评判，也为目标区位选择指明了方向。泉州企业在总部迁移、正泰集团高压业务迁移时，必然会受到其他企业迁移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而决定各自的迁移目标区位。最后，在序贯迁移逻辑之下，迁移企业在迁出地的网络嵌入为企业进入迁入地的外来者网络嵌入奠定基础，进而为迁移企业进入涵盖迁入地资源网络提供机会。无疑泉州企业总部迁往厦门之后，在厦门依然会形成泉州企业网络，这种网络来自于共同的迁出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将为泉州企业总部利用和获取厦门的资源提供机会，当然由于时间较短，这种外来者网络的中介效应还并不显著。与之略有差异，正泰集团高压业务外迁至上海则是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浙江商人群体的一个个体，体现了外来者网络在吸引浙江企业赴上海发展的引力以及促进浙江企业在上海持续发展的推力。

第六，重点关注龙头企业，提出龙头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以浙江多个区域产业集群中的集群企业为对象，本书探讨了本地龙头企业外迁对当地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以及FDI迁入对当地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制。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资源和网络是集群企业迁移影响产业集群演进的两大路径。在产业集群背景下，区域产业集群的演进表现为当地资源与当地网络的研究。企业的迁入和迁出通过改变当地产业集群的资源基础与网络结构而影响当地产业集群的演进方向。二是，从短期来看，本地龙头企业的迁出会对与之关系紧密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本地集群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与之关系不紧密的边缘企业没有影响，甚至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本地龙头企业的迁出可能意味着本地知识基础和网络结构的重新安排，意味着产业集群的大变革。本研究并没有直接分析本地龙头企业迁出对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而是实证分析了本地龙头企业对本地中小集群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本地龙头企业仅仅对与其具有较高的认知临近和社会临近的企业具有显著正的带动作用，而对其他企业不存在积极影响，甚至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可以推断出，从知识溢出的角度，本地龙头企业的迁出同时存在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在短期内会对与之关系紧密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本地集群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与之关系不紧密的边缘企业没有影响，甚至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本地龙头企业的迁出可能意味着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的重构，一些边缘企业以及外来者可能占据网络中心位置，从而导致本地知识基础和网络结构的重新安排，这意味着产业集群的大变革。三是，FDI迁入对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FDI企业主导的全球网络与本土集群企业参与的本土网络并非完全隔离，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FDI企业存在各种知识溢出的途径，但是由于FDI与本土集群企业分别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知识发展轨迹演化，所以获得FDI企业知识溢出并不能直接推动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其中来自FDI企业的企业衍生与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反而具有显著负的影响。同时，由于吸收能力的对象专用性特征，本土集群企业较高的吸收能力在促进企业按照原有路径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吸收的本地锁定问题，使得企业在吸收来自FDI企业溢出知识时，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所以，本土集群企业较高的吸收能力在利用FDI的知识溢出促进企业成长方面，不仅不会带来积极作用，反而会表现出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七，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提出推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决策参考，提出引导企业迁移、促进区域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基于之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书提出了促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决策借鉴以及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参考；并重点梳理出了促进企业总部成功迁移的决策借鉴，以及引导企业总部迁移、打造总部经济的政策参考。(www.chuimin.cn)

对于促进企业成功迁移，本书从过程角度提出了六点建议：迁移企业决策者应当充分认识到企业迁移是一个长期的多阶段过程；扫描内外部环境变动，明晰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影响因素，把握企业的迁移意愿；明晰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要素，为有效的“企业—区位”的再匹配奠定坚实基础；明晰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关系性要素，识别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的可得性，为有效实现“企业—区位”的再匹配提供润滑剂；权衡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与关系性要素，确保迁入地优势的有效获取；通过在迁入地的组织学习与战略创业，迁移企业需要打造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并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以培育新的战略资源，从而为企业持续成长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总部迁移的具体特征，本章进一步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明晰企业战略设计以及企业总部的职能定位，把握总部发展的资源需求；明晰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资源优势及其可得性；谨慎总部迁移，有效处理与迁入地和迁出地政府的关系；在迁出地保持开放性，有效利用迁入地优势提升总部运营效率。

对于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发展，本章重点探讨东部区域“腾笼换鸟”政策的执行问题，提出了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留住本地高品质企业、引入外地高品质企业的四点建议：把握当地的产业基础，明晰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确定当地低品质与高品质企业的标准；识别低品质企业粘滞于本地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实现区域与外迁企业的共赢；努力改善本地商业环境，把留住本地高品质企业作为关键任务；以商招商，用本地高品质企业集聚来吸引外地高品质企业的进入，从而形成外地高品质企业序贯进入的良好局面；把握低品质企业迁出与高品质企业迁入的节奏，确保区域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进一步，本研究还提出了引导企业总部迁移、打造总部经济两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明确自身区域在总部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关注本地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形成本地总部引力。

第二节　本书研究意义

本书重点关注了微观层面的企业迁移过程，理论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基于“企业—区位”动态匹配视角，提出了影响企业迁移的结构性与关系性匹配要素，推进了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的整合与深化。从理论基础来看，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包括新古典经济学、行为学派和制度学派，三个学派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彼此有效整合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的整合。从基本模型来看，企业迁移研究的基本模型包括推—拉—阻三力模型以及传统的三因素模型。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模型为学术界研究企业迁移行为奠定了基础，但是三种理论基础在具体研究中还有待进一步整合，两个基本模型在应用中虽然简洁明了，但是还稍嫌粗糙。本书基于已有理论提出了“企业—区位”动态匹配视角，认为企业迁移的本质是实现企业与区位的动态匹配以实现企业成长。根据这一逻辑，整合三大学派和两个基本模型的基本观点，本书把“企业—区位”的匹配进一步分为结构性匹配和关系性匹配，前者主要对应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而后者则主要对应行为学派和制度学派的观点。并进一步根据结构性匹配和关系性匹配，把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分为区域层面、网络嵌入层面以及企业内部层面因素，从而实现了对已有基本理论和模型的整合，进而推进了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的整合与深化。

第二，重点研究了企业层面的企业能力、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战略创业导向对迁移意愿的影响，推进了企业迁移意愿研究的深入。由于资料获取的相对容易，企业迁移意愿一直是目前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区域层面与网络层面要素，但是对企业层面要素的分析还相对较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重点关注了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企业能力以及企业战略创业导向三个变量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能力越强，外迁意愿越强；规模越大，迁移意愿越弱；战略创业导向在提升迁移意愿方面，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还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影响企业能力要素与迁移意愿的关系，成为影响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核心要素。这一研究把企业迁移意愿研究推进到企业层面，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

第三，描述了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区域分布，剖析其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机理，并解构迁移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推动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研究的深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总部迁移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各个层次的区域也都在谋求通过总部经济实现区域增长。在微观层面，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目标区位分布、目标区位选择机理以及迁移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这一研究系统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过程，发现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呈现出集中性、集聚性以及分异性；区域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与信息沟通优势、企业层面的接近控股股东与接近分支机构等因素影响了迁移企业的总部区位选择；区域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变动、信息沟通优势变动与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对迁移绩效存在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这一研究主要从结构性匹配角度对上市公司总部迁移行为进行了解释，推动了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研究的深入。

第四，利用泉州企业总部迁移与浙江温州柳市正泰集团高压业务迁移两大案例，基于序贯迁移逻辑研究了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推动了企业群体迁移研究的深化。本书主要从序贯进入视角，梳理出三阶段网络，分别是迁出地的网络嵌入、迁入地的外来者网络以及涵盖迁入地资源的网络，对“企业—区位”的关系性匹配的影响机理，促进了“企业—区位”关系性匹配研究的深入。

第五，以浙江集群企业为例，分析了龙头企业迁出和FDI企业迁入对当地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推进了中观层面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影响研究的深入。作为微观层面企业迁移研究的拓展，本书从资源和网络两个方面探索了本地龙头企业迁出以及FDI企业迁入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推进了企业迁移的中观效果研究。

本书的实践意义在于提出了促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决策借鉴以及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参考；并重点梳理出了促进企业总部成功迁移的决策借鉴以及引导企业总部迁移、打造总部经济的政策参考。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针对迁移企业，提出了促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对策建议。对于促进企业成功迁移，本书从过程角度提出了六点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企业总部成功迁移的四个方面的建议，从而为迁移企业的成功迁移提供决策借鉴。

二是，针对区域政府，梳理了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建议。本书重点探讨东部区域“腾笼换鸟”政策的执行问题，提出了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留住本地高品质企业、引入外地高品质企业的四点建议。另外，本书还进一步提出了引导企业总部迁移、打造总部经济的两个方面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将为区域政府有效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