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迁移促进企业成功，实现区域发展

第八章　促进企业成功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研究

在以上对企业迁移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这一章着重进行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迁移企业而言，如何有效规避迁移过程中的种种陷阱，实现企业的成功迁移；二是对于区域政府而言，如何有效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持续发展。

第一节　促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对策建议

企业迁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节点，而是实现“企业—区位”动态匹配的长期、复杂过程。根据前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针对一般企业迁移和总部迁移，本研究进一步梳理出促进一般企业迁移以及总部迁移的主要对策建议。

一、促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对策建议

前文已经提及，企业迁移是一个包含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执行迁移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等四个阶段。本研究重点研究了除执行迁移之外的其他三个环节，基于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六个方面的促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对策建议。

第一，企业迁移是一个长期的多阶段过程。企业迁移并非简单的一个决策点，而是一个长期的多阶段过程，具体包括迁移动因形成、目标区位选择、执行迁移以及在迁入地优势获取等阶段。这就要求迁移企业克服过度简化迁移以及过度复杂化迁移等两种不良倾向。前者认为迁移仅仅是企业从迁出地迁往迁入地的简单决策，而缺乏一个系统的过程观，存在草率决策和盲目外迁的问题，从而导致企业难以有效选择合理的目标区位、难以有效克服外来者劣势、难以有效融入迁入地进而获取当地优势。事实上，大量迁移不成功而不得不黯然回迁现象的背后大多都存在迁移企业过度简化迁移的心态。后者则认为企业迁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放大了外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存在畏惧外迁发展的问题，从而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利用不同区位专有资源以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大量企业由于错失跨区域发展的良机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滑。

第二，扫描内外部环境变动，明晰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影响因素，把握企业的迁移意愿。企业迁移动因来自“企业—区位”的不匹配。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匹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变化导致企业所需核心资源在当地难以有效获取；二是区域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得区域的资源供给结构与能力变化；三是企业与区域同时发生变化导致二者在资源供求方面出现不匹配。这三种形式的不匹配最终落脚到区域层面、企业层面以及网络层面要素。在区域层面，三大传统要素的供给、区域政府服务能力以及当地社会文化环境是三类要素，其中企业难以产生影响的区域层面要素是影响企业外迁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的恶化或者对这些要素的不满将会极大地驱动企业外迁。例如区域安全环境是企业难以直接掌控、而又对企业运营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素，安全环境的恶化将会驱动企业外迁；与之相比，劳动力供给则是企业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替代的，因而对企业外迁意愿会有影响，但是并非决定性的，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替代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企业规模、企业能力以及企业战略变革则是影响企业外迁意愿的三类因素。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在当地越容易获得各种谈判优势，强化企业的留守意愿；企业能力越强（表现为更多的知识），在集聚背景下的则可能会受到知识溢出以及需求的负外部性，强化企业的外迁意愿；而企业战略变革，特别是企业的功能升级与链升级，将会导致企业对新的高端知识与高端资源的需求，而如果当地不能有效供给这些资源，将会强化企业的外迁意愿。在网络层面，企业在本地的网络嵌入对企业迁移意愿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本地网络嵌入使得企业与区位之间不仅存在较强的利益关系，还存在较强的心理与社会认同，这种认同将会形成外迁的心理和社会障碍。例如，员工的社会网络主要在当地，由于考虑到外迁将会损失自身的社会网络，因此员工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反对外迁；而企业也会考虑到外迁所带来的核心员工流失而选择留守。但另一方面，本地网络嵌入也会使得企业可以有效洞察本地同行的迁移决策行为与结果，从而也会萌生强烈的迁移意愿，即存在序贯迁移的现象。总之，企业需要动态扫描内部特征与外部区域环境，同时关注区域层面、企业层面以及网络层面要素，把握“企业—区位”的匹配度，从而有效掌握企业迁移的推进和阻碍因素，从而为企业的迁移／留守策略的有效执行奠定基础。

第三，明晰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要素，为有效的“企业—区位”的再匹配奠定坚实基础。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是迁移过程的第二个关键环节，决定了未来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构建。影响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要素是指企业的资源需求与潜在目标区位的资源供给的结构性匹配，是“企业—区位”匹配的结构维度，决定了企业在目标区位可得到的潜在资源。这就要求迁移企业在目标选择方面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清晰描述自身的资源需求。企业资源需求的大幅变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动地战略变革或企业升级，例如泉州知名民企以及正泰集团的功能升级与链升级战略使得企业的资源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被动地战略调整，例如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中的由于自身经营不善而进行的企业重组。围绕企业战略变革，企业需要进一步确定战略执行所需的关键资源及其区位分布，其中各类资源在整体资源需求体系中的权重确定是一个关键问题。其次，明晰并评判各个潜在目标区位所提供的资源。各个潜在目标区位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存在差异，迁移企业需要对这些区位的资源供给能力作出客观评判，为此迁移企业的决策者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调查以获取充足的客观数据。一方面，迁移企业可以通过大量的二手数据来评价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资源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对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进行充分的实地调查以获取足够的一手数据。虽然这一调查过程需要付出相当的成本与精力，但事关企业成长战略，这一支出又是必须的。事实上，很多企业均由于之前的调查不够系统、充分，使得在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评价方面出现偏差，最终则因目标区位选择不合理而黯然回迁，甚至导致企业消亡。最后，以企业资源需求为标准，对照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资源供给评价，确定其“企业—区位”的结构性匹配度。具体可以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假设迁移企业的资源需求体系为RD＝｛RD1，RD2，…，RDi，…，RDn｝，各类资源在整个资源需求体系中的权重为p＝｛p1，p2，…，pi，…，pn｝，并且，则企业的资源需求为。假设某个潜在目标区位（l）的资源供给体系为对比迁移企业的资源需求结构，可以得出迁移企业与该潜在目标区位的结构性匹配度：

其中，当

采取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迁移企业与其他各个潜在区位的结构性匹配度。

第四，明晰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关系性要素，识别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的可得性，为有效实现“企业—区位”的再匹配提供润滑剂。除了结构性要素，网络要素则为“企业—区位”再匹配提供关系性支持，影响了各个潜在目标区位所拥有资源的可得性。在这里，网络要素强调的是序贯进入逻辑，即从企业的迁入地网络，到在迁入地的外来者网络以及迁入地资源网络的重构过程。序贯进入逻辑为迁移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Dunning，1980）、弱化竞争效应（Alcácer，2006）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尽管企业可以通过事前的考察了解各个潜在目标区位信息，但是这种信息多为显性信息；而迁出地网络嵌入以及在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外来者网络为迁移企业获得各类隐性信息提供了重要渠道。

那么，迁移企业如何构建并利用网络层面要素来获取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的信息，并评判其资源的可得性？首先，迁移企业在迁出地的网络嵌入是获取潜在目标区位信息的重要条件。在迁出地网络嵌入保证了企业可以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了解到各个潜在区位的信息。所谓直接是指迁移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网络来接触到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信息，特别是外部合作者；所谓间接是指迁移企业可以通过本地其他迁移企业的迁移行为来了解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信息。例如，作者调研过的很多迁移企业都是通过当地其他企业的迁移选择来锁定并了解各个潜在目标区位；同时，大量迁移也会通过自身的外部合作企业，包括企业的外部供应商、外部客户来锁定和了解各个潜在区位。其次，确立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可得性的标准体系。简而言之，可得性的标准体系包括迁移企业与各个潜在目标区位外来者网络、资源网络的关联度；各个潜在目标区位外来网络的规模、开放性以及与当地资源网络的关联度。迁移企业在迁出地的网络与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外来者网络、资源网络之间的关联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嵌入该地的外来者网络以及资源网络；潜在目标区位外来者网络的规模越大、开放性越高，则网络中涵盖的信息越丰富、越容易为后来的其他企业所获取；潜在目标区位外来者网络与资源网络的关联度越大，迁移企业越容易由此而获取当地资源。最后，评价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的可得性。结合所确定的可得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取值，进而得出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可得性综合评价指数。经过综合评定，假设迁移企业在某个潜在目标区位（l）的资源可得性指标，即关系性匹配度为事实上，本书对泉州民企总部迁移和正泰集团高压业务迁移的案例研究就充分说明了企业在目标区位选择方面充分考量了序贯进入逻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潜在目标区位资源可得性问题。具体来说，泉州民企总部之所以外迁厦门是由于厦门集聚了大量的泉州民企总部；正泰集团高压业务之所以迁往上海是由于上海已经集聚了大量的浙江企业，特别是温州企业。

第五，权衡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与关系性，确保迁入地优势的有效获取。基于所得到的迁移企业与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结构性匹配度与关系性匹配度，迁移企业就可以有效确定最终的目标区位。例如企业与某个潜在目标区位（l）的匹配度可以采用公式（2）进行计算。综合评价迁移企业与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匹配度指标，就可以确定最有可能的迁移目标区位。

值得说明的是，按照“企业—区位”匹配度指标是可供借鉴的关键指标，但是采用这一指标进行直接选择还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企业—区位”匹配度指标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标。由于企业和各个区位特征都在不断变化，因此企业与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匹配度必定会不断发生变化，因而这一指标具有很强的时间约束。相对而言，区位的变化是相对稳定的，而企业自身的变化则是较快的。一方面，随着企业信息收集能力的增强，对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评判必定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自身战略的调整，其资源需求结构和权重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迁移企业在利用“企业—区位”匹配度指标进行决策时，必须要考量各个指标的时间特征。二是，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可得性指标考虑了网络层面要素，但是并没有考虑到企业更为主观的战略创业意愿和能力，因而需要迁移决策者充分考虑自身特质进行综合权衡。事实上，本书所确定资源可得性指标或者关系性匹配度指标考虑了较多的网络演化特征，潜在假设企业网络演化的路径依赖性，即序贯迁移逻辑之下的群体迁移特征。但是，企业是一个战略决策主体，既受到网络嵌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自身战略创业意愿和能力的影响，因而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方面既表现出路径依赖的一面，同时也会表现出路径突破的一面。所以，简单地采用匹配度指标来决策存在忽略企业战略创业的力量。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本书认为迁移企业决策者在进行目标区位选择时，不仅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与计算工作，同时也需要结合自身特质进行综合权衡。这就涉及管理决策的经典原则，决策既是一个科学计算和比较的过程，也是一个充分体现决策者直觉的过程。

第六，通过在迁入地的组织学习与战略创业，迁移企业需要打造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并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以培育新的战略资产，从而为企业持续成长奠定基础。迁入地优势获取是企业迁移的第三个关键阶段，也是企业迁移是否成功的标准。之前在目标区位选择方面的系统比较为企业的迁入地优势获取进而实现企业战略转型奠定基础；但是，事前的考量固然极为必要，但是对企业的迁入地优势获取并不充分：迁入地情况是一个复杂、动态发展的系统，这就使得企业在迁入地优势获取过程将是一个二次创业的过程。

在这一阶段，迁移企业需要重点关注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构建和在迁入地的网络构建，并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来克服外来者劣势、获取迁入地资源，实现企业成长。所谓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是指针对特定区位的知识吸收能力，确保企业能够快速、全面定位迁入地的资源、并实现资源的有效吸收、转化和应用。这种能力的形成依赖于企业在迁入地长期实地介入与各类当地主体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难以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阶段通过调查和信息积累就可以有效形成。所以迁入地网络重构是指迁移企业进入迁入地之后，需用通过各种方式来融入涵盖迁入地资源的网络，从而为企业获得这些资源提供便利。按照序贯进入的逻辑，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重构是通过外来者网络的中介作用来有效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的过程。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构建与迁入地网络构建并非独立的过程，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的形成离不开迁入地网络嵌入的支持，后者为前者的形成提供了网络支持，使得企业在迁入地能够从相关网络伙伴处获得大量的显性与隐性知识；同样迁入地网络的构建也离不开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的支持，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的形成使得迁移企业能够更好地与网络伙伴合作，能够更有效地掌握网络伙伴的动态，使得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构建过程更为顺利。

迁移企业的迁入地优势获取的最终目的是形成新的战略资产以支撑企业的战略转型与升级，为企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在转型升级背景下，入驻迁入地发展的目的是获得迁入地优势资源。对于不同迁移目的的企业来说，这种新的战略资产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对于知识利用型迁移而言，新的战略资产表现为低成本生产能力；对于知识获取型迁移而言，新的战略资产表现为研发能力、技术能力以及市场能力。

一、促进企业总部成功迁移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有了极大发展，在经济发达区域产业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时期，总部经济开始成为各个制造业发达区域推进区位加速成长的利器，总部迁移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上一部分的六点建议体现了一般企业迁移逻辑，在这一部分重点提出企业总部成功迁移的四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第一，明晰企业战略设计以及企业总部的职能定位，把握总部发展的资源需求。虽然企业总部的一般功能都是作为企业的运营中心，但是具体职能还是存在差异，特别是依赖于企业的战略设计。在第六章的案例分析中，可以清楚发现泉州民企总部迁移的根本驱动力在于企业战略的演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企业总部职能定位的变化：当企业战略从代工转为品牌战略之后，企业总部的职能就从管控生产基地转而重点管控企业研发与企业销售分支机构。而企业研发中心则依赖于高端知识的投入，企业销售渠道则遍布全国，为此企业总部有效运营就依赖于高端知识以及快捷的信息沟通。这两个指标自然成为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关键评价指标，事实上这也是大量品牌企业总部区位选择的关键标准。

第二，明晰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资源优势及其可得性。以资源需求体系为标准，各个潜在区位的资源供给的评价就成为第二个重要环节。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北京、上海两大总部集聚中心以及若干总部集聚的分中心。那么，各个企业在总部区位是否必然选择这些总部集聚中心？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不同企业而言，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优势的可得性存在差异。例如，虽然北京、上海两个特大城市具有显著的总部集聚优势以及更为优质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可得性还是迁移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例如，吉利集团总部从台州迁往杭州，不仅可以获得杭州更为发达的金融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杭州所具有的生活服务业优势，例如吉利集团杭州总部与当地小学教育机构进行谈判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员工，特别是来自台州的核心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而如果迁移到上海或者北京，这种区位优势资源可得性就相对较低，这也是吉利集团第一步迁移选择杭州的重要原因。同样，在现阶段（2005年到2011年）泉州总部企业大量选择厦门而不是上海的重要原因在于厦门与泉州在社会文化上的相似性以及厦门政府（主要是思明区政府）招商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大幅提升了泉州民企总部对厦门优势资源可得性的预期。

第三，谨慎迁移总部，有效处理与迁入地和迁出地政府的关系。对企业而言，企业总部属于轻资产，但是对于区域政府而言，企业总部则是区域税收的关键来源，为此企业总部在迁移时，必须有效处理好迁出地与迁入地政府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则会同时伤害与两地政府的关系，从而难以获得两地政府的支持。为此，大量企业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通常会设立一虚一实两个总部，以有效获取两地政府的支持。

第四，在迁出地保持开放性，有效利用迁入地优势提升总部运营效率。这种开放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引入迁入地高端人才，这本身就是企业总部迁移的核心目的。引入迁入地高端人才，优化企业总部人才队伍结构，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迁入地优势。二是，积极与生产服务企业合作，提升总部运营效率。外包部分总部职能是提升总部运营效率的重要方法，通过外包可以利用分包企业的专业化优势，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强化企业总部的开放精神，从而为有效融入迁入地资源网络奠定基础。(www.chuimin.cn)

第二节　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建议

对于区域政府而言，企业迁移具有重大意义，放大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外迁而没有迁入的情况下，区域产业空心化将会是每个区域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同样，大量高品质企业的迁入将会为区域产业升级奠定基础。而现实中，东部沿海区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开始面临迫切的产业升级问题，面对日益紧张的土地资源和环保标准约束，很多区域政府都提出了“腾笼换鸟”“双转移”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有效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引入高品质企业，进而推进本地产业升级。在这一背景之下，大量中西部城市则紧随着提出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政策，希望以此引入东部企业来发展当地工业经济，甚至以降低环保标准为代价。在这一轮的产业升级浪潮中，“总部经济”作为高附加值、高度环保、特别是高税收回报的经济形态，吸引了大量较为发达区域的关注，希望通过发展“总部经济”来留住本地企业，同时也大力吸引外部企业，以占据未来产业链条的高端。事实上，以上区域政府政策制定均涉及微观层面的企业迁移，只有在深入了解企业迁移规律之下，才能够制定出合理地引导企业迁移的区域政策，才能够真正引导区域的产业升级。下面，本书将基于企业迁移的微观视角，分别提出东部区域产业升级以及打造总部经济的政策建议。

一、引导企业迁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压力之下，东部区域开始强调“腾笼换鸟”以实现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中西部区域则强调承接东部转移，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在这里，本书重点探讨东部区域“腾笼换鸟”政策的执行建议。

“腾笼换鸟”与“双转移”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产业升级而挤出本地低品质的企业，引进高品质的企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腾笼换鸟”两大任务中，挤出本地低品质集群企业相对容易，引进高品质企业自然就成为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在现实中，很多区域的腾笼换鸟政策执行效果并不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区域政府的执行动机。区域政府受制于税收约束而不会在没有高品质企业迁入的情况下贸然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而当地高品质企业则由于考虑到本地产业发展情况而不得不外迁发展，外地高品质企业则考虑到该区域产业层次而不会轻易迁入；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政府不会贸然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的行为，从而使得“腾笼换鸟”政策陷入了恶性循环。二是来自区域政府的执行工具。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容易，留住本地高品企业、吸引外地高品质企业迁入要比想象中更为复杂。由于政策执行动机与执行工具两方面的原因及其二者之间的彼此强化，使得区域政府的腾笼换鸟政策难以有效落实，不仅难以吸引到真正有价值的高品质企业，反而是本地高品质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大量外迁，甚至出现了本地产业空洞化的窘境。对此，本书认为区域政府引导企业迁移，推进本地产业升级的政策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把握当地的产业基础，明晰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确定当地低品质与高品质企业的标准。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产业基础，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区域升级路径。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地产业基础，作出科学规划，确定未来的产业升级方向，并以此为基准来确定当地高品质与低品质企业的标准体系。总而言之，对于处于工业化转型阶段的东部区域而言，区域产业升级路径的确定必须要作出三个方面的准确判断。一是，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言，东部区域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不外乎三种阶段，分别是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中期、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从工业化后期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从区域之间协同关系与网络而言，不同区域的定位也存在差异，既存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区域与核心区域，也存在大量的专业化区域或者利基区域。因此，不同区域不仅要考虑未来产业纵向发展进程，还必须关注跨区域协同发展网络的演化。二是自身的产业基础与未来可行的发展方向。在外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区域产业升级路径的明确还必须要界定自身的产业基础以及未来可行的发展空间。其中，区域已有的产业基础是之前长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在产业基础分析方面，不仅要考虑已有产业发展所积累的各种硬性成果，例如区域之中各个产业规模、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的空间布局；同时也需要关注制度与文化等软性要素（软实力），例如企业家群体、社会制度、社会风气、社会安全等。而这种软性要素深刻地影响了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已有发展基础之上，通过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两种方法来界定各种产业发展的潜在方向。其中路径依赖是指基于强化已有发展基础进行相应的产业促进与升级所代表的发展方向；而路径突破则是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已有的发展基础及其所预示的发展路径，而选择具有更大发展前景的潜在方向。三是明确区域产业升级的未来定位。在内外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个潜在产业发展方向的必要性与效益性，明晰区域产业升级定位及其所衍生的产业升级路径。所谓必要性是指各个潜在发展方向的价值性，即是否符合国家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是否能够推进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本地产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能否有效推进本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所谓效益性是指各个潜在发展方向能否实现本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实力分析，即本地是否具备发展该产业所需的各类资源；竞争分析，即与其他区域相比，本地发展该产业是否具有相对优势；效益分析，即与其他产业方向相比，该产业发展方向是否是本地能够做得最好的产业。综合价值性和效益性，区域就可以确定自身的产业发展方向。在确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自身的产业定位以及未来发展路径。区域发展路径梳理需要围绕产业定位，重点关注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结构及其获取方式、资源投入的顺序与标准、发展效果的阶段性表现等三个重要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当地企业就成为重要升级路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明确区域产业定位与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高品质与低品质企业的标准。区域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就是当地企业，企业品质的高度决定了区域产业定位能否实现，决定了升级路径的可行性。因此，区域政府必然需要界定高品质与低品质企业的标准以建立区域（高品质企业的）入驻标准和（低品质企业的）导出标准。当然，高与低是相对而言，其标准有二。一是区域产业定位与发展路径，凡是符合这一定位和发展路径的企业均为高品质企业，否则为低品质企业。二是区域现有产业基础，能否内培外引高品质企业还依赖于现有的产业基础，盲目追求过高的标准没有任何意义。根据以上两大标准，区域政府可以确定高品质与低品质企业界定的上下限范围。至于如何确定具体的具有挑战性的标准，则还依赖于区域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总而言之，可以大致认为高品质企业更多地依赖于高端知识，从事产业内的高附加值业务；而低品质企业则更多地依赖于简单劳动，从事产业内的低附加值业务。

图8－1　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确定的路线图

第二，识别低品质企业粘滞于本地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实现区域与外迁企业的共赢。所谓低品质企业并不是说这些企业必然会带来各种不好的结果，而仅仅是从区域政府产业发展定位的角度来评判，低于一定的标准则称为低品质企业。前文已经提及挤出低品质企业相对而言较为容易，但由于区域政府政策动机不坚定以及政策工具缺乏针对性，因而难以真正驱动本地低品质企业外迁成长。在这里，本书不再讨论区域政府的政策动机，而重点关注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依赖于对本地企业迁移行为的系统把握。根据之前对迁移意愿形成和目标区位选择的研究，本书认为低品质企业“粘滞”于本地主要出于两类原因，一是本地网络嵌入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二是缺乏外迁成长的信息与能力。在集群背景下，低品质企业在本地的集聚优势更为明显，特别是本地完备的配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本地的区域品牌（需求提升效应）以及弥漫的产业空气（知识溢出优势）成为留住本地企业的重要力量。例如笔者曾经访谈过多地的集群企业，均发现很多竞争力缺乏的低品质企业十分依赖于本地产业配套。因此，在东部很多区域之中，尽管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土地供给日益紧张，但是低品质企业依然能够在当地生存。除此之外，低品质粘滞于本地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外迁成长所需的信息与能力。由于低品质企业主要依赖于本地生态系统实现生存与发展，企业网络多为地理封闭网络，限制了企业直接的信息获取以及相应的知识吸收，进而弱化了企业外迁成长的意愿与能力。

在以上两种粘滞力量之下，本书认为区域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政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执行区域准入机制，截断低品质企业入驻的通路。按照区域产业定位以及高品质企业标准，从多个方面建立区域准入标准体系，包括企业主导业务、企业投资规模、研发实力、品牌建设、辐射带动效应、环保水平等，稳步提升本地企业整体层次。其次，整合外地信息，筛选潜在迁移目标区位，促进本地低品质企业外迁成长。区域政府应当积极发掘外地，特别是周边区域的各种信息，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发展，以缓解本地土地资源、劳动力需求的压力。区域政府可以与具有匹配资源条件（例如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丰富、政府工作效率较高、与本地距离较近等）的其他区域建立协作关系，鼓励本地企业定向外迁发展。当这种定向外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迁移企业依然可以继续获得集聚所带来的配套优势、区域品牌优势以及产业空气优势。例如永康五金产业发展导致本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紧张，为此永康市政府与周边城市加强沟通，稳步推进本地企业周边发展。最后，坚持共赢思维，提升外迁企业异地发展能力，实现本地、外迁企业以及迁入区位的共赢。如果走出去之后企业发展不顺利，必然会影响到后续其他企业的外迁发展意愿。因此，区域政府必须关注外迁企业的异地发展状况，以行业协会为主体，在政府层面协调异地发展企业群体与迁入地政府的关系，弱化异地发展企业在迁入地的外来者劣势，推进企业在迁入地的持续成长，进而实现迁出地、迁入地以及迁移企业三方的共赢。

第三，努力改善本地商业环境，把留住本地高品质企业作为关键任务。提升本地企业品质，不外乎内培、外引两种方式，而内培更具主导意义。内培极大地改造了当地环境以匹配高品质企业需求，从而也会对外地高品质企业的迁入产生较大影响。对于本地高品质企业的培育工作，本书认为区域政府可以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改善本地社会文化环境，形成安全、稳定、积极向上的区域软环境。在区域层面，企业不可改变的要素是影响企业是否迁移的关键要素，例如本地治安环境、产业诚信环境、创新创业氛围等。简单借鉴赫茨伯格所提出的“双因素理论”，可以认为本地软环境是培育、挽留本地高品质企业的保健因素，即这些因素的改善虽然不能直接激发高品质企业的知识投入，但如果企业对这些软性因素的不满，将会促进高品质企业的外迁。当然，这种优良软环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依赖于区域政府与本地诸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次，提升本地的生产服务供给能力，优化本地的生活服务水平，形成“知识至上”的良好氛围。高品质企业外迁发展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迁入地所具有生产服务供给能力与迁入地所具有的高端人才。同时，高端人才又极大地依赖当地的生活服务业，例如高水平的初等教育、休闲产业、医疗卫生产业等。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才能使得高端人才有用武之地；只有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才能有效留住高端人才；而高端人才的集聚必然将会进一步促进当地生产与生活服务业。只有这样共同形成“知识至上”的区域知识氛围。浙江很多区域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一个重要的制约就是产业界对“知识的不敏感”，特别是与上海相比，这种对知识的不敏感使得产业界缺乏与高校科研机构有效地对接，从而形成产业界认为科研机构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的知识、科研机构认为产业界过于封闭难以交流等的不良现象。

再次，多种方式鼓励本地企业的高端知识投入，打造企业核心能力。这种知识投入包括高端设备的采购、高级人才的引进、内部技术改造、工艺流程优化、高端产品研发、品牌打造活动等。区域政府可以采用多种政策来鼓励和加快这一步伐。一方面，严格执行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创新者的创新收益。虽然模仿在一定范围内会促进产业发展，但是一旦形成模仿的路径依赖，必然会导致整体产业丧失创新动力以及最终的消亡。东部区域产业已经进入工业的纵深发展阶段，更加依赖于创新，区域政府应当及时转变自身对知识和创新的态度，严格执行知识产权制度，维护本地企业的创新收益，才能真正激发本地企业持续的知识投入。另一方面，采取政府技术采购、直接税收返还、财政奖励等形式鼓励企业的知识投入行为。政府技术采购主要针对本地行业的共性问题，可以有效缓解本地企业独立进行知识开发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税收返还、财政奖励则直接对知识投入企业进行奖励以补贴其知识开发成本，并有助于形成本地良好的创新氛围。第四，提升区域品牌形象，引导并推进本地高品质企业的升级发展。使区域品牌和当地企业品牌高度相关，区域政府需要不断提升区域品牌形象来引导企业的升级发展，并利用区域品牌来支撑当地企业，特别是高品质企业的发展。例如，浙江海宁的支柱产业是皮革业，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关注和打造区域品牌。早期以皮革之都为区域品牌，强调本地皮革业较大的规模；后来开始在区域品牌之中，加入“时尚”“世界”等元素，区域品牌形象不断提升，这也引导和推进了本地皮革企业的稳步升级。

第四，以商招商，用本地高品质企业集聚来吸引外地高品质企业的进入，从而形成外地高品质企业序贯进入的良好局面。能够留住本地高品质企业的区域，对外地其他高品质企业同样也会具有吸引力，为此区域政府需要最大化这种吸引力，同时最小化迁移阻力，进而形成序贯进入的良好局面。除了严格执行高品质企业的准入标准之外，本书认为区域政府的政策重点还应当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自身产业定位和已有产业基础来确定招商对象，稳步有序招商。企业招商的对象并非随意制定，也并非仅仅关注招商对象的规模和名声，而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计划来实施有序招商。很多区域政府在招商对象方面并不考虑自身区域产业定位，也不考虑自身产业基础，而仅仅考虑对方的投资规模，这就导致在招商进程中困难重重，或者是对方不愿入驻，或者是提出较为苛刻的条件。而区域政府一旦不得已满足这些条件，不仅会带来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也会影响到未来的继续招商能力，从而成为一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合肥市政府发展家电产业则是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在确定招商对象时，合肥并不盲目，而是基于自身的产业定位以及自身在家电产业的积淀，确立了自身招商标准，即全国知名家电品牌。这种定向招商策略虽然在初期较为困难，但是随着初期阶段的度过，后续的招商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他全国知名品牌纷纷在当地设厂，即序贯进入的良性循环形成。二是形成开放的本地氛围，降低迁入企业的进入成本。预期的进入成本将会影响到外地高品质企业的迁入决策。这就需要区域政府关注迁入企业进入本地所需面临的各类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等。对于后两者，区域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促进本地与外地企业之间的沟通，推进彼此交流，使得外地企业能够尽快融入本地网络，实现本地企业与外地迁入企业之间的良性合作与竞争。三是关注本地行业协会的培育与建设，以此为中介引进外地更多的高品质企业。行业协会是同行企业交流的重要平台，关注本地行业协会的培育与建设，打造开放的行业协会，在促进会员企业之间交流的同时，也可以对外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因此可以以此为中介来吸引更多的高品质企业的进入。

第五，把握低品质企业迁出与高品质企业迁入的节奏，确保区域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低品质企业迁出与高品质企业迁入之间并非独立事件，而是彼此相关的。由于本地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相对不足，只有低品质企业的迁出才能为高品质企业的迁入提供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仅体现在地理空间，还体现为价值空间。所谓价值空间表现为随着低品质企业迁出，高品质企业可以克服本地不利的知识溢出（恶性模仿），可以消除潜在的柠檬市场效应^[1]。同时，只有高品质企业稳步迁入，才能够克服低品质企业（序贯）迁出所带来的税收与就业机会减少。因此，低品质企业迁出与高品质企业迁入必须保证一个合理的节奏，才能确保本地产业的稳步发展。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节奏难以有效把握，很多区域政府才会陷入“低品质企业迁不出，高品质企业迁不进”的怪圈，也只能通过不断征地建设新的开发区来缓解这一矛盾。对此，本书认为，在控制低品质企业外迁与高品质企业迁入的节奏方面，区域政府应当首先意识到任何产业政策均有风险，特别是腾笼换鸟政策。其次，不能因为目标企业难以招商，而随意更换其他企业，从而陷入饮鸩止渴的境地。最后，认清“序贯迁移”逻辑。一旦本地企业开始外迁，将不仅仅是一家企业，而很可能会导致群体迁出；当然，一旦高品质企业迁入，也会有较大可能会带来群体迁入的现象。

二、引导企业总部迁移，打造总部经济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总部经济已经成为部分区域发展的可行方式，并且由于总部经济所具有的税收贡献、环保价值、消费增长以及长期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区域政府的青睐。但是总部经济的建设对区域而言具有较高的门槛，并且其培育方式也具有特殊性。本书认为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区域政府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明确自身区域在总部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并非所有的区域均适合发展总部经济，只有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本集聚的中心城市才能够有效发展总部经济。具体表现为本书之前所提及的三个方面的要素，分别是大量总部集聚所带来的直接总部集聚优势、服务企业总部的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优势、交通与信息沟通优势（特别是高效率的航空设施）。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总部经济的演变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集中于特大城市的单极化发展模式，例如纽约；二是集中于特大城市以及周边中等城市的多极化发展模式，例如在美国经过早期的过度集中于纽约之后，一些企业总部开始集中于纽约周边的中型城市（Ross，1987；Klier，2006），澳大利亚企业总部早期也集中于悉尼和墨尔本，随后一些企业总部也开始集中于Adelaide、Brisbane以及Perth等中等城市（Tonts和Taylor，2010）。那么，从中国大陆沪市和深市上市公司总部区域分布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占据了绝对优势；从总部迁移数据也可看出，深圳、广州、杭州、成都等地也开始成为总部集聚的子中心（具体数据见本书第五章内容）。继续往下一层次也可以认为一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也有可能成为各个总部集聚的细分中心，至于一些更加小型城市则难以有效打造总部经济。为此，不同区域必须结合自身区域特征明确自身在整体总部经济体系之中的定位。总而言之，总部经济体系之中不同区域定位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全国性的总部集聚中心，例如北京、上海，其形成的背后有复杂的历史性因素在起作用，并且在短期之内难以变动；第二类是区域性总部集聚子中心，例如广州、深圳、杭州、成都、西安等，这些区域在各自的大区之中具有更为强大的总部集聚力量，成为吸纳本地以及周边区域企业总部的核心力量，成为北京、上海之外的总部集聚的二级高地。第三类则是总部集聚细分中心。前两类区域虽然辐射能力不同，但是均依赖于都市经济，基本能够吸纳不同类型的企业总部；第三类总部集聚细分中心则是以特定产业为主。例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其集聚的企业总部大多为汽车产业相关。前两类对区域／城市的整体人力资源体系、现代服务业体系均具有较高要求，而后者则对细分产业有较高要求，例如一些全国知名的产业集群有可能发展到细分型总部经济。

第二，关注本地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形成本地总部引力。不同的总部经济定位虽然培育方法会有差异，但是可供选择的主要路径还是相同的，主要包括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其中，总部集聚优势主要来自总部在量上增加所带来的知识溢出优势和生产生活服务优势，信息沟通优势则主要来自快速信息沟通优势和一般信息沟通优势。借鉴国内外区域总部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本书在此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设重点。一是重点关注企业总部数量的增长，引入多层次企业总部。量的增长是未来质变的基础，对于总部经济建设而言，总部量的增长是总部经济建设的起点与终点，这就需要区域政府多层次地留住本地企业总部、引入外地企业总部。所谓多层次是指区域政府不仅关注以世界五百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的总部，也可以关注国内的全国性、区域性的知名企业的总部，甚至是一些中小型的高成长性企业。只有企业总部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为总部经济建设奠定基础。二是定向引入企业总部，形成序贯进入的良好局面。所谓定向是要求区域政府考虑哪里的企业总部会更倾向外迁，本地对哪里的企业总部会形成较强的引力，本地对哪类企业总部会形成较强的引力等问题以确定招商对象。确定之后，区域将以此为目标进行有序的招商活动。例如上海对浙江企业总部的定向招商、厦门对泉州企业总部的定向招商行为均为典型案例。三是培育本地知识创新风气，大力提升本地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总部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现代服务业。本地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为各个总部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专业化的支持，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则对高层次人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是形成高层次人才集聚的基础。四是，强调快速信息沟通渠道建设，提高总部的信息沟通优势。接近分支机构是总部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而区域的快速信息沟通渠道就成为区域政府工作的重点。例如，航空运输能力是快速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可以有效便利总部与分支机构的沟通；城市信息化建设是实现本地信息快速沟通的重要方式。

第三节　本章小结

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章进行政策分析，提出了促进企业成功迁移的决策借鉴，以及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参考；并重点梳理出了促进企业总部成功迁移的决策借鉴，以及引导企业总部迁移，并打造总部经济的政策参考。

对于促进企业成功迁移，本章从过程角度提出了六点建议：迁移企业决策者应当充分认识到企业迁移是一个长期的多阶段过程；扫描内外部环境变动，明晰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影响因素，把握企业的迁移意愿；明晰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要素，为有效的“企业—区位”的再匹配奠定坚实基础；明晰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关系性要素，识别各个潜在目标区位资源的可得性，为有效实现“企业—区位”的再匹配提供润滑剂；权衡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结构性与关系性要素，确保迁入地优势的有效获取；通过在迁入地的组织学习与战略创业，打造迁入地专有吸收能力，并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以培育新的战略资源，从而为企业持续成长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总部迁移的具体特征，本章进一步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明晰企业战略设计以及企业总部的职能定位，把握总部发展的资源需求；明晰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资源优势及其可得性；谨慎总部迁移，有效处理与迁入地和迁出地政府的关系；在迁出地保持开放性，有效利用迁入地优势提升总部运营效率。

对于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发展，本章重点探讨东部区域“腾笼换鸟”政策的执行问题，提出了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留住本地高品质企业、引入外地高品质企业的五点建议：把握当地的产业基础，明晰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确定当地低品质与高品质企业的标准；识别低品质企业粘滞于本地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实现区域与外迁企业的共赢；努力改善本地商业环境，把留住本地高品质企业作为关键任务；以商招商，用本地高品质企业集聚来吸引外地高品质企业的进入，从而形成外地高品质企业序贯进入的良好局面；把握低品质企业迁出与高品质企业迁入的节奏，确保区域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本章进一步提出了引导企业总部迁移、打造总部经济两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明确自身区域在总部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关注本地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形成本地总部引力。

【注释】

[1]具体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