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研究：集聚优势与战略创业

第四章　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研究：集聚优势耗散与企业战略创业

本章重点探讨产业集聚背景下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第三章指出，区域层面、网络层面、企业异质性以及战略创业导向均会影响企业迁移意愿。已有研究对区域层面要素进行了较多研究，本章则在产业集群背景下，从集聚优势耗散和企业战略创业视角，重点关注企业异质性、本地网络嵌入性以及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以推进企业迁移意愿研究的深入。根据第三章所提出的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模型，区域层面要素和企业异质性要素构成了影响集群企业迁移的结构性匹配要素；本地网络嵌入性和战略创业导向则构成影响集群企业迁移的关系性匹配要素。为此，本章的研究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识别了影响集群企业外迁的区域层面和企业异质性要素，构建了本地集聚优势耗散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并基于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次，采用博弈方法重点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能力异质性和规模差异性，对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影响机理。最后，进一步探讨本地网络嵌入和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以浙江桐乡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和江苏常熟服装集群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一节　集聚优势耗散与集群企业外迁^[1]

2000年以来，我国产业集群中大量企业开始外迁，一些高品质集群企业赫然在列，如浙江的正泰、杉杉等，福建泉州的七匹狼、安踏、特步、劲霸等（陈建军，2002；浙江企业调查队课题组，2004；杨菊萍，2010）。区域政府也纷纷提出“腾笼换鸟”的产业政策，希望能够挤出本地低品质企业、吸引和留住高品质企业，以占据产业链高端，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优惠的土地、用工、融资政策对集群企业是否迁移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另一方面，虽然部分高品质企业在迁移，但也有大量高品质企业岿然不动。这就驱使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深入探讨集群企业外迁动因，特别是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迁移动因，进而为区域政府提供政策参考。

对于集群企业外迁现象，针对主流的集聚优势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剖析集聚优势的对立面，提出了集聚优势耗散理论，认为随着集聚优势假设条件的突破，集聚优势逐渐消失，即集聚优势耗散，驱动集群企业外迁（Krugman，1991；Pouder和St．John，1996；Prevezer，1997；McCann和Folta，2008）。从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到Krugman的经典贡献，主流研究把集聚优势分为产业链优势和知识溢出优势，前者又可以细分为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和需求提升优势（Krugman，1991；McCann和Folta，2008）。以此为标靶，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突破了“集聚优势”的约束条件，一是区域资源有限性；二是集群企业异质性。在区域层面，Prevezer（1997）、Pouder和St John（1996）认为区域资源禀赋是有限的，即本地要素资源供给是有限的，随着企业数量增加，集群企业对各种要素资源竞争加剧资源使用成本提高，即拥挤成本，进而抵消了集聚优势，驱动集群企业外迁。Porter（2000）、Boschma和Frenken（2006）等则从知识视角入手，认为本地知识积累存在路径依赖性，过度地依赖本地知识溢出将会导致本地锁定风险，使得集群企业有动机通过迁移来获取新知识。在企业异质性层面，以Shaver和Flyer（2000）为起点，学术界开始探讨企业异质性对集群企业迁移的影响，认为集群企业异质性耗散了高品质集群企业可获得的知识溢出优势，从而驱动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具体逻辑如下：首先，异质性的集群企业可分为高品质集群企业和低品质集群企业，二者差别在于知识储备丰裕程度（Canina、Enz和Harrison，2005）与能力水平的高低（Chung和Alcácer，2002）。其次，集群企业的知识／能力异质性导致集聚优势的非对称分布，即高品质集群企业主要作为集聚优势的提供者，付出良多，而没有回报；低品质集群企业则主要作为集聚优势的接受者，收益良多，而无需付出（Shaver和Flyer，2000；Canina、Enz和Harrison，2005；Chung和Alcácer，2002；Chung和Kalnins，2001；Alcáce；2006；Alcácer和Chung，2007；McCann和Vroom，2010）。最终，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集聚优势的非对称分布，将会耗散高品质企业可获得的集聚优势，驱动高品质企业远离低品质企业集聚区域，以杜绝对自身无益的外部性，并获得目标区域新的集聚优势。总之，区域资源有限性和集群企业异质性导致（高品质）集群企业集聚优势丧失，驱动企业外迁。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相对落后。我国学术界对企业迁移的研究开始于2000年之后，重点还侧重于区域层面要素，依靠频次分析识别驱动企业外迁的区域层面要素（陈建军，2009；魏后凯和白玫，2009）。在产业集群情境之下，一些学者开始通过案例研究分析集群企业的迁移动因，所关注的重心依然在区域层面，而较少涉及企业层面的迁移动因，基于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还不多（朱华晟等，2009；李松志，2007；陈耀和冯超，2008）。为此，本章将系统提出集聚优势耗散模型，并探讨集聚优势耗散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以推进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研究的深入。

第二节　区域环境、企业异质性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2]

一、研究模型与假设

（一）区域层面要素对集群企业外迁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重点关注区域层面的三个方面因素，一是要素供给环境（即劳动力以及融资环境）；二是产业合作环境（即集群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以及竞争者／同行等企业的关系）；三是政府服务环境（即集群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其中要素供给环境涉及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合作环境和政府服务环境则涉及到本地的制度环境。

第一，作为离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集群企业对区域要素供给的不满将驱动企业外迁。这种要素供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土地资源供给、劳动力供给以及金融资源供给。随着集聚企业数量的增加，集群企业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金融资源获取的成本将会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提升，即要素供给的拥挤效应，导致企业对要素供给的不满意，驱动企业外迁。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集群企业对要素供给环境的满意度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第二，区域的产业诚信环境决定了集群企业能否有效获得集聚优势，对产业诚信环境的不满将驱动企业外迁。产业诚信环境是本地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具体来说，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决定了集群企业能够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与竞争者／同行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了集群企业能否有效避免恶性竞争陷阱，并有效获得合理的知识溢出优势；与客户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决定了集群企业能否有效获得需求提升优势。总之，产业集群之中的诚信环境决定了集群企业能否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集聚优势，集群企业对产业诚信环境的不满将驱动企业外迁。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集群企业对产业诚信环境的满意度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第三，区域政府的服务质量决定了集群企业能否更高效地运作，对政府服务环境的不满将驱动企业外迁。区域政府服务质量是本地正式制度的核心。具体而言，区域政府在工商服务、税务服务、金融服务、社保服务、法律服务、项目审批、社会治安以及服务通关等八个关键领域都影响到集群企业的运营效率，决定了集群企业的持续成长。因此，集群企业对政府服务质量的不满将驱动集群企业外迁，并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集群企业对区域政府服务环境的满意度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二）企业异质性对集群企业外迁意愿的影响

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已有研究表明高品质集群企业更倾向外迁。在对“高品质”进行界定时，已有理论主要强调了“能力强”的方面，即在知识积累和知识基础上更为强大；而较少关注“规模大”的一面，即较大的企业规模。事实上，高品质的这两个维度对企业迁移动因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下面分别论述。

主流研究强调了知识／能力基础的异质性，这意味着高能力集群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为低能力集群企业带来了正的集聚效应，而自身所得的集聚优势则不明显甚至为负，这就驱动高能力集群企业外迁。正如慈溪一位企业家所说，“继续待在这里只能让我们把我们的核心技术和能力暴露给我们的本地同行，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我们选择迁到上海，不仅可以规避这一风险，同时也可以获得上海的很多好处”。因此，可以认为能力较强的集群企业更倾向于外迁。由于内在能力是难以直接刻度的潜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Alcácer，2006），以企业生产效率作为指代指标进行刻度。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集群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其迁移意愿正相关。

除了知识／能力维度，规模也是企业层面的重要变量。规模较大的集群企业也可以凭借其规模，通过与三类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优势来获得更大的收益。具体来说，一是规模较大的集群企业可以获得与当地供应商及客户的谈判优势，以谋求更有利的价格优惠。二是规模较大的集群企业可以获得本地各种机构的大力支持，具体包括金融机构、研发机构、管理咨询机构等。三是规模较大的集群企业可以从区域政府手中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作者对浙江大量产业集群的调研发现，在“藏富于民”、“放水养鱼”政策之下，区域政府对当地产业集群之中的龙头企业（均为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进行大力度的财政奖励的同时，也施加多种（显性的和隐性的）税收优惠。例如一位企业家就说，“虽然我们在慈溪发展受到人才、土地等方面的限制，但是我们在本地比较熟，不仅可以直接获得政府的奖励，同时在税收方面也存在很多优惠”。一位企业高层经理就更直接地说道，“虽然有很多企业在外迁，但是我们不想。因为到了外地，当地的政府虽然会有一些优惠措施，但也会整天盯着你；而在我们慈溪就不一样了，企业很多，没有人会盯着我”。据此提出研究假设5。

假设5：集群企业的企业规模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二、基于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慈溪家电产业集群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塑料零配件加工起步，历经从零配件加工到整机制造组装、从来料加工到贴牌生产再到自主创牌、从小家电仿制到大家电制造、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系列化生产、从先发优势到机制优势再到产业链优势的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历程。到2008年拥有整机生产企业近2000家，加上配套企业共近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601亿元，占慈溪工业总量近30%。虽然企业数量上万，总体产能较大，但与国内其他两大家电生产基地（青岛和顺德）而言，慈溪家电集群企业的整体素质明显较差，面临着更为迫切的升级压力。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为了检验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以浙江宁波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为实证对象进行了调查问卷设计。问卷结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集群企业的基本特征；二是集群企业对区域环境的评价；三是集群企业的外迁意愿。具体研究变量的测量如下所示：

因变量：企业外迁意愿。外迁意愿通过直接询问“企业是否有明确的市外发展意愿”来测量，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

自变量：要素供给环境、产业诚信环境、政府服务环境、全员生产率、企业规模等。①要素供给环境分为劳动力丰裕性和融资便利性两个部分，以5分量表分别测量集群企业对以上两方面的满意度。②产业诚信环境通过询问企业对慈溪区域诚信环境的满意程度，以5分量表测量。③政府服务环境通过询问企业对以下8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具体包括工商服务、税务服务、金融服务、社保服务、法律服务、项目审批、社会治安以及服务通关等，以3分量表测量。④全员生产率以员工的人均销售额来测量，即销售额／员工数量（Alcácer，2006）。⑤企业规模以企业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值测量。

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企业年龄为自创立到2009年初所持续的时间。

（二）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2009年2月，在慈溪市经济发展局的协助下，作者对慈溪的小家电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迁移意愿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获得有效调查问卷83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1。

表4－1a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均值与标准差

续　表

注：相关系数为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0．1的显著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水平；“＊＊＊”表示0．01的显著水平。

表4－1b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均值与标准差

续　表

注：相关系数为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0．1的显著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水平；“＊＊＊”表示0．01的显著水平。

（三）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利用SPSS 13．0软件，进一步采用分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来检验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为了规避多元共线性问题，具体采用前向逐步回归（Wald）的方法。模型1分析了控制变量，即企业年龄，对企业外迁的影响；模型2分析了区域层面因素，即劳动力丰裕性、融资便利性、产业诚信性以及政府服务环境（8个维度），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模型3分析了企业层面因素，即全员生产率和企业规模，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4－2。

表4－2　集群企业外迁动因的分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续　表

注：“＊”表示0．1的显著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水平；“＊＊＊”表示0．01的显著水平。

模型0是基础模型，即没有任何自变量加入时的回归模型。以此为基础，加入企业年龄时，对企业外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在表4－2中没有显示。随着加入区域层面的变量，产业诚信性和政府服务环境中的社会治安因素对企业外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见模型2．1和模型2．2。其中，产业诚信环境对企业外迁意愿产生显著正的影响，即产业诚信程度越低，集群企业越倾向于外迁，这就验证了研究假设2。政府服务环境中，仅有社会治安因素对集群企业外迁产生显著正的影响，即当企业感觉到外部治安环境较差时，会更倾向于外迁，这就部分验证了假设3。在模型3中，随着企业层面要素的加入，发现企业规模对企业外迁意愿产生显著负的影响，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集群企业越倾向于留守在本地，这就证实了研究假设5；但是全员生产率对企业外迁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全员生产率的差异并不是驱动集群企业外迁的显著因素，研究假设4并没有得到证实。总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假设2和假设5得到证实，研究假设3得到部分证实，而研究假设1和假设4则没有得到证实。

（四）结果与讨论

实证结果表明，在区域层面，对产业诚信环境以及对本地社会治安的不满导致集群企业更倾向于外迁，而劳动力的丰裕程度、融资便利性以及政府服务的其他维度对集群企业外迁意愿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在企业层面，企业规模越大，集群企业越倾向于留守在本地；而生产效率对集群企业外迁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以“规模较大”为标志的集群企业更倾向于留守本地，而以“能力较强”为标志的集群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外迁意愿。进一步看，本研究认为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在区域层面，不可替代的区域要素是决定集群企业外迁的关键动因。按照企业能否替代其不利影响，可以把区域层面因素分为不可替代区域层面因素和可替代区域层面因素。当区域层面因素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替代的时候，集群企业就不会轻易因之而选择外迁；反之则将会驱动集群企业外迁。本研究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产业诚信环境和本地社会治安的不满是驱动慈溪家电集群企业外迁的重要因素，而对其他区域层面因素的不满则不会导致集群企业外迁。本研究认为，产业诚信环境和本地治安环境是慈溪家电企业难以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替代的区域环境因素，而劳动力丰裕程度、融资便利性以及政府服务的其他维度则是企业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弥补的因素。

具体而言，产业诚信环境的丧失必然驱动集群企业外迁，其原因就在于集聚效应的假设基础不成立了，本地集聚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这种丧失又是难以通过其他要素来替代和弥补的。产业诚信环境意味着上下游企业的诚信度，意味着同行竞争的规范性。如果产业诚信环境恶劣，集群企业就难以有效利用本地的上游配套和下游客户资源（典型如三角债问题），难免会陷入与本地同行的恶性竞争。而这种产业诚信环境又是企业难以通过其他渠道来替代。同样，本地治安环境也是难以通过其他渠道来替代，因而也成为驱动集群企业外迁的关键要素。

与之不同，劳动力丰裕程度、融资便利性以及政府服务的其他维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弥补。例如劳动力供给不足诚然会抵消掉一部分的集聚优势，但是家电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规避这一问题。从短期来看，家电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待遇，来吸引优秀技工和普通劳动力加盟；从长远来看，通过技术改造和内部培训，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和员工素质，以降低对普通劳动力需求。再如本地融资不便并不意味者其他区域的融资就更为便利，特别是慈溪家电企业也可以使用个人的社会关系来融资，即浙江普遍存在的“地下钱庄”。总之，区域层面不可替代的产业诚信环境和本地社会治安是决定集群企业外迁的关键动因。

第二，在企业层面，能力较强的家电龙头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外迁意愿，这表明知识管理（即流入与溢出）还不能构成能力较强的集群企业外迁的显著力量，反映了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低技术的产业特征以及集群企业能力／知识基础薄弱的特点。在知识经济下，接受外部的知识流入，规避本地消极的知识溢出，是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一逻辑在慈溪家电集群企业之中还没有明显的体现。具体来说，虽然外迁企业的内部能力较强，表现为具有明确外迁意愿的家电企业全员生产率（90．8349）高于不外迁的家电企业（62．1994），但是这一差距（28．63543）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t值为0．895）。这表明高品质集群企业的外迁意愿并非显著高于低品质集群企业。

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或者慈溪家电企业之间的能力／知识差异并不大，知识外溢对溢出方虽有消极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大；或者慈溪高品质家电企业的能力／知识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即使外迁也难以获得外部的新知识。事实上，在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之中，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同时存在，且以后者尤为显著。一方面，家电产业是一个低技术行业（low－technology industries），家电企业之间的能力／知识差距并不足够大，知识外溢对高品质家电企业的消极影响并不显著。例如，作者对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先锋电器、公牛电器进行访谈的时候，两家企业都对本地一些企业模仿他们公司产品设计的行为十分愤慨，并且也都设立了打假办和打假基金，但是也指出，这种模仿虽然有害，但是对企业发展来说并不是关键的。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慈溪家电高品质企业的能力／知识基础依然薄弱。虽然家电行业的知识含量显著低于高科技产业，但是相对高端的家电仍然依赖较高的能力／知识基础，例如智能化家电、节能家电及其相关的核心零部件，以及家电产品的外观设计等。与国内其他两大家电生产基地相比，慈溪家电产品相对低端，知识含量较低，企业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积累相对不足。这就大大限制了慈溪家电的研发活动，也就限制了慈溪家电企业的知识获取动机与行为。正如一家规模以上的家电企业老板所说，虽然企业很大，但是他们宁愿购买成熟的技术，也不会对有“高度风险”的研发进行投资。诚然，这种“高度风险”不仅与当地较为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更与自身能力／知识基础薄弱有关，并且二者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企业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高档次的产品研发。总之，低技术的产业特征以及能力／知识基础薄弱导致了规避本地消极的知识外溢、获取外地新知识的动机不足，因而知识管理还不能构成慈溪能力较强家电企业外迁的显著动机。

第三，在企业层面，规模较大的家电企业表现出显著的留守意愿，反映了与其他主体的谈判优势是慈溪规模较大的家电企业留守本地的重要动机。实证结果表明集群企业规模与企业外迁意愿显著负相关，表明集群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倾向于留守本地，集群企业可以凭规模大的优势来获得与本地三类利益相关者（上下游企业、合作机构以及当地政府）的谈判优势。那么，何种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优惠对集群企业的吸引力更大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3]。

第四，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仍然存在高品质企业外迁的潜在风险。实证研究表明，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中的高品质集群企业还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外迁意愿，但是随着家电产业的发展，家电企业内部实力的不断增强，外迁依然是高品质集群企业的战略选择，慈溪市政府仍需不断调整政策以有效应对这一趋势。一方面，随着慈溪家电企业知识／能力基础的提升，外迁必然将会成为能力较强的家电企业的战略选择。知识／能力日益成为慈溪家电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慈溪家电企业也在积极地提升自身的知识／能力基础，当超过一定的阈值，规避本地消极的知识外溢、获取外地新知识的动机将会强化，外迁将会成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区域拥挤效应的突显，规模较大的家电企业所带来的谈判优势日益缩小，也会驱使企业外迁。总之，如果慈溪市政府不调整相关扶持政策的话，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仍然存在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的潜在风险。

第三节　本地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意愿形成机理的博弈分析^[4]

集群企业异质性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对集群企业迁移的研究还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研究表明高品质集群企业会因为与低品质集群企业集聚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而更倾向外迁（吴波和肖迪，2011），但是在逻辑上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于知识溢出效应，已有研究放大了知识溢出的影响，强调知识溢出使得高品质集群企业丧失所有优势，这本身就与高品质集群企业演化所带来的企业专有知识相违背。因而有必要假定在一定条件下，高品质集群企业的战略隔离策略能够保证其核心知识不外溢。第二，仅仅从知识溢出和需求效应外部性的角度探讨了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行为，而没有探讨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对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的影响。外部规模经济、知识溢出、需求效应共同构成产业集群吸引力的三大来源，忽略外部规模经济优势的做法是不全面的。第三，已有研究对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界定通常都是具有更多的企业专有知识，即能力强的特点，但是高品质集群企业也会外在表现为规模大的特点，即持续成长使得高品质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壮大自身，而这种更大的企业规模将会影响到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从而影响其外迁意愿。这一部分将采用博弈方法分析企业异质性对集群企业迁移的影响机理，特别是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

一、模型设定与基本模型

针对已有研究的三方面不足，这一部分将以博弈分析为主，以案例与调研数据为辅，系统分析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迁移意愿形成，以推进集群企业迁移研究。

（一）模型设定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第一，高品质集群企业和低品质集群企业的差别在于前者通过自身的知识开发投入（cR）形成更多的企业专有知识。第二，产品同质性与差异性。随着知识开发投入达到一定阈值（c′R），高品质集群企业的专有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产品开始出现差异性。产品同质意味着所有集群企业均可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知识溢出也较为容易实现；而产品差异则意味着产品之中蕴含的企业专有知识比重更大，知识溢出较为困难，使得高品质集群企业更容易实现知识隔离。在不影响结论的条件下，为简化分析，本研究把产品简单划分为同质性与差异性两种情况。第二，对于产品差异性，进一步分为差异显著和差异不显著。产品有差异但不显著意味着差异不能为客户所感知，不会支付差别价格；但是也会使得企业之间可以共用同一生产体系组织生产，即依然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而随着知识开发投入达到新的高度时（c″R），产品差异开始显著，这意味着客户能够感知差异，愿意支付差别（一般是更高）价格；但也会使得高品质与低品质集群企业之间难以共用同一生产体系进行生产，即外部规模经济消失。第三，对高品质集群企业进行两维界定，一是内在具有更多的企业专有知识，即“能力强”的特点；二是外在规模上更大，即“规模大”的特点，后者则会影响到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以及政府政策支持优势。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设定，本研究分析知识溢出、需求效应以及外部规模经济对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动机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基本模型，即产品同质性之下，知识溢出和外部规模经济对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动机的影响。其次，分析了两种产品差异性之下，知识溢出、需求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对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的影响。最后，分析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规模大”特点对企业外迁的影响。

（二）基本模型：产品同质性、知识单向溢出、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

在产品同质性条件下，高品质集群企业同样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但是知识单向溢出对高品质集群企业却带来负的外部性。因此，是否外迁就取决于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与知识溢出的负外部性之间的权衡。

假设产业集群所有企业均生产同一种产品Pa，集群企业分为高品质集群企业（Fh）和低品质集群企业（Fl），二者均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为rs。其中高品质集群企业付出研发投入cR，开发出生产Pa的更多的专有知识，提高了产品生产效率，并获得收益为rh。

与之相比，低品质集群企业则主要通过本地社会网络、商业网络以及人力资本流动等渠道，以较低甚至零成本接受来自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知识溢出进行模仿，并由此获得收益rl。但是这种单向知识溢出却导致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研发收益因为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模仿而降低，假设其损失为lh。当然，由于高品质集群企业的严格保密，低品质集群企业并非每次都能模仿成功，假设模仿成功的概率为p，为此需要支付成本cM，假设这种模仿收益为正，即prl＞cM。在双方博弈中，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策略为外迁和留守，如果选择外迁，则双方均不能获得外部规模经济rs；低品质企业的策略为模仿和不模仿，可以得到如图4－1所示的博弈矩阵。

图4－1　博弈矩阵

根据图4－1，可得如下两种可能。第一，如果rs＞plh，即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大于由于本地模仿所带来的损失，由划线法可知高品质集群企业留守、低品质集群企业模仿将是一个均衡。这意味着高品质集群企业为了获得本地集聚优势而愿意容忍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模仿及其所带来的损失。第二，如果rs＜plh，即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大于由于本地模仿所带来的损失，则不存在静态博弈均衡。这时，高品质集群企业就处于尴尬境地，如果留守，则由于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模仿而受到伤害；但是如果外迁，则难以享受到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例如，在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中的先锋集团就是典型案例。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先锋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小家电领域的知名品牌，特别是电取暖器、电风扇等。为了实现企业升级与持续成长，先锋集团把研发视为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当企业付出较高成本、较长时间开发出适销的新款产品之后，紧随其后的将是本地同行的恶性模仿。虽然先锋集团一直强调事前的保密工作，通过申请专利保障知识产权，并声称对模仿侵权行为将严厉打击，但是企业所开发的产品设计，还是通过本地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渠道溢出。本地很多同行总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了解到先锋集团的研发成果，并迅速组织模仿生产以推向市场。这种恶性模仿行为大大削弱了先锋集团新产品开发收益，但是本地配套规模（即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也是先锋集团发展的重要依赖，因此这两个方面的反复权衡使得先锋集团在外迁方面摇摆不定。^[5]

二、产品差异性与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

上一部分假设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模仿收益为正，即prl＞cM。事实上，高品质集群企业为了防止知识单向溢出，除了提高内部知识安全意识、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之外，还会强化产品研发投入，以此拉大彼此的知识距离，使得知识即使溢出也难以为对方所有效吸收，从而导致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模仿失败。即当cR超过一定阈值时（c′R），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模仿成功的概率p趋于0，其模仿收益小于零，迫使其采用不模仿的战略。那么，按照图4－1所示博弈矩阵，可以得出高品质集群企业留守与低品质集群企业不模仿这一均衡解的。

但是，基本模型的假设是：在本地（留守）和外地（外迁）投入cR所获得的rh是相同的，并且不会影响到可以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rs）。而在现实中，高品质集群企业持续的知识开发（即cR＞c′R）将会带来两种情况：一是，高品质集群企业在现有生产体系之下的知识开发投入所带来的产品质量努力难以为客户所感知，从而会因为与低品质集群企业集聚而带来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二是，当知识开发进一步提升，超过新的阈值（cR＞c″R，c″R＞c′R），高品质集群企业的产品质量努力能够明显地为客户感知，从而克服与低品质集群企业集聚所带来的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但是由于cR投入之后，所产生的产品差异性使得自身难以依赖本地生产体系，从而丧失外部规模经济优势（rs）。下面具体分析以上这两种情况对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的影响。

（一）产品差异不显著、柠檬市场效应与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

当，产品差异不显著意味着消费者对集聚在一起的高品质与低品质集群企业的产品不会支付差别价格，意味着高品质集群企业依然可以获得本地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假设高品质集群企业知识开发前产品成本为，通过知识开发，付出研发成本cR，高品质集群企业提升了产品质量，因此产品成本上升至。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成本一直为c2，满足。假设市场需求为线性需求函数，高品质集群企业的产品定价为p1，低品质集群企业的定价则为p2，则两种产品的市场需求可以表示为：

令β≥γ，即企业自身产品价格的变动要比竞争对手产品价格变动更能影响产品需求。

两类企业的利润为：

根据一阶条件可知：

由上式可知：

将pi代入Di可得：

由（3）式易知，当高品质集群企业的成本由cl1上升至ch1时，其最优产品定价也会提高。但是，顾客却难以感知产品质量的改变，为了防止高价买到低质量产品的风险，顾客不会支付高质量产品应得的价格，由（4）式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最终的均衡是低质量产品销售额上升，高品质集群企业的市场需求锐减。进而由（5）式可知，成本的上升会使高品质集群企业的利润加速下降，从而产生“柠檬市场”效应，使得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质量努力难以得到弥补，当这种损失超过外部规模经济优势rs，将会驱动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www.chuimin.cn)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温州大量产业集群以生产低端产品知名全国、乃至全球，带动了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但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市场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开始增加；部分集群企业为了摆脱低端产品的价格恶性竞争，也开始稳步提升产品质量。但是，这种质量努力又是客户所难以明显察觉的，这就使得高质量产品反而难以销售。为此，这些有实力的集群企业开始迁往上海，利用上海的品牌优势来摆脱“低端产品”的不良形象。

（二）产品差异显著、外部规模经济丧失与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

随着知识开发投入的持续，当少数高品质集群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能够为客户所明显感知，从而可以克服与低品质集群企业集聚所带来的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但是这也往往意味着难以利用本地生产系统组织生产，导致难以获得本地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具体来说，当所有集群企业均生产产品Pa时，专业化的供应商和专业化的劳动力能够为产品Pa的集群企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但是，当少数高品质集群企业开始生产新的高端产品Pb时，原有的针对产品Pa生产的专业化的供应商和劳动力已经不能支撑高端产品Pb的生产；事实上高端产品Pb需要更为高端的供应商和人力资源的支持。因此，当少数高品质集群企业转型生产Pb时，原有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就会丧失，而在本地留守不会获得本地集聚优势或者负的外部性，从而本地推力消失。当然，如果进一步考虑外部其他区域的拉力，那么高品质集群企业就会权衡本地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外地的拉力，如果拉力大于本地政府政策支持力度，高品质集群企业就会迁往生产高端产品Pb集聚的区域^[6]以获得新的知识溢出和外部规模经济优势。

举例而言，温州柳市是我国著名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作为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在稳定发展低压电器产品业务的同时，率先进入高压业务领域。为此，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以提升自身高压电器产品的能力。但是，正泰也发现在本地开展高压业务存在较大的难度，主要是高压业务需要更高水平的供应商，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支持，而这在柳市是难以获取的。为此，正泰集团于2004年把高压输配电业务迁往上海。在上海，正泰集团不仅获得了高水平供应商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支持，极大地提升了高压业务的研发能力，还同时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成功承办电气行业国际标准化会议，2006年度共领衔、参与制订了22项国际国内标准，提升了自身的品牌价值。同样，泉州服装产业集群中，龙头企业七匹狼、柒牌、九牧王、利郎、海天等公司的总部为了获得高端形象而迁往厦门也是类似案例。

三、规模差异性与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

前文重点关注了高品质集群企业基于知识开发投入所带来的内在“能力强”的特点，但均认为高品质集群企业与低品质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是相同的。这里进一步突破这一假设，认为高品质集群企业也会依托其“规模大”的特点，通过与上下游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优势来获得更大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rs），并从政府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gs），以弥补与低品质集群企业集聚所带来负外部性的影响，强化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留守意愿。

一是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凭借其较大的企业规模来获得与当地供应商与客户的谈判优势，以谋求更有利的价格优惠。而这种价格优惠是其他规模较小的集群企业所难以享受到的。二是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凭借较大的企业规模来获得本地各种机构的大力支持，具体包括金融机构、研发机构、管理咨询机构等。以上两者意味着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相对低品质集群企业更大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三是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凭借较大的企业规模从区域政府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作者对浙江大量产业集群的调研发现，在“藏富于民”、“放水养鱼”政策之下，区域政府对当地产业集群之中的龙头企业（均为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大力度的财政奖励的同时，也施加多种（显性的和隐性的）税收优惠。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凭借其较大的企业规模获得谈判优势，从而成为阻碍外迁的重要力量。上一部分基于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此不再重复说明。

四、综合模型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高品质集群企业是否外迁的综合模型：

其中，Yh是指高品质集群企业留守本地可以获得集聚优势，如果为负，则高品质集群企业选择外迁，否则选择留守；cR是指高品质集群企业所付出的知识开发投入；f（cR）是指高品质集群企业随着自身知识开发投入所带来的知识溢出和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rs是指高品质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gs是指高品质集群企业所获得政府政策支持；rs和gs均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高品质集群企业的企业规模与Yh的关系较为简单，较大的企业规模可以为自身赢得更大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rs以及政府政策支持优势gs，成为高品质集群外迁的反向力量。具体而言，当时，rs和gs均随size的增加而增加；当时，高品质集群企业难以利用当地生产系统组织生产时，rs变为0，但是依然可以获得gs。

在明确高品质企业的企业规模所带来的优势之后，进一步结合企业的知识开发投入cR，来决定企业是否外迁。具体而言：

当时，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知识开发投入难以限制低品质集群企业的模仿行为。高品质集群企业需要权衡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的负外部性（即低品质集群企业知识模仿所带来的损失）与外部规模经济、政府政策支持带来的优势。其中是指当高品质集群企业限制低品质集群企业知识模仿所需付出知识开发投入的阈值。

当时，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知识开发投入能够实现对低品质集群企业的知识隔离，但是基于这些开发投入所带来的产品质量努力并不能为客户感知，这意味着顾客对高品质集群企业不会支付差别价格，意味着高品质集群企业依然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为此，高品质集群企业需要权衡集聚所带来的“柠檬市场效应”与外部规模经济、政府政策支持优势。其中是指高品质集群企业产品差异性能够明显为客户感知所需付出知识开发投入的阈值。

当时，高品质集群企业的知识开发投入使得企业的产品质量努力能够明显为客户感知，但是也难以利用当地生产体系进行生产，这意味着不存在知识溢出、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也不存在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当然企业依然可以获得政府政策支持优势。这时，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则高品质企业将会选择留守。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外地政府的战略行为，例如考虑外地政府的招商努力，高品质集群企业是否外迁就取决于本地政府政策支持优势gs与外地拉力的权衡。

总之，以上博弈分析表明：①在异质性视角下，高品质集群企业通过知识研发投入而具有更多的企业专有知识以及更大的企业规模，表现为“能力强”与“规模大”的特点。②“能力强”的特点要求高品质集群企业为其带来知识溢出和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③“规模大”的特点强化了高品质集群企业对三类主体的谈判优势，提升了外部规模经济与政府政策支持优势。④最终高品质集群企业是否外迁，则取决于综合权衡知识溢出、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与外部规模经济、政府政策支持优势。

第四节　网络嵌入、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上研究重点探讨了区域环境和企业异质性等两大类结构性匹配要素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这一部分重点探讨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嵌入和战略创业导向等两类关系性匹配要素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

一、研究模型与假设

根据第三章的理论研究，这一部分将从区域层面、网络层面以及企业层面来提炼影响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并重点分析本地网络嵌入与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

第一，区域层面因素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根据第四章第二节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在区域层面，集群企业对区域要素供给环境的满意度以及当地产业竞争环境的满意度将会影响到其迁移意愿，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集群企业对要素供给环境的满意度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假设2：集群企业对产业诚信环境的满意度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第二，网络层面因素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根据网络伙伴的不同，本研究把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嵌入分为业务网络嵌入与机构网络嵌入，前者主要是指集群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关系，后者主要是指集群企业与本地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例如金融机构、研发机构等。集群企业在本地的网络嵌入对其迁移意愿将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本地的强嵌入将会影响其迁移阻力，进而弱化其迁移意愿，即在本地的网络嵌入与迁移意愿负相关；另一方面，在本地的强嵌入将会使得企业有效获得本地弥漫的各种知识，特别是本地产业发展的劣势与不足以及本地其他企业的迁移行为和结果，从而激发自身的外迁成长意愿，即本地网络嵌入与迁移意愿正相关。据此提出两个相反的假设。

假设3a：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嵌入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假设3b：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嵌入与其迁移意愿正相关。

第三，企业层面要素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在企业层面，本研究重点关注企业规模、企业能力以及企业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根据前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认为企业规模越大，集群企业迁移意愿越弱；企业能力越强，集群企业迁移意愿越强。借鉴吴波（2007）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笔者对浙江桐乡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和江苏常熟服装产业集群的实地调研，企业能力具体分为业务能力和吸收能力，其中业务能力包括加工制造能力和产品销售能力，吸收能力分为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利用能力和知识保护能力。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和假设5。

假设4：集群企业的企业规模与其迁移意愿负相关。

假设5：集群企业的企业能力与其迁移意愿正相关。

第四，企业层面的战略创业导向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通常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制度视角来探讨区域层面因素、网络层面因素以及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因素（吴波和肖迪，2011）。但是却相对忽略了迁移作为影响企业成长的重大战略决策过程中的行为层面的主观因素，即企业家行为。在这里，本研究重点关注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影响，并认为这一变量将会通过三种路径影响集群企业迁移意愿。首先，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战略创业导向越强的企业，会更倾向于获取新的资源以实现企业发展，因而更倾向于直接迁往外地谋求发展。其次，战略创业导向对企业能力与迁移意愿关系起到中介作用。前文指出，能力更强的集群企业更倾向于外迁。在这里，本研究认为能力更强的集群企业为了避免本地的集聚损失、获取迁入地的集聚优势，将会激发企业的战略创业导向，进而驱动企业迁移。最后，战略导向对企业能力与迁移意愿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因此能力更强的集群企业，配以较强的战略创业导向，其迁移意愿无疑会更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6、假设7、假设8。

假设6：集群企业的战略创业导向与其迁移意愿正相关。

假设7：集群企业的战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企业能力与迁移意愿的关系。

假设8：集群企业的战略创业导向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企业能力与迁移意愿的关系。

图4－2　概念模型

二、实证研究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表4－4　迁移意愿的因子分析结果与α系数

注：KMO值为0．739，变差解释量为80．222%。基于概念模型，本研究进行了问卷设计与调查工作。首先理清了研究变量及其测量方法。因变量为迁移意愿，具体采用如表4－4所示的三个条款来测量。自变量包括区域要素供给环境满意度（后文简称要素供给）、区域产业诚信环境满意度（后文简称产业诚信）、企业网络嵌入、企业规模、企业能力、战略创业导向。其中，要素供给主要涉及劳动力供给、资金供给、研发机构服务能力、政府服务水平等方面，产业诚信主要包括产业诚信与恶性竞争两个方面；企业网络嵌入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业务网络嵌入与机构网络嵌入；企业规模采用企业从业人员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能力主要包括业务能力、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利用能力和知识保护能力四个维度；战略创业导向主要借鉴创业导向的测量方法，包括创新性、超前行动以及风险承担三个维度（张宏云等，2011），具体测量条款如表4－4、表4－5、表4－6、表4－7、表4－8所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以成立年份到2011年底的时间来测度；区位主要区分来自不同区域的样本。其次，根据以上变量，本研究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在试调查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调查问卷。最后，利用最终调查问卷，在浙江桐乡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和江苏常熟服装产业集群进行大样本问卷发放与收集。其中在濮院发放150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5，在常熟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9．6%。

（2）信度与效度分析

利用SPSS软件，本研究分析了测量条款的信度与效度。信度主要采用内部一致性α系数，效度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来测度。所得结果如表4－4、表4－5、表4－6、表4－7、表4－8所示。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信度与效度结果均良好。

表4－5　区域层面因素的因子分析结果与α系数

注：KMO值为0．710，变差解释量为62．163%，其中最后一个条款为反向问题，处理之前已做正向处理。

表4－6　企业网络层面因素的因子分析结果与α系数

注：KMO值为0．745，变差解释量为63．887%。

表4－7　企业能力因素的因子分析结果与α系数

续　表

注：KMO值为0．700，变差解释量为68．996%。

表4－8　企业战略创业导向因素的因子分析结果与α系数

注：KMO值为0．770，变差解释量为58．582%。

（三）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在信度与效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成研究变量。其中，表4－4、表4－5、表4－6、表4－7、表4－8所示的变量均由SPSS软件生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化变量。其他变量，包括迁移年龄、区位（来自濮院的样本定义为0，来自常熟的样本定义为1）与企业规模均采用原始定义进行统计分析。为分析交互效应的交互项采用标准化后数据相乘的方法生成。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4－9所示。

表4－9a　相关分析

注：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相关系数，采取双尾检验，有效样本数量为143。＊＊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表4－9b　相关分析

注：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相关系数，采取双尾检验，有效样本数量为143。＊＊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利用分层进入方法，分批进入各类变量；同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以控制多重共线性，所得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10和表4－11。

表4－10　回归分析参数（1）

续　表

注：因变量为迁移意愿。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模型1进入变量“知识获取能力”，模型2再进入变量“知识保护能力”，模型3再进入变量“战略创业导向”，模型4最后进入变量“业务能力＊战略创业导向”。

表4－11　回归分析参数（1）

根据表4－1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区域层面要素与网络层面因素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层面，企业规模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也不显著；企业能力之中的知识获取能力和知识保护能力对迁移意愿有显著正的影响；战略创业导向对迁移意愿有显著正的影响；并且业务能力与战略创业导向对迁移意愿有显著正的交互效应。对比模型2和模型3，可以看出，随着战略创业导向的进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度有显著提高，同时知识获取能力和知识保护能力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表明战略创业导向对企业能力与迁移意愿之间的关系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对比模型4和模型3，业务能力与战略创业导向对迁移意愿有显著正的交互效应，表明战略创业导向对企业能力与迁移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四）结果与讨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层面要素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并没有得到证实。网络层面要素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假设3a和假设3b均未得到证实，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两种力量的并存导致本地网络嵌入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假设4并未得到证实，其原因可能在于濮院和常熟所调查企业均为当地的中小企业，这就使得规模所带来与三类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优势并不明显，因而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层面的知识获取能力和知识保护能力对迁移意愿均有显著正的影响，表明内部能力越强，其迁移意愿越强，研究假设5部分得以证实。企业层面的战略创业导向对迁移意愿具有显著正的影响，研究假设6得到证实。最后，战略创业导向对企业能力与迁移意愿之间关系同时具有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研究假设7和假设8均得到部分证实。根据实证结果，本研究对以下三个方面做进一步讨论。

第一，区位迁移是企业发展的重大变革，不仅依赖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动，更依赖于企业内部的主观变革意愿，战略创业导向成为推动企业迁移成长的核心要素。这一部分的实证研究表明战略创业导向不仅对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同时也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影响内部能力与迁移意愿的关系。

第二，与本章第二节部分的实证结果不同，区域层面要素对迁移意愿影响并不显著。虽然不同，但是本书认为二者之间可能并不矛盾。因为迁移企业只有对区域层面要素的不满超过一定的阈值之后才会直接引发企业的迁移意愿，甚至事实上的迁移行为；而濮院和常熟在区域层面的供给状况可能相对较好，虽然可能存在不满，但是由于这种不满没有超过一定的阈值，因而没有影响到企业迁移意愿。

第三，与本章第二节部分的实证结果不同，企业能力对迁移意愿具有显著正的影响。本书认为这一结果进一步体现了两个产业集群在技术、知识水平上的差异，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以及常熟服装产业集群对知识，特别是设计相关的知识，已经相当关注；与之相比，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依然保持着低技术的特征，这使得二者在结果上存在显著差异。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本章重点关注了区域层面要素和企业异质性要素。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层面不可替代的区域要素是决定集群企业外迁的关键动因，对产业诚信环境和本地社会治安的不满是驱动慈溪家电集群企业外迁的重要原因，而对其他区域层面因素的不满则不会导致集群企业外迁。在企业层面，能力较强的家电龙头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外迁意愿，这表明知识管理（即流入与溢出）还不能构成能力较强的集群企业外迁的显著力量，反映了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低技术的产业特征以及集群企业能力／知识基础薄弱的特点。在企业层面，规模较大的家电企业则表现出显著的留守意愿，反映了与其他主体的谈判优势是慈溪规模较大的家电企业留守本地的重要原因。其次，聚焦于企业层面要素，本章进一步利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企业能力和规模差异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在系统验证了以上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也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剖析。最后，利用浙江桐乡濮院和江苏常熟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实证剖析网络层面要素和战略创业导向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网络层面要素由于对迁移意愿同时产生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战略创业导向在提升迁移意愿方面，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还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影响内部能力要素与迁移意愿的关系，成为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核心要素。

【注释】

[1]吴波：《基于集聚优势耗散的集群企业外迁动因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12年第11期。

[2]吴波：《基于集聚优势耗散的集群企业外迁动因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12年第11期。

[3]利用已有数据，作者对集群企业的“企业规模—当地政府支持—迁移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前文提到，较大规模的集群企业可以获得显性的政府奖励和隐性的税收优惠。本研究获得了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奖励数据，数据分析表明，集群企业规模与政府奖励（2006—2008年）高度相关，但是政府奖励与集群企业迁移意愿不相关。这初步表明当地政府主要为大规模的企业提供政府奖励，但是这种奖励对于能否留住企业并没有显著影响。同时，作者对相关人员的访谈资料表明，可能隐性的税收优惠是重要的留住规模较大的集群企业的因素。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4]吴波：《高品质集群企业更倾向外迁吗？》，《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年7月录用，并将刊于次年第2期。

[5]材料来自作者对先锋集团的访谈。

[6]当然，如果在本地就有众多的生产Pb的高品质集群企业，自然本地也将是合理的选择。但在这里，我们假设高品质集群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就像金字塔一样，越高端，其数量也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