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理论实证研究

第三章　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分析框架构建

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章重点阐述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进一步推理出企业迁移三个关键环节的内在逻辑。首先，凝练出企业迁移研究的五个前提假设。在此基础上，选择网络视角和战略创业视角进行理论演绎。最后，梳理出企业迁移成长的核心逻辑，包括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等三个方面的核心观点。

第一节　前提假设

Krugman（1991）经典“核心—边缘”模型中，对企业集聚和迁移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指出企业迁移是为了获取集聚优势，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以实现企业成长。因此，本研究以此为逻辑起点，提出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的五个前提假设。

第一，产业集聚是多中心、动态演化过程。在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研究范式下，集聚中心为单一中心。后来学者进一步通过对离心力的研究，提出了集聚扩散模型，解释了产业梯度转移现象，也就形成了多中心集聚模型。同时，集聚是一个演化过程，在Krugman（1991）经典模型中，演化表现为劳动力转移与企业迁移。但在现实产业实践中，演化不仅表现为以上两个方面，还包括集聚地企业衍生、创业等。本研究重点关注在多中心产业集聚范式下，不同区域集聚优势的差异对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

第二，企业迁移是一个过程。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完全信息的理性决策者，应把企业迁移视为无成本的决策节点。本书认为企业迁移是影响企业区位战略的一个长期过程。根据行为视角和制度视角，把企业迁移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迁移意愿形成阶段、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执行迁移阶段以及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阶段。本书不探讨具体的执行迁移环节，重点关注迁移意愿形成、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等三个关键环节。其中，迁移意愿形成环节重点关注企业对本地不满所形成的迁移推力以及自身在迁入地嵌入所形成的迁移阻力／推力；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研究则把视角转向潜在目标区位，比较不同区位的差异对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则关注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资源获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绩效提升。

第三，外来者劣势。与所有迁移现象类似，中国企业迁移同样面临外来者劣势问题，即难以有效掌握目标区位的隐性知识（Dunning，1988）。这种外来者劣势一方面来自对迁移目标区位复杂环境缺乏深入了解（Johanson和Vahlne，1977；Shenkar和Von Glinow，1994；Barkema等，1996；Peng和Luo，2000；Luo，2002），特别是当涉及到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时，外来者劣势尤为明显（Peng等，2008；Meyer等，2009）。另一方面还来自迁移企业所拥有的企业专有知识由于区位专有性，而难以跨区域转移，也就难以在迁入地有效应用，例如企业营销能力（Anand和Delios，1997、2002）。

第四，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全球化竞争下，作为后来者的中国迁移企业，必然存在知识基础薄弱问题（Luo和Tung，2007；Mathews，2002、2006；Li，2010）。这种知识基础薄弱一方面是指企业缺乏绝对的内部优势，如Dunning（1988）所强调的所有权优势（O）；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企业的自身迁移经验也相对较少，如Johanson和Vahlne（1977）Uppsala模型所强调的迁移经验。当然，知识基础薄弱仅仅是相对而言，即相对于全球领先企业存在知识基础薄弱的问题。知识基础相对薄弱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企业通过迁移可以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即可以获得全球领先企业的知识溢出；另一方面这也会限制了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使得企业难以有效整合目标区位的潜在资源，从而放大外来者劣势。

第五，企业迁移是一个战略创业过程。由于外来者劣势以及知识基础薄弱，中国企业迁移将是一个战略创业过程。已有研究通常把企业视为外部环境的被动应对者，本书则认为迁移企业是一个主动的战略决策主体，企业家精神、战略创业导向将是影响企业迁移过程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竞争日益剧烈，信息传递速度与可得性大大提高，企业与初始区位的不匹配性日益凸显，强调渐进式的经验积累和组织学习难以满足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需求，而将会战略性的选择迁移以实现“企业—区位”再匹配与快速成长（Mathews，2006；Mathews和Zander，2007；Luo和Tung，2007；Yiu、Ming、Bruton，2007；Li，2010），从而会越加依赖于企业的创业行为。因此，战略创业将是中国企业迁移过程的一个典型特征。

第二节　分析视角

本书的核心分析视角是网络视角和战略创业视角。网络视角的理论基础是行为视角和制度视角。行为视角以有限理性和不完备信息为基本假设，强调了迁移企业的信息可得性对企业最优区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迁移绩效的影响（Pred，1967、1969）。制度视角强调区域之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Scott，1995、2000）。作为两种学派的结合，网络不仅仅是企业获取本地和潜在目标区位信息的渠道，也是本地和潜在目标区位制度力量发挥影响的载体。同时，由于中国迁移企业的知识基础薄弱和外来者劣势，难以完全依赖企业专有优势和渐进式的经验积累，网络就成为迁移企业获取外部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成为影响企业迁移过程的关键因素，成为本书分析企业迁移的基础分析工具。

战略创业视角是企业研究通常都会忽略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学派，甚至经典的行为学派都忽略了企业的主动性，忽略了企业创新与创业行为对企业迁移的影响。熊彼特（1912）以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机理，强调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奈特（1921）有关企业家承担风险的理论使得学术界开始关注企业家的主动性。科斯（1937、1960）对企业性质的探索提出了企业家权威作为一种替代市场交易机制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家的力量。Penrose（1959）的企业资源理论强调了资源在创造价值与竞争优势的核心地位，认为企业成长的约束不是内部资源匮乏，而是缺乏有效利用资源的管理能力，这也强调了企业家在整个资源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战略创业理论开始成为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重要视角。同样，企业迁移行为并不是一个应激性行为。由于迁移涉及企业价值链在不同区位上的再分布，从而成为企业成长的战略环节，因此，本书把企业战略创业引入企业迁移过程研究之中，并以此推动企业迁移研究的理论创新。

战略创业同时涵盖战略和创业两种行为，创业行为强调创新性的利用和把握市场上的成长机会，战略行为则强调内部优势资源的培育与发掘，以打造企业竞争优势；面临着企业成长的种种约束，例如规模、资金、技术、人员等，战略创业成为企业应对复杂和动荡环境、建立企业动态能力的核心路径（李新春、何轩和陈文婷，2010）。战略创业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实现内外部环境动态匹配的战略创业态度，也表现为具体的一系列的战略创业路径。例如，Hitt和Ireland（2001）提出了战略创业的六大路径，其后又总结为四大路径，分别是网络化、资源与组织学习、创新以及国际化。当然，具体的战略创业路径会随着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动而变动，但是不变的是战略创业核心逻辑，即实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匹配。

在企业迁移情境下，本书认为战略创业作为一种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具体行为，影响了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由于外来者劣势和知识基础相对薄弱，中国迁移企业难以依靠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验，即难以依靠企业专有优势和渐进式的经验积累通过“扬长”和“补短”两种方式实现企业的迁移式成长。主动的战略性行为和创新创业行为将成为中国企业实现有效迁移与持续成长的重要依靠，因此成为本书解构中国企业迁移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

第三节　基于“企业—区位”匹配的核心逻辑

基于网络视角和战略创业视角，本书从“企业—区位”动态匹配的核心逻辑来系统剖析企业迁移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所谓“企业—区位”匹配是指企业的资源需求与特定区位的资源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和关系性匹配。其中，结构性匹配是指企业的资源需求结构与区域的资源供给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性匹配是指企业能够接近并获得区域所提供的资源，即区域资源对企业而言的可得性。本书认为，“企业—区位”的不匹配提升了企业的外迁意愿，各个潜在目标区位与企业的匹配度决定了其能否成为迁移的目标区位，这种匹配度也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获取迁入地优势，进而决定了企业成长。因此，企业迁移的核心逻辑就是实现“企业—区位”的动态匹配。下面就迁移过程的三个核心环节进行具体阐述。

一、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核心逻辑

迁移意愿形成研究在2000年以来逐步成为企业迁移研究的重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迁移已经成为企业区位战略的重要选择。对此前文已有论述，不再重复。二是迁移意愿形成实证研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数据获取是实证研究的关键环节之一，受制于迁移行为的跨区域性和长期性，企业迁移意愿相关数据更容易获取，而有关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的数据则相对难以获取。

“企业—区位”的非匹配驱动企业迁移。基于三大理论基础以及两大研究视角，本书把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因素分为区域层面要素、网络层面要素以及企业层面的企业异质性与战略创业。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区域层面和网络嵌入要素（杨菊萍，2010；吴波，2011）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的影响，而较少分析企业层面的企业异质性因素（包括企业能力和企业规模）和战略创业导向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此，本书系统分析区域、网络以及企业层面要素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将会推进中国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研究。

（一）区域层面要素与企业迁移意愿

按照“企业—区位”匹配逻辑，区域层面要素的相对恶化会带来当地企业运营成本的提高，导致企业与当地的结构性与关系性不匹配，从而驱动企业外迁。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理论对区域的界定，区域要素分为资源禀赋、制度安排和集聚优势三个方面。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关注了区域资源禀赋，主要包括本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源、财务资源；随着资源供给的绝对下降，或者随着企业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相对资源供给下降，将会带来拥挤成本，从而驱动企业迁移（Prevezer，1997），即“资源禀赋有限性—拥挤成本—企业迁移意愿”。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以及依附特定土地的天然资源。自然资源条件下降将会驱动企业迁移，特别是对于资源型企业。劳动力／人力资源是指特定区位所涵盖的人口特征，它不仅为企业带来产品需求，也是企业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人力资源条件的恶化将会驱动企业外迁以接近市场或者接近人力资源供给。财务资源是指本地的金融资本供给能力和投资机会多寡。财务资源的恶化将会驱动企业外迁以谋求更为有利财务条件的区位。特定区域资源禀赋是有限的，随着资源禀赋的绝对下降或是由于企业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相对下降，将会因为拥挤效应而带来资源利用成本的提高，从而驱动企业外迁。

制度视角强调本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所形成的各种制度安排（Scott，1995、2000），这种制度安排影响了企业交易成本，限定或者促使了企业能够有效接近当地资源，进而影响企业的迁移意愿，即“制度安排合理性—交易成本—企业迁移意愿”。区域政府作为重要公共服务组织，成为区域正式制度的代表，其服务能力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资源，影响了区域之中的交易成本，成为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区域文化是本地文化长期演化的结果，作为本地非正式制度的代表，影响了本地价值观、企业间信任，成为影响企业迁移的重要动力。产业诚信环境作为影响产业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决定了企业在当地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当然，除了以上三类，还存在大量的制度安排，例如行业协会、公共研发平台、治安状况等，均影响了企业在本地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了企业迁移意愿。总之，本地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决定了交易成本，进而决定了企业迁移意愿。

制度视角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均强调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集聚优势对企业区位的影响，但是，产业集聚同时也会因为路径依赖而形成集聚锁定风险（Bathelt，2005）；本地企业为了规避这种锁定风险而产生外迁意愿，即“产业集聚路径依赖—锁定风险—企业迁移意愿”。这种集聚锁定风险外在表现为产业／产品锁定，内在表现为知识锁定。产业集聚是一个演化过程，演化所形成的生产集聚系统在带来外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会使得生产锁定于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这种外在产业／产品锁定的本质是知识锁定。在演化力量之下，由于本地网络的（相对）封闭性和知识积累的路径依赖性，本地企业会出现趋同的思维模式（Pouder和St．John，1996）、相同的竞争战略（Porter，2000），进而形成同质的知识基础，从而会压制新思想、阻碍新技术的应用，形成本地知识锁定。因此，为了规避这种锁定风险，企业就会有外迁成长的意愿。例如，浙江很多区域形成的低端品牌锁定就是典型的集聚锁定问题。由于当地企业均生产低端产品，并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形成了低端制造的生产集聚系统与知识积累体系，进而形成了当地的低端品牌形象，使得当地企业难以有效拓展高端产品市场，从而推动当地企业大量外迁。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温州产品的假冒伪劣形象锁定就推动温州当地企业大量外迁上海以谋求发展。

图3－1　区域层面要素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

（二）网络层面要素与企业迁移意愿

制度视角与行为视角下，企业的网络嵌入性成为分析企业迁移的重要视角。企业网络研究有三个基本观点：网络中的企业是相互依赖的，即企业之间并非完全独立的市场关系，而是在治理结构上与资源关系上都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企业间关系是资源传递的渠道，是发挥治理影响力的渠道；企业所嵌入的一定的网络结构可以为企业提供成长机会，也会限制其成长（吴波，2008）。从形式角度，Granovetter（1985）指出网络可以从关系维度和结构维度进行刻度。其中，关系维度是指不同主体所形成的二元关系，例如弱关系（Granovetter，1973）和强关系（Uzzi，1996）。结构维度是指不同主体之间关系所形成的整体特征，例如Coleman（1988）所强调的封闭网络以及Burt（1992）所强调的开放网络。

把企业网络理论应用在区域情景之下，可以得出企业本地网络嵌入的刻度指标，包括关系强度、网络范围、地理开放性以及网络中心度等（吴波，2008；杨菊萍，2010）。关系强度强调企业与本地和外地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的互动频率以及对关系的承诺，可以采用合作关系的稳定性（Uzzi，1996、1997）、是否采用股权联盟（Rowley、Behrens和Krackhardt，2000）等形式测量。关系强度较高（即强关系），企业越容易获得网络伙伴所拥有的隐性知识（Uzzi，1996、1997；Hansen，1999）；关系强度较低，企业越容易获得网络伙伴所拥有的新知识（Granovetter，1973；Hansen，1999）。网络范围是指企业所拥有的本地与外地异质性关系的数量，网络范围越大，企业越容易获得多元化的新信息与新知识（Johannisson和Ramírez－Pasillas，2001；Maskell、Bathelt和Malmberg，2005；吴波，2008）。本地网络中心度是指企业在本地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程度，中心度越高，企业越容易获得本地信息与知识（Johannisson和Ramírez－Pasillas，2001；邬爱其，2004）。地理开放性是指跨区域关系占所有关系的比重，地理开放性越高，企业越容易获得跨区域的新信息与新知识（Schutjens和Stam，2003；黄洁，2006；吴波，2008）。

按照“企业—区位”匹配逻辑，企业的本地网络嵌入要素将会影响到企业与本地的关系性匹配，也同时会影响到企业与其他区位的关系性匹配。如果企业与本地的关系性匹配度较低，与其他区位的关系性匹配度较高，就会驱动企业外迁；如果企业与本地的关系性匹配较高，与其他区位的关系性匹配较低，则会驱动企业留守。事实上，本地网络嵌入既可以产生推动企业迁移的推力，也可以带来阻碍企业迁移的阻力，这取决于具体的网络嵌入模式以及网络所嵌入的资源。一方面，封闭的本地网络嵌入模式会提高本地资源的可得性，形成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阻力。所谓封闭的本地网络是指企业主要依托本地网络实现成长，网络的地理开放性较低，网络成员之间多为强关系。在封闭的本地网络模式下，企业与本地其他企业与非企业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企业迁移就不仅仅涉及自身，还涉及到本地诸多网络合作伙伴。这种本地封闭网络会形成较强的迁移阻力，并通过网络伙伴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来限制企业外迁。当然，外部所形成的迁移拉力超过一定阈值，一旦网络伙伴发生迁移，就会形成显著的带动作用，从而引导企业追随本地网络中的其他企业而实施企业迁移，即典型的群体迁移现象。另一方面，开放的本地网络嵌入模式将会有利于企业获得新知识，形成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推力。所谓开放的本地网络嵌入是指企业同时依赖本地和外地网络实现企业成长，网络的地理开放性较高。开放的本地网络为企业提供了本地和外地多元化的新信息与新知识，同时对本地网络的依赖性也相对较低，这就形成了较强的迁移推力。

在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本地网络嵌入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依赖于企业的决策机制，具体包括两类，分别是自主性决策和模仿性决策。一些具备较强实力的企业具备更好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Pred，1967、1969），一般会进行自主性决策，即利用自身所嵌入的网络模式，自主获取和利用信息以推进企业迁移。例如本地的知识守门人往往依托开放网络获得新信息与新知识，通过自主决策以推进企业迁移；其迁移决策往往为本地企业带来显著的示范效应，成为本地其他企业进行迁移决策的模仿对象和参考标杆。与之不同，另外一些实力较弱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也相对较弱，企业更倾向于模仿网络伙伴中标杆企业的行为以避免成本高昂的信息搜索成本和复杂的决策过程投入，通过模仿性决策来推进企业迁移。总之，企业本地网络嵌入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路径如图3－2所示。

图3－2　本地网络嵌入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

（三）企业异质性要素与企业迁移意愿

企业层面要素包括企业异质性要素与企业战略创业导向。对于企业异质性要素，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企业能力的异质性，本书认为企业异质性因素不仅包括企业内在能力的异质性，也包括外在规模的差异性。按照“企业—区位”匹配逻辑，企业内部能力的异质性会影响到企业与当地的结构性匹配，而企业规模则会影响到企业与当地的关系性匹配。

首先，从内在能力异质性的角度，本地企业可以分为高品质企业和低品质企业；高品质企业具有最好的技术、人力资本、培训项目、供应商和分销商，低品质企业则相反（Shaver和Flyer，2000）。二者在同一区域的集聚将会产生单向“知识溢出优势”（Shaver和Flyer，2000）和非对称的“需求提升效应”（Chung和Kalnins，2001；Kalnins和Chung，2004）。所谓单向“知识溢出优势”是指，对高品质企业而言，产业集聚只能够带来知识流出，是一种不利的影响；而对低品质企业而言，产业集聚将会带来知识的流入，是一种有利的影响（Shaver和Flyer，2000）。非对称的“需求提升效应”是指高品质企业对当地“需求提升”的贡献更大（例如，通过大量广告宣传，通过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而所获得收益并不对称，低品质企业对当地“需求提升”的贡献较小（即很少进行需求提升相关的投入），而收获反而更大（Chung和Kalnins，2001；Kalnins和Chung，2004）。因此，类似于柠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机制，高品质企业有远离低品质企业集聚区域的动机，以避免不利的外部性；而低品质企业则倾向于迁往高品质企业集聚区域以获取有利的外部性。

其次，从外在规模差异性的角度，高品质企业凭借其更大的规模而拥有更高的“企业—区位”谈判能力，这种谈判能力保证企业在与本地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成，提高了企业与本地的关系性匹配，构成了影响企业外迁的阻力。具体来说，可以从本地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分销商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折扣；可以从当地政府中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既包括直接的资金支持（例如政府奖励、税收优惠），也包括各种更为优惠的政策支持（例如土地资源供给）；可以从各类机构获得更为优厚的服务（例如从金融机构获得更为优惠的融资，从行业协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总之高品质企业凭借自身优势而获得的更大比例的利益分成成为影响企业外迁意愿的阻力。企业能力影响迁移意愿的以上两种逻辑如图3－3所示。

（四）战略创业导向与企业迁移意愿

图3－3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

按照“企业—区位”匹配逻辑，战略创业导向影响了企业与区位的结构性与关系性匹配，从而影响企业迁移意愿。战略创业导向综合强调战略导向和创业导向，不仅表现为一种实现内外部环境动态匹配的战略创业态度，也表现为具体的一系列的战略创业路径。当然，这种战略创新路径在不同情境下会表现为不同的内涵，例如对于大企业而言，战略创业的支持路径会表现为网络化、资源与组织学习、创新以及国际化（Hitt和Ireland，2001）。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则可能会有偏差。战略创业导向将驱动企业战略性地考察本地环境，探索合理的目标区域，进而推动企业以谋求最优区位为目的的区位迁移行为。这种推力一方面表现为具有较高战略创业导向的企业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自身的战略需要，以及各个区位的资源供给能力，从而对企业与各个区位的结构性匹配进行客观的判断；另一方面，具有较高战略创业导向的企业也不会盲目放大迁移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而是勇于通过迁移尝试新的理想区位。两者的结合将会推动企业积极地通过迁移进入合理的目标区位以实现新的发展。

（五）综合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认为区域层面的资源禀赋有限性、制度安排合理性以及产业集聚路径依赖性影响了企业与区位的结构性匹配；网络层面的本地网络嵌入性通过影响企业的信息获取影响了企业与区位的关系性匹配；企业层面的企业异质性、企业战略创业导向影响了企业与区位的匹配性，进而影响企业迁移意愿，具体逻辑见图3－4。对于该综合模式的具体逻辑，本书将在后面第四章的实证研究中进行具体阐述。

二、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核心逻辑(www.chuimin.cn)

企业迁移是为了实现“企业—区位”关系的再匹配。因此，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核心逻辑就是明晰企业与各个潜在区域预期的结构性与关系性匹配度，进而确定合理的区位。

（一）区域层面要素与迁移目标区位选择

第一，目标市场接近与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新古典区位理论强调运输成本／物流成本，认为企业最优区位是目标市场的中心区位，即最接近目标市场的区位。因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就必然要考虑降低市场距离。随着企业目标市场持续增长以及自身战略的调整，企业目标市场会发生变动，为了更好地服务目标客户，企业有接近目标市场的动机，进而驱动企业迁往目标市场集中的区位。

图3－4　区域、企业、网络层面要素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

第二，运营资源获取与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接近企业成长所需运营资源是新古典区位理论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所谓运营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自然资源等形式。简单来说，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主要是接近金融中心区位；对于劳动密集性企业，主要是接近劳动密集区位；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主要考虑接近知识密集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企业，主要是接近自然资源所在区位。随着企业的发展与变革，企业成长所需的核心资源开始发生变动，将会驱动企业迁移以有效接近运营资源所在区位。例如，浙江制造企业升级战略的执行将会导致所需核心资源从廉价劳动力转向高水平人力资源，这就驱动企业迁往高水平人力资源集聚区位，即通常所说的中心城市。

第三，集聚优势获取与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集聚优势获取与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是目前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基于外部规模经济的集聚优势获取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力，并且随着企业迁移进一步强化迁入区域的集聚优势，进而吸引更多企业的迁入（Krugman，1991）。同时，从知识视角，基于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认为，获取迁入区位的知识溢出和集体学习优势是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Scott，1995、2000），特别是迁入更高品质企业集聚区域以获得积极的集聚优势（Shaver和Flyer，2000）。除了以上两点之外，企业迁入目标区位还为了获得目标区位所具有需求提升优势（Chung和Kalnins，2001；Kalnins和Chung，2004）。例如，Chung和Kalnins（2001）发现，在Texas宾馆产业中，低层次的独立宾馆和小宾馆会迁往高层次的连锁宾馆和大型宾馆所在区域以获得需求提升优势。当然，集聚优势的获取并非一帆风顺，企业会受到目标区位在位企业进入壁垒的竞争约束，即竞争效应（Alcácer，2006；Alcácer和Chung，2007；McCann和Vroom，2010）。预期的集聚效应决定了企业与区位的结构性匹配，预期的竞争效应则决定了企业与区位的关系性匹配，二者共同决定了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

（二）网络层面要素与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

以上对目标区位的研究都是依托于最优区位的探索，认为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是最优区位，关注了“企业—区位”再匹配的结构性要素，即企业的资源需求与迁入地资源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匹配。但是，这种结构性匹配能否真正实现对接，即迁移企业能否真正获取迁入地所提供的自身成长所需的资源，还依赖于迁移企业对关系性匹配的预期与考量，而这正是行为学派和制度学派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行为学派认为企业是有限理性和非完备信息，这就使得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得出的最优区位，而是依赖于自身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Pred，1967、1969）以及相应信息成本的付出所发现的满意区位。企业网络是企业获得信息与知识的重要渠道，成为企业获取潜在目标区位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企业网络嵌入模式就决定了迁移的潜在目标区位以及最终的目标区位。

在网络的影响之下，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通常会选择网络伙伴中其他待迁移以及已迁移企业的目标区位，从而形成序贯进入特定区域的现象，也被称为群体迁移。以跨国FDI为研究对象，Head等（1995）关注了不同跨国公司序贯进入特定东道国的现象，发现日本跨国公司会模仿先行的日本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从而使得进入美国的日本跨国公司集聚于特定区域，即不同的跨国公司序贯进入特定东道国。Guillén（2000，2002）进一步识别了跨国公司母国网络对序贯进入，并在东道国进一步形成FDI网络的影响，认为韩国跨国公司会模仿自身所嵌入的（母国）网络中其他企业的FDI行为，序贯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市场中进一步强化彼此之间的网络关系。在国内，温州灯具企业序贯迁入中山古镇（朱华晟、王缉慈、李鹏飞等，2009）、福建泉州民营企业总部序贯迁入厦门、温州柳市多家电器企业序贯进入上海谋求发展均为序贯迁移的经典案例。在序贯进入逻辑之下，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嵌入就成为企业获取潜在迁入地信息的关键渠道。因此，可以认为迁移企业依托迁出地网络嵌入所带来的信息获取来评价预期资源获取和预期竞争效应，进而影响到目标区位选择，具体逻辑见图3－5。

图3－5　企业网络嵌入对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

（三）企业层面要素与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

企业层面要素即迁移企业的个体特征，例如企业规模、企业战略、企业组织等。这种个体差异会带来差异化的资源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企业对各个目标区位的评价。由于个体差异较多，在这里本书不再具体分析，将在第六章的案例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

（四）企业组织特征与企业部分迁移目标区位选择

企业组织特征依然属于企业层面要素，在这里之所以独立出来，主要是以此分析部分迁移。当分析企业部分迁移时，内部整合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动因。把企业内部各个部分视为不同区位的区域资源时，依然可以采用“企业—区位”匹配逻辑来分析内部整合逻辑下的迁移目标区位选择，即企业的内部整合需求与各个潜在目标区位的内部整合供给能力之间的匹配。企业内部整合主要考虑通过迁移以提升内部资源整合效率和内部治理结构效率。其理论逻辑的核心在于把资源基础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应用于企业区位迁移问题研究。

内部资源整合是资源基础理论在企业部分迁移问题上的应用。以Penrose（1959）为代表的资源基础理论不仅强调企业内部资源的价值，更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企业成长的意义。随着企业资源分布的变动，企业有动机迁往核心资源区域以实现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企业资源区域分布的变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企业发展，企业内部资源逐步散布于不同区位，而难以有效集中于某一区域；二是随着企业战略变动，不同资源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也会发生结构性变动。例如，通过并购（或被并购）等外生式成长获得多方资源，或者通过稳步扩张的内生式成长培育新资源；例如，对于多元化企业而言，随着外部环境变动，企业战略定位发生变化，不同资源对实现企业战略的重要性发生调整。企业资源区域分布的变动将会推动企业为接近核心资源，实现内部资源有效利用而进行企业迁移，例如总部迁移、研发中心迁移、生产基地迁移、营销中心迁移等。

内部资源区域分布变动能否影响迁移目标区位选择还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内部资源具有区域根植性，这使得该资源难以有效跨区域迁移，导致企业只能迁往资源所在地；二是迁入地资源在整个资源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例如，企业研发中心核心人员一般都具有本地根植性，难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个别研发单位的快速成长或者由于企业战略调整而导致其重要性大幅提高，成为企业研发资源的核心，这将驱动企业研发中心迁往该地。

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是公司治理理论在企业迁移问题上的应用。公司治理理论强调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代理成本（詹森和麦克林，1976），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机制设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公司股东的区位分布对治理结构优化的影响。公司股东为了有效控制经理层，会把公司（总部）迁往（大）股东所在地以实现有效治理。特别是大并购案出现之后，公司股东结构往往会发生较大变化，大股东为了实现对经理层的掌控，降低治理成本，将会把公司总部迁往自身所在地。当然，大股东把公司总部迁往自身所在地，不仅是为了降低对经理层的治理成本，同时也可能存在掠夺中小股东，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行为。中国上市公司不乏此类案例。

（五）综合模型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得出影响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综合模型，目标市场接近、运营资源获取、集聚优势获取以及企业内部整合成为影响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四大关键要素，其中前三者是外部关键要素，后者是内部关键要素，具体见图3－6。影响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要素可以归结为区域层面、网络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等三类要素。其中区域层面要素主要是指区位的资源供给，网络层面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嵌入要素，而企业层面要素则包括企业个体特征（主要考虑的是整体迁移）以及组织特征（主要考虑的是部分迁移）两类。

图3－6　区域、网络与企业层面要素对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

三、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核心逻辑

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是企业迁移的第三个关键环节，也是迁移企业与迁入地的再匹配过程。以企业内部整合为目的的迁移可以通过进入目标区域之后的内部调整来实现，对此本书不做深入研究，而重点关注目标区位资源获取机理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影响之下，迁移后成长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古典区位理论认为区位仅仅涉及运输成本（韦伯，1929），新经济地理学派把区位归结为内生性的集聚优势（Krugman，1991），进入目标区位之后，运输成本的节约以及集聚优势的获取即时可得。行为学派虽然提到了迁移过程，但是还仅仅视为一个决策过程，依然没有关注迁移决策之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问题（Dicken和Lloyd，1977；Hayter，1978、1997；Pellenbarg、Van Wissen和Van Dijx，2002）。制度视角虽然强调了当地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但同样仅仅提出了一种思想，对于企业如何有效嵌入目标区域获取当地资源并没有提出可行的分析思路（Scott，1995、2000）。作为可借鉴的FDI研究，对于企业在东道国的资源获取则有系统深入的研究（Buckley和Casson，1976；Johanson和Vahlne，1977；Dunning，1988、2000）。为此，本书主要借鉴FDI理论的研究成果，在知识基础薄弱和外来者劣势的条件下，基于网络视角和战略创业视角探讨企业迁移后的网络嵌入机理与资源获取机理，进而构建迁移后迁入地优势获取及其对迁移绩效的影响机理模型。

（一）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嵌入机理

在知识基础薄弱和外来者劣势条件下，经典FDI理论提出的“扬长”和“补短”策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网络成为迁移企业获得在迁入地的合法性，有效获取迁入地资源的关键途径。借鉴FDI理论，本书认为两种类型的网络对于迁移企业有效获得迁入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分别是序贯进入下的外来者网络以及迁入地资源网络。其中，序贯进入是指迁移企业模仿网络伙伴行为而序贯进入特定目标区位的行为；在序贯进入之下，使得来自同一迁出地、甚至不同迁出地的迁移企业在迁入地会形成外来者网络（Head等，1995；Guillén，2000、2002）。这一外来者网络是迁移企业获得迁入地信息以及迁入地资源的重要路径。一方面，迁入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迁入企业（其他外来者）的正式关联来获得迁入地信息以及迁入地各类资源；另一方面，迁入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网络接受其他迁入企业的知识溢出来获得迁入地信息以及迁入地各类资源。例如模仿性学习，即通过观察其他已经具备高度合法性的迁入企业，并通过模仿其行为以有效获得在迁入地的合法性；例如通过各种“捷径”，包括雇用其他外来者具有经验的员工，来实现组织学习（Forsgren，2002）。

迁入地资源网络是指涵盖迁入地资源的当地网络，是迁移企业获取迁入地资源的中介。虽然在同一区域中，外来者网络与涵盖迁入地资源的迁入地资源网络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是由外来者构成，而后者则是由当地组织构成，或者说具有当地合法性的“当地人”组成的网络。当然，二者也并非泾渭分明，部分企业已经实现了从“外来者”转变为“当地人”，因而成为连接两种网络的结构洞。所以，依托这些结构洞，迁移企业获得了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的机会，具体表现为传递信任、传递信息以及作为被推荐人等形式。但是把机会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企业的战略创业，即不断实施组织变革以吸收消化新信息与新知识。这是由于迁入地资源网络嵌入于当地专有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中，这与迁入企业迁移之前所在的迁入地具有较大的制度距离，这就需要迁入企业做出较大的变革以有效跨越这一制度距离。迁移企业依托迁入地网络嵌入、迁入地的外来者网络以接近并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的具体逻辑见图3－7。

图3－7　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嵌入机理

（二）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优势获取机理

依托三种网络，通过战略创业，迁移企业可以有效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而这仅仅是企业获取迁入地资源的第一步，有效的资源获取还依赖持续的组织学习和战略创业。通过正式的组织学习和非正式的知识溢出，迁移企业可以有效吸收迁入地的相关知识以有效实施资源获取。由于自身知识基础薄弱，迁移企业的战略创业对于迁入地资源获取起到关键作用。依托战略创业，迁移企业可以在迁入地通过持续地组织学习，形成区位专有吸收能力，从而有效吸收迁入地知识，进而为企业新战略资产的获取奠定基础。迁入地资源网络嵌入与迁入地区位专有吸收能力的协同可以确保迁移企业获取迁入地知识，实现新战略资产获取。具体逻辑如图3－8所示。

（三）综合模型：迁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迁移绩效可以用企业绩效提升来表示，是指企业迁移前后的绩效变动。根据前文所述，本书认为企业区位迁移通过四种路径来影响企业绩效提升，分别是接近目标市场、获取区域资源、获取集聚优势、实现内部整合等。其中，迁入地资源网络嵌入与战略资产获取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具体逻辑见图3－9。

图3－8　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战略资产获取机理

图3－9　企业区位迁移对迁移绩效的影响机理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企业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首先，提出了研究的五个前提假设，特别强调了中国迁移企业所具有的知识基础薄弱和外来者劣势这两个关键假设。其次，提出研究的两个基本视角，分别是网络视角和战略创业视角。因为在知识基础薄弱和外来者劣势条件下，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网络成为企业获得外部知识的重要渠道，是企业获得迁入地资源的重要凭借，战略创业则成为迁移企业主动实施区位迁移战略的原动力，也成为企业有效获取迁入地资源的重要依托。最后，根据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和研究视角，进一步构建了企业迁移机理模型。

本书把企业迁移过程分为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执行迁移以及迁移后迁入地优势获取等四个阶段，并构建了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等三个关键环节的内在机理模型。一是从迁移推力和阻力的角度，构建了区域层面、网络层面、企业层面要素对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机理机理模型，具体见图3－4。二是从迁移拉力的角度，构建了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机理，认为目标市场接近、运营资源接近、集聚优势获取以及企业内部整合等四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的目标区位选择，具体见图3－6。三是从三阶段网络和战略创业角度分析了迁入地优势获取与企业成长机理。本地网络嵌入驱动企业序贯进入特定目标区位，依托在迁入地的外来者网络，通过正式的组织学习和非正式的知识溢出来获得迁入地知识，以克服外来者劣势；并通过外来者网络中的结构洞企业获取在迁入地的合法性，并接近迁入地资源网络。依托这三种网络，通过企业的战略创业和组织学习实现战略资产获取。最终，企业迁移通过在迁入地资源网络嵌入以及新战略资产获取，进而通过接近目标市场、获取区域资源、获取集聚优势、实现内部整合等四种路径来提升企业绩效，实现企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