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结果：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第二章　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关系文献述评

本章对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已有文献进行综述。首先，对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研究进行概述，介绍了发展脉络和理论基础。其次，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成果，梳理了产业集聚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研究成果。第三，基于集群企业异质性假设，梳理了集群企业外迁动因理论。第四，借鉴FDI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了企业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最后，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从而为第三章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分析框架的提出奠定基础。

第一节　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研究概述

一、发展脉络

区位迁移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区位理论对最优区位的研究。古典区位理论研究了农业最优区位，例如杜能（1826）建立了基于运输成本的农业地租及农业区位理论。虽然提出了最优区位，但是在农业经济下，农业迁移具有天然限制，因而并没有提出迁移的概念。后来进入工业经济时代，马歇尔（1920）对工业产业集聚进行描述时就潜在地假设了企业迁移，认为三大集聚优势导致产业集聚化发展，即企业通过迁往产业集聚地实现企业发展。韦伯（1929）指出运输成本是影响企业最优区位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接近市场和原材料，企业会选择运输成本最低的区位。到20世纪50年代，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美国专家McLaughiin和Robock（1949），Garwood（1953），Mueller、Wilken和Wood（1961）等研究认为战争、人力成本、市场等区位环境要素驱动企业迁移。在欧洲，Luttrell（1962）、Cameron和Clark（1966）、Keeble（1968）、Townroe（1969、1972）等探讨了产业集聚之后的企业郊区化迁移现象。但是在80年代，企业迁移研究却进入了相对沉默期^[1]，而在90年代开始进入了企业迁移研究新的增长期（Pellenbarg、Van Wissen和Van Dijx，2002）。按照研究学科基础的差异，可以把企业迁移研究分为三个视角，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学视角、行为视角和制度视角（Pellenbarg、Van Wissen和Van Dijx，2002）。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视角。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最优区位，企业迁移仅仅是依附于这一核心问题的衍生问题。对于最优区位理论，经济学界的回答可以以Krugman（1991）新经济地理学派为分水岭。之前的最优区位研究强调了运输成本（韦伯，1929），认为最优区位取决于市场需求分布以及服务该市场而引致的运输成本。由于信息完备和完全理性，企业可以选择最优区位，最终形成整体经济的一般均衡。随着外生因素的变动，例如市场需求变动、价格变动、劳动力成本变动、政府产业政策变动，企业最优区位随之产生变动，驱动企业迁往新的最优区位。由于假设区位迁移不产生成本，因此企业将是利润最大化假设下的“最优区位”追求者。而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出现，开始把最优区位内生化，揭示了集聚视角下的迁移理论。Krugman所提出的“核心—边缘”（CP）模型，认为“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使得北方（南方）成为产业集聚地，驱动南方（北方）企业迁往南方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随着集聚扩大，“市场竞争效应”出现，驱动企业从密集的北方（南方）迁往稀疏的南方（北方）。CP模型通过内生性分析集聚和迁移，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集聚／迁移动因的经典之作。但同样，CP模型假设企业是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以及零迁移成本，对此，行为视角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第二，行为视角。虽然新古典视角研究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但是却提供了理论研究的标杆。行为视角以Simon（1955、1957）、Cyert和March（1963）为代表的行为学派为理论基础，强调经济主体的信息不完备与有限理性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备，企业所处区位可能并非最优区位。因此，企业的信息利用能力和信息可获得性就决定了企业能否发现更优区位（Pred，1967、1969）：如果信息利用能力强、信息可获得性高，则企业有更高概率发现更优区位，从而驱动企业迁移。同时，在行为视角下，学者开始深入探究企业迁移过程。已有研究强调了至少五个阶段迁移过程模型，包括是否迁移的决策、搜寻可供选择的备选区位、评价各个备选区位、选择新区位以及决策后评价（Dicken和Lloyd，1977；Hayter，1978、1997；Pellenbarg、Van Wissen和Van Dijx，2002）。这种分类方法虽然开始深入迁移过程，但是缺乏对迁移后迁入地优势获取环节的足够关注。而在知识经济下，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存在各种障碍与困难，并成为迁移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三，制度视角。制度视角来自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现象之后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制度视角下，企业迁移研究主要依托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理论或者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开展。这一理论认为企业所处区域并非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嵌入复杂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包括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及其所指定的正式制度安排；后者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Scott，1995、2000）。因此，特定区域中的企业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视角所假设的生产函数，也不再是行为视角所假设的独立行为决策个体，而是特定区域之中嵌入于经过历史演化所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个体。企业迁移不仅仅涉及到自身，还涉及到在迁出地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及其所嵌入的网络，这一网络不仅会推动企业迁移，也可能会形成锁定的力量，从而限制企业追求最优区位。同样，由于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迁入目标区位之后，企业在新区位的优势获取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步嵌入，进而有效获取的过程。当然，制度视角的研究把企业视为区位制度之下的被动行动者，强调了演化与路径依赖，忽略了企业作为一个主动主体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行为。

二、理论基础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涉及企业迁移的经典模型和相关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主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最优／满意区位的界定；二是企业如何从现有区位迁往最优区位。前两个（经济学背景）理论研究重点关注了前者，而后三者的研究则重点关注了后者。

（一）Hotelling区位博弈模型

Hotelling（1929）提出了策略性区位选择模型，又被称为“冰淇淋销售”问题。^[2]“冰淇淋销售”的故事设定如下：假设有限长度的海滩，有两个卖冰淇淋的商贩，冰淇淋为同质产品；洗海水浴客人沿海滩均匀分布，每人购买一支冰淇淋，并走到离他最近的商贩处购买，并且客人需求无弹性；每个商贩都认为，自己选择某一区位时对方不会改变原来的区位。考虑冰淇淋生产成本不变，也就是冰淇淋价格为固定价格时，商贩各自会如何选择区位？那么，在不考虑价格竞争的情况下，每个商贩都会选择靠近对方，从而最终均选择海滩中心，即最小差别化定理。当然，这并非最终均衡，每个商贩都有离开现有区位进而把价格提升到边际成本以上的动机，因为尽管会失去大份额的市场，但离他较近的客人仍然到该商贩处购买，从而获得利润。

不同理论都从Hotelling的模型中获得启发，从企业迁移的角度，本书认为这一模型的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考虑到运输成本情况下，企业最优区位并不确定，而是取决于竞争者之间的战略互动，或者说内生于经济系统。这使得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最优区位问题，进而也附带地开始解释企业迁移问题。这也启发了Krugman（1991）的“核心—边缘”模型。二是，企业迁移在目标区位选择方面既存在趋同的情况，也存在趋异的情况。这就使得学者开始探讨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对迁移的影响。在“冰淇淋销售”故事中，这一异质性表现为企业目标市场定位的差异性，这也启发了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来探讨企业迁移问题。例如后文所提到的Shaver和Flyer（2000）对异质性企业迁移意愿研究。

（二）Krugman“核心—边缘”模型

Krugman是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核心—边缘”模型，从而把集聚与迁移同时纳入到分析框架，当然理论重心在前者。“核心—边缘”模型的设定如下^[3]：两个均质区域，南方和北方；两个部门，农业和工业，农业生产单一同质产品，规模收益不变，工业生产异质性的差异化产品，规模收益递增；两种要素，不可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和可以流动的工业劳动力，初始状态两种要素在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产品区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工业运输成本符合“冰山成本”，重点考虑工业劳动力和工业企业的集聚与迁移，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差异化产品，因此每个企业均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量，但是又由于存在产品的可替代性，因此整体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在以上设定之下，初始状态无疑也是一种均衡状态，但是随着偶然的一个工人的迁移，两个区域最终演化为工业核心区和农业边缘区，即所谓的“核心—边缘”模型。

该模型的集聚机制如下：当交易成本降低到一个临界值之后，一个工人迁移，例如迁往北方，最终导致企业迁往北方，甚至制造业开始向北方集聚，并且这种集聚过程是自我强化过程，直至最终所有工业企业均会迁往北方。集聚的实现依赖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市场接近效应也称为本地市场效应，是指企业更倾向于接近大市场，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也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生活成本效应，也称为价格指数效应，是指企业集聚区域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原因在于工业品大多来自本地，而不需要从外地进口，这就降低了由于交易成本增加所带来的价格转嫁。由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一个工业劳动力从南方迁往北方，必然会带来北方市场的扩大，进而驱动企业迁往北方，以接近更大市场来获取规模经济。企业迁入必然会降低生活成本，相对提高工人工资，进而驱动更多的工人从南方迁往北方。循环累积，最终形成工业集聚在北方的稳定状态。因而，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成为集聚力／向心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与“冰淇淋销售”的故事一样，完全集聚在北方也不是稳定状态，在市场拥挤效应之下，企业都有迁往南方获取利润的动机。

该模型的扩散机制如下：由于垄断经济的前提假设，所有企业集聚在北方必然会带来彼此竞争加剧，进而使得企业利润下降为零。为此，企业就有动机迁往南方，通过获得一定的市场垄断力量（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即市场拥挤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也称为“本地竞争效应”，指企业空间集中会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从而降低盈利能力，为此企业有远离企业集中区域以降低竞争的倾向。这与Hotelling模型的结论类似。总而言之，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是对Hotelling模型的深化和系统化，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对Hotelling模型的解析。

（三）迁移行为与过程理论

迁移行为与过程理论是行为视角的典型模型。行为学派认为由于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企业的区位选择是一个选择满意区位的过程，企业总是不断接近最优区位，但是又难以一步到位地入驻理论上的最优区位（Pred，1967、1969）。这一过程取决于两类因素，分别是信息的可利用性和信息利用能力：信息的可利用性和信息利用能力越高，迁移越容易接近理想的最优区位。这一最优区位接近过程被Smith（1966：106）称为沿着边际空间收益提升的方向逐步优化，具体见图2－1。因此，在行为视角下，企业迁移是一个不断降低区位成本，提高区位价值的逐步优化的过程。

图2－1　行为视角下的迁移过程模型

注：资料来自Smith（1966：106）。

（四）基于制度学派的网络嵌入模型

制度视角强调区域之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本地网络。从网络视角来看，集聚优势并非只要在当地（be there）就能够自然获取，还依赖于在当地的网络嵌入；同样，企业迁出也并非无成本的迁出，而是受制于本地网络嵌入的影响。因为网络是企业接近当地资源的重要渠道，企业集聚可以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优势以及集体学习优势均依赖于在当地的社会性与商业性网络的嵌入（Krugman，1991；Jaffe，1989；Camagni，1991；Schmitz，1997，具体阐述见第二节“二、本地网络嵌入、集聚优势获取与企业成长”。同样，企业迁移不仅受到来自目标区位的引力，来自本地的推力，还来自本地网络嵌入所带来的本地锁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阻力或者推力。由于企业已经嵌入本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所形成的本地网络，企业在追求新古典经济学视角所诠释的最优区位时，必然会受到本地网络嵌入的影响（Scott，1995、2000），同时也会受到目标区位的网络隔离，因而难以有效嵌入目标区位网络。制度学派所强调的网络嵌入性为企业迁移意愿形成、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这也是本书所采用的研究区位迁移与成长关系的核心视角。

（五）跨国公司与FDI理论

跨国公司本身就意味着如何有效运用不同区位实现企业成长。FDI是跨国公司成长的重要途径。FDI理论关注跨国公司FDI的动机、模式、在东道国的资源获取以及绩效（Dunning，1988）。虽然FDI行为与企业迁移研究存在差异，但均是处理企业区位战略的关键模型。为此，本书将借鉴FDI理论研究成果，以此来解构企业迁移过程，探讨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以及在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

第二节　集聚优势获取与企业成长

一、基于临近性视角的集聚优势

前文指出，产业集聚优势表现为外部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优势、需求提升优势（McCann和Folta，2008）。产业集聚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相互关系的企业在小尺度地理区位上集中，为此，一些学者从地理临近的角度切入，进而识别了其他多种临近性，并以此来解释产业集聚优势的来源（Boschma，2005；Oerlemans和Meeus，2005；Torre和Rallet，2005；Capello和Faggian；2005）。

早期研究强调了地理临近性，认为地理临近可以降低沟通成本和运输成本，促进企业集群化发展。但随着通信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发展，沟通成本和物流成本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相对降低，推动学术界开始发掘“地理临近”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含义。研究表明，地理临近性是产业集聚优势的重要基础，但地理临近既非集群企业构建企业网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其他形式的临近性对集聚优势具有更大的影响（Boschma，2005；Oerlemans和Meeus，2005；Torre和Rallet，2005；Capello和Faggian；2005）。结合法国临近性学派的研究成果，Boschma（2005）将企业之间的临近性分为地理临近性、认知临近性、组织临近性、社会临近性以及制度临近性。与之类似，Oerlemans和Meeus（2005）、Torre和Rallet（2005）将临近性划分为地理临近性与组织临近性，其中组织临近性大致包括Boschma（2005）所提到的后四种临近性。Capello和Faggian （2005）则将企业之间的临近性分为地理临近性和关系临近性。

认知临近性是指地理集聚的企业知识基础的重叠性。由于有限理性，主体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学习与自身已有知识基础重叠性比较高的知识领域。Nooteboom（2000）指出较低的认知临近性可以为企业提供新颖的知识，但是由于知识基础差异较大，知识获取的成本也就相对较高；而较高的认知临近性意味着企业之间的知识基础差别不大，有利于企业有效地吸收对方的隐性知识，但是知识的新颖程度则会大打折扣。组织临近性是指地理临近的企业之间在组织联系上的紧密性，具体表现为彼此具有产权关联、业务关联、组织资源共享等。较高的组织临近性促进了复杂知识的转移（Hansen，1999）与控制（Boschma，2005），但是也会带来套牢的问题；而较低的组织临近性使得企业可以避免套牢，但是也会提高控制成本（或者交易成本）。社会临近性是指地理集聚企业的社会嵌入性，其理论来源是Polanyi和Granovetter。企业之间较高的社会临近性提高了双方的信任程度，提高了双方知识转移的意愿，从而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Camagni，1991；Cappello，1999；Boschma，2005），但是过高的社会临近性也会出现Uzzi所观察到的过度嵌入的问题，导致灵活性的丧失。制度临近性是指地理集聚的企业所面临制度基础的相似性。不同的主体通过持续的互动会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得主体之间建立起制度性信任。制度基础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包括正式机构（如政府、银行、协会等）与本地企业之间所形成的正式互动机制；非正式制度则是指地理上集聚企业在互动中形成的声誉机制，其中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各种非企业正式机构之间非正式的互动是声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较高的制度临近性有利于企业之间的集体行动，但却使得企业难以灵活地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总之，地理临近性推动了集聚企业之间的认知临近、组织临近、社会临近以及制度临近，进而强化了集聚优势的形成。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基于临近的集聚优势又如何推动本地企业成长？随着企业网络理论的发展，学术界进一步识别了本地网络嵌入的重要性，认为临近的企业之间会形成多种类型的网络，通过网络嵌入，企业可以获得本地集聚优势，进而推动企业成长，即“临近—本地网络嵌入—集聚优势获取—企业成长”的逻辑链条。

二、本地网络嵌入、集聚优势获取与企业成长

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网络视角已经成为解构集聚优势的重要视角（Powell，1990）。已有研究认为，地理临近的企业之间更倾向形成各种形式的网络，依托多层次网络，集群企业可以有效获取本地产业集聚优势，进而推动企业成长。根据网络差异，已有研究可以归结为三个重要研究框架，分别是基于本地生产网络嵌入的成本降低框架（Krugman，1991；Gordon和McCann，2000）、基于本地社会网络嵌入的知识溢出框架（Jaffe，1989；Camagni，1991；Storper，1995、1997；Cooke和Morgan，1998；Storper和Venables，2002）、基于本地合作网络嵌入的集体学习框架（Camagni，1991；Cappello，1999；Keeble和Wikinson，1999；Schmitz，1997、1999；Capello和Faggian，2005）。

Weber首先提出地理上集聚的企业可以通过稳定的纵向交易降低交通成本，并进一步被拓展到沟通成本以及物流成本。这种基于物流成本降低的集聚模型进一步被归纳为产业综合体模型（Gordon和McCann， 2000）。Krugman（1991）提出了基于外部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pecuniary gains），认为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专业化的劳动市场与非贸易性支持体系为集群企业提供了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为企业成长注入动力。虽然这些学者都没有直接提到商业网络的概念，但是物流成本的降低与外部规模经济都潜在认为集群企业通过本地生产网络组织生产以实现成本降低。事实上，很多企业入驻特定产业集聚区的重要原因是看中当地的产业配套，也就是本地生产网络体系。

自从20世纪90年代，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来源（Maskell，2001b），知识溢出框架和集体学习框架开始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知识溢出最早来自马歇尔对“产业空气”的描述：产业集聚使得各种知识如同空气一般弥漫在特定区域之中，本地企业可以免费获取这种知识以组织生产、获取利润。后来Jaffe（1989）、Jaffe等（1993）、Audrestsch和Feldman（1996）以经济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知识溢出的存在。另外一些以Becattini、Saxenian、Camagni、Storper、Bathelt等为代表的学者则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美国硅谷产业集群、意大利产业集群以及欧洲其他产业集群，强调了产业集聚所带来知识溢出效应对本地企业成长的影响（Martin和Sunley，1996），认为根植于本地社会文化环境的社会网络是本地知识溢出的重要渠道（Storper，1995、1997）。值得一提的是，Storper和Venables（2002）强调本地社会网络中面对面（faceto－face）交往促进了本地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主体之间信任的建立，可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实现知识溢出。

除了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之外，集聚企业之间还存在正式商业合作网络，以此实现集体学习。Cappello（1999）认为产业集聚现象中的集体学习的显著特征在于集体学习的持续性（continuity）和互动性（interactive）。集体学习推动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包括共同采购、知识共享、品牌共建等（Schmitz，1997、1999）。Bernardy（1999）对法国Grenoble高科技产业集群、Keeble等（1999）以及Lawson和Lorenz（1999）对剑桥高科技产业集群、Longhi（1999）对Sophia－Antipolis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优势仅仅是一种被动的集体学习，而企业与当地组织之间主动的合作则作为一种主动的集体学习，对集群企业成长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

总之，已有研究从地理临近这一概念出发，揭示了认知临近性、组织临近性、社会临近性以及制度临近性对集聚优势形成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多维临近性对本地网络嵌入的影响，认为多层次本地网络嵌入使得本地企业可以有效获取产业集聚优势，进而实现企业成长。但是，以上研究仅仅关注了产业单中心集聚的静态均衡，而忽略了不同区位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化问题。在动态视角下，产业集聚是一个动态平衡体系，特定区域在吸引企业集聚的同时，也在驱动部分企业外迁，内向的集聚与外向的迁移使得本地产业集聚动态演化（吴波和肖迪，2011）。因此，在产业多中心、动态集聚逻辑下，企业不仅通过集聚于特定区位获得当地集聚优势，同时也会外迁其他区域获取目标区位新的集聚优势以实现企业成长，即企业迁移研究。

第三节　集聚优势耗散与企业迁移^[4]

在多中心、动态集聚逻辑下，特定区域集聚优势耗散将会驱动本地企业外迁。所谓集聚优势耗散是指随着特定区域集聚优势假设条件的突破，集聚优势逐渐消失，驱动本地企业外迁（Pouder和St．John，1996；Prevezer，1997；McCann和Folta，2008）。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突破了“集聚优势”的约束条件，一是区域资源有限性，二是集群企业异质性；这种观点认为区域资源有限性和集群企业异质性导致本地企业集聚优势丧失或者被抵消，驱动企业外迁。

一、区域资源有限性与本地企业迁移

区域资源有限性强调各种支持的区域性资源的有限性，认为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成本将会提高，从而驱动集群企业外迁。按照资源的来源，区域资源分为外生性的资源禀赋（例如各种要素资源和客户资源）和内生性的知识积累。最初的研究强调外生性资源禀赋的有限性对集群企业迁移的影响（Prevezer，1997）；随着知识对企业成长意义的日益增加，区域的知识积累对集群企业迁移的影响日益重大，成为集群企业迁移研究的重点。

（一）区域资源禀赋有限性、拥挤成本与集群企业迁移

外生性的区域资源禀赋有限性带来了经济术语（Krugman，1991；McCann和Folta，2008），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集群企业之间对各种要素资源的竞争加剧，导致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s）（Prevezer，1997）、驱动集群企业外迁。Benner对硅谷的研究发现，在要素成本方面，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硅谷的土地／房地产成本和用工成本大幅提升；在客户资源方面，企业数量的增加导致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恶性价格战，从而不利于集群企业的生存（Benner，1999）。因此，集群企业数量与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呈现出倒U型关系（Folta和Cooper，2006）。在众多的理论模型中，Krugman所提出的离心力模型是外生性区域资源禀赋影响集群企业迁移的经典模型。

图2－2　集群企业迁移的离心力模型

注：转引自蔡宁和杨闩柱（2004），略有改动。

Krugman所提出的离心力模型认为集群企业迁移取决于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分别是推进区域集聚的“向心力”和推进企业迁移的“离心力”，具体如图2－2所示。向心力包括市场规模效应、充足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纯外部经济性；离心力包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高昂的地价以及纯外部不经济。离心力模型认为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拥挤成本提高，离心力增强；当数量超过一定的阈值，离心力超过向心力，地价、劳动力成本上升，污染严重，人口拥挤，聚集不能获得成本优势，推动集群企业外迁（转引自蔡宁和杨闩柱，2004）。

（二）区域知识积累的路径依赖、锁定风险与集群企业迁移

随着知识对企业成长意义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知识溢出对集群企业集聚与迁移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演化系统，由于对知识积累路径的依赖，区域产业集群存在知识本地锁定的风险；为了规避这种知识的本地锁定风险，集群企业有动机通过区位迁移来摆脱对本地知识的依赖，获取新知识以实现企业成长。

Pouder和St．John（1996）认为随着时间流逝，集群企业的管理者将会出现趋同的思维模式（convergent mental models）。从竞争战略的角度，Porter（2000）指出当集群企业都采用相同的竞争手段，群体思维将会强化已有的行为、压制新思想、阻碍新技术的引用，从而不利于新知识的应用。从经济演化的角度，Boschma和Frenken（2006）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集群企业在知识学习方面会由于路径依赖而使得企业难以吸收外部的新信息与知识，从而陷入知识本地锁定的困境。为此，一些学者进一步从网络视角分析了知识本地锁定的成因，认为由于本地网络的封闭性使得本地充斥大量的同质性的信息，而外地的新信息与新知识则难以进入本地，从而导致区域知识锁定（Bathelt，2005）。因此，为了打破知识学习的特定思维模式、克服知识学习的路径依赖，以及为了克服企业网络的过度本地化倾向，集群企业将会通过迁移来获得迁入地的新知识以实现新的成长。所以，新知识获取就成为驱动集群企业迁移的重要力量（Chung和Alcácer，2002；Kalnins和Chung，2004）。

图2－3　区域资源有限性对集群企业迁移的影响

综上，区域资源有限性带来了拥挤成本以及知识的本地锁定风险，驱动集群企业迁移，具体如图2－3所示。但是，现实中的集群企业并非所有企业同步集体迁移，而是部分企业外迁，部分企业留下，这就要求进一步分析集群企业差异化的迁移问题，为此，一些学者开始分析了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外迁的影响。

二、异质性视角下高品质本地企业外迁

区域资源有限性强调了与集聚效应相反的拥挤成本和锁定风险，但均假设集群企业都是同质性个体，难以解释集群企业迁移的非同步性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放弃了同质性假设，提出了集群企业的异质性观点，认为异质性企业集聚所形成的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以及竞争效应决定了集群企业的迁移行为。

（一）集群企业的异质性^[5]

在单中心、静态均衡逻辑下，本地产业集聚研究的成本降低框架、知识溢出框架和集体学习框架虽然强调了网络性质的差异，但是均潜在地认为本地企业都能够利用相同的网络嵌入模式获得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共享性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但是，在多中心、动态集聚逻辑下，学术界开始发现不同企业具有差异化的网络嵌入模式、所弥漫的产业空气也并非均衡分布于所有本地企业，进而形成集群企业的异质性观点。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Giuliani（2005）、Giuliani和Bell（2005）、Boschma和Ter Wal（2005）对意大利产业集聚区域的案例研究表明，本地企业网络并非像已有文献所强调的无差异网络，而是具有中心性，部分企业由于同时与大量外地组织和本地组织建立关系，从而成为本地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守门人，并且占据本地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吸收能力。因此，本地企业网络分布的非对称性导致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与集体学习也并非对称分布，从而使得所谓的“产业空气”并非无处不在（Giuliani，2005）。从知识视角，Tallman等（2004）认为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可以分为集群层面知识和企业层面知识，其中前者是所有本地企业均可以接近、获取的知识，而后者是企业专有知识。

在演化力量之下，集群企业之间差异化的本地网络嵌入模式与知识基础会由于路径依赖而自我强化。这种路径依赖性一方面强调在知识积累过程中知识流入受到的时空限制；另一方面强调知识流入受到已有知识基础的认知约束（Giuliani和Bell，2005）。知识流入的时空限制是指一些知识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获得；而知识流入的认知约束是指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企业才能吸收特定的知识，或者说企业已有的知识基础决定了企业可以接近和掌握的知识领域。一方面，知识流入的时空限制强化了集群企业本地网络嵌入模式的差异性。由于集群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更依赖外部网络获取知识；而企业网络嵌入模式决定了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的潜在知识。而集群企业的网络嵌入模式并非完全相同，在时空上具有较大的差别（Giuliani和Bell，2005）。因此，集群企业本地网络嵌入模式的差异性强化了其知识基础的差异性，即集群企业内部知识基础的差异性。另一方面，知识流入的认知约束强化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差异性。由于有限理性，企业在知识获取时会更倾向于学习与自身知识基础比较接近的知识。知识流入的时空限制强化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差异性则决定了企业可以吸收的知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集群企业网络嵌入模式的差异性，即集群企业本地网络嵌入模式的差异性。因此，与一般企业的异质性不同，集群企业的异质性更明显地表现为差异性的知识基础与多样性的本地网络嵌入模式彼此相互强化的过程，具体如图2－4所示。

图2－4　路径依赖与集群企业的异质性

在异质性视角下，高品质集群企业就是那些通过持续的学习而拥有较多企业专有知识的企业，与之相对，低品质集群企业则是拥有较多集群专有知识，而企业专有知识较少的企业^[6]，具体如图2－5所示。当然，集群专有知识（即区域BCED）与企业专有知识（即区域ABC）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转化的可能性，特别是高品质集群企业所拥有的企业专有知识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转化为集群专有知识，从而能够为低品质集群所吸收消化；但若超出限度则难以转化。据此，可以把高品质集群企业的企业专有知识分为能够转化为集群专有知识，进而成为低品质集群企业所消化吸收的企业专有知识Ⅰ（即区域BCGF），其他则是难以为本地低品质集群企业所吸收的企业专有知识Ⅱ（即区域AFG）。总之，在异质性视角下，高品质集群企业不仅掌握了集群专有知识，还开发了大量的企业专有知识，即“能力强”的特点。

图2－5　异质性视角下，高品质与低品质集群企业的差别

（二）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与集群企业迁移

基于异质性视角，一些学者认为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导致了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从而影响了集群企业的迁移动机。Shaver和Flyer （2000）最早做出了相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他们把集群企业分为好的集群企业和差的集群企业。好的集群企业拥有好的技术、人力资本、培训项目、供应商和分销商；差的集群企业则反之。二者的集聚将会产生单向“知识溢出优势”：对好的集群企业而言，集聚只能带来知识的流出，是一种不利的影响；而对差的集群企业而言，集聚则会带来知识的流入，是一种有利的影响。因此，类似于柠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机制，在产业集群之中，高品质集群企业有远离低品质集群企业集聚区域的动机；而低品质企业更倾向于迁往拥有高品质同行的区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Shaver和Flyer进一步利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证明了这一逻辑。

基于Shaver和Flyer（2000）的研究逻辑，后来的学者进一步丰富了异质性视角下的集群企业迁移研究。Chung和Kalnins（2001）、Kalnins 和Chung（2004）分析了集群企业异质性的视角下“需求提升”效应的内生机制，并得出了与Shaver和Flyer（2000）类似的结论。其中，Chung和Kalnins（2001）以Texas的宾馆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认为不同的宾馆企业对集聚所带来的“需求提升”的贡献不同，所得到的收益也有差异。具体而言，高层次的连锁宾馆和大型宾馆对“需求提升”的贡献更大（例如，通过大量广告宣传，通过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而低层次的独立宾馆和小宾馆对“需求提升”的贡献较小，但收获却更大。因此，低层次的宾馆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需求提升”效应，而选择迁往拥有大量高层次宾馆企业集聚的区域；而高层次的宾馆企业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负外部性，也为了实现差异化，将会远离低层次宾馆企业密集的区域（Kalnins和Chung，2004）。

与Chung和Kalnins（2001）、Kalnins和Chung（2004）的研究类似，Canina、Enz和Harrison（2005）把集群企业的异质性概括为企业战略导向的差异，分为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战略，认为选择不同战略的企业对“需求提升”的贡献不同，所获得的集聚效应也存在差异。基于宾馆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通常是中小型企业）将会通过与实施差异化战略企业（通常是大型企业）共处而获得正的外部性；而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则反之，会因为与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共处而降低企业绩效。这就进一步决定了两种类型集群企业的迁移意愿。

总之，集群企业异质性假设将导致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高品质集群企业对集聚效应贡献良多，而收益微薄；低品质集群企业对集聚效应贡献较少，而收获较多。这就使得低品质企业有迁往高品质企业集聚的区域动力，而高品质集群企业则有远离低品质企业集聚区域的动力。这就形成了有趣的“你追我逃”的循环迷局。

（三）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竞争效应与集群企业迁移

在考虑集聚效应非对称分布的同时，一些学者进一步考虑了集群中同行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从而破解了“你追我逃”的循环迷局。Alcácer （2006）认为必须考虑集群中同行企业的竞争关系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才能够完整解释集群企业的迁移行为。所谓竞争效应是指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竞争手段来打击竞争对手，改变竞争对手的区位选择，例如设置进入壁垒来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Alcácer（2006）把集群企业分为能力强的企业和能力弱的企业，认为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非集聚（即从集群之中迁出，或者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原因在于：①他们可以通过设置各种进入壁垒限制能力弱的企业的进入，或者把能力弱的同行挤出本地（竞争效应）；②他们选择非集聚以避免知识溢出（集聚效应）。与之相反，能力弱的企业则更倾向于集聚，原因在于：①由于进入壁垒，他们很难进入能力强的企业所占据的区域，或者被驱逐到相对边缘的市场集中（竞争效应）；②通过集聚也获得集聚优势（集聚效应）。总之，综合考虑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以及竞争效应，可以形成能力强的企业集聚在一起，而能力差的企业集聚在一起的相对均衡状态。与Alcácer（2006）的研究略有不同，McCann和Vroom（2010）从竞争理论出发，认为同行企业的集聚不仅会加大彼此之间的竞争，同时还存在集聚效应。虽然研究路径不同，但是也得出了与Alcácer（2006）类似的结论，不再具体阐述。(www.chuimin.cn)

作为对上述研究的总结，Alcácer和Chung（2007）综合考虑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出了最大化净知识溢出的概念，即集群企业在评估现有区位以及目标区位时，必须考虑到随着自身的进入能够获得的知识流入以及难以控制的知识流出。净知识溢出取决于区位的知识储备、企业的自身能力以及竞争者的预期行为，其中区位的知识储备决定了该区位所能够提供的知识（例如大学和科研机构所提供的知识积累）；企业的自身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与可能的知识流出，自身能力越强，知识吸收能力越强，潜在的知识流出也就越大。竞争者的预期行为决定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利用1985—1994年新进入美国企业的区位选择数据，Alcácer和Chung的实证研究发现所有企业均倾向于选择具有学院（academic）创新（即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公开机构的创新）的区位；技术落后的企业还倾向于选择更高产业（industrial）创新（即来自个别企业的创新）的区位；而技术领先企业则仅仅选择具有较高学院创新行为的区位，并避免选择产业创新行为的区位以实现与竞争者的差异化（Alcácer和 Chung，2007）。

总之，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带来了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使得低品质企业迁往高品质企业集聚的区域，高品质企业则远离低品质企业集聚的区域，导致了“你追我逃”的局面；而异质性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最终使得高品质企业集聚在一起，而低品质企业集聚在一起。这一逻辑可以简单用图2－6来说明。

图2－6　企业异质性假设下的集群企业迁移机理

第四节　企业迁移与企业成长^[7]

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企业迁移动因与目标区位选择，但是却相对忽略了在迁入地优势获取问题。这一部分将主要借鉴FDI理论以寻求答案。总体而言，借鉴March（1991）的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二分法，本书认为企业迁移主要通过知识利用和知识获取来实现成长，但具体逻辑还有待根据迁移企业进行适应性调整，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

一、知识利用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与机理研究

（一）知识利用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

早期企业国际化（IB）学者（如Hymer、Vernon、Caves等）认为跨国公司拥有先验的内部专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后文简称FDI）动机是为了适应东道国环境，实现跨国公司专有优势的有效利用（Dunning，1988）。在早期知识利用逻辑下，FDI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可以忽略、甚至漠视东道国环境（Buckley和Casson，1976）。但在1980年之后，竞争环境趋于复杂和动荡，跨国公司必须关注东道国环境，获取东道国独特知识，以实现适应性调整（Johanson和Vahlne，1977；Luo，2002）。最早是Johanson 和Vahlne（1977）提出的Uppsala模型和市场复杂性的概念，认为东道国市场环境与本国市场环境存在诸多差异，跨国公司必须通过经验积累和组织学习来了解新的市场环境，进而实现成功的FDI。基于市场复杂性假设，从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角度，Anand和Delios（1997、2002）认为跨国公司营销能力的区域专有性使之难以跨国有效转移，因此必须通过在东道国进行知识获取以实现适应性调整。从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角度，Shenkar和Von Glinow（1994）、Barkema等（1996）、Peng和Luo （2000）、Luo（2002）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环境复杂性、产业结构不确定性以及商业文化专有性要求跨国公司通过有效的知识获取来规避风险。Peng等（2008）、Meyer等（2009）更是明确提出制度视角，认为市场知识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知识是驱动FDI企业进行知识获取的关键动力，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使得东道国制度知识都在不断变动，从而驱使FDI企业的知识获取行为。

（二）知识利用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机理

知识利用范式的潜在假设是跨国公司拥有内部专有优势，FDI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已有的知识优势（Hymer，1976）。在知识利用范式下，FDI知识获取研究集中于进入模式选择方面，主要关注跨国公司内部专有知识、东道国专有知识对连结二者的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随着对东道国专有知识研究的深入而逐步推进。

进入模式作为一种FDI接近、获得东道国专有资源的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所有权结构（独资或合资）以及企业建立模式（新建或并购），决定了跨国公司／FDI企业的长期效率。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知识利用的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具体分为事前的签约成本以及事后的组织成本（Gomes Casseres，1989）。在知识利用范式下，FDI知识获取机理研究表现为三个典型阶段。

第一，早期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进入模式研究仅仅关注了跨国公司内部专有优势对治理模式的影响，而对东道国则采取漠视态度，或者仅仅把东道国视为环境不确定的来源，视为跨国经营风险的来源，进而分析其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从交易成本视角，Buckley和Casson（1976）提出了^[8]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专有知识事前难以有效界定，事前签约成本较高，因而会选择完全所有权（即一体化）以降低事前签约成本，同时也降低事后的组织成本（包括事后的来自跨国公司的企业专有知识转移，以及控制核心知识外溢的成本）。承接Buckley和Casson （1976）的内部化理论，借鉴威廉姆森交易成本框架^[9]，Anderson和Gatignon（1986）综合考虑了环境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即企业专有知识），认为为了防止新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控制力度较小的进入模式以保持灵活性；而一旦企业投入专有性的私有知识时，跨国公司会选择控制力度较高的进入模式，例如完全控股、新建来实现知识有效转移，以及防止知识的外溢。Miller（1992）把跨国经营风险分为与东道国环境有关的东道国专有风险，产业专有风险以及企业专有风险；Brouthers（1995）把跨国经营风险分为控制风险和市场复杂性风险，认为感知风险越大，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控制权较小的进入模式。后来一些学者^[10]强化了东道国风险，使之包括环境复杂性、产业结构不确定性以及商业文化专有性（Luo，2002），进而提出了制度视角，认为FDI跨国经营风险的本质来自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Peng，Wang和Jiang，2008；Meyer、Estrin和Bhaumik，2009）。基于以上研究，大量研究实证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Anderson和Gatignon，1986；Gomes Casseres，1989），以及日本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Hennart，1991；Padmanabhan和Cho，1996），交易成本逻辑基本得以验证。

第二，早期Uppsala模型对进入模式研究，开始积极正视东道国专有知识，强调基于经验的组织学习来获取当地知识，并着重分析国际化经验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但仅仅把对东道国的认识封闭在“经验”的黑箱之中。基于过程视角，Uppsala模型强调基于经验的组织学习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即根据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的经验，而逐步加强企业在东道国的资源承诺，并选择与之对应的进入模式（Johanson和Vahlne，1977）。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经验较少时，会选择较低的资源承诺以及控制权较小的进入模式，例如合资，以降低作为外来者的风险；随着在东道国经验增加，环境不确定性降低，企业会做出更大的资源承诺，并选择控制权较高的进入模式，例如独资^[11]，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基于此，结合交易成本分析，Anderson和Gatignon（1986）认为随着国际化经验的增加，跨国公司会选择控制力度更强的进入模式，例如完全控股。Barkema和Vermeulen（1998）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国别多元化经验和产品多元化经验，认为这种经验有利于企业提升其技术能力^[12]，掌握知识利用惯例，使得企业可以克服“外来者劣势”，进而选择可以实施完全控制的新建模式。当然，这种技术能力的提升取决于组织自身的约束：过于复杂的经验，不利于组织的学习和共享，也就难以形成和提升技术能力，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Padmanabhan和Cho（1999）结合Uppsala模型与OLI模型，发现模式专有经验对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模式专有经验包括从事新建／并购，或者独资／合资的专有经验），而一般跨国经营经验以及东道国经验在解释模式选择方面的作用有限。

第三，基于能力互补视角，认为东道国企业拥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成功经营所需的互补能力，并分析能力互补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资源基础理论（RBV）兴起，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知识，不仅强调了内部资源／能力／知识的企业专有性和时间累积性／长期性，也强化了外部的资源依赖（Pfeefer和Nowak，1976）和资源互补（Barney，1991）逻辑，驱动学者分别从跨国公司内部专有知识转移和东道国所拥有互补性知识的转移与共享的角度，探讨进入模式选择问题。

从跨国公司企业专有知识转移的角度，Kogut（1988）认为进入模式的本质是知识转移的通道；作为传递隐性知识的有效渠道，合资取代市场并不是因为交易成本，而是因为合资可以有效促进隐性知识转移。Madhok（1997）认为跨国公司选择新建而不是并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新建能够更有效地传递自身专有知识，能够实现价值损耗的最小化。Anand和Delios（1997、2002）强调了跨国公司内部专有知识的区域专有性，即难以有效跨区域传递，特别是营销知识具有典型的区域专有性，使得跨国公司必须在东道国获取当地互补知识，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从东道国的角度，Gomes Casseres（1989）认为具有专有优势的跨国公司依然需要“一定程度地适应东道国环境”，使得五种能力成为必要条件，分别是当地经验、产业经验、接近市场或者供应的能力、营销技能以及关键技术；如果跨国公司并不具备这五种能力，而当地企业具备，因而能力互补将会驱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的合作，从而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Hennart和Park（1993）、Hennart和Reddy（1997）分析并购与合资新建进入模式选择时，认为东道国企业互补能力的特征决定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从东道国的角度，Chen（2005）认为东道国（拥有生产知识）所拥有的互补资产的可交易性决定了跨国公司（拥有技术知识）的进入模式选择，如果难以交易，则跨国公司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综合考虑跨国公司内部专有知识与东道国专有知识的性质，Hennart（2009）更清晰、系统地阐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他从双方专有知识交易的难度，划分为四种情况，认为当双方专有知识均难以交易时，选择合资；一方专有知识交易容易，一方困难，则困难一方拥有剩余索取权，即完全所有权；双方专有知识交易均容易，则不确定。

总之，在知识利用视角下，东道国专有知识的价值在于实现跨国公司内部专有优势的适应性调整，其理论重心还是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强调跨国公司知识的传递与保护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对东道国独特环境的界定也日趋深入，依次经历了第一阶段的相对忽略、第二阶段的“经验”，以及第三阶段的互补能力。因而，知识利用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获取，而仅仅是“准知识获取”。随着环境的变动，特别是组织演化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的兴起，知识利用逻辑下的FDI知识获取，开始让位于知识动态化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研究，这种知识获取才堪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获取。

二、知识动态化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与机理研究

（一）知识动态化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反思跨国公司内部专有优势的来源，认为跨国公司专有优势不仅来自早期在本国的知识积累，更重要是来自跨区域的知识获取与整合（Cantwell，1989），产生了跨国公司知识动态化逻辑以及这一逻辑之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即由于区域专有知识的异质性，FDI知识获取动机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动，获得不同区域多元化知识，实现跨国公司知识动态化，获得持续竞争优势（Dunning，1993、2000；Johanson和Vahlne，2003、2006）^[13]。跨国公司知识动态化指通过不断地获取知识来更新企业知识基础，保证企业的知识基础因环境变动而动态调整，获得持续竞争力，即动态能力逻辑（Dunning，1993）。具体包括三个关键逻辑节点。首先，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动荡，要求跨国公司不断获取外部的新知识，实现知识利用和知识获取的动态平衡（March，1991），以推进自身知识与能力的动态调整（Teece、Pisano和Shuen，1997）。其次，不同区域的知识积累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已有的创新、教育系统以及校企联合机制的差异，即区域知识专有性（Cantwell，1989）。例如，Furman等（2002）发现17个OECD国家在专利产出和专利领域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最后，由于知识隐性，跨区域的知识转移依赖面对面交流（Kogut和Zander，1992），驱动跨国公司通过FDI方式来获得东道国的专有知识（Chung和Yeaple，2008）。例如，Kogut和Chang（1991）表明，日本在美国的FDI更倾向选择双方研发密度差异更大的产业，以弥补自身知识之不足；基于美国专利局的证据，Cantwell（1993）发现跨国公司积极地在国外开发新能力，从而有效地利用不同区域所具备的差异化的知识基础；Shan和Song（1995）发现美国具有更多专利的生物企业更容易成为国外企业接管的对象；Almeida（1996）发现在美国的外国投资企业主要是借鉴当地的知识，特别是来自欧洲和韩国的FDI通过学习当地知识以弥补自身的知识劣势。

（二）知识动态化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机理

在知识动态化逻辑下，学者探讨了FDI知识获取机理，该研究思路大大超越了进入模式研究，开始探讨东道国两种不同网络嵌入对知识获取的影响。首先是探讨了跨国公司通过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形成的外来者（即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网络对跨国公司知识获取的影响，其次是研究了东道国知识网络（指由拥有东道国专有知识的各类组织组成的知识网络）对跨国公司知识获取的影响。

1．知识动态化视角下FDI进入模式选择

沿着知识利用框架下重点关注进入模式的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开始分析知识动态化视角下的进入模式选择问题。大多数理论研究都基于Kogut（1988）对进入模式的理解，认为不同的进入模式在知识转移方面存在差异，并认为合资是跨国公司实现知识获取的重要进入模式，其中完全所有权的并购模式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Chen，2008）。Meyer、Wright和Pruthi（2009）从知识获取维度，对进入模式进行了重新划分，把所有进入模式分为高、中、低三类，认为当跨国公司知识具有区域专有性时，跨国公司会更倾向于选择高知识获取性进入模式。其中，高知识获取的进入模式包括完全并购和主导式并购，中等程度的知识获取模式包括非主导并购、主导式合资、基于外派和当地专业人员的新建、股权式合资企业，低知识获取（即高知识利用）的进入模式包括基于外派专家的新建、授权、短期项目公司等。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进入模式仅仅是跨国公司接近东道国专有知识的一种正式关系，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关系，这构成了FDI在东道国的知识获取网络，这种基于网络嵌入的组织学习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2．序贯进入、外来者网络与组织学习

一些学者对早期Uppsala模型所强调的“经验黑箱”进行了拓展，认为实施序贯进入策略的外来者（即跨国公司）会形成外来者网络，成为通过FDI获取东道国知识的重要途径。在整合Hymer、Caves和Dunning等强调的内部专有优势以及Uppsala模型所强调的经验学习的基础上，Chang（1995）提出了一个序贯进入模型，把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过程分为进入自身优势业务领域、通过经验学习获得东道国专有知识、进入非优势业务领域等三个阶段。根据这个模型，实施序贯进入策略的跨国公司按照以上三个阶段，会通过FDI在同一东道国先进入其自身的优势领域，然后通过经验学习获取大道的专有知识，最后进入其非优势领域，并且通过FDI在东道国构建自己的公司内部网络，利用公司内网来获取知识。与Chang不同，Head等（1995）专门考察了不同跨国公司序贯进入特定东道国的现象，结果发现日本跨国公司会模仿本国先行公司的区位选择，导致在美日本跨国公司集聚在特定区域，形成日本在美跨国公司自己的外来者网络。对此，Guillén（2002）的分析认为不同跨国公司序贯进入特定东道国，是为了模仿其他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并实证表明韩国跨国公司是为了模仿母国网络成员企业的FDI行为才序贯进入中国市场的，并在中国市场进一步构建在华韩国企业的外来者网络。

因此，通过序贯进入构建的外来者网络就是由某跨国公司在特定东道国的子公司以及序贯进入该东道国的其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构成的。在外来者网络中，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不仅可以通过与其他外来者建立正式关系来获得东道国专有知识^[14]，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关系接受其他外来者的知识溢出，如通过各种“捷径”，特别是雇用在其他外来者那里供过职、经验丰富的员工，来获取东道国专有知识（Shaver等，1997；Forsgren，2002）。Shaver等（1997）不仅实证发现外来者网络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而且还指出了基于外来者网络进行知识获取的局限性，即对于拥有较多东道国经验^[15]的跨国公司来说，其子公司接受其他外来者知识溢出的效果就会大大削弱。后来，Chung和Song （2004）从相反的方向发现，缺乏东道国经验的跨国公司其子公司更倾向于与东道国其他外来者集聚以获取知识溢出效应。Chang和Park（2005）则进一步考察外来者网络的各类子网络对特定跨国公司子公司知识溢出效应差异问题，结果发现同一母公司外来者^[16]的知识溢出效应强于其他跨国公司外来者的知识溢出效应，同一母国外来者的知识溢出效应强于不同母国外来者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同一产业外来者的知识溢出效应则强于非同一产业外来者的知识溢出效应。

3．区位选择、东道国知识网络与知识获取

与研究通过外来者网络间接获取知识的做法不同，另有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通过嵌入东道国的知识网络来直接获取当地知识的现象，并以知识获取最大化为标准探讨了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内生机理，即围绕“区位选择—东道国知识网络嵌入—知识获取最大化”这条主线开展相关研究。例如，Shaver和Flyer（2000）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知识密集区域／国家进行FDI，旨在嵌入东道国知识网络，通过利用知识溢出效应来获取东道国专有知识。Alcácer（2006）以及Mccann和Vroom（2010）认为，必须综合考虑东道国知识网络中同行企业的竞争效应，才能够完整解释跨国公司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知识获取过程。他们所谓的竞争效应是指东道国知识网络同行企业不惜采取各种竞争手段以阻止潜在进入者，设置进入壁垒限制潜在进入者进入和获取知识。Alcácer和Chung（2007）在综合知识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基础上，根据知识获取最大化原则探讨了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内生机理。他们认为，跨国公司进行FDI区位选择，是为了实现净知识溢出最大化（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之差），这就需要对东道国专有知识、跨国公司自身技术能力以及竞争对手行为进行综合权衡。他俩根据1985—1994年新进入美国的跨国公司的FDI区位选择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具有较强学术创新性的区位^[17]，因为这些区位知识溢出效应较强，而竞争效应则相对较弱。

总之，知识动态调整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研究强调了进入知识密集的东道国，依托外来者网络，通过嵌入东道国知识网络，利用正式的组织学习和非正式的知识溢出机制来获取知识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一视角的研究无一例外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先验地假设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都有相当的知识吸收能力。因此，这一研究视角既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知识后去问题，也不适合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以及它们对发达国家的FDI力度不断加大，知识追赶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与机理研究便应运而生。

总之，以知识动态化为目的的FDI知识获取研究强调通过进入知识密集的东道国，依托正式与非正式的网络，主要通过正式的组织学习和非正式的知识溢出实现知识获取。但是，这一研究虽然强调了知识获取，但是还都潜在地认为FDI均具有相应的知识获取能力。而对于国际化中的新进入者和后来者而言，这一潜在假设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了后发跨国公司知识追赶视角下的知识获取机理研究。

三、知识追赶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与机理研究

近2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承接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在积极实施以知识追赶为目的的直接指向发达国家的FDI，从而先后掀起了两次知识追赶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跨国公司掀起的知识追赶浪潮（Makino等，2002），而第二次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金砖五国）跨国公司掀起的知识追赶浪潮（Luo和Tung，2007）。知识追赶视角与知识动态调整视角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关注以发达国家为东道国、旨在获取东道国专有知识的FDI。但两者又有显著的区别：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内部专有优势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而前者的研究对象则是内部专有优势相对显著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由于缺乏内部专有优势，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知识获取动机，它们的知识获取机理也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

（一）知识追赶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动机

知识追赶视角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指向发达国家的FDI行为，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进行FDI，是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高端知识，以实现知识追赶甚至超越。首先，内部专有优势相对匮乏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产生知识获取动机的根本原因。Makino等（2002）对我国台湾跨国公司的研究、Elango和Pattnaik（2007）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研究以及Mathews（2006）对亚太地区跨国公司的研究都表明，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内部专有优势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跨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上缺乏应对激烈竞争的实力，因而严重限制了它们在本土市场以及全球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迫使它们进行以知识追赶为目的的知识获取性FDI。其次，发达国家作为高端知识集聚区域吸引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目光（Makino等，2002），特别是一些拥有高端知识的发达国家企业会因财务、重建等问题，愿意通过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分享自己的知识，从而诱使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实施知识获取性FDI（Li，2010）。最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母国网络对发达国家的了解，为实施知识获取性FDI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不仅通过嵌入商业性关系网络，如OEM、ODM等，来获取发达国家的市场与技术知识（Mathews，2006；Luo和Tung，2007；Elango和Pattnaik，2007；Li，2010），而且还通过其高管团队的社会网络来获取有关东道国的市场机会、建议性知识和经验性知识以及作为可信赖被举荐人的机会（Zhou等，2007）。因此，在内部专有优势相对匮乏以及发达国家高端知识诱惑的双重作用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开始实施知识获取性FDI以实现知识追赶。

（二）知识追赶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机理

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相对缺乏内部专有优势，因此，知识追赶视角所揭示的FDI知识获取机理与前两个视角所揭示的机理有所不同。学者们基于知识追赶视角对FDI知识获取机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构建了一些颇能反映内在机理的代表性模型。下面择要介绍三个，并结合其他研究成果来梳理以知识追赶为目的的FDI知识获取机理。

第一，LLL模型。Mathews（2006）以内部专有优势相对匮乏为逻辑起点，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快速国际化的LLL模型。这里的“LLL”是指关系（Linkage）、杠杆（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其中，关系维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已有关系拉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FDI行为。Mathews指出，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网络，在全球网络的拉动^[18]下，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拉动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开始实施快速跨国发展。二是FDI过程是一个多维关系的过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采取战略联盟、合资等形式、通过FDI来实现快速发展，这也是知识获取的重要渠道。杠杆维度是指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网络这根杠杆来撬动网络伙伴（包括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他各种伙伴）所拥有的高端知识。学习维度是指关系建立后进行系统化组织学习，以此来夯实自己的知识基础，进而实现知识追赶。总之，LLL模型作为知识追赶视角的重要分析工具，强调了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但是理论分析还较为粗略。

第二，跳板模型。针对金砖五国的跨国公司，Luo和Tung（2007）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知识追赶型FDI跳板模型，具体见图2－7。所谓跳板是指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以FDI作为跳板来获取发达国家的高端知识，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跳板模型综合梳理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获取知识的动机、助力、阻力、特有行为以及特有挑战等五个方面。Luo 和Tung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进行FDI，不但是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高端知识、占据发达国家的市场，而且更加关注自身在母国的持续发展。在战略实施中，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同时面临来自母国、全球以及自身等方面的助力，但也难以回避自身内部专有优势相对匮乏、外部技术和市场环境变化加速、产业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等因素所带来的阻力。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特有行为包括FDI之前在母国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诸多交往，为进入发达国家所采取的高风险方式，在发达国家进行高资源承诺的FDI。这些特有行为当然也给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实现知识追赶的目的提出了特有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改善自己的治理机制，对所获取的知识获取进行有效整合，积累全球化经营经验，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提高自己的产品／流程创新能力等。Luo和Tung的跳板模型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知识追赶型FDI面临的五方面问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本分析框架。

图2－7　后发跨国公司知识获取的跳板模型

注：资料来自Luo和Tung（2007），略有改动。

第三，组织学习曲线演化模型。Li（2010）从演化视角重点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组织学习来获取知识的机理，揭示了FDI知识获取路径突破的轨迹。首先，Li从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维度界定了四类学习曲线，分别是单边利用性学习、单边获取性学习、双边利用性学习和双边获取性学习。然后，他归纳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知识学习路径。由于内部专有优势相对比较缺乏，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最初从双边利用性学习开始（如通过OEM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明确分工的合作性学习），到单边获取性学习（如通过并购获得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高端知识资产）或者单边利用性学习（如通过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来利用自身的内部专有优势），再到双边获取性学习（通过缔结战略联盟来共同开发知识）。最后，Li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知识追赶路径跃迁困难的原因，结果发现组织惯性和核心能力刚性是其中的主要原因。Li提出的组织学习曲线演化模型能够大体反映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知识获取过程中的组织学习演化路径。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不同学习曲线之间的跃迁，这也呼应了此前一些学者（如Luo和Tung，2007；Elango和Pattnaik，2007；Yiu等，2007）对企业家精神／创业导向的关注，但具体影响机理还有待日后深入探讨。

以上三个模型共同说明，知识追赶视角下的FDI知识获取是一种路径突破过程。在行为层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不断调整知识获取节奏，重构知识获取网络（Barkema和Drogendijk，2007），而在精神层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保持较高水平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导向，以持续发掘新的知识获取机会，为把握机会而进行内部资源重组，从而有效实现知识追赶的目的（Mathews，2006；Luo和Tung，2007；Elango和Pattnaik，2007；Yiu等，2007）。但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如何选择进入东道国的知识获取性FDI，如何重构知识获取网络，如何构建有效的知识获取能力等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第五节　文献述评

总之，围绕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文献回顾可以得到五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视角、行为视角以及制度视角是企业区位选择研究的三大理论基础。其中，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基于完备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设，探讨了运输成本影响下的最优区位，并成为后续研究的理论标杆；行为视角强调了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假设，认为企业的信息利用能力和信息可得性决定了企业能否接近理想的最优区位；而制度视角则强调企业在最优区位追逐过程中，必然受到区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的制度的影响，特别是网络嵌入性的影响。

第二，企业迁移是企业获得区位优势的战略选择，集聚优势是企业获得区位优势的重要途径，即“企业迁移—集聚优势获取—企业成长”逻辑。不论是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理论、Hotelling模型、Krugman“核心—边缘”模型，还是制度学派的新产业区理论均潜在假设企业通过区位迁移实现产业集聚进而实现企业成长。通过集聚能够为企业带来集聚优势，具体表现为外部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优势以及需求提升优势，可理解为租金。

第三，集聚优势耗散将会驱动企业外迁以谋求新的集聚优势，进而实现企业成长，即“集聚优势耗散—企业迁移—新集聚优势获取—企业成长”逻辑。由于区域资源有限，集聚优势将会因为集聚企业数量超过一定阈值而带来拥挤成本，将会因为知识积累的路径依赖而存在锁定风险，从而导致集聚租金耗散。同时由于集群企业的异质性，高品质集群企业与低品质集群企业之间存在非对称集聚优势分布：高品质集群企业付出良多而收益较少，低品质集群企业付出较少而收益良多。从而导致高品质集群企业有远离低品质集群企业，迁往高品质企业集聚区域的动机。当然，更高品质企业集聚区域也会存在多种壁垒来阻止相对较低品质企业的进入。最终形成高品质企业与低品质集群企业分别集聚于不同区域的格局。

第四，企业迁移过程与机理还有待系统研究。企业迁移是一个过程。已有研究关注了迁移意愿形成，初步探讨了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但相对忽略了迁入地优势获取机制，因而对于企业迁移成果与机理还有待系统研究。首先，对于迁移意愿形成，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区域资源有限性、网络嵌入性以及企业异质性要素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但是在企业异质性研究方面还仅仅强调了能力异质性，而没有关注其他方面的特质，例如企业规模差异性，同时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其次，对于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的研究还不多。已有研究虽然指出预计的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了目标区位选择，但是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关注还不够。同时已有研究通常都认为迁入地优势获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相对忽略了对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研究；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获取成为企业迁移的重要目的，而知识的获取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此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研究就亟待深入。最后，对于企业迁移三个关键阶段的具体研究还相对零散，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虽然企业迁移研究有三大理论视角，也存在一些基本模型，但研究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对此，本书将在第三章重点提出“企业—区位”匹配逻辑，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具体分析企业迁移的三个具体过程。

第五，中国情境下企业迁移研究将推动企业迁移研究的深入。第一章已经指出，面临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国迁移企业同时存在知识基础薄弱和外来者劣势两大难题，这就使得来自先行者的知识利用和知识获取路径的可行性受到质疑。那么，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如何实施有效的迁移，克服先天的两大劣势，进而利用不同的区位实现企业成长，就成为推进企业迁移研究，指导企业迁移实践的重要问题。

【注释】

[1]本书认为可能是在七八十年代，以硅谷、128公路、巴登符登堡地区为标志的产业集聚现象更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也产生了后来的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产生。而在90年代及之后，在新经济地理学派框架下，产生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2]主要借鉴安虎森等（2009），第10—11页。

[3]主要借鉴安虎森等（2009），第27—33页。

[4]吴波、肖迪：《集群企业迁移理论述评——兼对区域政府“腾笼换鸟”政策的反思》，《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1期。

[5]吴波：《集群企业异质性及其对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制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年第6期。

[6]从异质性的绝对性来看，低品质集群企业也会有一定的企业专有知识，但是这部分知识比例相对较少。为了理论演绎的方便，可以忽略。

[7]吴波：《跨国公司FDI的知识获取动机与机理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年第4期。

[8]虽然从时间上，Dunning的OLI模型最早提出了内部化优势（I），但是Dunning也承认这一变量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Buckley和Casson（1976）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Buckley和Casson是内部化视角最早的提出者。

[9]虽然均来自科斯所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但是Buckley和Casson（1976）所提出的内部化视角并非承自威廉姆森交易成本分析框架（Buckley和Casson，2009）。但后来，更多学者开始借鉴威廉姆森分析框架，即“交易特征—交易成本—治理模式”，来分析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两者开始综合（Delios和Beamish，1999，第916页）。

[10]主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

[11]特别是新建独资企业。新建独资与并购进入模式的区别在于二者均具有基于产权的控制权，但是并购则意味对被并购企业的事实控制权会由于彼此之间的知识、文化距离而大大降低。关于二者区别可参考Barkema和Vermeulen（1998）、Vermeulen和Barkema（2001）对二者的比较。

[12]技术能力包括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利用能力。

[13]Dunning（1993、2000）对最初的OLI模型中的O的静态优势进行了动态化调整，认为跨国公司优势不仅包括已有的静态能力，还包括基于战略资产获取的动态能力。同样，Johanson和Vahlne（2003、2006）对Uppsala模型中针对东道国的组织学习类型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FDI除了以降低自身技术应用风险的利用性组织学习，还包括以开发新成长机会为目的的探索性学习。

[14]如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同时在某个东道国进行FDI，彼此依然保持正式的合作关系。

[15]以一跨国公司在该东道国的子公司数量来测量（Shaver等，1997）。

[16]即同一母公司在该东道国的其他子公司。

[17]是指以大学和独立科研机构为主要创新主体的区位，而产业创新较强的区位是指以企业为主要创新主体的区位。对于FDI而言，后一种区位溢出效应较弱，而竞争效应较强（Alcácer和Chung，2007）。

[18]在经典的OLI模型中，具有内部专有优势的跨国公司主要受内部优势驱动而进行跨国发展，即为了有效利用自身的优势而实施跨国发展（Mathew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