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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迁移案例:企业成长实证研究

【摘要】:第一章绪论第一节三个迁移案例区位战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部分,企业是成为实现区位战略优化的重要一环。以上三个企业迁移案例虽然各有其特点,但是均表明区位迁移是企业成长重要战略,是企业获取不同区位专有优势、实现战略转型与升级的重要手段。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三个迁移案例

区位战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部分,企业是成为实现区位战略优化的重要一环。下面首先简要介绍三个典型案例,希望读者能够对企业迁移行为有初步了解,并能够对企业迁移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过程以及核心思路能够有大致了解。一是创立于温州的正泰集团通过迁移实现跨区域成长的案例,资料来自正泰集团网站的公开信息;二是关于一位浙江商人的中小企业迁移式成长案例,资料主要来自作者的亲身调研;三是关于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以实现跨越式成长的案例,资料主要来自于网络信息收集。

【案例1】 正泰集团的发展与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发展紧密相关。柳市镇位于浙江温州乐清市,是我国著名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1]正泰集团始创于1984年7月,主要从事低压电器业务。1997年以来,正泰集团进入提升与跨越阶段,确立了“打造国际性电气制造基地”的战略目标。[2]依托柳市镇的区位优势,正泰集团的低压电器业务实现快速发展,但是面对日益剧烈的内外部竞争,正泰集团开始开发高压产品。但是柳市在高压业务上的积累相对匮乏,难以为高压业务提供支撑。为此,2004年1月,正泰集团把高压业务迁往到上海松江区,成为企业迁移成长的第一个里程碑。事实上,温州企业与上海之间的关系历来紧密,从早期为规避温州假冒伪劣区域形象而打出上海品牌,到2000年左右,温州企业家真正远赴上海利用其中心城市优势开创事业。因而,正泰集团高压产品仅仅是温州外迁上海的众多企业之一。随着高压电气基地在上海的稳步开展,正泰集团高压产品也取得了市场的认可:2006年,110kV变压器和GIS分别在山东等13个省市挂网运行,220kV变压器在内蒙古中标,标志着上海正泰输配电产业在高压产品市场取得了新的突破。2006年10月,投资2980万美元的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杭州滨江高新技术园区注册成立,成为企业迁移成长的第二个里程碑。2008 年4月,正泰太阳能业务经历一年的紧张筹备,全新品牌Astronergy正式启用运作。以杭州为总部,正泰太阳能业务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跨区域布局。

【案例2】 一位浙江商人A,在苏州常熟创业和发展,主要做羽绒服产品。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常熟已经建立了稳定的业务伙伴。但由于羽绒服装行业发展前景有限,A开始考虑实现跨行业发展。经一位朋友介绍,并亲自悉心考察之后,决定迁往浙江桐乡濮院镇转型从事羊毛衫业务。濮院是我国羊毛衫的一级批发市场,也是我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具有良好的区域品牌和生产配套体系。

2008年进入濮院之后,A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经典的外来者劣势,即作为外来者,他难以充分了解当地经营环境,从而带来企业在当地经营中的诸多问题,例如在当地,供应商下单时,必须支付全额货款,而当地信用较好企业则仅仅需要支付较小的额度。外来者劣势加上A自身在羊毛衫设计能力上的不足,直接导致A在当年的经营中出现不小的亏损。但是,A毕竟有过10多年的经商经验,这就使得A能够较快地了解当地经营环境,并淘汰不合格的供应商,开拓信用和能力较好的业务伙伴。同时,靠着10多年积累下来的服装设计经验,虽然在第一年设计的产品不理想,但是从中也修订了自身产品的设计方法和技巧,保证能够在次年设计出适销的产品,使得企业能够在次年经营中保证不亏。随着A在濮院信用体系的建立与稳定合作伙伴的形成以及自身羊毛衫设计能力的提升,企业在当地经营开始进入良性循环,企业经营绩效也在稳步提升。

【案例3】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总部迁移行为引起越来越多的来自区域政府、企业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上市公司作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类企业,其带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尤其令人关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创办于浙江台州,是中国汽车行业十强企业,1997年进入轿车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持续的自主创新,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现资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含沃尔沃),连续九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连续七年进入中国汽车行业十强,被评为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和“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3]2003年1月,吉利集团将管理、营销和研发三大企业核心总部从台州迁至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至此,北京(发展中心)、上海(投资中心)、杭州(管理、销售、研发中心)构成的吉利“金三角”发展战略正式启动。对于运营总部迁往杭州,吉利集团CEO徐刚坦言说企业将总部搬到杭州就是为了获得银行金融界的支持。由于杭州的民营企业发达并且企业资信高,因此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15家银行的省会城市。吉利集团迁都仪式当日,浙江省及杭州市银行界的高层都应邀出席,可以看出此次迁都的意义所在。汽车行业作为资本密集行业,对资本有较高的需求,因此,运营总部迁往杭州可以获得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汽车行业也是研发密集型的行业,对人才、信息均有较高的需求,总部迁往杭州还可以获得总部发展的其他诸多优势,例如杭州的人力资源储备、商务服务能力、交通通信优势以及作为省会城市的各种信息优势等,这为吉利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正泰集团为何选择上海、杭州进行产业布局?布局上海、杭州之后,正泰集团又是如何获得利用两地区位优势实现企业成长的?浙江商人A为何选择濮院?又如何能够克服外来者劣势来实现企业成长?同样,为什么吉利把总部与生产基地分立,把运营中心从台州迁往杭州,而不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以上三个企业迁移案例虽然各有其特点,但是均表明区位迁移是企业成长重要战略,是企业获取不同区位专有优势、实现战略转型与升级的重要手段。“企业—区位”匹配成为企业区位迁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学术界深入探讨实现“企业—区位”动态匹配的企业迁移问题。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意义

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量企业开始通过区位迁移实现企业成长,区位迁移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区位战略的重要选择。企业迁移浪潮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企业整体实力的增强,企业有信心、有意愿进行迁移。企业实力的增强使得企业希望优化自身区位分布,以进入理想区位实现企业成长;同时随着信息沟通技术的提高,企业可以更为容易地了解各个目标区域信息,进而为企业迁移提供了各种便利。第二,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增大。实力的提高也必然意味着更大的成长压力,这就要求企业获取新资源以推动企业快速成长,而这往往是企业初始区位所难以提供的,例如更多的土地资源、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更完善的生产服务能力,区位迁移随之进入企业区位战略的日程表。例如,温州正泰集团把高压输配电设备制造基地设在上海,把工业自动化和太阳能生产基地迁往杭州,把输配电配套设备基地迁往嘉兴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第三,区域政府的推动。为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落后区域政府大都会制定更为优惠的政策来引导企业的迁入,发达区域为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也会制定“腾笼换鸟”或者“双迁移”政策来挤出本地低效企业,引进高效企业。例如,中西部区域政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而进行了大量的引资努力。典型如重庆和合肥承接东部家电制造企业的转移,开始成为中部家电产业集聚中心。东部很多发达区域为实现产业升级都提出了总部经济建设政策,希望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集聚中心。总之,在企业成长驱动之下,在区域政府政策引导之下,企业的区位迁移战略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

自然,企业迁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外来者劣势就是迁移企业所面临的经典难题(Hymer,1976),这使得企业即使经过充分的事前调查,也难以充分了解目标区位环境。外来者劣势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目标区位知识由于知识隐性特征导致只能通过长期的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够有效获取(Kogut,1988);另一方面来自缺乏当地人(指拥有资源的个体和组织)的认可,即合法性缺失(Johanson和Vahlne,1977、2009)。因此,早期对企业迁移的研究强调通过两种策略来弥补外来者劣势。一是强调企业内在优势来抵消外来者劣势,即经典的OLI模型所强调的企业专有优势(Dunning,1988);二是强调自身经验的积累,通过试错来获取目标区位/迁入地的隐性知识,获得当地组织的认可(Johanson和Vahlne,1977、2009),从“外来者”变为“自己人”。通过“扬长”和“补短”,初期依赖自身的企业专有优势,并通过渐进式“干中学”来有效规避外来者劣势,实现在迁入地的网络嵌入,进而获得迁入地资源,实现成功的迁移式成长(Chang,1995)。

但是,以上理论逻辑来自发达国家企业的迁移经验,特别是跨国公司FDI行为经验;而我国企业起步较晚,当企业进行跨区域迁移时,不仅面临国内同行的竞争压力,还面临全球企业的竞争,从而表现出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典型特征。简而言之,西方经典理论在进行企业迁移研究时,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外部强大的竞争者;而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迁移以实现“企业—区位”再匹配时,则已经存在先验的强大竞争者。竞争环境的变动使得经典的渐进式的“扬长”和“补短”策略大打折扣。“扬长”的潜在假设是迁移企业拥有内部专有优势,但与作为先行者的全球竞争对手而言,这种内在专有优势并不明显,或者说并不存在,这就使得迁移企业难以在理论上最优区位轻易立足,也就难以有效获得迁入地资源,至少难以获得迁入地的优质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迁入地人力资源、财务资本、土地资源、产业配套等)。渐进的干中学式“补短”使得企业可以稳步了解迁入地环境信息,但是面对强大竞争对手,只有更快地学习才能够有效把握迁入地环境,才能够把握迁入地所提供的各种成长机会。

因此,中国企业迁移研究的逻辑起点/基本假设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迁移企业所具有的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在这里“相对”是与作为先行者的全球知名竞争者相比,中国迁移企业的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尽管相对于本国企业,迁移企业的知识基础并不一定就弱,反而有可能知识基础更强,特别是对于知识利用性的顺势迁移企业而言(吴波和肖迪,2011)。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于全球企业,中国迁移企业知识基础就相对较弱。这一方面驱动中国企业通过接近全球优秀企业集聚区域获得集聚优势,以获得跨越式成长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必然受到全球优秀企业在市场与资源方面的竞争压力。二是中国迁移企业所面临的经典的外来者劣势。即中国迁移企业难以有效嵌入迁入地网络,难以有效获取迁入地资源。在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中国迁移企业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将会更加显著。一方面,经典“扬长”策略的前提并不稳固;另一方面,渐进式的通过经验积累的“补短”策略也会因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而难以持续。

中国企业迁移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在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和外来者劣势条件之下,中国迁移企业应如何选择目标区位,并获取迁入地优势,进而推动企业的跨越式成长。这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命题。一是中国企业迁移意愿研究,这一研究关注驱动企业迁移的区域、网络以及企业三层面因素,在探索传统模型所强调的来自本地推力与阻力方面因素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网络层面要素与企业层面要素,特别是本地网络嵌入性、企业异质性以及企业战略创业导向的影响。二是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研究,这一研究关注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机理。本书认为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核心逻辑是实现“企业—区位”的再匹配,是迁移企业资源需求与目标区位资源供给的结构性与关系性匹配的过程。在再匹配的过程中,迁移距离是目标区位选择的核心指标,是指目标区位与迁出区位之间的距离。当然,这种距离并非仅指地理距离,还包含更为多元化的内涵,例如社会距离、认知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等多种形式(Boschma,2005)。简而言之,过大的迁移距离虽然有望获得更大的资源获取潜力,但是却不利于企业资源的获取;而过小的迁移距离虽然能够保证迁移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但可望获得资源的潜在价值将会大大缩水。那么,在知识基础相对薄弱与外来者劣势难以除去的情况下,迁移企业如何选择自身的迁移距离,是选择较大的迁移距离,即跨越式迁移;还是选择较小的迁移距离,即渐进式迁移?三是,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问题。早期企业迁移研究认为企业迁移之后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取当地资源,而较少关注企业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但是随着知识成为企业成长的关键资源,以知识为代表的资源获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外来者劣势条件下,特别是知识基础相对薄弱情况下,迁移企业面临目标资源定位、接近与获取等诸多问题。这就使得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成为中国企业迁移研究的重要问题。四是,企业迁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企业迁移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企业的迁入与迁出,特定区域可以实现企业数量和质量的更新,不仅可能会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也可能因高品质企业的迁入而促进区域的升级发展。在这里,本书重点关注区域龙头企业的迁出以及外部FDI企业的迁入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

基于以上两大逻辑起点,中国企业的迁移式成长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后来者,中国迁移企业具有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典型特征,这突破了西方经典迁移模型强调的迁移企业内部专有优势的理论假设。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迁移研究将会推动传统迁移模型的进一步完善。二是,作为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进行指向欠发达区位顺势迁移的同时,也进行指向发达区位的逆向迁移,这将推动以顺势迁移为背景的西方经典迁移模型进一步关注逆向迁移问题。在现实意义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中国企业实施有效迁移实现跨越式成长提供决策参考。这涉及到迁移企业如何分析迁移所面临的各种区域与企业层面的推力、拉力与阻力,以明确自身迁移动力;更加客观、有效地分析不同潜在目标区位,并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目标区位;并通过合理的目标区位嵌入策略以获取合法性,实现迁入地优势获取,从而实现跨越式成长。二是,为区域政府有效引导企业迁移实现自身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本书重点分析引导本区域企业迁移以实现“腾笼换鸟”的政策工具。

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

一、企业集聚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区域,例如美国的硅谷和128公路、德国的符腾堡区域以及第三意大利,纷纷凭借本地大量企业集聚实现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即产业集聚现象。从外部性的角度,马歇尔做出了最初的、也是最为经典的陈述,认为四种正的外部性能够为集群企业带来积极的“集聚效应”,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具体包括接近专业化的供应商、接近专业化的劳动力、获得知识溢出以及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McCann和Folta,2008)。依托这四种机制,后来的一些学者进一步对产业“集聚效应”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模型化,例如主流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强调前两者的重要意义,并称之为外部规模经济(Krugman,1991);非主流的欧洲学者则突出了知识溢出的重要意义,认为知识溢出是企业集聚的核心动力(Bathelt,2005);另外一些学者从需求提升的角度来解释集聚的意义,认为企业通过集聚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Fischer和Harrington,1996)。外部规模经济包含了专业化供应商和专业化劳动力两个方面,是指由于外部需求增加导致供应商可以实现规模生产,从而降低整个制造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知识溢出优势来自马歇尔早期对“产业空气”的描述,认为在特定区域之中,弥漫着特定产业相关的知识,使得其中的企业可以自由获得成长所需的产业知识。总之,现有的集聚研究表明同行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可以带来供给层面的正外部性(前三种集聚效应)和需求层面的正外部性(后一种集聚效应)(McCann和Folta,2008)。

图1-1 集聚效应的结构

注:资料来自McCann和Folta(2008),略有改动。

二、企业迁移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改变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消费者偏好、环境规则、技术进步的可行途径,是企业的价值链活动在空间上的变化(白玫,2005)。按照迁移主体的差异,可以分为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王业强,2007)。与跨区域/国投资不同,企业迁移更具战略持久性,迁移之后的区位将会成为企业(或具体部分)运营的新核心,因而迁移决策也就具有更大的风险及收益,成为企业区位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既然是一种战略行为,那企业迁移就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本书认为企业迁移是一个区位调整的战略过程。在过程视角下,早期的学者重点关注了迁移评估(包括动因与目标区位选择)和执行迁移两个方面(Hoyd和Dicken,1977;Hayter,1978),但是对于迁移后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的关注相对不够。其原因在于,早期研究认为企业迁移之后自然能够获得目标区域资源,例如获得目标区域的土地、劳动力、税收优惠等等。而在知识经济下,以知识为代表的战略资源日益成为企业迁移的重要目的(Shaver和Flyer,2000),战略资源的获取更为复杂性、且历时更长,导致迁移之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存在诸多困难,成为决定企业迁移成败的关键(Alcácer,2006;McCann和Vroom,2010)。因此,本书认为企业迁移过程具体分为迁移意愿形成、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执行迁移以及迁移后迁入地优势资源获取等四个基本环节。本书对具体迁移执行阶段不做具体关注,而重点关注迁移意愿形成、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迁入地优势获取等三个环节。

三、企业成长

企业成长理论研究起源于Penrose(1959),探讨的是企业的内在本质以及外在表现。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统一的分析框架,各种有关企业成长的观点散见于各种理论分析框架,包括斯密的分工理论、马歇尔的内部成长观点、SCP范式、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资源基础理论、演化经济学、波特的五力模型等(邬爱其,2004)。而形成理论丛林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理论框架对企业性质认识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企业成长的界定及其影响因素上认识的差异(吴波和贾生华,2008)。总体而言,从交易成本视角和资源基础(RBV)视角来看,企业成长理论可以分为内生成长理论、外生成长理论和网络化成长理论。内生成长理论以Penrose(1959),Nelson和Winter(1982),Wernerfelt(1984),Barney (1986、1991),Amit和Shoemaker(1993),Prahalad和Hamel(1990),Teece、Pisano和Shuen(1997),Kogut和Zander(1992、1996),Spender (1996)等人的理论为基础,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内部所拥有的稀缺的、有价值的、难以复制的资源/能力/知识,而企业的成长则表现为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知识的积累。外生成长理论则以Coase(1937、1960)、张五常(1983)、威廉姆森(1975、1985)等理论为基础,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权威、劳动力市场契约或者内部治理机构;由于正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以企业家协调来取代市场协调,例如纵向一体化。网络化成长理论则以Richardson(1972)、威廉姆森(1985)、Thorelli(1986)、Powell(1990)、Larsson(1992)等理论为基础,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不仅仅表现为内在资源、内在治理效率,还在于企业所拥有的网络关系,以及这种网络关系所蕴含的网络资源;企业成长就不仅表现为内部资源/能力/知识的提升,还表现为网络的有效治理以及网络所蕴含的网络资源的增长。本书采用网络化成长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资源/能力/知识和网络的综合体,是通过企业内部积累和网络可以动员的资源/能力/知识;企业成长表现为企业可以动员的资源/能力/知识的提升。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讨中国企业迁移过程中所面临的四个基本问题,本书在明确技术路线的基础上,采取了多种具体研究方法以确保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研究结论的客观科学性。

一、技术路线

根据研究问题进一步确定了研究路线。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访谈来把握理论前沿和实践动态;随后进行理论分析,探讨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以及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设计,确立概念模型;之后进行数据收集工作,主要涉及三种形式的数据收集工作,分别是案例相关的数据收集、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收集以及公开数据收集;基于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涉及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环节所涉及的四个方面的研究;最后进行系统研究,主要是系统分析企业迁移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机理,以及促进企业成功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研究。具体研究路线见图1-2。

(www.chuimin.cn)

图1-2 本书技术路线

二、研究方法

理论与实证研究是管理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系统的理论分析有助于研究者把握理论前沿和实践动态,提出具有研究意义与可行性的研究问题;有助于研究者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掌握现有研究成果,并构建出相应的研究设计,提炼出科学的概念模型。实证分析则实现了理论思考与客观实践的结合,进一步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实证研究之前的研究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以及研究设计;二是实证分析之后研究讨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分析。所采取的理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的概念模型推导以及定量的数理模型分析(主要是博弈模型分析)。理论分析具体包括六个方面。

一是,企业迁移与成长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哪些?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哪里?经过系统的文献梳理,本书认为企业迁移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网络理论以及企业区位理论。前两者都是企业成长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内生成长理论和网络化成长理论的基础,后者则是迁移研究的重要支撑理论。三者的交叉共同构成了本研究剖析企业迁移过程中三个关键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确定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迁移企业在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和外来者劣势的条件下有效实施迁移式成长的内在机理;特别是从过程视角把企业迁移过程分为迁移意愿形成、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等三个关键环节,并分别探讨其内在机理。

二是,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特别是在集群背景下,集聚效应是如何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形成的?基于“企业—区位”匹配逻辑,已有研究认为本地资源供给难以满足企业需求时,企业就会形成较强的迁移意愿,但是却忽略了迁移意愿形成的企业层面要素,本书则综合考虑区域层面、网络层面以及企业层面要素对迁移意愿的影响,特别是在企业层面探讨了企业能力、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战略创业导向对迁移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研究。

三是,影响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哪些,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同样以“企业—区位”匹配为核心逻辑,探讨了区域层面、网络层面与企业层面要素对“企业—区位”的结构性和关系性匹配的影响机理,及其对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

四是,迁移企业如何获取迁入地优势以实现企业成长?即在外来者劣势和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迁移企业如何获得迁入地优势,进而打造新的战略资产,以实现企业成长?基于文献梳理,本书认为序贯进入逻辑是一个突破口,是迁移企业有效嵌入迁入地资源网络的重要方式。

五是,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如何产生影响?企业的迁入和迁出对区域产业集聚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迁出和迁入企业为龙头企业时,这种影响将会变得更大。基于文献研究,本书认为从资源和网络的角度来解构这种影响将是可行的尝试。

六是,从实践意义来看,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迁移企业以及区域发展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可以归纳出的决策借鉴和政策参考有哪些?本书将根据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地归纳出推动企业有效迁移的决策借鉴,提出引导企业迁移、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根据数据来源(一手调查数据vs公开数据)以及样本数量(大样本研究VS小样本研究),本研究所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包括案例研究、大样本问卷调查统计研究以及基于年鉴、上市公司等公开数据的大样本统计研究。

首先是案例研究。从案例数量来看,案例研究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跨案例研究;从数据来源来看,案例研究分为一手数据案例研究和公开数据案例研究;从案例研究的性质来看,案例研究分为探索性案例研究和验证性案例研究。本书的案例研究涉及以上六种类型。其中比较重要的案例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和年鉴数据的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多案例研究,这一研究涉及总部迁出上海和北京的多家上市公司,其性质为探索性案例研究。二是,泉州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多案例研究,这一研究涉及泉州多家总部迁往厦门的知名民营企业,包括安踏、特步、匹克、361度等。三是,正泰集团高压业务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的案例研究,这一研究为单案例研究。

其次是大样本问卷调查统计研究。大样本问卷调查是管理研究数据获取的重要方法。本研究的大样本问卷调查统计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区域环境、企业异质性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数据来自浙江桐乡慈溪家电企业。二是,网络嵌入、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数据来自浙江桐乡濮院羊毛衫企业和江苏常熟服装企业。三是,本地龙头企业迁移对产业集群演进影响机制实证研究。数据来自浙江海宁皮革服装产业集群、慈溪家电产业集群和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四是,FDI迁入对产业集群演进影响机制实证研究。数据来自浙江嘉善木业企业。

最后是基于年鉴、上市公司等公开数据的大样本统计研究。同样是大样本统计分析,但是这一研究方法的数据来自公开的年鉴和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探讨了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所采取的样本为总部发生迁移的中国上市公司。

第五节 本书结构安排

本书基于过程视角理论和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迁移成长的过程与机理,进而为企业成功迁移提供决策借鉴,为区域政府引导企业迁移、推进区域发展提供政策参考。在研究思路上,本研究首先回顾了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而从迁移过程的三个关键阶段构建了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其次,采取一手数据和公开数据实证研究了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目标区位选择机理、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以及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影响机理。再次,对迁移企业和区域政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研究结论。遵循这一研究思路,全书分为九章,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旨在通过三个简单案例提出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及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首先,提出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即中国迁移企业在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和外来者劣势条件下如何有效进行区位迁移以实现企业成长。其次,对研究中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包括“企业集聚”“企业迁移”“企业成长”,这构成了本书后面研究的逻辑起点。再次,对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最后,介绍了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关系文献述评。本章对区位迁移及其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首先,对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研究进行概述,介绍了发展脉络和理论基础。其次,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成果,梳理了产业集聚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研究成果。第三,基于集群企业异质性假设,梳理了集群企业外迁动因理论。第四,借鉴FDI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了企业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最后,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指出已有研究不足,从而为第三章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分析框架的提出奠定基础。

第三章: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分析框架的构建。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章重点阐述区位迁移对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框架,基于这一框架进一步推理出后文实证研究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首先,凝练出企业迁移研究的三个前提假设。在此基础上,选择网络视角和战略创业视角进行理论演绎。最后,梳理出企业迁移成长的核心逻辑,包括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入地优势获取等三个方面的核心观点。

第四章: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研究。在产业集群背景下,本章从集聚优势耗散和企业战略创业视角,重点关注企业异质性、网络嵌入性以及战略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进而推进企业迁移意愿研究的深入。首先,识别了影响集群企业外迁的区域层面和企业异质性要素,构建了本地集聚优势耗散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并基于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次,采用博弈方法重点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能力异质性和规模差异性,对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的影响机理。最后,进一步探讨网络嵌入性和企业战略创业意图对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以浙江桐乡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和江苏常熟服装产业集群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五章: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与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为例,本章和下一章则主要从目标区位拉力的角度来剖析迁移企业的目标区位选择,并探讨了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优势获取机理。本章主要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为对象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并选择相关企业进行案例研究。首先,提出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与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的概念模型;其次,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探索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目标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最后,以所搜集的总部迁移样本,实证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第六章: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与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研究。本章以福建泉州民营企业总部迁移与浙江正泰集团迁移两个案例来深入探讨迁移企业目标区位选择与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对于泉州民营企业总部迁移,本书主要以安踏、特步、匹克、361度为对象重点分析了其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方面的内在逻辑;对于正泰集团高压业务的迁移,本书则重点关注了迁移后的迁入地优势获取机理。

第七章: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集群企业迁移行为与绩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章进一步分析集群企业迁移对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首先,从资源与网络两个维度构建出企业迁移影响产业集群演进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核心集群企业的迁移对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具体包括本地龙头企业的迁出以及FDI企业迁入对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制。

第八章:促进企业成功迁移,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研究。在以上企业迁移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章着重进行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企业迁移而言,如何有效规避迁移过程中的种种陷阱,实现企业的成功迁移;二是对于区域政府而言,如何有效引导企业迁移、实现区域的持续发展。

第九章:结论与展望。本章主要是对本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首先,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归纳企业迁移式成长的内在机理。其次,对本书的研究意义进行了总结。

【注释】

[1]资料来源:柳市镇人民政府网,http://www.liushi.gov.cn/。

[2]资料来源:正泰集团公司网站,http://www.chint.com/。

[3]资料来自吉利集团网站,http://www.gee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