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与甘布尔政治理论异曲同工？

9.2　理论局限

当然，杰索普的理论局限也是明显的。首先，尽管杰索普早期致力于克服“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但他后来似乎又在向“经济还原论”回归。这主要体现为他在积累策略的变迁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变迁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逻辑对应，国家转型被视为是由经济的外生压力所致，这也是为什么杰索普在分析实体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时往往从其追求的积累策略开始。亚里克斯・卡利尼克斯指出，“这不由得使人产生这是否跟杰索普早期拒斥经济决定论相符的疑问”。^[6]在论述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转型时，他又把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还原为民族经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忽视了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等等文化的、宗教的、信仰的方面。尤其是“9・11事件”之后，“文明的冲突”更加突出为民族国家冲突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尽管杰索普也提及在各个空间尺度上组织起来的经济与政治组织围绕国际规制展开的竞争或斗争，但是也明显缺少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帝国主义论”相类似的具有历史性、现实性、政治性的国际关系分析。如果说杰索普对全球化的新经济想象造成的国家转型或重构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经济视角的国家功能或国家角色的转型分析，那么他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转型的六大趋势及其反趋势的政治分析则过于简练，有精致的概括却未有详细的展开，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做出扩展性探索和研究的努力方向。

总起来说，在全球化时代，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分析必须把国家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下来展开，缺少国际关系的分析纬度，单纯从经济变迁来说明全球化时代国家重构的需求和压力，单纯从民族经济的竞争与冲突来解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都不能提供一个完整和充分的现实解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生命力，不仅在于要描述出正在扩张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动力体系，还在于要在这种模式中确定全球政治模式、变化了的世界权力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政治轨迹以及塑造这些模式和轨迹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和条件。^[7]

第二，杰索普往往把国家视为广泛社会制度秩序的“粘合剂”，一种抽象的“凝聚”因素，但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社会力量的利益必须通过国家来实现，为什么正是国家负责管理着整个社会的制度秩序以及系统间、组织间、力量间的复杂关系。显然，杰索普是先验地赋予国家以这种重要角色，国家仍然被潜在的视为社会利益的最高体现或结晶，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结构一致与共同演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由此又冒着“政治至上主义”的风险。这难免会使人怀疑他的国家理论更具有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倾向，而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传统。也正因此，比起国家在治理与元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分析而言，杰索普并没有对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这样的非政治性组织在治理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分析。尽管他强调在治理与元治理中要平等的对待国家与公民社会，但实际上他强调的正是国家的重要性而不是公民社会的分量。

这个批评或许未必恰当，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与人类社会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离开了政治我们便一筹莫展，正如安德鲁・甘布尔在《政治和命运》中所申辩的那样：

政治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让人类社会控制自身命运的一种活动。而现在，人们却深深地怀疑人类控制各种事务的能力，至少是通过政治来进行控制的能力。事关人类状况的这种新宿命论声称，我们正处于人类事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宿命论反映出20世纪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乌托邦政治希望的破灭，对启蒙运动有关理性和进步的宏大叙事的更为广泛的失望，以及对现代性本身的幻想的破灭。这一论调最为突出的表达便是有关终结论的各种话语——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权威的终结、公共领域的终结和政治本身的终结，它们都是在最近几年中涌现出来的。在当代，我们命中注定就要生活在各种铁笼——它是由源自全球化和技术的各种巨大的非人力量所创造的——的桎梏中，生活在一个既是反政治也是非政治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手段想象或倡导一个可以选择未来的社会。我的论述就是要反对这种暗含在如此之多此类话语中的宿命论，反对那种总是存在于众多现代性核心话语中的宿命论，而且，我要为政治和各种政治要素辩护，说明为什么离开了政治我们便一筹莫展，并探求政治和命运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持续不断和必要的张力。^[8]

任东来指出，在甘布尔那里，“政治的形式可能改变，但政治的本质——作为人类社会命运的主张——却不会改变。虽然政治和人类命运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张力，但是，人类应该、也有可能控制它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力量。甘布尔似乎相信，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由非人力量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政治所决定的。”^[9]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与甘布尔的政治理论在这一点上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前反政治、去国家化的浪潮中，在一个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国家不断产生厌恶和反感的时代里，杰索普与甘布尔清醒的认识到人类社会依然离不开政治和国家，重要的是改变过去那些让人厌恶和反感的政治形式和国家形式，人类社会需要为把这个世界治理得更好而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构建政治和国家。

尽管如此，像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治理这样一些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新议题或新热点，应当进一步地融入或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视野之中。郁建兴指出，“新近成为热门议题的‘全球治理’、‘全球经济规制’，尽管它们常常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跨国机构调节全球资本利益、进行全球整合与全球分配的一种策略选择，但全球治理事实上也包含着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这样一些价值认同，这些都已经远远超出了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包含着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性传染疾病等目标，这些目标也都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问题。以这些价值认同和治理目标为基础的全球公民社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可以说是‘非阶级的力量’在资本、劳动与国家的夹缝中寻求人类未来出路的一种令人敬佩的尝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既要坚持‘阶级’、‘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又要引入当代全球化现实所产生的新的分析概念和范畴。在求解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一再确认，对现实的关怀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10]

第三，在杰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分析中，明显缺乏有关实际的政体特征、政治过程、政治行动以及他所谓的社会力量的政治策略斗争等方面的较具体描述，他对几种国家类型的基本政体特征、政治运作和政策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也过于简化。科林・汉批评说，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的转型实际上是一个无政治主体的变迁过程，策略和策略行动者都没有得到详细的说明，与经济的变量相比，政治变量的考察非常有限。^[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杰索普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批判分析与未来预测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是因为这一国家类型明显具有转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的政治和治理路径而可以忽略的话，那么他对东亚经济体的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的未来预测则略显单薄或缺乏说服力。因为，如果不对东亚新兴工业国的政体特征、政治运作与政策过程以及后危机时代国家重构过程中的分权、放权和民主化转型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们就很难发现这些国家可能转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的政治和治理路径。(www.chuimin.cn)

实际上，我们也发现杰索普的国家理论很少涉及代表制、民主、法治、政治权利等相关政治术语的基本分析，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难以避免“政治理论与法学传统比较贫乏”的指责。^[12]确实，尽管杰索普坚持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批判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自由平等交换反映为资本主义政治的形式自由民主，但在本质上隐含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与专制，然而，这样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主批判观点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而言都已经不足敷用，而且也没有超越“资本逻辑学派”对民主形式、政体特征、法律形式的“经济还原论”解释。事实上，当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已逐渐认识到，代议制民主和在这种民主下获得的许多权利与自由正是人民所取得的真正但有限的成就，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虚幻的民主”。^[13]博比奥曾经指出，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或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替代性进步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或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依然没有取得与前者相当的理论发展。^[14]如此看来，当代美国的一位福利国家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未必公允”的批评也就不无道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大理论”，对分析整个制度非常有用，但对分析部分制度就帮助不大。^[15]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往往深刻地把握到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个制度集体的内在本质和宏观演化轨迹，但对于具体制度方面（如民主、法治、人权）的认识依然缺乏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

就国家理论而言，新马克思主义依然缺乏一个相当的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法律体系的运作以及政治行动机制、政策过程的理论体系，无论是普兰查斯还是杰索普，浓厚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分析遮蔽了政治和法律的“元理论”分析。然而，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发展出一个根植于自身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批判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民主和法律理论。^[16]而且，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能够阐明一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的前景。^[17]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有关“民主法治国”的分析，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里程碑式的探索和贡献。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而言，王绍光的一段话颇具启发与警示之意。他说：

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形式上的、残缺不全的“民主”，这并没有错。但如由此得出结论，“形式上的政治民主毫无意义，可以弃之不用”，则显然走过了头。同样，如有人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从未产生政治民主这个事实得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就是我们理想的民主”的结论，则也未免太短视了。^[18]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不仅要正视和借鉴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制度的文明资源，也要重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民主、法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分析框架内，推动有关民主、法律、政体、政策过程以及公共管理方面的深入研究，当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项历史性理论任务或目标，这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四，在避免“阶级还原论”时，杰索普强调在阶级力量、阶级斗争之外要重视其他非阶级性或者非资本阶级、非无产阶级等等社会力量或政治力量及其围绕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策略斗争，这是正确的。但他似乎最终又抽掉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阶级政治的基本内涵。也正因此，杰索普的国家理论没有回应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不等同于全球化引发的民族国家的消亡）以及超越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思想。借用齐泽克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作出的批评，虽然杰索普揭示出全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化的知识基础的经济中的矛盾本质、动力体系，但是他没有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亦即“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19]可以说，策略关系的国家理论最终没有一个“可执行性的革命策略”。相比于密里本德、普兰查斯、奥菲以及伍德等人，他显然缺少一个类似前人的有关社会主义策略（如密里本德的改良主义策略、普兰查斯的民主社会主义策略、奥菲的生态社会主义策略等）的探讨。

当代世界是一个比以往几个世纪更加被资本主义所左右、控制和殖民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逻辑在全球层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全球化，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福利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退却，构筑了一个全球资本家阶级对人类无情剥削和压迫的世界。^[20]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基本任务之一依然是要秉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批判目标和精神，探索人类能够从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可行路径。^[21]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但应该揭示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残酷逻辑，还应该思考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权力以便建立一种平等、协作、民主的全球秩序的策略和路径。^[22]正如迈克尔・考克斯所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变成“没有政治动机的知识渊博的反叛者。”^[23]

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既需要借鉴杰索普的贡献，又需要努力超越杰索普的局限。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未来发展而言，杰索普的国家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点；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的国家转型或重构而言，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