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经济与政治系统关系的独特视角

9.1　理论贡献

就其理论贡献而言，首先，杰索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更具合理性的分析。杰索普强调从来就不曾存在纯粹的经济，经济是由传统上的狭义经济因素与超经济因素所共同构筑而成。一个不能自我完善、自发调节、自我闭合的经济，如何可能发挥着对“上层建筑”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超经济条件，不但是经济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其根本方面。这也就排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他主张用生态系统与生态统治两个概念来理解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以及广泛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则不但排除了经济决定论，也超越了经济还原论。他强调当代社会是由不同的功能分化系统所构成的整体结构，每个系统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也就获得了具有本质意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也同时排除了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同一性、可化约性，不能把国家的形式与功能及其历史变迁还原为经济的直接需求。因此，他也就避免了落入“经济还原论”与“本质主义”的风险之中。而引入生态统治的概念，则使得杰索普能够对各个功能分化系统的结构一致与共同演化的“偶然的必然性”机制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明，从而也避免了落入一种类似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偶然性与历史随机性之中。而杰索普把社会理解为由各个功能分化的系统与生活世界所共同组成的整体，则有助于我们从国家与社会的抽象二元对立中摆脱出来。国家作为社会制度整体的一个部分，它镶嵌在整个社会之中。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它需要从其他功能分化的系统中汲取资源和信息，它的运作机制并不是一个纯粹自输入—自输出的闭合机制。这也意味着一个完全独立于社会的并且能够作为一个自主变量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整个社会的演化依赖于各个功能分化系统的结构耦合，在现代社会，正是国家负责管理和协调各个系统间、制度间、组织间、力量间的复杂关系。因此，社会塑造着国家，国家也塑造着社会。由此，杰索普也化解了所谓“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的二元对立。

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言，未来的发展议程必须站立在克服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以及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的抽象对立的根本基础上，在此，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或扩充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基础。

其次，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超越了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国家观。杰索普强调国家是一个特定的制度整体，一个由社会关系构筑而成的策略平台。国家的阶级结构和制度形式限制了由不同身份（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话语的）建构起来的力量或利益接近国家权力的机会。它对一些力量的利益及其策略开放，而排斥另一些力量的利益及其策略。由此，国家就不能被视作为一个中立的工具，国家权力具有本质的结构性、关系性。而强调活动于国家内外部的社会力量是由不同的身份建构起来的，国家是斗争中社会力量的妥协平衡的策略结晶体，也就使杰索普同时避免了“阶级还原论”。此外，杰索普还强调结构并非不可改变，在结构限制下，活动者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受动者。结构塑造了不同活动者的策略博弈，博弈的结果反过来在动态中持续地塑造着结构的变迁以及活动者的策略反思，结构与策略处于一个永恒变动的相互型塑进程当中。在结构—策略的辩证法下，国家结构塑造了各种力量的策略计算，而其策略竞争也持续塑造着国家结构。由此，国家作为一个制度集合体就不具备制度的固定性，国家的策略选择也随着斗争中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调整。于是，杰索普也就克服了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国家观的本质局限。而依据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我们也就更容易了解国家形式、国家活动以及国家政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以福利国家为例。正是斗争中的力量之间的妥协平衡，构筑起战后福利国家稳固的社会基础，而力量间实际的社会权力关系网络的不同正是构成福利国家差异性的决定因素之一——当然资本积累的福特主义体制在历史上、民族上的差异性以及政治倾向的多元性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劳资两大阶级在政治上的二元化，形成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而在工会力量和教会组织都比较强大的德国和法国，则形成了合作主义福利体制。在新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3]

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不但从根本上消解了经济或阶级对国家的根本决定作用，也避免了把国家视为一个静态的制度基体和组织结构。这也意味着对国家的形式与功能及其演化的一个充分解释，不仅要说明它们的结构强制性，也要说明它们的策略选择性；不仅要说明它们的“结构决定”因素，也要说明它们的“策略关系”因素；而且，它们必须置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第三，杰索普的治理与元治理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基点。杰索普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不能单独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它需要许多广义上的经济条件与超经济条件作为补充，市场完美的程序理性只是一种纯粹意识形态的辩解。而且，市场失灵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根植于资本积累、资本关系的结构矛盾与策略困境，这些矛盾与困境并不是市场机制本身能够有效调节和克服的。因此，作为市场经济必需的一个超经济条件以及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主要弥补机制，正是国家与市场共同构筑起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动力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但是市场必要的功能补充物，甚至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方面。这意味着对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要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抽象对立。现实主义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角色，要求我们不是简单移植“更多市场，更少国家”之类的口号，而是需要在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匡正市场失灵的功能。这对处于市场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尤为重要，由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具有不稳固性、幼稚性，因此不但需要国家充当市场经济的培育者、助产者、规制者，也需要国家发挥比发达国家更多的积极角色。以俄罗斯和东欧为例。政府对市场的放任自流、国家的过度退出、缺乏有效的国家机构以及国家决策能力、战略能力和制度能力的低下，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正因此，福山指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家建构”，“国家构建这个议事日程……几乎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思考或者重视，结果造成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在许多国家未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确实，某些国家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框架，实行经济自由化后的状况比如果不实行更为糟糕。”^[4]一个自主而有效的国家是推行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经济良性运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www.chuimin.cn)

然而，市场与国家都因内在的固有局限而明显具有“失败”的风险，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规避的本质现象。因此，“全能政府”与“全能市场”之间的选择既不可能也不可为，遑论在市场与国家之间设置一个本质的二元对立或零和博弈关系。而杰索普强调在日益复杂的当代社会要实现广泛的社会治理目标，不仅需要对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保持清醒的认识，而且也要认识到自组织水平网络治理的失败风险，则表明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更需要国家在元治理安排中承担起积极的角色，需要国家反思性地修正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与程度、重塑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调整它们在治理体系中的相对分量以及实现不同治理形式、力量与机制之间的接合——这也构成了国家建构或重构的基本内容或挑战。这也同时表明，与不能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设立一个抽象的、虚假的本质对立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国家与公民社会置于类似的截然的二元对立之中。既不能像自由主义那样认为“公民社会反对国家”，也不能像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那样认为“国家高于公民社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来说，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持续互动与相互型塑应该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这也意味着对于市场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国家建构的目的既不能是构建一个大而全的国家，也不能是形成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结构，而是要结合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在适当的国家职能范围内提高国家的治理与元治理能力。

第四，杰索普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或国家类型的实体考察的新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事实上，杰索普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基本说明或规定与国家类型的分析模式，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离的。换句话说，抛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之间的区分，国家类型的四个分析维度或这种国家类型学的分析模式完全可以适用于分析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以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一组国家（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制度或历史文化条件的国家）。而且，杰索普本人也曾经在偶然的场合中表示过这种国家类型的分析模式也可以运用于非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就国家的策略选择以及它的经济类功能、社会类功能、主要的空间组织尺度和治理模式来说，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划分出更多不同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相同，这种意义更广的国家类型也是一种“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理想典型”。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国家类型研究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依据杰索普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某一国家或国家类型的广义的“积累策略”（或者说经济增长策略，如果不是资本积累策略的话）、政治策略（如领导权方案、国家规划、代表制模式、干预形式等等）及其独特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空间尺度、治理模式等，但是它们的具体选择、形成、建构和重构，也许并不必然衍生于经济逻辑，相反可能是衍生于其他社会体化的组织逻辑（如政治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等等）。

第五，杰索普主张一种“前学科”与“后学科”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在杰索普的国家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思想的深刻阐发和运用，在此基础上，他不断吸收、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新理论的一些精辟分析，由此不断补充、完善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分析，同时也不断回应那些新理论。这样一种国家理论，也就不是一种封闭在自身理论传统中的理论，而且每一次吸收、整合或回应都有助于重新发现马克思国家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丰富内涵。采用这样一种理论发展方法，也意味着要坚持理论建构的开放性，积极参与对话、应对挑战、构成挑战，从而不断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吸收、借鉴和整合“后学科”的理论见解，必须立足于“前学科”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成为无根浮萍。而且这样一种吸收、借鉴与整合不应是任意的、武断的、随机的，在整合进“前学科”之后，整个理论说明必须是自洽的。对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而言，我们首先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要“回到马克思”、“接近马克思的本真”；其次要认真吸纳、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社会科学新理论的发展成果。

最后，杰索普主张“以问题为导向，重视实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方法论的建构之上，也不能停留在相对抽象的理论层面或一般性国家理论的建构上，它还需要相对具体的实体分析，要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感”，能够说明现实世界中国家的一些基本方面和现象。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大部分都耗费在一些抽象的争论之中，比如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决定、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国家的资本决定与阶级决定、形式充分性与功能充分性、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这样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边缘化正与此密切相关。^[5]这样一些极其抽象但也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固然需要厘清和解决，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分析也不能局限于此。联系到“前学科”与“后学科”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意味着要围绕研究对象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重视实体分析”则意味着要研究现实中的国家，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只有当一种国家理论能够被运用到现实的分析中，并且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时，才能证明其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建构到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模式设定，再到几种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实体分析，正是从方法和基本理论的建构走向相对具体的实体分析，而且它们能够相互印证、环环相扣，无论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还是在抽象和具体的理论层面上都具有相当的现实解释力和连贯性。但是，重视实体分析并不意味着要巨细无遗、面面俱到，这样会很容易陷入到繁杂的经验世界而无法自拔，适当的理论抽象或简化仍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