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主义、李斯特主义与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7.3　出口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学者们常常用“出口替代工业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等等来指称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增长模式或积累体制，为了对应于“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术语，杰索普主张把东亚经济体的积累策略/体制描述为“出口主义（exportism）”。在杰索普之前，调节理论学派的利皮茨、博耶尔等人也曾经对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积累体制作出过杰出的系统分析，他们要么称之为“原始泰勒主义”，要么称之为“边缘福特主义”（还有“丰田制”之类的说法）。在《后福特主义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一文中，利皮茨总结了调节主义理论家关于“原始泰勒主义”和“边缘福特主义”的基本观点：

原始（或血汗）泰勒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在社会构成中数量有限的福特主义工业部门，转移到剥削程度（在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方面）很高的社会形态中，它们的产品通常返销到发达国家……可以肯定，这种体制有两个特征：第一，生产活动通常遵守泰勒制原则，但机械化程度却相当低。实行这种制度的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特别低。因此，这种策略避免了进口替代政策的一个缺点，即生产资料必须进口。此外，由于这种策略主要作用妇女劳动力，它也吸取了来自家庭夫权主义剥削传统的全部知识。

第二，说这种策略是一种“血汗”制度，是从马克思关于英国资本主义前夜的“血汗立法”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它除了保留压迫妇女的传统做法以外，还增加了压制工人的一切现代武器（国家控制的工会、缺乏社会权力保障、对反对派实行关押和刑讯）。

与福特主义一样，边缘福特主义也建立在扩大积累同发展最终消费市场联系起来的基础上。但是它的边缘性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流通中，大部分的熟练劳动（特别是工程师的工作）都是在这些国家之外进行的。此外，销售市场要适应由本地中产阶级的消费、工人日益增长的对日用品的消费和向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廉价商品出口，这三者组成的特殊结构……从这种原始泰勒制中获得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以发展双重的、边缘的福特主义。一部分人（新中产阶级）达到准福特主义的生活水平。^[30]

利皮茨和博耶尔等人主张把欧洲和北美视为中心福特主义，而把包括东亚新兴工业国在内的广大后进发展中国家视为边缘福特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心福特主义的利润下降，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把边缘福特主义整合进“全球福特主义”之中，以此克服西方世界的经济滞胀。正是欧美的这种世界性整合策略要求重新进行国际劳动分工，允许东亚新兴工业国向中心福特主义国家出口大量的原材料和加工产品。作为结果，这推动了东亚经济体的“出口替代工业化”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的形成。

在杰索普看来，调节理论学派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可信力，但是将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积累体制也视为一种福特主义，却存在着三个主要的根本问题：（1）东亚新兴工业国明显缺乏福特主义的关键特征，如大西洋福特主义的自动化、劳资妥协、集体消费；就东亚经济体的劳动生产范式而言，它就比福特主义更灵活而富有弹性；（2）所谓新中产阶级的福特主义消费水平也与西方福特主义的集体消费不同，在福特主义中集体消费的基础是大众的规模消费，而在东亚经济体中，国家倒是常常压制民族大众的消费需求；（3）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它忽视了东亚经济体的独特性，因为出口导向的东亚经济体比福特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重视全球竞争力，后者比前者在民族经济上的相对封闭程度更大。尽管边缘福特主义的说法存在众多问题，但是利皮茨、博耶尔等人的分析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当然这仅仅是指其调节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和一些微观层面的精辟分析而言。

杰索普主张用“出口主义”来指称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1）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独特类型，出口主义是一种弹性的泰勒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包括某一工厂内部的扩展性劳动分工，而是通过公私合营和社会联合经营网络的扩张，形成企业、家庭和地方生产场所的广泛接合。此外，弹性的泰勒主义是一种“弹性的模仿生产”，模仿的动力是向技术发达的国家学习以及自身的创新。这种劳动过程明显优于福特主义相对刚性的劳动过程。（2）作为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出口主义建立在发展生产力、弹性的泰勒主义生产过程、有保护的或有限制的工资和工作福利、供应方需求、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以低成本低工资的密集劳动力为基础的利润增长、长期投资理性的循环增长周期之上，目标是在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之间分配资源，促进核心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支持较发达的公司或部门的投资、创新以提高民族经济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竞争力。（3）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调节方式，补充弹性模仿生产的是两种企业形式：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集团共存。前者处于密集的生产网络的分包责任链条之中，对应于主要的生产性公司（国家的或跨国的公司）的出口需求。大企业包括了大集团的资本集中以及本国大财团与跨国公司的策略联盟。就信贷和货币形式方面来说，东亚新兴工业国一般拥有高额的居民存款和可动员的各种资本，如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援助、贷款等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的东亚新兴工业国也处于“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稳定汇率体制之下，民族货币与美元、黄金挂钩，而其调整则要适应国际市场的贸易平衡等外部压力。就其与国际资本主义的联系而言，出口主义将民族经济置于区域与全球性的生产和需求链条之中，生产是为全球市场而生产，在服务世界贸易市场的同时促进民族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东亚经济体的出口主义镶嵌在大西洋福特主义的生产链条上。就国家角色而言，发展型国家旨在通过高度的国家干预和新重商主义模式来推动民族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推动了供应方指向的经济干预政策，公共部门支持关键的核心企业，通过工业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财政补贴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提升核心产业的技术能力。（4）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样式，东亚新兴工业国实行工作福利体制，并采用了以“发展”和“安全”为主要话语的领导权方案，强调“努力工作”、“增长和繁荣”、“安全”、“进步”、“赶超”，随后是“高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建成一个生产主义的、创新型的、精英型的社会。在“发展”、“安全”的领导权话语之下，工人必须接受出口主义积累策略以及跨国资本与国家精英之间的政治联盟所产生的影响，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推动公私合营的“工作福利庇护所”以补偿“福利权利”和“福利供给”的缺失，但也不过度压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31]

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出口主义”积累策略，其形成主要有两个外部环境因素。首先是战后由两个超级大国掌控的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霸权要在东亚创造出稳定的国际秩序来支持自由贸易，与东亚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美国向东亚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援助以及强大的军事保护，这一方面为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也给东亚地区营造了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以便支持其“经济起飞”。由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允许东亚新兴工业国采取出口主义的经济增长策略，以便为西方市场生产商品和服务，这也就反过来增强了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增长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性，而这也正为后来的亚洲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围绕中国是否应该仿效东亚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了中国学者的激烈讨论。在一些学者以比较优势理论鼓吹中国也应走向出口导向的经济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具有潜在的风险。如刘力群指出出口导向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依附性经济，“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的最大缺点，是受国际环境影响太大。对欧美市场需要的依赖性极大，只要国际市场发生小变化，就会造成本国经济大波动。”^[32]这个论断被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或经济）危机所证明。

另一个外部因素是来自于对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这种积累策略的失败的认知和借鉴。拉美国家与东亚新兴工业国具有类似的一些社会历史条件，也同样在战后走上了新重商主义、国家主义、发展主义的道路，但是拉美国家采取的却是“进口主义”的积累策略。这种“进口主义”积累策略是一种较为封闭的经济模式，希望通过高关税、保护主义来尽量避免国际竞争对民族工业的破坏性影响，这种策略也曾经成功地实现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但由于缺乏竞争、创新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不够紧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陷入了绝境。霍华德・威亚尔达对此曾有过精彩的描述：

进口替代的目标是通过保护主义和高关税帮助“幼稚产业”，从而使它们逐渐壮大起来参与国际竞争。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政策却产生了与其设计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后果。这些幼稚产业——特别是国营的产业部门——很少付出切实努力去提高自立能力、效率和竞争力。恰恰相反，国家经常将这些企业作为“肥缺”集中的场所来供养一大群无能的政治附庸分子，这又使得这些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降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保护的企业并不去帮助新的幼稚产业，而是继续依赖进口零部件在国内进行组装，然后将产品倾销到国内市场。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对进口的零部件、机器和资本的依赖的积极性。这些企业存在的一个前提是国家会填补它们的亏空，而且不去设置有关打破这一封闭体系、使之面对国际竞争的期限、方针和时间表。正因为如此，保护主义促成了这些企业不思进取和经营不善。^[33](www.chuimin.cn)

实际上，后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没有避免拉丁美洲国家的腐败、政商勾结、庇护主义等现象，但这也许并不是首先根源于“进口主义”与“出口主义”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的优劣，而可能更多是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国家主义的调节方式或治理模式。

当然，在“出口主义”积累策略的形成过程中，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内部历史条件也是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国家的落后以及在长期殖民历史中受到的屈辱，“发展”、“赶超”、“现代化”这样的话语无疑在东亚社会获得了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优先权力。但是，生产力落后、技术落后、资源匮乏、资金短期、市场狭小这些历史的经济物质条件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改变的，因此东亚经济体普遍接受了“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思想。^[34]东亚经济体相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它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使得东亚新兴工业国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实现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更可以通过引进外资以弥补资金短缺，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短期快速发展。^[35]此外，东亚社会具有的另一优势是相比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高成本、高工资”的劳动力，东亚新兴工业国拥有“刘易斯主义”^[36]式的“低成本、低工资”的劳动力大军。因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显然更适合于东亚经济体，“东亚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都发生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阶段”。^[37]

对应于东亚经济体的出口主义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的独特国家形式或国家类型，被杰索普描述为“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当然这种“理想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具有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共享的一般类特征和类功能。^[38]这个概念中的四个术语都对应着东亚新兴工业国在特殊时空定位中形成的积累策略以及经济因素与超经济因素之间的独特接合（参见表7.1）：

表7.1　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1）在促进实现资本利润的条件时，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可以独特地描述为李斯特主义的，它旨在通过相对封闭的民族经济中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来保障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供应方干预与新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在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中，主要是需求方干预和货币主义的需求管理）的结合而实现的。这反映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在每个东亚新兴工业国各自的经济起飞和巩固阶段中，商业贸易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2）在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上，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的社会政策具有独特的工作福利指向。这可以从国家社会政策的如下特征中看到：限制工资成本，以此作为生产成本；提高私人储蓄，以此作为保障劳动力在终生和代际之间再生产的手段；鼓励工厂实行有限的职业福利，以此作为缓解工资需求压力的手段；压制集体消费，以此适应出口主义的增长动力。一般而言，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不会对任何的平等和社会福利做出承诺，“高增长、低福利”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社会保障主要是自助（储蓄）和传统的家庭支助，以及由大型企业和公私合营机构提供的有限的住房、医疗、职业福利等等。此外，公民社会的软弱、公民权利的缺乏是造成东亚工作福利指向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3）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是民族的，这是指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是在由民族经济、民族国家、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所共同构建的特殊历史基体中制定的。因此，在它的尺度基体中，民族国家的空间尺度占支配地位，主要是对发展和引导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负责。地方政府主要作为中央国家层面上形成的政策的传输带；并且在战后形成的国际规制之中，它也主要倾向于在美国霸权主导的西方集团的势力范围内实现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并恢复民族经济增长和国家稳定。“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扮演着重要的维持社会凝聚、政权稳定以及支持特殊“发展战略”的角色。（4）就国家（或不同层次上的政府机构）主要是用来弥补市场力量以及保障经济增长、维持社会凝聚而言，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是国家主义的（比较而言，虽然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也是主要依靠国家来弥补市场失灵，但不是国家主义模式，而是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发展”、“民族安全”这样的话语为威权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国家角色的合法化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基础。而且在出现大量“市场失灵”的明显证据之前，就已经确立起市场力量屈从于国家指导或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东亚经济体有着独特的社会传统文化（强调民族利益，强调民族忠诚，强调“牺牲小我，实现大我”等等），家庭和公民社会处于威权主义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反对派、工会和工人阶级也排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领域之外。在民族利益、发展生产力的优先考虑之下，权威主义政体和国家主义式治理获得了战后东亚新兴工业国中人民大众的普遍支持，认为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乃至实现“民族复兴”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39]

除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所普遍具有的一般性政治、经济、社会类功能之外，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还具有一些特殊作用。在经济方面：（1）出口主义主要把工资优先视为国际性生产成本，而不是作为国内需求的源泉。由此，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要迫使工资关系屈从于出口主义和工作福利的指向。（2）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要维持企业间由合作所平衡的竞争，由国家或政治集团保护或庇护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大财团/大企业集团，严格监控国内的市场竞争，支持垄断行业和垄断巨头。（3）由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运用可动员的大量资金进行投资而非用

关于李斯特的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思想的一个总结和评论，可参看马颖：《李斯特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载《经济评论》1993年第2期。马颖在文中说：“李斯特指出，如果需要保护的国家尚处在制造业发展初期，保护关税一开始就应定得相当轻微，以后再随着本国的技术能力和两个比例（即从国外吸引资本和人才的增长比例以及本国原来专供出口的农矿产品和原料现在转为本国使用的增长比例）而逐步提高，经过相当时期后再逐步降低。倘若不实行上述步骤，而是一上来就实行极高的进口关税，完全排除国外竞争，使本国实际上同别国完全隔离，将必然使本国制造业受到伤害，甚至阻碍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事实上，前面考察的拉美国家“进口主义”的高关税保护的重商主义政策再次证明了完整理解李斯特的重商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关于工作福利和威权主义方面的描述，可参看李文：《东亚社会变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07页。“雇工依附于雇主，雇主依附于国家，工会为政府所控制，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强大的国家和雇主的地位不对等，处于屈从地位。为推行消费最小化的工业化战略，压低工人工资以吸引外资，韩国政府通过立法对工会严格加以限制，基本上剥夺了工人的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将大众阶层与社会集团排除在政治之外，控制工会，禁止罢工，也是新加坡政府的一贯做法……在东亚历史上，家庭、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一直高于个人的利益。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以完全以‘为了国家’、‘为了企业’为理由压制工人的正当合理要求，工人一方也习惯于听从政府和企业的指令，甚至任人宰割。他们也缺乏团结一致、进行抗争的勇气和办法。在东亚历史上，也一直不存在由政府和公共机构向个人提供社会保障的观念，人们没有结社自由，甚至没有自由结社的欲望，社会团体不发达，自然就不存在教堂等慈善组织……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当局善于利用社会文化传统强化劳动者个人在遭受意外时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劳动者能够为企业和社会辛勤工作，却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家庭的协助完成社会保障方面的任务……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韩国、新加坡的官方也一直认为传统的家族关系和相互帮助比国家的救贫政策更为道德、更为优越。”此外，关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比较可参看本书第6部分。于大众消费，因此国家要管理本国资本和贷款资源（或国外援助）的合理投资分配。此外，还要降低国内的消费需求，以保证国家银行拥有高额的居民存款，从而藉此扩大再投资。（4）由于在接受国际机构的贷款时，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机构常常要求东亚经济体实行金融与外汇的自由化，以方便外国资本自由进出这些国家的金融投资市场，在这些压力下，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常常要利用一些经济手段来保证民族货币不升值从而维持其出口竞争优势。（5）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要维持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密切而持续的协商合作（如韩国的财阀、新加坡的国家银行），维持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密切关系，经济/工业政策的制定主要服务于大财团或大企业集团的利益。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6）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镶嵌在“民族安全国家”之中，资本积累与国家安全成为社会的两大组织原则，国家常常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名义缓和资本积累产生的劳资冲突，限制劳工组织为工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而斗争的机会。（7）继而要维持其权威主义的合作主义计划，严格控制私人经济活动领域和公民社会，压制大众的民主参与，由此也就需要不断为军事独裁政体、家族主义统治、一党专政、警察国家提供合法性证明，而这主要依赖于权威主义国家能够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8）在对外政策上，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服从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制和政治军事同盟，服务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统治下的西方集团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自由世界”的全球扩张策略。

当然，所谓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抽象化的“理想典型”，在现实上，东亚经济体或东亚新兴工业国有着各自非常独特的积累体制、政治策略（领导权方案等）、调节方式、治理模式、空间尺度。^[40]“理想典型”只是适当地忽略了民族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