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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国家的批评与反思：《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揭示新视角

2023-1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3]归结起来，市场与国家、经济与超经济因素之间的二元对立或零和博弈关系是两种范式在解释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时共同存在的根本问题。

7.2　市场对国家：批评与反思

杰索普指出，在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两种解释范式中，明显存在着欧洲中心的理论传统与实践经验：

假定现代社会依赖于市场经济（形式上自由与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无约束的交换领域）、主权国家（在既定领土范围内对组织化暴力的垄断，制度化的但不必然是多元的、民主的法律政治秩序）与公民社会（包括个人、家庭、多元的自治团体，其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制度分离。这种制度分离适合于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主义市场模式或规制型市场模式、自由民主国家或发展型国家、公私权力、市场经济或计划理性经济。在每个例子中，国家有两个可能的作用：在经济之外维持法律与政治框架，这些框架要适合市场经济秩序；或者通过利用经济与超经济的资源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活动者。在前一例子中，我们有自由放任的经济，在后一例子中，有干预主义国家掌舵的规制型经济（混合经济或命令经济）。公民社会转而要么视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和资源，要么视为价值的可能源泉，它们有助于指导社会市场经济或“国家利益”中的信息计划。[18]

在西方社会科学关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这种三位一体的分析范式之下，长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观点，这常常体现为哈耶克与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加尔布雷思式的“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争论。市场论者认为，“一种自主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与技术进步、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以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并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的扩张超越其最小的（公共产品）功能（如防务和公共秩序）则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还约束了社会流动，并最终限制了政治自由。”[19]而国家论者则认为，市场失灵不可避免，由此要求扩大国家干预和政府的经济职能，认为一个积极的、明智的、具有计划理性的、高效的政府能够识别和纠正市场失灵，通过指导市场和经济的有序发展，从而促进民族经济增长，另外，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政策也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平。但是，随后的“国家失败”或“政府失灵”又导致了市场论者的严厉批评和质疑，在“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之间的反复过程中，两种理论倾向彼此反复互相攻诘，替代性的占据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经济话语）的位置，先是凯恩斯主义取代古典自由市场主义，继而是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

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回归国家”学派，则走向了极端。这种国家主义的国家理论把国家视为站立在其他社会活动者之外或之上的具有绝对自主性的独立力量，并假定国家机器是统一的行动主体，国家权力是“一元的”。这样一个国家，可以借助国家精英的治国艺术积极的指导工业进步，寻求最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斯考切波等国家主义理论家看来，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正因为它们拥有一个高度自主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他们对官僚威权主义性质的发展型国家的分析充分体现了这种方法，认为威权主义政府在与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等社会集团的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经济官僚可以按照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计划和战略，并能够使其得到贯彻执行。”[20]

可见，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发展型国家并不像其倡导者认为的那样具有与西方智识传统非常不同的东方特性，尤其是它与“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主义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但作为一种实体范式，发展型国家又确实具有与西方实际经验非常不同的东方特性，“如果说早期工业化的西方经济走的是市场中心的增长路径，那么后发的工业化东亚经济体走的正是国家主义的增长路径”。[21]对于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国家管理者而言，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显然比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模式更受欢迎。这一方面与东亚社会国家精英的基本发展理念有关，即他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越迟，需要国家干预来推动资本主义积累成功的要求就越强烈”[22]；另一方面又与东亚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密切相关，如东亚社会的文化传统（国家利益至上、服从国家、牺牲个人）以及战后的政治形态、权力组织结构（威权主义体制，如军事独裁、家族统治、警察国家、一党制等等）。

在杰索普看来，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解释要比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解释更为现实，但是这种理论范式一方面把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奇迹”神话了，另一方面又把发展型国家及其官僚精英的能力过分夸大了，过分美化了官僚、国家管理者及其“理性”的治国艺术，夸大了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解释范式至少存在着四个严重的问题：（1）新古典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的政策和理论范式都使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制度分离本质化了。前者对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个基于市场的解释，认为国家管理者是内在自利的“寻租者”，他们最好排除在具体的经济决策之外，并且认为经济的成功在任何地方都取决于市场力量的解放。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范式则刚好颠倒了这个模式。但问题在于，两者都不能从结构和策略上揭示出经济和超经济因素之间的复杂性及其在东亚出口主义增长模式中广泛的相互渗透性。（2）国家被视为制度上独特的、操作上自主的独立变量，从而使得它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因此，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范式在国家能力和权力的解释上，都倾向于以国家为中心而不是关系性的。这些分析强调发展型国家干预的实践方面而忽视使这种“国家指导”成为可能的广泛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3）这意味着它的分析太经济主义了——它强调就一般定量方面来定义的经济增长而非积累策略/体制的特殊性质，它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追求是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策略中进行的。（4）它由此依据一个同样异常的国家机器的特殊性质来解释一个明显异常的“经济奇迹”，从而忽视了在多大程度上东亚之外的经济增长也展示了同样明显异常的调节模式。[23]归结起来，市场与国家、经济与超经济因素之间的二元对立或零和博弈关系是两种范式在解释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时共同存在的根本问题。(www.chuimin.cn)

杰索普指出，简单的市场中心论与简单的国家主义论都不足取，事实上对于资本积累的长期需求来说，市场与国家都是必要的功能条件，“市场与国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经济与政治之间制度分离的特殊形式之一，而且这种分离是复杂的‘统一中的分离’……超经济因素是补充经济力量（如价值、交换、价格、货币等）迟钝的强制性以便保障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单独市场力量无法保证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所需的条件，它必须由超经济的制度和实践来补充。这突显出真实世界中资本关系的构成性不完善，它的再生产以一种不稳定和矛盾的方式依赖于不断变化的超经济条件……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弥补这种不完善性的关键的超经济机制”。[24]

相比于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与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杰索普认为调节理论学派为东亚“经济奇迹”的解释提供了更好的方法，他们强调“利润取向的、市场中介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和社会调节性……除了国家及其实践外，它还包含了许多其他的社会规范、网络以及制度。”[25]在调节理论学派看来，单独市场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它依赖于在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由各种制度形式共同建构起来的积累体制，这种积累体制塑造了一些制度化的调节方式，而国家正是这些经济的社会性调节机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借助国家的调节作用，可以保障资本积累所需的关键性外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可以限制经济与政治竞争、阶级斗争产生的多样化影响以及经济危机与市场失灵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然而，国家并不是终极的理性权力，国家既是调节的主体，本身“又是被调节的对象”。[26]国家管理者与特殊的国家机器同样也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合作者，国家干预也需要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些制度、组织和活动者的中介来调节自身的运作，“国家干预是社会权力实施的特殊制度中介，体现了力量的复杂平衡，其构成超越了国家的形式边界（公私边界是模糊的），其中，决策包括合作与磋商机制、组织情报与学习能力……国家权力常常是力量之间关系的复杂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中介，它们既在国家之内又在国家之外。政体、调节模式、网络等等都包含在权力的实施当中。”[27]

与此同时，治理理论的兴起也为超越市场与国家的传统二元对立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理论在国家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之外看到社会关系网络中自组织治理发挥着的重大作用，认为只有在广泛的社会合作网络之中，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可治理性才成为可能，公民社会、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扩大为治理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机制和物质基础。治理的兴起，无疑构成了发展型国家（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或实体范式）的挑战与机遇。安德希（Underhill）指出，发展型国家范式的基本缺陷根源于人为地扩大了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制度分离。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即把国家、市场、社会看作一个相互融合的治理整体，它们的互动关系对克服危机与再造东亚奇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28]事实上，像伊温斯这样的国家主义学者也逐渐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的自主性”概念来修正国家中心学派早期的一些观点，认为国家官僚机构具有的权力和自主性镶嵌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团体、非国家部门和其他国家行动者所共同构筑的密集网络之中，也只有通过这种网络，国家才能调节经济和实施发展计划。[29]

杰索普指出，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动力及其危机给出一个更具合理性的充分解释，首先需要我们结合调节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观点，重新考察国家与市场、经济与超经济因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与国家、经济因素与超经济因素都是保障资本积累所需的必要功能条件；同时，既不能把经济因素简单地归结为市场，也不能把超经济因素简单地等同于国家；国家当然是保障资本积累所需的各种经济与超经济条件的重要方面，也是积累体制所需的制度化调节方式的关键环节，但既不能把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功能亚系统，也不能把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当作自主运作的主体，国家权力及其运作镶嵌在社会力量的变动平衡所塑造的权力网络和策略关系之中；由于资本关系的内在不完善性，它需要许多社会性的调节/治理机制的补充或支撑，但是市场、国家、治理（狭义）都具有失败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反思性的重新组织元治理，修正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修正各种治理形式的相对分量与接合机制，就是至关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发展型国家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特殊层面上的深刻见解和精辟分析，把广泛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当作东亚经济体的整个积累体制、调节方式、治理模式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按照杰索普自己的方法，就是运用策略关系方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理论模式，分析东亚新兴工业国在特殊时空定位上形成的积累策略、政治策略如国家形式、国家规划、领导权方案等以及相关的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依据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式，杰索普将东亚新兴工业国抽象的概念化为“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指出这种国家类型或国家形式对应着东亚经济体在特殊时空定位上形成的出口主义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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