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及危机：两种主要解释范式的简要考察

7.1　东亚经济奇迹及其危机的争论：两种主要解释范式的简要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起飞”，围绕着东亚“经济奇迹”，东西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试图对东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及其动力进行分析和解释，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今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了解和说明东亚地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1]不仅仅是经济学，来自各个学科的理论家们都试图从各自角度对“东亚模式”给出一个充分的理论解释。而正是理论背景和分析角度的不同，产生了各种互相竞争且冲突的理论范式，如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文化主义论、制度主义论、依附理论、经济发展战略论等等，其中尤以新古典主义与发展型国家这两种理论范式最具影响。

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经济影响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向在东亚新兴工业国得到复兴，这是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第一代理论。这种理论的复兴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际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通常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或贷款的同时，附加的要求它们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规制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安排。如世界银行强调“自由市场机制已经并且应该在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工业结构中成为支配性力量……而不是国家的干预主义角色”^[2]，由此主张通过自由市场维持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要求维持一个作为“守夜人”角色的最小国家。韦德总结了新古典主义范式的基本立论：

发展的发动机与其说是资本形成，不如说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要机构设置适当，能产生有效的资源配置，投资就不用管，它自己会进行的。竞争的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结合的市场，会产生有效的资源所需的必要的机构设置。因此，政府应当限制本身的活动以增强市场的职能，同时，只提供那些政府经营明显比私人代理商有利的货物和劳务。这样发放的资源或者可以转让给私营企业，或者可以用来增进国家的重要职能的成就。^[3]

此外，新古典主义还支持自由贸易、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稳定的不动产交换率、竞争的市场结构等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古典主义也倾向于保护传统的比较优势观念，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原材料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但反对以产业化推动先进的工业化来提升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遍认为，东亚国家实行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方面，明显优越于拉丁美洲和南亚等一些后发地区的进口导向发展战略。由于显然的“经济奇迹”，新古典主义范式认为东亚国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仿效的典范。

事实上，在新古典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两种解释理论。第一种是“自由市场论”。这种理论把东亚的经济成就解释为“私人和民营企业对相当自由的没有价格扭曲的要素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并采取行动和努力的结果，而政府所起的作用只是被不切实际地夸大了，甚至断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干预是不存在的，国家所做的不过是为企业行使其职能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4]这种解释理论，常常否认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认为完美的市场理性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由此在主张自由化、私有化的同时，也要求对东亚国家的政治、社会安排进行西方化的变革，提倡市场的去调节化、政治的民主化。第二种是“模拟自由市场论”。有一部分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像西方社会中市场与国家这样的范畴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并不存在于东亚经济体之中，尤其是明显缺乏一个类似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市场体制。在这个背景下，由政府来主导建立一个现代市场体制就是必要的。由此，他们认为东亚政府可以通过模拟一个“自由的市场”，由国家培育一个现代市场体制，藉此弥补东亚新兴工业国普遍存在的市场发育不完全的先天性历史遗留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承认应该存在适度的政府干预，也强调行政精英的治国艺术，但这种必要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要求的仅仅是一种有限政府或弱国家。

韦德指出，对新古典主义来说，并非不需要国家或政府的干预，但是政府的正当作用或经济职能仅仅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2）提供物质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那些涉及可变资本的高固定成本的设施；（3）提供“公共物品”；（4）提供发展机构，以改善劳动市场、财政、技术等等；（5）抵消或消除市场不足时出现的价格扭曲；（6）采取充分的措施把收入进行再分配，使最贫者得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5]在新古典主义看来，国家和政府只是市场的一种消极工具，如果说东亚后进发展中国家需要由国家和政府来培育或模拟一个现代市场体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国家和政府就应该遵循完全的市场自由化，同时也要求“国家的退却”、政府对市场的去调节化。就其对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观点而言，新古典主义保留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功能主义解释。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官商勾结，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只有自由化、去调节化的市场机制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政府干预和强国家历来就是他们批判的对象，这也不仅仅是针对东亚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在他们看来，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应该推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制度。这种观点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和批判，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证明，美国式经济、政治制度的输出引发了这些国家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在有关东亚“经济奇迹”及其危机的讨论中，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构成了它的主要挑战。(www.chuimin.cn)

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　相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第一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解释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形成的第二代解释理论是一种政治科学的解释理论。这种理论倾向于把高度自主和强有力的国家或政府视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动力，以持续的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比市场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远在出现明显的市场失灵迹象之前，国家就被直接视为纠正市场错误和创造竞争优势的主导机制^[6]。学者们常常将这种理论解释称之为“发展型国家理论”。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最初是查默斯・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来的，当时主要用来描述日本的发展模式。随后，怀特、韦德、维斯、卡斯特、阿姆斯登等人进一步推进了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解释。^[7]普遍认为，阿姆斯登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运作模式作出了较杰出的描述。^[8]许多支持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东亚学者认为，政治科学长期是西方中心的政治经验的反映，然而发展型国家理论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智识模式，在政治科学中获得了独特的重要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发展型国家理论在围绕东亚新兴工业国的讨论中广为传播。

“发展型国家”范式的产生与形成，在经济上受到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和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在政治上受到韦伯主义的官僚制理论和“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李斯特认为，对一个落后国家而言，发展生产力是优先考虑的国家目标，一切国家利益首先要服从这个目标，“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生产力；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学”，而国家生产力正是其源泉，李斯特主张通过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实现民族经济的增长。^[9]而刘易斯则在其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明确提出，“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由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那是不幸的。”^[10]在政治上，发展型国家推行着一种韦伯主义的官僚理论，“国家进行选择性的、策略性的干预能力，是以存在一个强大的管理者能力为基础。另外，重要的不是官僚机器的规模，而是它的一致性。发展型国家具有紧密组织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官僚结构，这些官僚结构具有韦伯主义的特征——即高度缜密的精英招募与任用模式以及长期的职业回报，这些特征加强了官僚精英之间的团结与合作。”^[11]国家主义则强调，国家并非消极地支持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积极地引导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理性计划以及特殊的工业政策。自主运作的国家管理者精心策划市场、社会网络以及政府控制之间的变动平衡，从而在一个广泛的国家计划中追求实质性的经济目标。^[12]

应该说，“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比较准确的表达出“东亚模式”的实质：以工业化为目标，在持续发展的意愿下，由国家主导市场、国家替代市场、政府驾驭市场，基于国家精英的官僚理性之上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是东亚经济繁荣增长的根本动力。（1）以发展为优先目标，由国家主导工业政策。以“发展”、“赶超”为目标，以出口导向的增长为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东亚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工业政策来培养出某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并给予充分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或补助，国家常常在国内市场排除这些核心产业的潜在市场竞争，并希望通过这些行业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那些不被国家支持的产业或部门则被抛入无情的市场竞争之中。（2）自主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在这方面，发展型国家典型地接受了韦伯主义的官僚理论，拥有一个发展型的国家精英群体，国家官僚及国家机构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威权主义的国家精英和官僚机构在主导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组织者作用，并且极力压制阶级斗争和社会对抗，严密控制公民社会，大众组织和劳动者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3）密切的公私合营或政商合作。国家把企业家、劳动者和政府置于共同的合作计划之下，要求各个部门服从短期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严密控制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私人经济领域仅仅是作为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传导器而发挥作用。此外，国家在大财团、大企业集团的形成过程中，甚至成为主要的推动者、创议者。最后是与上述三个特点相联系的腐败^[13]、投机、政商勾结、庇护主义的裙带关系、高压政治、依附性经济等负面特征。

学者们普遍认为，齐亚・奥尼斯（Ziya Onis）对发展型国家基本模式的总结富有代表性：

经济发展在国家的行为中处于最优先的地位，任何其他目标都不会干扰这种优先地位，而经济发展体现为增长、生产率和竞争力……国家承诺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严格遵守这一承诺；（国家）按照经济官僚制定的办法对市场进行指导，经济官僚由人数不多的精英组成，吸收了现有体制下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在官僚体系中，有一个领导机构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官僚精英和私人企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制度化的联系，以进行咨询和合作……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政治体制，官僚拥有充分活动空间来发挥其能动性并有效地运作，政治家们掌握“统治权”而由官僚们进行“管理”，政治精英的目的是为精英官僚机构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和活动空间。^[14]

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范式对“由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流行的商业传媒所支持的自由放任神话提供了一味解毒剂”^[15]，这种“成功的范式”可以运用到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后福特主义生产范式的兴起，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战略显得越来越生硬且刚性，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暴露出发展型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时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随后引发了抗议腐败和威权主义统治的大众骚乱和民主化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发展型国家范式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批评发展型国家过度的政府干预，而由腐败和政商勾结导致的金融投机更是金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固执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学者们却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国家的过度干预，而正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放松了国家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罪魁祸首是投资和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化、去调节化。由此，要么是“市场失败的原因是还不够市场（或太国家了）”，要么是“国家失败的原因是还不够国家（或太市场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仍然复制着“自由市场”（或最小国家）与“驾驭市场”（或强干预主义国家）之间的长期争论，而且在后危机时代的争执似乎比“经济奇迹”时代更为炙热和纷杂。^[16]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既有在缺少良好监管和规制的前提下，追求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也有刚性的汇率制度、广泛的道德危机以及合作管理和金融交易缺乏透明度的问题。^[17]在杰索普看来，对东亚“经济奇迹”及其危机的重新阐释，首先必须超出“市场—国家”的传统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