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实现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

6.5　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在全球化与后福特主义的背景下，政治的总体反应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国家管理者、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正在试图将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它试图重新塑造国家行为，并试图发展新的统治和治理形式来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市场中新出现的问题。”^[52]

“竞争国家”指的是国家的这样一些特征：其目的是保证国家边界内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保证国家在边界之外的竞争优势，这主要是由促进经济与超经济条件之间的接合而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国家经济活动以及与其他国家竞争成功的基础。竞争国家的一个重要行动方面是国家利用其政治权力，试图通过单独的活动或与其他力量、其他国家的合作，保障内部和外部经济空间中的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熊彼特主义”即是制度经济学家熊彼特关于竞争和创新的思想，它指的是竞争力取决于个人和集体在资源、科技、生产、组织或市场中的创新能力，这些能力不仅仅是狭义的经济因素，也包括了广泛的超经济因素。由此，熊彼特主义的竞争力依赖于把资源分配到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中从而促进创新，创新改变着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指向，从而使得经济运行变得更有效。在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形成的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可称之为“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试图通过推进相对开放经济中持续的创新和灵活性，并通过超经济条件与经济条件之间的重新接合来强化后福特主义经济的结构/系统竞争力。”^[53]

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经济主要是一种“知识基础的经济”，知识培育和技术创新在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就知识领域而言，国家必须妥善处理知识作为一个虚拟商品存在着的结构矛盾：一方面，知识共享对于知识生产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积累的主要基础。知识共享的重要性与知识产权的私有性构成了知识生产中的矛盾和困境，所有国家都必须努力解决这些矛盾和困境。由此，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在此起着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必须促进知识产权从而有利于知识的商品化（如专利、版权和许可证等）。第二，它必须保护作为整体民族经济竞争优势之基础的知识共享。^[54]创新和企业家能力在后福特主义中的重要性也在新的国家策略中得到反映，竞争国家也不断参与到技术情报的收集之中，帮助创造独立的技术能力和提高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和技术转换能力，以便许多公司可以尽可能从由特定国家部门承担的研发活动所创造的新技术中受益。竞争国家还通过创制直接支持企业创新的机构或间接支撑企业创新氛围的结构，以及通过风险资本的提供、补贴、商业园的建立、技术转化机制的培育、技术帮助、知识产品的投资等措施直接参与到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技术租金的追逐中来。

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相比，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独特功能主要有十个方面。（1）在民族国家的经济空间内改变调节框架，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和流动性。（2）推动外汇活动的自由化、去调节化，参与国际金融制度的建构或重新设计。（3）调整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制度结构。（4）设计和稳固有利于金融、工业和商业资本跨界活动的空间定位。（5）促进本国的民族资本或区域资本的竞争力，并且为其全球扩展提供适当的条件。（6）为本国内部的资本流动和竞争提供资助，扩展国内的城市、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并且参与国际竞争。（7）管理流动资本的潜在利益与国家自身利益之间的张力。（8）促进经济活动的新空间和弹性生产的新形式。（9）调节整体社会再生产的长期条件与短期的市场利益计算之间的矛盾和困境。（10）创造适合本国资本关系和资本积累的新时空定位，这需要接合着去领土化与再领土化、去时间化与再时间化，创造新的时空分离和时空压缩。^[55]

与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的福利体制相比，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正在进行深刻的福利体制重组，正在走向工作福利体制。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放弃福利体制，全球化与后福特主义知识经济对提升国家的系统/结构竞争力的需求也并不必然与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相牴牾。德国学者格拉德・博克斯贝格与哈拉德・克里门塔在比较了德国与英美的经验之后，指出“社会福利并非德国经济在争夺世界市场份额时绑在腿上的铁球，相反，它对于增强德国的吸引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一个企业决定在哪个国家建立工厂时，工资或者工资附加成本只是众多考虑因素之一。运转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评价可能的生产地点时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社会法制、社会保险和社会安定可以提高雇员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对于国际竞争能力而言是决定性的。社会保险的杰出作用在与削减社会福利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相比时更明显，那两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德国低得多”。^[56]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作出重大修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福利国家正从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具有工作福利指向的重组：（1）社会政策越来越屈从于经济政策。国家利用社会政策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创造出适合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灵活的、有进取心的产业工人。（2）国家重组社会保障机制或重新设计社会政策以便减低社会工资的压力，工资越来越成为国际生产的成本，工资作为国内需求的源泉这一方面的角色明显相对转弱。（3）集体消费的功能和形式发生了变化，比如养老金的指数化从工资转向价格，国家正在促进形成一种多元的退休养老保障体系。由此，福利国家正在稳步地走向工作福利体制，这种体制不仅要使穷人积极工作和富于进取心，同时也要使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转，它希望“人人拥有能够满足生活的、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是既能得到承认又不伤害他人的工作。”^[57]工作福利的取向是“为你的福利而工作”，故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当受助者没有履行所安排的工作义务，福利机构有权力决定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削减其福利救助金额。”^[58]因此，也有人认为工作福利是一种具有奴役倾向的制度。当然，这种工作福利体制现在并不具备一种巩固或稳定的特征，即便这样的努力是否可以实现其目标也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检验。

与福特主义时代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相比，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另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在福特主义战后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民族经济是民族国家理所当然的经济管理目标，权力关系也主要围绕着民族国家而展开。随着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形式的民族国家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而受到挑战，它降低了种族的同质性、文化的同质性以及公民对民族国家的传统民族主义忠诚；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在不断挑战福特主义的工业逻辑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逻辑，转而支持另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不可避免地开始弱化。首先，由于超民族国家制度的作用不断扩大，因此即便“在民族国家仍然保留着政治上的意义，甚至在还保留了国家主权中的大多数的同时，展示国家权力的能力甚至在它自己的国界内都被决定性地削弱了。”^[59]第二，随着中央国家越来越难以应对地方性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央政府把一些任务和权力移交给地方权威，并且为后者提供一般的支持和资源，由此地方性权威正不断增强。^[60]概言之，在各种全球的、国际的、跨国的、区域的、亚国家的、地方的、城市的权威不断扩张或膨胀之时，民族国家在传统上享有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地位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和冲击，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描述的那样：

现代政治的基本单位，所谓领土、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包括立国最悠久、最稳定的在内，如今都发现在超国或跨国性的经济势力之下，自己的权力日渐缩小。而自己的疆土、国力，也在国内的地区分离主张，以及民族群体的对立冲突之下，被拉扯得四分五裂。^[61]

在此背景下，民族国家出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转型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国家状态的去民族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心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以及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第二个趋势是政治制度的去国家化（destatization）。如果说去民族国家化涉及民族国家活动领土的分散化，那么去国家化则包含公共—私人领域划分的重新绘制、任务的重新分配、组织和任务之间关系的重新连接；第三个趋势是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国家内部行动的国际背景已经扩展到包括超地域的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国内政策来说，它们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中，由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不断受到挑战、国家的政策自主性日益销蚀，使得超国家和次国家的合作、协调空间的复活成为必要。但是，它同时为民族国家自身去调解不断增多的、重要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拓展了空间，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对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为塑造国际政策规制而斗争。^[62]也正因此，杰索普提醒我们，由此裁定民族国家正失去作用似乎太过匆忙，国家的重新调整既不是民族国家的逐渐衰弱，也不是基于“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简单移植，事实上，只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侵蚀。相反，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权力边界不断后退，民族国家其他方面的权力边界正在推进，其他的政治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

在后福特主义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治理”的兴起无疑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有希望的出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governance）理论与实践，与传统的“统治”（government）相对，它强调：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还包括非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行为方式方面，不仅包括权力或权威，还包括参与、协商、谈判；而且在这些内涵中更偏重于后面的内容。在杰索普看来，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传统的治理方式已经逐渐失效，唯有治理方式与元治理安排的重构，才能应对危机从而重新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目标追求与平衡（参看第四部分）。

由此，对应于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转型，在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工作福利体制、治理与元治理模式的这些新特征之上，杰索普将正在形成的新国家形式或国家类型称之为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它在经济和社会再生产中的独特目标是为了通过干预供给方面而尽可能地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促进开放体系下产品、过程、组织和市场的创新；为了使社会政策服从劳动力市场弹性的需要，和为了国际竞争约束的需要。从这方面的意义来说，它标志着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明显的决裂。就此而言：（1）国际竞争力优先于国内的充分就业；（2）再分配福利的权利退居次席，让位给促进生产的社会政策的排序；（3）有利于各个层级上运作的治理机制时，民族国家被剥夺了特权。^[63]

三十多年前，奥菲曾经说过，“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64]但在杰索普看来，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的兴起，实际上表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找到了解决“奥菲悖论”的出路。然而，尽管杰索普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以及对其出路的预测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可信度，但这是否构成对“奥菲悖论”的完全解决仍有待探讨。事实上，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诚如杰索普所言，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正在形成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已经找到了解决“奥菲悖论”出路——然而这仅仅是对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而言；另一方面，“奥菲悖论”并没有被最终超越或克服，因为奥菲隐喻式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这也就意味着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并没有最终解决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的商品化、再商品化与去商品化之间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而且，在后福特主义经济中，还突显了同样作为虚拟商品的知识的商品化与去商品化之间的结构矛盾，这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共享与知识产权之间的矛盾。可见，在新的时空定位和积累策略中，资本关系的结构矛盾会改变其形式却不会改变其本质，危机仍然潜伏在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形成过程之中，它依然只能控制、转移或推迟而不是根本克服资本关系以及积累策略/体制所表达出来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危机四伏的。

如果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将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那么同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又将走向何处呢？

【注释】

[1]B.Jessop（ed），Flexible Politics，Lond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1.p.104.

[2]转引自苏珊妮・麦格雷戈：《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载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格、黛博拉・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3]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郑秉文：《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6期。

[5]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6]参看李青宜：《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国家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3期，第116—117页。

[7]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页。

[8]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9]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10]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493页。

[11]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2]同上，第256页。

[13]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 lation：The American Experience，London：New Left Books，1979.p.157.

[14]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5]比如，“里根减税”运动之后，美国从1981年到1982年的12个月内联邦赤字几乎翻了一番，从580亿美元涨到1110亿美元；在以后的3年中又几乎翻了2番，到1985年高达2120亿美元。引自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16]“在过去的几年中，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福利制度削减计划一经公布，立即招致了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在美国，共和党试图触动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核心，导致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激烈冲突，‘非要害’政府机构破天荒地关闭了三周之久。在法国，保守党政府费尽心思试图让选民认可其紧缩计划，其结果却与四年前大获全胜截然相反。在全球世界所有经济富裕的民主国家中，福利制度位于政治争论和社会冲突的中心。”参看保罗・皮尔逊编：《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

[17]保罗・皮尔逊编：《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页。

[18]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7页。

[19]《吉登斯谈福利国家》，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9日。

[20]参看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艾斯平—安德森：《黄金时代过去了吗？全球经济中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载艾斯平—安德森编：《转变中的福利国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22]参看John Gray，False Do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London：Granta Books. 1998，p.92.

[23]参看Ramesh Mishra，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Edward Elgar，1999，p.ix.

[24]转引自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25]周弘：《福利国家何处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190页。(www.chuimin.cn)

[26]保罗・皮尔逊编：《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

[27]同上，第71页。

[28]参看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章。

[29]约什卡・费舍：《社会福利国家是否已经过时？》，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53页。

[30]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31]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97.

[32]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3]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9—172页。

[34]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 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58-60.

[35]参看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6]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64.

[37]在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随着公民社会权利的不断扩张，在福特主义经济繁荣增长的三十年“黄金时代”，也造成了大量不愿参加工作、依靠领取救济金而度日的“懒汉”，这也是导致福利国家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成为后来福利体制改革的直接攻击对象之一。

[38]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71-72.

[39]参看杰索普：《后福特制与国家》，载本特・格雷夫主编《比较福利制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页。

[40]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载乌・贝克、哈贝马斯编：《全球化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

[41]汪民安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7页。

[42]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81-94.

[43]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174-177.

[44] B.Jessop，The Changing Governance of Welfare：Recent Trends in its Primary Functions，Scale，and Modes of Coordination，in Social Policy＆Adm inistration Vol. 33，No. 4，December 1999，pp.354-355.

[45]B.Jessop，Towards a 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Prelim inary Remarks on Post-Fordist Political Economy，i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1993，40：p.7.

[4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1页。

[47]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96-103.

[48] Ibid.pp.110-113.

[49]B.Jessop，Time and Space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tate Power，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14，Number 1（Sp ring 2002），p.97.

[50]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115-117.

[51]B.Jessop，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in Stanley A ronow itz and Peter Bratsis（eds），Paradigm Lost：State Theory Reconsidered，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216.

[52]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123.

[53]杰索普：《紧随福特主义的是什么？关于资本主义分期与管制》，载于罗伯特・阿尔布里坦、伊藤诚等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引用时，为了前后一致，个别术语有所改动。

[54]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129

[55]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138-139.

[56]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57]克劳斯・科赫：《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58]张敏杰：《工作福利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4页。

[59]杰索普：《后福特制与国家》，载本特・格雷夫主编：《比较福利制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60]参看B.Jessop，Towards a 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Prelim inary Remarks on Post-Fordist Political Economy，i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1993，40.

[6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62]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195-200.

[63]杰索普：《后福特制与国家》，载本特・格雷夫主编：《比较福利制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64]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