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诊断与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生活世界两类倾向的瓦解。

6.3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诊断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于福特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它控制、转移或推迟了资本关系不同形式中的矛盾以及福特主义积累策略（体制）所表达出来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成功地遏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固有矛盾，既促进了战后经济的繁荣，又赢得了相对平和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对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在三十年繁荣的“黄金时代”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即便是历来对福利国家持批判态度的哈贝马斯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可以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的份额，因而拥有转移支付、补贴，乃至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活动余地。国家能够对生产和分配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以便达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换句话说，调节式的国家可以一方面借助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40]但是在今天，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陷入了多维度的结构性危机。杰索普指出，这种结构性危机至少包括了四个维度上的危机（四个维度的划分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事实上它们互相关联、互相渗透、部分重叠，作这样的划分仅仅是为了分析方便起见）：（1）福特主义生产范式的危机；（2）福利国家的系统危机；（3）民族国家的危机；（4）经济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危机。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福特主义生产范式的危机。如果说福特主义生产范式造就了战后黄金时代的经济繁荣，那么如今它的生产潜能已经耗竭，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其根源在于：

（由于）过分依赖机器、技术和复杂的生产系统控制的做法开始受到阻碍，一味强调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潜力也被挖掘殆尽，资本利润率的跌落成为严酷的现实，而工人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变得愈来愈紧张而又感觉单调无聊，甚至形成了劳动异化，由此而出现了工人故意缺勤旷工、磨洋工、拒绝工作、制造阻碍等反抗形式，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福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另外，福特主义的死板乃至僵化重复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以及所谓的科学化的管理方式，把人牢牢地捆绑在了规范、标准的流水线上，造成了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同质化，泯灭了大众的独特性和异质性。^[41]

当福特主义的生产动力耗竭时，当劳动过程变得越来越刚性和僵化时，当福特主义的规模生产、规模消费越来越难以维系时，当特殊时空定位上的福特主义积累策略/体制无法保持类似战后黄金时代的结构一致性时，最终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耦合、共同演化就出现了无序和紊乱，由此引发了结构性的系统危机。

在福利国家维度上，这种结构性的系统危机主要体现在：（1）经济危机。社会福利的不断增长破坏了一些支撑福特主义积累的条件，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福特制的增长动力被逐渐耗尽，利润率和总利润不断倾向于下降，出现经济滞胀。此外，经济的不断国际化使得日渐增长的需求是从海外而不是国内生产中得到满足，国家逐渐地失去了控制利率和汇率的能力，作为经济控制目标的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日益遭到破坏。在福特主义积累的有效循环被打断、福特主义增长模式的环境日益受到限制的情景下，福特主义增长方式和与之相关联的建立在规模生产、规模经济和规模消费基础上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逐渐转向灵活生产、创新、空间经济、制度租金、更为分化而多元的消费模式。（2）财政金融危机。由于经济滞胀、发展动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社会保障支付的税收基础减少了，另一方面用于收入保障和福利服务方面的开支却增加了。此外国家对技术创新、经济重建的支出不断扩大，而对资本一般的征税逐渐减少，这些都限制了可用于社会支出方面的资金来源。（3）政治危机。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遭遇到特殊资本与“有组织的”工人对税收和经济滞胀的抵抗，并且伴随着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来的新问题也没有得到国家的合理解决，新的冲突和斗争形式（如新社会运动等）无法被整合进战后的妥协方案中，新的问题和新的风险种类（如全球环境污染等）在旧形式中也不易被控制、调节或治理。此外，福利国家也产生了自身的问题，合理—合法的福利供应导致了官僚主义、社会关系的司法化、政治的帝国建构、中央集权、庇护主义以及个人对政府依赖性的增强。简而言之，福利国家表现得越来越无能、低效和僵化。（4）社会危机。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生活世界两类倾向的瓦解。第一类倾向是市民社会的去国家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的扩展，这些都削弱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内部的社会力量的聚合。第二类倾向涉及更具体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认同以及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利益观念，它们拒斥社会民主主义和福特主义对平等主义的支持以及阶级妥协的再分配政治。在政治的多元化认同和差异中，社会越来越强调相互尊重、真诚和自主。（5）话语危机。随着官僚国家解决危机能力的削弱，危机越来越无法得到管理和治理，危机趋势有增无减。各种社会力量为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和策略展开了竞争和冲突，如对福利国家的浪漫主义式拒绝（新保守主义）、寻求新的共同体主义福利国家（社群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重组和削减（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供给和公共产品输出的重新私有化（撒切尔主义）等等。话语冲突使得福利国家从其出现起就仿佛处于危机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夸大或加剧了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42](www.chuimin.cn)

就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尺度危机来看，主要体现在：（1）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不断增长，以及在美国霸权下组织起来的国际规制，使得主权国家无法确保民族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有效运行，因而自身的中心地位遭到质疑。（2）因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降低，使得原来“地方保护主义”式的民族经济希望通过诸如“欧盟”之类的政治手段将其生产和积累扩展至更广阔的经济空间。（3）地方和区域的经济体越来越认识到，它们自身具有的一些独特问题不能通过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微观政策来解决。这推动了地方与区域开始实行直下而上的经济政策，中央的经济控制力不断减弱。（4）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经济增长还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移民，这威胁到了国家的凝聚力，同时增大了充分就业和福利体制的问题。（5）政治代表制也出现了危机，公民普遍对政治参与和政治选举缺乏热情，甚至拒绝战后形成的劳资妥协关系。相反，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挑战着福特主义与民族福利国家的逻辑，并且公民开始寻找一些替代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6）领导权斗争从民族—大众维度的普及繁荣和扩大福利权利向两种趋势转变，要么是更为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权威主义的话语，要么是更为经济开放、世界主义、“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尽管两种趋势继续存在，但已被如何最好地提高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斗争策略所代替。^[43]

最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模式出现危机，失败风险日益增强，面临着来自网络式自组织治理范式的挑战。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国家管理者必须扩大干预范围，然而当国家为了经济目的而扩大潜在的国家干预范围时，日益加剧的复杂性却使得战后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正变得越来越无效。杰索普指出：

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与政治问题越来越难以治理。市场与国家的治理模式都倾向于失败，并受到新兴的水平网络和伙伴关系治理的挑战。在组织上，福特主义阶段是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式治理结构。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的经济与福利角色急剧扩大。但这种范式受到新兴网络范式的挑战，后者强调合作、调节的自发调节、信息部门、自组织和放权。就整个而言，这包括从主权国家的命令式强制协调转向强调相互依赖、知识分工、反思性协商和互相学习。简言之，就是从统治转向狭义的治理。^[44]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在战后形成的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治理模式，因市场与国家这两种调节/治理手段的内在不充分性而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变得无效——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政府失灵）现象日益突出，“混合经济”最终坍塌。也许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家统治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官僚机构的工具理性殖民到“生活世界”的环境下，一个“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丧失了创造性和活力，出现了公民文化的危机。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公民对参与公共生活的冷漠，反过来也使官僚主义干预国家更加僵化、腐败，“混合经济”的调节、治理模式的最终崩溃和失败也就是丧失创造性和活力以及缺乏公民积极参与的必然结果。治理（狭义的治理，即水平网络治理）的出现，既构成了对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残留的“混合经济”的调节/治理模式的实际挑战，也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市场与国家这两种调节机制长期存在的矛盾对句的新解决道路，同时也为随后国家角色的重新建构、重新组织、重新设计准备了可能的出路。

杰索普指出，危机从来就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纯客观的现象，危机是客观上多元决定而主观上不确定的现象，这就为策略干预创造了空间。福特主义生产范式的危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结构危机以及危机的越来越难以“管理”即奥菲所说的“危机管理的危机”，这些危机趋势结合成一种普兰查斯所说的“有机的危机”。作为结果，“人们普遍认为，在战后长期繁荣时期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体制最终要衰落”^[45]，这使得人们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地调整与重构。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诊断与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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